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娇

　　摘 要：作为一门研究符号体系与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关系的学科，社会符号学是一种关于社会性的符号理论。而基于社会符号学发展起来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对翻译活动有较强的阐释力，其研究潜力也有待进一步挖掘。该文以《青玉案·元夕》两英译本为例，分别探讨指称意义、語内意义和语用意义在翻译中的得与失及译性问题，以期对翻译实践活动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社会符号学 指称意义 言内意义 语用意义

　　一、引言

　　社会符号学是研究所有人类的符号体系。作为一种固有的社会现象，它同社会意义有关，而社会意义是通过整个系列的符号形式、符号文本和符号实践，在人类历史所有阶段的所有社会中建构起来的（Robert Hodge&Gunther， 1988 ）。社会符号学以符号学为基础，研究符号的社会功能与语用功能，研究符号系统和社会与人类的关系。翻译的实质是符号之间的转化活动，翻译的过程就是寻求功能对等的过程（Eugene A. Nida， 1988）。所以，作为一种蕴含语言、文化和语境地在内的复杂性交际行为，翻译实践时须注重语言符号的准确传递，在意义和功能上尽量做到忠实于源语，最大程度地让译文贴近原文。

　　二、符号学与社会符号学

　　符号学作为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能用来分析社会与文化各个领域中出现的种种符号现象。现代符号学发展近百年，期间出现了很多持不同观点的学术流派，对于“符号”的定义也有很多，总的来说有三个派别：（1）现代语言学重要奠基人索绪尔的两元符号理论；（2）美国哲学家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3）德国文化人类学家卡西尔的“泛文化认识论”（郭建中，许钧，1999）。

　　尤金·奈达是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重要提倡者，在他看来，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不同符号构成的，语言也是一种符号体系。在阐释语言的时候，语言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必须加以考虑。这也证实了社会符号学的核心内容。作为美国符号学派的创始者，皮尔士第一个总结出了符号学的概要和纲领：符号体现在各个符号过程之中，符号指代的客体和各符号间的联系也体现在各个符号过程之中。皮尔士的观点理论得到了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的赞同，莫里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指出：语义关系、句法关系和用法关系是符号关系主要的三个方面，而与这三个方面相对应的是三类意义，即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

　　三、以《青玉案·元夕》为例看社会符号学意义的传递

　　《青玉案·元夕》为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所作，作词背景是当时词人的祖国处在外敌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词人通过呈现出一幅元宵佳节处处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的画面，以反衬出即使在自己失意于政治的情况下，依旧不愿意和那些庸俗世人为伍的高尚品质。

　　这首词上半阙写正月十五的晚上，满城灯火，尽情狂欢的景象。下阕仍写了元宵佳节夜街上行人欢快的景象，却在最后一句勾勒出一个不慕荣华，甘守寂寞的美人形象。在翻译这首词的时候，要从整体上着手，才能把词中所蕴含的情感表达出来。此文从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译本和张炳星的译本入手以探析三种符号意义的阐释。

　　（一）指称意义之翻译

　　指称意义，即语言符号与其所刻画的主客观世界的实体间的关系，这是人们进行言语交际行为时传达出的最根本的意义。尽管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用的语言都有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但人们基于自身体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基本一致。所以，指称意义在源语与目标语中有对应的体现，这是开展翻译活动的基本因素，所以说指称意义能被翻译出来。可是有时候会有词语空缺的情况，这是因为各国各民族之间综合因素的差异，比如地理位置、历史政治、文化语境和语言表述等的差异。

　　词牌名《青玉案》，取于东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一诗。又名《横塘路》《西湖路》。双调六十七字，前后阙各五仄韵，也有前片第五句不用韵者。在这首词中，其主题思想是由标题《元夕》传达出来的。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合译本以及张炳星的译本都是将“元夕”译为“The Lantern Festival”，与标题很贴切，让人一目了然。

　　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一般来说，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刘宓庆曾指出：意合指不借助于语言形式，而借助于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语篇内部的连接；形合指借助语言形式，主要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显示句法关系，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刘宓庆，2006）。

　　在这首词中，“花千树”有多少棵树？“千百度”是指多少次？原文中的“千”和“千百”其实都是泛指词。在英语中，数量的表达要借助形式手段。译者在确定了单复数之后，对于有些名词的复数表达恐怕还需进一步的确定。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合译本将“花千树”中的“千”译为“a thousand”，而张炳星却译为“thousands of”。前者给出了明确的数量表达，后者的模糊表达给人留有想象的空间，二者相比较而言，后者似乎更切合原文的表达。

