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琳

　　摘 要：《玛拉与丹恩历险记》是多丽丝·莱辛最典型的生态警示录。本文将从生态伦理学批评视角解读其中体现的思想和智慧，启发人们重新认识自然和世界、正确认识自我，从而倡导人们建构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的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提倡人人平等。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 生态伦理学 强者与弱者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英国文学中的生态女性主义”（2017SJB01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年10月22日-2013年11月17日），笔名简·萨默斯，英国女作家，被誉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多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等多个世界知名文学奖项的提名与获奖。通过对比分析莱辛与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可知，莱辛文学作品的题材不局限于女性话题，不仅仅是对女性主题的思考和阐述，而是广泛地涉及文化、政治、种族和妇女问题。然而在对莱辛作品的定位与批评始终未能成为普遍现象，在现代文学领域也未受到广泛关注，这一局面直至本世纪才有所改变。20世纪是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飞跃式发展，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中创新最为集中、成就最为显著的伟大时期，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带来的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世界知名生态批评家、美国学者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早在1999年就已指出，继20世纪的种族界限问题之后，在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将集中在地球的生态环境整体承受能力方面，上述问题也将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1]。在莱辛的文学作品中，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是其作品比较集中地探讨論述了人类生存环境、世界文明走向乃至宇宙未来等问题。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加速，20世纪50年代之后全球生态环境遭到了日益严重的破坏，消费剧增伴随着资源快速消耗引发了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与资源危机，从而导致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不断加剧，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经超越了环境的承受能力，从而导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等一系列发展问题。同时，发达国家通过生态殖民掠夺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污染转移，目的是保证自己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恩格斯曾经说过：“人类每次成功的征服自然，都将同时受到自然的报复而损伤自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生存问题也日益突出，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这一结果充分体现了恩格斯的准确认知。莱辛的人生经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对其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使得其终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战争的阴影里，因此在莱辛的文学作品中，痛恨战争与担忧环境是非常主要的一个主题，人文主义关怀是莱辛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是多丽丝·莱辛晚年转向幻想小说题材中一部最新力作。小说突破时空的界限，以文明的倒退来警醒现世。主人公玛拉与丹恩两姐弟是生活在南半球Ifrik大陆南方某部族的王室后代，在战乱中不幸失去双亲并在族人的拥护与支持之下在干旱的村落中过着隐姓埋名的困苦生活。此后，在战争的影响下，部族整体迁移逃亡，由非洲南部向着北方前行。在迁移的过程中，主人公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通过重重考验不断冒险，一路上不断遭遇各种磨难，终于到达北方。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亲身感受了环境恶化的后果。作品为读者呈现出了如下场景：在千年之后的未来，随着人类无限制的发展，未来的社会并不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地球，而是满目疮痍。人类的破坏，导致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创伤，未来的地球不再适宜人类生存，所有的文明都在人类科技的滥用下而毁灭，自然生态的失衡导致人类与动物发生严重的异化问题，未来的人类也难以维持自身的本来面目。

　　在第 19章， 通过姐弟俩“博物馆之旅”，作者借展室内的文字解释指责了当今人类对自然的大肆掠夺所导致的生态危机。深层生态学是由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于1973年提出的，他将生态学观点与哲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进行融合，并在理论融合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自我、生态共生以及生态平等等概念，为生态哲学体系中“生态智慧”的发展奠定了框架基础。目前，生态哲学已经发展成为环境哲学的代表性观点，为西方环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2]。奈斯将“自我实现”与“生态平等”作为“生态智慧”体系的核心基础与最基本原则，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抽象概括为由本能自我出发，经历社会自我发展成为形而上的“大自我”，并最终实现“生态自我”目标。本文在研究分析中，具体对莱辛作品中的生态观念进行研究剖析，通过对环境灾难的梳理和总结激发人们的环保意识，从而以一种生态学的全新视角对其作品进行解读，深入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生态理念与人文情怀。

