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应明

　　摘 要：电视剧《白鹿原》可谓一部忠于原著的经典改編。它保留了小说原著的主要情节、人物故事，甚至台词；又顾及到影视艺术的大众性，进行了适度的二次创作，突出与强化了主要情节、人物，并改写了部分情节与人物命运。此外，它全面展现了关中地区的风俗民情，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关键词：改编 忠实 二度创作 地方色彩

　　一口气看完了77集电视剧《白鹿原》，不禁为它的精良制作、忠于原著、保留原汁原味而大加叹服。不得不承认，就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来说，电视剧《白鹿原》无疑是近年来最成功的一部。

　　众所周知，判断一部影视剧改编是否成功的首要标准是是否忠实于原著，特别是对经典的改编，总因无法做到绝对“忠实”而饱受批评。但究竟何谓“忠实”？却又众说纷纭。是将原著的所有情节、大小人物、枝枝叶叶都搬上屏幕才叫“忠实”？还是遗貌取神，忠实于原著精神？事实上，众多的成功改编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这就是忠实于原著精神，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电视剧《白鹿原》在“忠实”与“创新”上处理得非常恰当、到位。它保留了小说原著中的主要情节、人物故事，甚至台词；又顾及影视艺术的大众性，进行了适度的二次创作，突出与强化了主要情节、人物，并改写了部分情节与人物命运。

　　一、对“忠实”的精彩诠释

　　小说《白鹿原》诞生于新历史主义思潮兴盛的20世纪90年代初，受其影响显著。新历史主义的核心要义是“否定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嘲弄历史的所谓本质和规律”。[1]认为“历史事实是已经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在本质上是已经不在场的，而为了将其建构成为人们思辨的对象，它们必须被叙述，这种叙述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化和某种贯穿着文本产生过程的产物，经由分析、推理甚至想象，再现甚至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有多少种描述和阐释，就有多少种历史，历史就会呈现多样化的面貌。”[2]新历史小说则“从传统历史小说宏大的战争场面以及平民百姓的小小悲欢，进而转向阴暗的历史废墟和小人物晦暗纷乱的非理性世界”。[3]有的小说还热衷于表现历史的偶然性、荒谬性，解构、戏说成风。

　　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后革命时代的“去革命化叙事”，《白鹿原》显然与以往的启蒙或革命叙事存在差异，它摆脱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党史化、革命化、阶级对抗或阶级斗争模式，将历史日常化、生活化了。虽然陈忠实并不愿全盘接受历史“说不清”、真相难解释、历史无正义的看法，但小说中的部分情节确实表现出对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怀疑或否定。如鹿兆海与白灵在决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时，并不理解这两个党的宗旨的区别，只好用扔钱币的方式来决定。这显然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必有一个导师式的引路人”的叙述模式。小说以人生道路选择的“偶然化”颠覆了阶级压迫与革命成长逻辑的必然性。而白灵后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九死一生，却死于共产党内部的整肃。白孝文投机革命，整死黑娃，却仍然做着人民政府的县长。这些情节也许符合历史的真实，但电视剧的改编却不能对它们“忠实”。 电视剧将白灵的结局改编为死于反围剿的战争中，白孝文被白嘉轩大义灭亲，被鹿兆鹏抓捕。这样的改编是必须的，也是成功的。

　　历史确实有其偶然性，甚至反常、吊诡，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也确实犯过错误，出现过“左倾”思潮、肃反扩大化，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对此，历史学家可以不受限制的探讨，严肃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去表现，新历史主义小说也可尽情戏说、颠覆、解构，但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剧则不能，尤其是对党史、近现代革命史。作为视听艺术的电视剧还承担着对大众的教化功能，对近现代历史的叙写必须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塑形的宏大叙事愿望相一致。大众观赏电视剧，得到的是瞬时的印象，直观的感受，来不及（多数人也不可能）思考有关问题。如果将历史的某些偶然性作为普遍性呈现给观众，将会对观众形成误导，使人们对党史、对革命的认知产生困惑，甚至动摇信仰。因此电视剧对白家兄妹人生命运结局的改编是极为明智的，它符合大众对党史、革命史的普遍认知，也满足了人们的心理期待。