　　（二）言内意义之翻译

　　各个符号间所体现出的关系就是言内意义。言内意义主要是各词语、各句子和整个篇章所表现出的关系的意义，具体表现在诸如发音、词语、句子和篇章等层次。语言符号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符号系统的一个分子，与整个符号系统构成复杂的关系。汉语属于藏语系，而英语是印欧语系，这二者之间的语言差异很大，传达言内意义有一定的难度。另外，中国古诗词在形式上都讲究韵律和韵脚，这是诗区别于其他文学题材的一个很大特征，同时这也使得译者的翻译活动比较困难。但是，只要译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对译语进行整合分析，翻译还是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在词句方面，整首词兼具形容词、名词和动词等，景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所勾勒出的画面比较清晰。上下阙的前三句，除了上阙第二句是全是三字一顿以外，基本上是两字一顿与三字一顿相结合，句中平仄相间，句句之间平仄相对。每句末押/u/韵，音韵协调，使得全词具有音韵美。张炳星的译文保留了原文押韵的特点，整体上押/o//i//r/的韵。而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文则几乎没有统一的韵脚，或者说没有押韵，所以在韵律方面，该译本显得不那么完美。虽说原文中有少量动词，但是名词居多，意象之间的空间联系还是需要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去把握。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合译本以及张炳星的译本都运用了一些连接手段来体现空间层次、动静和音效。例如“thronged”“make”“flash”“bustled”“filled”“played”“hang”等，将意合的语言最大化地转化成了形合的语言。endprint

　　（三）语用意义之翻译

　　语用意义体现在阐释者与符号的关系上，这体现了阐释者对符号所具有的感情和态度。它包括表征意义、社交意义、联想意义和祈使意義。语言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对于语用意义有很大的制约。“语用意义要在语境中得到解释，这里的语境包括上下文语境、社会语境以及赋予社会语境以各种意义的社会结构。”（张青云，王冬梅，2005）

　　在汉语背景中，“东风”指的是“春天的风”，而夏天则是和酷热烈日相关联的，比如说“烈日当空”“流金铄石”“浮瓜避暑”等等。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带来春风消息的则是西风。《西风颂》是著名的英国诗人雪莱的名作，其主旨就是对于春天的赞美。在很多时候，夏天也代表着“美妙”和“温暖”。“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出自于莎士比亚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诗人将爱人比喻成了夏日。雪莱则说：“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由此可以看出，地理气候的差异对语言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两种译本都将“东风”翻译为“east wind”，这种译法没能将原文所体现的联想意义完好地在译文中表达出来，使得译文的读者不能准确把握原文的精神实质，因而其阅读效果不如原文读者的阅读效果。

　　所以，对于原作指称意义的传递只是基础的，译者还应该深入了解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表达和文化因素，以更好地传达出原作的语用意义。

　　四、结语

　　由于汉语和英语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翻译活动相对来说是不易的。尤其是在从事诗歌的翻译实践时，源语与目标语难以实现意义和功能上的完全对等。

　　从上文对于三种语言意义的探析能看出，指称意义是最容易传递的，其次是语用意义，最后才是言内意义。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一种惯常表达和文化体现，是基于漫长的实践活动而沉淀下来的。所以说尽管现在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但是语言表达的转变却还是较少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难以发生改变的。总的来说，指称意义是相对可译的，但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差异，有时也会导致不可译。言内意义是绝对不可译的，因为不同的语系在语法构造、词汇、篇章布局、韵律和节奏方面是不尽相同的，因而源语与译语的对等翻译是不可能的。语用意义是相对不可译的，因为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社会环境都存在差异。

　　翻译中原文与译文的等值不是单纯语言意义上的等值，而应是总体社会符号意义上的等值。社会符号学为古诗词英译提供了新的理据，对翻译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Robert Hodge&Gunther Kress.Social Semiotic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

　　[2] Eugene A.Nida.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ng[M].Nelson：Nashville，1988.

　　[3] 许钧，主编.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4] 衡孝军.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看汉语成语英译过程中的功能对等[J].中国翻译，2003，24（3）：96-102

　　[5] 刘宓庆.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6] 张青云，王冬梅.从社会符号意义观评杨氏《故乡》复译片段[J].语文学刊：高教版，2005（5）：78-81.

　　[7] 张炳星.英译中国古典诗词名篇[M].北京：中华书局，2010， 6.

　　[8] 杨宪益，戴乃迭，译.辛弃疾词选：汉英对照[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