　　深层生态学之所以是“深层的”（deep），根本原因是深层生态学对浅层生态学所未涉及的原则性问题进行研究和剖析。基于深层生态学理论，人类社会所面对的生态问题，归根究底都将表现为人的问题。该理论学说强调从社会意识形态的层面出发对人类的价值观进行研究分析，明确价值观的影响与制约因素，进而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与经济关系中对人类利益进行研究和阐述，同时对影响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进行探讨分析。深层生态学理论首先对人类利益中心的错误价值观进行批判和解决，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延伸和发展，积极寻求更加广泛、更加全面的人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模式，从而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内涵与意义进行表述和阐明，实现了宗教、哲学等领域的世界观科学构建。在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理论中，基本原则也就是理论的根本性前提集中概括为自我实现原则与生态平等原则（即Self -realization & ecocentric equality）。其中，后者的具体含义是生态系统中现存的所有存在都拥有生存、繁衍与发展的平等权利，并可在“大自我”中得以实现。在深层生态学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假设前提为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存在物均表现出特定的价值。endprint

　　自我实现体现的是人类潜能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在自我实现的科学发展中，如何实现由“小我”向“大我”的进化是“自我实现”的关键所在。奈斯的深层生态学认为，人类自我的实现可以大致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为人类个体生理需求的满足、社会自我以及大自我。在奈斯看来，形而上的大自我具体表述为生态自我（即Ecological Self），其内涵可以理解为人类、环境的共同关系基础上的一种自我认定与实现。[3] 奈斯指出，自我实现的本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与彼此认同，也是人类个体不断异化的发展过程。当人类个体实现“生态自我”时，他就可以在其所认同的自然中明确自身的位置。自我实现伴随着人类个体自我认同范围的不断扩大，并在认同范围不断扩大、认同对象不断丰富的同时加深人与自然的融合程度与统一性，从而拉近人与自然其他要素的距离，最终使得人类个体感到自己在自然之中。而这一思想在《玛拉与丹恩历险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分析有助于加深作品对生态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本我的萌芽

　　本我也称之为原我，意即最初始的自己，其含义为人类个体为了生存而需要的最基本欲望、需求与行动力。在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人类表现出显著的主动性，其行为的结果是对自然造成影响。若人的行为与自然规律不符，或者其消耗水平超出了自然能够恢复的能力，就将导致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能源不足、环境污染等结果，从而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动摇，导致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无法均衡发展。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人与干旱的自然环境抗争，人与变异的动物争夺水资源，人与人之间彼此压迫。

　　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水平将随之上升，人类活动对自然空间的影响更大，并且产生更多的环境污染物，甚至为了满足自身生存需求而发生各类形式的冲突与对立。在莱辛的作品中，她对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起因往往非常平凡且简单的描述为普遍存在于不同族群之间、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剧烈矛盾。[4] 在玛拉与丹恩成长的过程中，种族歧视的思想从其上代传承下来，成为一种血肉之躯无法磨灭的记忆，因此，主人公对石人的厌恶甚至害怕，是人类个体的一种必然观念。[5] 为了摆脱仇敌的追逐与杀戮，主人公不得不躲藏于石頭房中与世隔绝，他们不仅无法见到父母、族人，与自然环境也是隔离的。与此同时，他们被告诫必须忘记自己的名字来保全性命，并为自己重新确定了玛拉和丹恩的新名字和身份。他们原本的名字和身份在不断的逃亡过程中逐渐失去，既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清楚自己的来源和去处，只能盲目地从南向北迁移赶路。在作品中，玛拉和丹恩代表了人类个体，并且是一种独立于他人、独立于自然的一种身份。

