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婷

　　摘 要：在小说《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的叙述手法相比他之前的“官场”系列小说有了更高的自由，这部长篇寓言形式上更为特别，采用独特的叙事结构、颠倒的时空概念、亦假亦真的历史叙事等使得小说的意蕴更加深沉，引人深思。

　　关键词：《故乡相处流传》 叙事 刘震云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通大学研究生了几创新计划项目合同书，项目名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神怪叙事 项目编号：YKC16054

　　1993年刘震云发表了“故乡”系列的第二部长篇《故乡相处流传》作为新历史的代表作，体现了叙述手法上更加高度的自由，由此，刘震云的创作从写实走向虚构，正如刘震云自己所说：“我想写的就是‘叙述中的传说和传说中的叙述。使‘虚拟世界的真实和‘真实世界的虚拟浑然天成。”[1]这部长篇寓言虽然在艺术上没有完美，但独特的叙述手法、颠倒的时空概念、亦假亦真的历史叙事是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不仅如此，故事大量采用反复回环的叙述方式，让读者在丰富杂乱叙述模式中迷失。本文旨在尝试使用结构主义批评有关理论来研究《故乡相处流传》的叙事结构。

　　一、时空交融的复合叙事

　　（一）历史时空的共时性组合

　　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中设置了四个并列的时空结构,分别写了汉朝争霸、明朝洪洞迁徙、清朝慈禧躲八国联军、1960大跃进饥荒四个时代，但是看似毫不相关的四个历史时间段却被相同的人物联系在一起，使历史呈现出鲜明的共时性特征。郭宝亮在《洞透人生与历史的迷雾》一书中，将刘震云的几部历史系列的小说命名为"共时性历史时空体”，指出刘震云善于改造历史，“沿用了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所常用的一种形式，但却在关键的部位，填塞了自己的私人化与内核。”[2]旨在表明的是历史小说讲述的并非是真实的历史，而将历史仅仅看作一种反映历史的角度，一种属于作者自己的叙述话语，从而扩展了历史小说的艺术表现空间，这也是新历史小说的共性。刘震云在小说中塑造了猪蛋、孬舅、曹成、袁哨、瞎鹿、六指、白蚂蚁、白石头和沈姓小寡妇等人物,这些人物突破时空的限制,分别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但人物的角色、身份和地位随着时空转变产生变化，曹成在三国时期是位高权重的曹丞相，1960年却难以逃脱被饿死的命运；与之相反，孬舅是三国时期的窝囊农民，1960年却摇身一变成了村支书。刘震云“把历史看作是一种单调、可悲的重复，难以走出的历史怪圈，包含悲悯和自我反省色彩的历史观” [3]，因此不仅在人物设置上，四个板块的结构也保持了相似性：三国曹袁之战和清末慈陈延津之战都是两方势力冲突，抢地盘，草民在这样动荡的时代中还存在改变人生的可能性，比如猪蛋就在曹丞相的“新军”里当上了小头目，曹成在陈玉成的麾下居然也能混上“选美委员会主任”，更别提靠捏脚发家的白石头父子和与慈禧太后当年有过旧情而地位陡升的六指。但朱元璋迁民延津和1960年大饥荒时期，则变成了高度集中的一元专制，草民对自己的处境毫无选择：河南潞、泽两州的百姓被扔钢镚决定迁往延津，到了那里依然被当地地主压迫，1960年的地主分子曹成袁哨以为用钱粮乃至女儿讨好了村支书孬舅，可以换取不一样的待遇，却依然在饥荒里饿死。历史是往复循环的怪圈，但无论如何循环，平民的处境都是那么悲伤凄凉，时间可以颠倒所有事物,却不能改变权力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金字塔尖的人在政治舞台上任性狂欢，愚弄着大众，同时也糟践着自己；底层的人明明有着足以颠倒格局的巨大力量，但他们绵羊盲从头羊般的本性，却决定了他们最终只能被金字塔尖的头羊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无论时间和空间怎么转变,都避免不了身份和地位造成的悲剧结局，这就是历史背后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见，刘震云这种共时性的叙述方式提供了重新审视历史的角度，他描写的是历史，却包含着他对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观点和看法。