　　因此，电视剧改编中的“忠实”不应是对原著的亦步亦趋，而是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忠实于历史，忠实于时代。正如王一川所说：“不同时代的文学或许各有其媒介技术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无法代替一种可能会以不同面貌显现的深刻的同一，就是体验、想象力和才华，及由此而生的独创……对自己所身处于其中时代的深切生存体验，应是文学的生命之所在。”[4]

　　二、成功的二度创作

　　其实，“忠实于原著”并不是衡量改编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甚至也不是最好的标准。“创造性”是电视剧改编的另一个要求。好莱坞著名编剧家悉德·菲尔德指出：“进行改编意味着从一种媒介改变成另一种媒介。改编的定义是通过变化或调整使之更合宜或适应的能力——也就是把某些事情加以变更从而在结构、功能和形式上造成变化，以便调整得更恰当。”[5]电影《白鹿原》的导演王全安针对电影改编也说过：“创造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由于影像和文字很不同的特点，有些文字不适合用影像来表达的时候，你要怎么做。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新意在哪儿。如果你不做出取舍，你只是一种无功无过的心态，在小说里我没有逾越半步，这样的话其实是失败了。”[6]作为文字的艺术，小说叙事可以天马行空，线索纷繁，不受任何限制。但电视剧需要分节播放，必须线索单纯，情节紧凑，人物不宜过多。因此，电视剧改编无论如何都必须对原著有所增删，这种改编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创作，有着相对的独立性。编剧、导演甚至演员都对小说原著有自己的理解，也都想在剧作中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而新的艺术理念、文化维度的加入，会改变小说人物原有的文化内涵，也会产生新的审美价值和意义。电视剧《白鹿原》较好地尊重了小说原著，再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风云与民间历史：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农运、国共分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白鹿两家三代的明争暗斗；白鹿原人的吃喝拉撒、家长里短、天灾人祸、生生不息……保留了小说中的几条主线，主要人物的故事情节、性格特征。但对与主干情节关系不大的次要人物与情节则毫不留情地删削。如删去了白嘉轩娶前六房女人的情节，删去了白嘉轩的二姐夫一家、三儿子白孝义、白孝文的两个孩子、鹿三的女人与次子兔娃等人物。将田小娥的父亲改成一个爱财如命、将女儿当摇钱树的啬皮的小地主，而不是小说中爱面子的田秀才，这样更突出了田小娥生存环境的恶劣。endprint

　　电视剧对主要人物白嘉轩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塑造，添加了一些情節，丰富了其人物形象。除了保留小说中表现其刚直不阿、治族有方、以德报怨等高尚品行外，增加了参与烧军粮、藏军粮，灾荒年向土匪借粮，后来的还粮，对白孝文大义灭亲等行为，这就使白嘉轩不仅成了一个以家族为本位的族长，还是一个知晓人心向背、具备民族大义的英雄。如果说小说中的白嘉轩还只是眼光只盯着白鹿村的一个出色的族长，那么电视剧中的白嘉轩已经超越了家族本位，开始关心外面的世界。西安城被围，他甚至想将藏下的军粮运到城里。他不理解白灵参加革命，那是因为白灵的世界离他太远。而通过鹿兆鹏，他则看到了另一种与他为儿子们设定的不同的人生道路。他配合鹿兆鹏烧军粮，都不让白孝文知道。他与鹿兆鹏有很深的精神交流，而离白孝文则越来越远。在白孝文带人到山上抓捕鹿兆鹏时，他机智的掩护鹿兆鹏等人撤离。人民政府成立后，白孝文当上县长。为自保前途，他将黑娃定为死罪，白嘉轩求保黑娃失败，终于看清了儿子的本质。他断然采取措施，派孝武去找鹿兆鹏，设计将白孝文关在家里，最终将白孝文逮捕。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就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面对孝文的歇斯底里，他大义凛然的说：“你官当大了，老百姓就遭殃了。”而小说中的白嘉轩在求保黑娃失败后，并未对白孝文作任何评价，只是在黑娃被枪毙时“气血蒙目”。甚至他看到坐在台上的县长儿子，“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慢坡地里白鹿精灵的情景。”看到吓傻的鹿子霖，他又“忽然想起以卖地形式掩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做坟园的事来，儿子孝文是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这就没有脱离一般农民光宗耀祖的境界！