　　当故事发展到他们被族人救出石房子后，主人公逐渐开始同大自然进行接触，当时的背景则是人类正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非洲南部地区正在经受罕见的干旱灾害，大量生物正在不断消亡，动物出现严重异化，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微小的蜘蛛都变异到人类小孩大小，传统的食草动物甚至变异成为一种吃人的怪兽。在饥饿的影响下，曾经温顺平和的动物日益暴躁，对人类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4] 在莱辛的幻想世界中，所有事物因灾难而变化，河流干涸了，树木都枯死了，昆虫都变异了，人类世界正面临着一个从未见过的混乱世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和谐的同时，人类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严重的异化问题，普通人类不仅需要同大自然抗争，同时也要同石人等变异的物种进行斗争，以免自身沦为石人的食物。成年族人提醒主人公要小心提防石人，避免遭受石人的迫害。戴玛就对如何应对石人为主人公提供了很多方法。[4] 仇恨与斗争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种群之间，同一种族——如石人内部也普遍存在各类矛盾与冲突。[4] 因此，在主人公逃亡迁移的过程中，不仅仅会害怕自然，同时也对人类及其他族群产生了巨大恐惧。比如，玛拉在迁移的路途中偶遇一群人类的时候，并不是向其寻求帮助，而是首先感受到了恐惧，并遇见剧毒的蜘蛛甚至是吃人的恶龙更为恐惧。[4] 在这样的环境中，男女关系也发生了严重异化问题，种族的延续不再是种荣耀，而是成为了一种灾难——饥荒导致的营养不良，使得女性个体在繁衍下一代时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女性个体在怀孕期间既无法保证自身的食物来源，同时也会因为生产而面临健康风险，出生的孩子也难以存活。在成年人戴玛的教导下，女主人公玛拉对男性个体产生了深深的戒备和恐惧，害怕男人接近并尽可能远离男性。[4] 在戴玛死后，主人公所在的族群遭受了大火与沙尘暴的袭击，为了生存不得不踏上逃亡迁移之路，从非洲南部地区向可能好一些的北部地区迁移。在迁移过程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不仅需要躲避动物和其他人类的攻击，同时也需要寻找食物维持生命。为了获得食物，他们甚至不惜盗窃、抢夺，从其他人手中掠夺面包，个体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纯粹的竞争与淘汰，被淘汰的个体只能死亡[4]。主人公为了获取所需的水，不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辗转，直到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切洛普斯城后，才看到清澈、可用的水。在兴奋的驱使下，他们跃入水中开心地嬉戏，并不断将甜美的水喝入肚中。但是，在短暂的幸福之后，他们却因为污染水资源、非法过境、恶意拘捕遭受暴力逮捕。

　　二、社会自我的发展

　　社会自我强调的是人类个体的社会属性，即个体在特定社会组织中的地位以及对其他个体的影响作用。逃离切罗普城后，玛拉和丹恩继续为生存和自由北上，在历经被俘、兵役和战乱等磨难后，终于在大陆的北端找到了自由。

　　玛拉小时候，她所在的莫洪迪族统治着石人，两个民族相互仇视； 在切洛普斯，哈德隆人统治着莫洪迪人，两者暗中相互较劲； 在查拉德， 亨尼斯人和阿格雷人的战争长年累月地进行着。“莫洪迪人是当地非常卑贱的一个种族，仅仅作为人类的奴隶及仆从而生存繁衍。”[4] 统治者为哈得隆人，他们生活堕落、腐败并以吸食大麻等毒品为消遣。因为人类行为对环境的破坏，这个社会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人口危机，因生殖能力低下导致了严重的繁衍危机。哈得隆人已经认识到了生殖问题的严重后果，但是却无法确定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所在。[4] 即使有孩子顺利诞生，但是存活率却非常低，从而导致种群面临严重的消亡危机。正如主人公所说的，在那里就没有看到过婴儿以及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彻底沦为了繁衍的工具，男女关系也异化为赤裸裸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女性几乎不具备社会地位，爱情这种高尚的情感已经不再存在。[4] 与此同时，女同性恋已经成为哈得隆人社会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女性之间的交往既可以满足其需求，同时也能够避免因怀孕导致的各类危险问题。[4] 同样在干旱灾害的侵袭下，切洛普斯的水源也逐渐枯竭，食物也日益短缺，为了维持生存，所有人都相继选择离开城市向北迁移，到处都是人离开之后废弃的各种建筑。[4] 主人公在获取到一份比较详细的世界地图之后，他们的眼界也变得宽泛，不再局限于村落周边的地区，而是真正对世界有了一种直观的了解和认知。从现实生活来看，20世纪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困扰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海洋污染问题的加剧更是导致水资源的进一步短缺，因缺水引发的各类冲突、死亡已经成为现实。在莱辛的作品中，开头部分就用大幅笔墨描绘因缺水导致的各类问题，人类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危机。这种对水资源的渴求与追寻成为贯穿全文的一条重要思路和线索。书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缺水的困扰，如何获取可以饮用的水资源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种群生存的首要问题。[4] 基于上述认知，主人公逐渐产生并形成了日益清晰的社会意识，他们关注的内容已经从自身逐渐扩大到族人，并逐渐萌发了带领族人与统治阶层进行斗争以获取自身更好生存环境的想法。endprint

