郑子慧

　　中国人民大学

　　《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的典型代表，在历史上与《木兰诗》一起被称为“乐府双璧”，其创作时间大致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文中一些句子的理解存在歧义，其中对于“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四句的解读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四句依字面解释为：兰芝初到焦仲卿家时，小姑才刚能扶着床走路，现在兰芝被婆母驱逐，小姑已经长得和兰芝一样高了。但这种解释与前文焦仲卿对自己母亲所说“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相矛盾。即：只经过二三年，小姑不可能长得那么快。由于存在矛盾点，此四句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又因其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此四句的解释更是成为现代学者争讼不已的焦点。对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实践进行学术反思，可以看出：史料的信度直接关乎研究成果的价值，对古典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对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

（一）从文学修辞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释疑辨惑

早在1961年，傅庚生在《文学评论》发表《〈孔雀东南飞〉疑义相与析》认为此处是“运用夸饰之笔”，“极力烘托渲染之处”，不应当删掉中间“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两句。之后，程千帆的《古诗今选》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为：“新妇四句：刘氏到焦家，不过两三年，这里所写的小姑成长的情形，显然太快了。但在古代作品特别是民歌中，常常有为了突出地刻画某一细节而变更其前后相关情节的手法。这四句也是一例。它是为了更好地描写刘氏姑嫂间的感情和她对小姑的关怀而加以变更的。”侍问樵《对〈孔雀东南飞〉注释质疑》一文中认为，民歌是强调对仗的，这四句就是由于这一修辞上的需要才如此来写的。刘宗旭《〈孔雀东南飞〉词语别解》认为这是在诗歌中为了渲染气氛、强调主题，常常用到的夸张手法。《夸张随谈——兼议〈孔雀东南飞〉“新妇初来时”等句》邓建烈认为中学语文课本之所以认为这四句有语病，是因为“未免夸张太过”，而这正是运用“张皇夸大”手法的妙处。《“始扶床”、“如我长”——试为〈孔雀东南飞〉中一句辨惑》宫荷花认为“始扶床”和“如我长”不是表现真实年龄而是一种夸饰手法，“始扶床”极言其小，“如我长”极言其大。文学夸张是通过夸张的手法把事物的本质更好地体现出来，利于情感的表达。此处用夸张手法表现刘兰芝与小姑“相处之久，感情至深”，却破坏了全篇所表达的“相处日短，情意却长”的情感氛围。

（二）从训诂角度对此问题提出别说新解

还有学者针对此处存在的矛盾点，通过对“扶床”“长”等词汇的全新训诂别说，以期通过新的解释路径论证此四句的合理性。例如，《〈孔雀东南飞〉疑义试释》丁戊首次提出“扶床”不是人年幼的标志，通过对《礼记·内则》关于子妇侍奉父母姑舅坐卧之礼的记载，认为这里的“扶床”其实是古代的执床之礼，因此此处的四句也就合理了。林廉在《〈孔雀东南飞〉的几处注释》认为这里的关键是“扶床”如何解释，而《辞源》将“扶床”解释为“年幼刚能及床”是有误的。他认为“床”是古代的坐具，只有尊者才有资格“坐床”。“扶床”是古代的一种礼节，少者搬床给长者坐。“始扶床”应该是十来岁的年龄。《〈孔雀东南飞〉解诂》中孙雍长认为此处的“长”，不应是其他学者所解释的“成长”，而应该是指身高身长而言。贾雯鹤的《〈孔雀东南飞〉“小姑如我长”解》认为“如”是“知”的讹误，“长”是“怅”的缺损，整句就变成了“小姑知我怅”。此类解释虽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有失于牵强附会，甚至于完全不顾及汉语语法和表述习惯。

（三）从史料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考辨研判

也有不少学者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版本溯源，对原始资料进行鉴别，从而认为在《孔雀东南飞》早期版本中是没有“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两句的，这两句是在后期文本流传之中的误衍。

　　清初学者冯舒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诗纪匡谬》中认为是明代正德年间锡山华坚兰雪堂活字本《玉台新咏》误增衍了中间两句，并非原文。在其《诗纪匡谬》中说：“按此四句是顾况《弃妇诗》。宋本玉台无‘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十字。《乐府诗集》，左克明《乐府》亦然。其增之者兰雪堂活字玉台始也。初看此诗似觉少此十字不得，再四寻之，知竟是后人妄添，何以言之？逋翁一代名家岂应直述汉诗？可疑一也。逋翁诗云：‘及至见君归，君归妾已老’，则扶床之小姑何怪如我？此诗前云‘共事三二年，始而未为久’，则何得三年未周，长成遽如许耶？正是后人见逋翁词，妄增入耳。幸有诸本可以确证。今苏郡刻左氏《乐府》反据《诗纪》增入，更隔几十年，不可问矣。书之日就散亡可为浩叹。”冯舒认为是明代正德年间锡山华坚兰雪堂活字本《玉台新咏》刊刻时误衍了中间两句，这种观点是有其时代依据的。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所谓“明人刻古书而古书亡”，虽有夸张，但反映出了明代妄改古书问题的严重。

　　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元至正刻本《古乐府》中，有黄丕烈手书的跋。其中有“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逐’二句，此本无之，虽在钞补叶内，然行款不差，所据必元刻。”黄丕烈根据这个版本的《焦仲卿妻》中没有“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逐”而判断此版本为元刻本。也就是说，黄丕烈认为元代及之前的《焦仲卿妻》中没有“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逐”二句。