　　电视剧实际上对白嘉轩进行了道德净化与人格拔高。小说中的白嘉轩是一个有着强烈家族本位意识的族长，信奉“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追求“慎独”的精神境界，而实际上并未做到。小说没有隐讳他的“换地”阴谋 ，种植罂粟的发家“污点”。而电视剧中的白嘉轩则成了一个关注民生、向往清平政治、暗中帮助革命的开明人士。

　　电视剧还增加了作为“白鹿精魂”象征的白灵的戏份。如小说中写白灵对裹脚的反抗只有几句话，电视剧则用了差不多一节的篇幅。奶奶白赵氏三番五次的强逼都不能使白灵就范，这就突显了她的叛逆、刚烈性格，为以后她在革命低潮时坚持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了有力的铺垫。电视剧还弱化了朱先生的神秘性。小说中的朱先生半人半神，集圣人、智者、预言家于一身，能未卜先知，甚至能预知几十年后红卫兵挖他的墓。这显然是作者对朱先生的神化，吻合了民间大众对知识分子的崇奉心理。电视剧则将朱先生还原成一个既心怀天下，又能超然物外的大儒、凡人，没有展示其未卜先知的特异才能，这更符合现代理性精神！

　　此外，电视剧弱化了田小娥身上的淫荡色彩，突出了她的无奈与善良。小说中的田小娥逆来顺受，默默无闻，任人摆布，是人们眼中的“荡妇”、灾星。电视剧秉承现代性自由伦理精神，竭力突出她为争取个人幸福而勇敢抗争的现代品质。比如，增加了她在勾搭白孝文之前已与后者互有好感的诸多片断；在白孝文投入她的怀抱后，她并没有报复的快意，反而内疚，后来发展到相濡以沫。在白灵的教育与启发下，她提出要与白孝文一起进城过一种新的生活。这些情节的增加，就使她后来的悲剧结局更能突显男性的虚伪自私与封建习惯势力的强大。电视剧减弱了鹿子霖身上的负面因素，将其塑造成一个追逐权势、爱慕虚荣，但良心未泯，富有人情味，活泼而有趣的普通人。这更加接近农民的原貌。

　　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是电视剧《白鹿原》的另一大亮点。小说《白鹿原》全面展现了关中地区的风俗民情，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民间巫术……几乎无所不有，极具地方色彩。而作为影视艺术的电视剧要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电视剧《白鹿原》秉承小说精神，努力将历史的风云变幻落实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各方势力在白鹿原上的翻云覆雨、你争我夺，都通过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吃喝拉撒，生命个体的命运沉浮体现出来。而因为有精心打造的白鹿原影视基地，电视剧逼真地再现了耳熟能详的白鹿村、滋水县城，祠堂、戏楼、牌坊，有着狭长天井的四合院，马号，屋中的火炕，田小娥与黑娃住的窑洞，镇妖塔，等等。 剧中还展现了关中地区的山川形胜：一望无际的原坡，大小纵横的沟壑。多次出现关中地区的饮食：馍馍、油泼面、臊子面、羊肉泡馍。多次展现田间的庄稼，农人的劳作，极具特色的“陕西蹲”。人物对话上尽量运用关中方言，如“就这、咋嘛、美着哩、对着哩，可不敢”等。地方特色、方言台词一下子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电视剧《白鹿原》真可谓一部百年风云激荡史，关中风情全息图！

　　参考文献

　　[1] 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68.

　　[2] 董馨.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3，218.

　　[3] 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93.

　　[4] 王一川.网络时代文学：什么是不能少的？[J].大家，2000（3）：200-202.

　　[5] （美）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M].鲍玉衍，钟大丰，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200.

　　[6] 张鹏，采访整理.王全安.我有底气拍《白鹿原》了[J].电影，2011（9）：46-5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