　　主人公在带领族人向北迁移的过程中不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城市，虽然有些城市仍然保有一定的水资源，但是由于专政统治以及战争的影响，导致主人公难以轻松获取水补给。例如，查拉德国虽然保持着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但是在专制统治之下，所有民众都失去了自由，每一个社会个体同时也都将作为士兵，逃脱战争职责的个体将被以叛国罪逮捕及审判。[4] 查拉德人民始终处于战争的阴影之中，战争的各方甚至都已经淡忘了战争的原因，而仅仅是单纯地为了延续战争而战争；在比尔玛，虽然也拥有比较充分的水资源，甚至还保留了较大的森林植被，良好的生存环境甚至使得女主人公萌发了在此定居的想法。[4] 但是经过一定的接触之后，主人公也明白了比尔玛并不是一个适合生存的好地方，官员腐败、贪婪成性，普通民众饱受极权统治的折磨，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了剧烈的社会冲突，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不同阶层之间的战争；[4] 卡那兹城则饱受宗教冲突的损害，因信仰的不同导致城市居民之间常年战争，虔诚的信徒与手持武器的暴徒成为一种统一的身份，不同信仰居民之间的暴力冲突随处可见。[4] 在主人公经历的各个城市中，均存在非常普遍的性别歧视与压迫问题，单身女性难以独立存活，更多只能沦为生育工具或者妓女而生存。

　　在主人公经历的城市中，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不适宜生活。因此，为了带领族人寻找到真正幸福的家园，主人公只能不断向北，不断迁移流亡。虽然主人公强烈期待能够过上稳定的生活，但是迫于现实只能不断地从一个城市走到下一个城市，不断持续不断循环。在莱辛的作品中，她描绘的历险情节本质是对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关系的思考和阐述，通过主人公的期望和目标将这一主题不断重复和分析，从而不断探讨什么才是适合人们生活与繁衍的幸福家园。[4] 随着不断的迁移，主人公的社会属性不断强化，其社会责任意识也不断加强，族人的利益成为自身利益之外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思想

　　生态自我则是自我实现的终极目标，也就是人类个体与生态系统的融合与统一。在大自我下，个体将成为生态系统的有机构成，人们将同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存在物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大自我的直观体现，实现所有自然存在物的生存和延续，则是人类存续的根本目标。正如德韦尔（B.Devall）和塞申斯（G.Sessions）所说的，自我实现的直观表现是每个个体都将获得解放和救治。[5]

　　现代文明的结束同时也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错误的观念将人类作为世界的主宰，自然成为奴役与破坏的对象，自然环境单纯属于人类改造的客观非生命实体。在这种错误观念中，人类行为将无需考虑其后果，无论其实施了何种行为，都天经地义，都是人类的权利。[4] 而这种错误的观念很有可能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对人类心智的损伤，导致其不能科学、正确地看待自身与外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发了严重的人类中心思想。在莱辛的作品中，随着主人公生态意识的觉醒和提升，他们逐渐明白了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所有危机事件的根本原因。[4] 莱辛作品的结尾以主人公最终来到北方地区一个美丽富饶的农场而结束。那里拥有充足的水源、茂盛的植物和友好的动物，非常适合族人的生存和繁衍。在那里，他们组建了新的部落，摒弃了科技和机械，而是过着自给自足的手工生活。这种生活模式将人类行为对自然的影响降到了最低，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与环境、人与其他物种的共同生存与和谐发展。[4] 自然、女性、男性相互依存，平等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也标志着主人公生态自我的最终实现。

　　四、结语

　　萊辛的《玛拉与丹恩历险记》准确地诠释了生态整体观的科学理念。在幻想的未来世界环节中，作者将现阶段的生态危机进行合理推演，对其最终危害进行了描绘，进一步体现了作者莱辛对自然生态的高度责任感。莱辛在科幻小说中用细致的笔墨对未来世界的极端灾难进行描绘，深刻的引发了读者的思考。在作者的引导下，读者们也不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反思，对错误的观念和模式进行批判和反思，从而引导其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念。[6] 作品所表达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若是所有人能够积极行动，像主人公那样实现生态自我，则必然会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幸福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Lawrence Buell.“The Ecological Insurgency”[M].New Literary History 30，1999.

　　[2] 徐嵩龄.环境伦理学的进展：评论与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 Arne Naess.“Self Realization：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Being in the World”[C].George Sesssions：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Shambhala，1995.

　　[4] 多丽丝·莱辛.玛拉和丹恩历险记[M].苗争芝，陈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5] Bill Devall and George Sessions.Deep Ecology：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M].Salt Lake city：Peregrine Smith book，1985.

　　[6] 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J].文艺研究，2002（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