　　闻一多怀疑“四句似后人所添补，宋刻《玉台新咏》、《乐府诗集》但删去二三两句，仍嫌语意突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余冠英的《乐府诗选》中，余冠英亦推测认为“或本篇无这四句，是后人所添。”但1961年，傅庚生和余冠英两位先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的时候，余冠英先生从版本的探究出发，认为宋本《玉台新咏》只有“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两句。宋本和元明刻本《乐府诗集》都是这样。并认为增加两句始于元人左克明所编的《古乐府》。从本子先后情况看来，只能认为作两句的本子合于“原作之真”，作四句的是元朝人的改本。对闻一多的四句均为后添的说法，余冠英认为是“全凭臆测”，改变了自己《乐府诗选》中的说法。余冠英先生看到了原作之真的重要性，在其作品《乐府诗选注》和《汉魏六朝诗选》选用时还是用了原本，而对改本提出了存疑。余先生认为这两句误衍入《孔雀东南飞》是始于元人左克明的《古乐府》，却没有提出有力的版本论据，值得商榷。

　　逯钦立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认为“‘新妇初来时’下，《诗纪》有‘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二句，此后人所妄增。《草堂诗笺》三十五引此诗尚直作‘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且始扶床之小姑，三二年后亦不能与兰芝等长”。逯钦立认为是后人妄增了“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两句，并用杜甫的《草堂诗笺》引用此诗时没有中间两句的现象，来证明自己的论点。

　　陈伟文《〈孔雀东南飞〉中的“小姑始扶床”》一文认为要想合理解答此疑问，必须要借助于版本学和校勘学知识。首先对《玉台新咏》的版本情况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玉台新咏》宋版已经不存。然后对《玉台新咏》较早的明代正德年间兰雪堂活字本和明末赵均小宛堂覆刻宋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兰雪堂活字本《玉台新咏》所载为四句，小宛堂覆刻宋本《玉台新咏》仅载“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两句。通过文献互证的方法，认为是兰雪堂活字本《玉台新咏》“衍”了两句，而非覆刻宋本《玉台新咏》“脱”了两句。《孔雀东南飞》文本中的“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两句，最早见于兰雪堂活字本《玉台新咏》。之前，宋刻本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三、元刻本左克明《古乐府》卷十，所载《孔雀东南飞》文本无中间两句。宋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三五、宋任渊《后山诗注》卷一，对《孔雀东南飞》的引文也不见中间两句。但兰雪堂活字本《玉台新咏》之后，冯惟讷《古诗纪》卷一七、梅鼎祚《古乐苑》卷三二、钟惺《古诗归》卷六、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等诗歌选本皆为四句版本。并认为误衍是与晚唐顾况的《弃妇词》有关，很有可能是因为刘克庄将两诗记混所致。刘克庄《后村诗话》影响甚大，明活字本《孔雀东南飞》可能受其影响。

　　以上是从版本史料出发，认为中间“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两句是误衍的观点。但也存在似乎与这种观点相左的史料。北宋晏殊《类要》与南宋何汶《竹庄诗话》皆成书于宋代，其所引录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此处皆为四句，似乎可以证明宋代流传的《孔雀东南飞》已经有此中间“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两句。陈伟文《〈孔雀东南飞〉中的“小姑始扶床”》认为考察文献源流，既要考书籍的成书时代又要注意版本时代，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类要》和《竹庄诗话》，虽然成书于宋代，但两书现存版本皆只有清抄本，不能成为断定有此四句的《孔雀东南飞》版本在宋代早已存在的依据。

　　除此之外，清代的纪昀则认为此四句是《孔雀东南飞》原文，宋本之中误删了中间的两句。《四库全书》所收的《玉台新咏》是纪昀家藏后入献内府的版本，一直被认为是宋本。纪昀托名其父纪容舒所撰《玉台新咏考异》言：“宋刻误脱此二句，文义不续。”即纪昀认为《四库全书》所收的宋本《玉台新咏》误脱了中间两句，也就是认为四句本为原本。傅刚的《四库全书所收〈玉台新咏〉底本非宋本考》通过比勘认为这个版本其实是明末赵均覆宋本的补版后印本。也就是说，纪昀认为的宋本其实是小宛堂覆刻宋本。同时，纪昀对此观点并未展开论述，结论没有任何的立论依据，失于主观。

二、对研究实践的学术反思

虽然对于“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何时被误衍进《孔雀东南飞》的问题还有争议，但《孔雀东南飞》原文中并无此中间两句，却是可以通过对其文本史料的早期版本源流进行考证而确定的。两句放在顾况的《弃妇词》中文从字顺，放在《孔雀东南飞》中则会产生诸多疑问，因此引发了后人诸多的议论。这个令人费解问题的本质是史料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所依据史料的错误。那么无论是从修辞角度的释疑辨惑，还是从训诂角度的别说新解，其研究意义微乎其微。

　　通过对此研究案例的学术反思可以看出：古典文学虽然并非完全是一门实证性学科，但却是有历史性质的科学，研究的是过去历史遗存的东西。翔实、精确、可靠的史料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理论抽象的基础和支撑。只有首先具备了文本史料的信度才能谈得上深度及创新性。若忽视了对原文文本史料的分析研判，缺失了文本史料真实可信的前提，以非原文甚至错误的文本史料为研究依据，那么研究者无论另辟蹊径地提出多么高明、深刻或者新颖的结论，都是经不起推敲、难以立足的。

　　由此，在古典文学研究实践中贯彻重视史料的原则，是确保研究成果价值的重要前提。竭泽而渔的搜阅发掘文献史料，下工夫寻考文献史料的来源；结合版本校勘等方法，对文献史料进行科学的甄别比较、考订讹误，确保史料的信度，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治学原则和方法。把握好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据，有助于树立古典文学研究认真严谨的良好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