　　（二）历史未来的跨越拼接

　　除了共时性的历史叙述方式，刘震云还采用了一些魔幻主义的艺术手法，将未来和历史毫不顾忌地拼贴在一起，组成一场言说的游戏。比如在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叙述时间的跳跃，将未来的事件引入当下进行叙述。例如，朱元璋时期的曹成和袁哨居然还记得三国时期的事，承认两人当年是因为沈小寡妇而闹翻；又比如，三国时的曹操居然知道“我”是“当代中国一个写字的”；而太平天国时期的剃头匠六指，不仅知道现代发型：锛式、刨式、凿式或锥子式，还知道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又比如各种机构设施，超越了当时时代的水平：三国延津最后一役曹操动用了直升飞机，袁哨动用了高射炮；太平天国时期就成立了诸如现代的各种政府机构：“选美办公室”、处理遗留问题办公室……除此之外，人物的语言也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历史时间的错位，无论是东汉时期的历史人物，还是大跃进时候的现代百姓，经常会冒出另一个时代的语言。例如：太平天国的朱元璋会说“历史是一笔胡涂帐，真是难说。”[4]东汉时期的曹丞相居然懂莎士比亚，一边玩着健身球，一边说“活着还是死去，交战还是不交战，妈拉个X ，成问题了哩。”[4]平民孬舅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感叹，“我生长在什么年代？我生不逢时。往前生生，我是项羽刘邦，往后生生，我是进北京坐皇上的李闯王，最不济生在民国，我也能跟随中山先生左右，可我，现在，纯粹一个延津县村民，有能耐让我到哪里使去？”。[4]历史和现代毫无顾忌地随意拼接，时空仅仅为讲述故事而服务，历史额线性由此被打破。

　　二、叙述者的分裂

　　叙事人是叙事文学的重要组成成分。传统文学中，多采用全知视角，叙事人单一，从而使得文学作品传达的观点往往是一致的。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却出现了不止一位叙述者：同样是曹丞相在延津检阅新军这件事，“我”本来是新军队伍中一个普通的参与者，却一瞬间又成了1992年去图书馆研究这段历史的读书人，让人错以为东汉时期的曹操与“我”——当代中国一个写字的在一起谈古论今，在这里，“我”到底是小刘儿？还是叙述人？哪一个能够涵盖所有的观点和立场？叙事视角产生的分裂，组成了文本的双重叙述话语。叙事层次出现在使用“故事中套故事”写作方法的作品中，讲第一层次故事的是外叙述者，故事内讲故事的是内叙述者。《故乡相处流传》看似是平行叙述了4个时代，实际上却是由外叙述者作为联系故事的一个框架，将四段故事联系起来，并且，外叙述者自身竭力隐藏在文本中，让内叙述者代替他发声。首先，文中的“作者”是第一重叙述者，即外叙述者。这个“作者”并非刘震云自身，“真实作者是故事讲述者，创作或写作叙事作品的人，叙述者则是作品中的故事讲述者。”[5]虽然叙述者身上常常会有真实作者的影子，但是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叙述者只不过是叙事文本中的话语，虽然这个叙事人绝不可以等同于作者，作者却可以通过这个视角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可以用全知视角全面地俯瞰这个故事，间或地超越历史限制，阐发个人评价。其次，主要人物“小刘儿”是第二重叙述者，即内叙述者。刘震云说“过去是我对这些事情的叙述，《故乡相处流传》是他们对事情的叙述，我是通过他们的叙述来叙述。”每一个人对历史、乡间人、乡间事件的叙述都加入了他们个人极大的创造，并按照他们的经验观念去看世界，因此，在不同历史时空下，这个“小刘儿”只能基于自己的身份来讲述和理解故事，这就产生了对事实把握的限制，二重叙事者的互相补充，大大丰富了文章的表现力。《故乡相处流传》作为刘震云转型期的一场文学实验，对这两位叙述者的叙述顺序安排得相当独特，他乐于随意迅速地切换叙事人，并结合荒诞、魔幻、时空颠倒、狂欢性、以及本乡本土的民间粗鄙化的表现方式，让人在瞬间对叙述者身份产生迷失。例如，曹操鼓动延津人操练“新军”打刘表，练“新军”把胡涂愚昧的“我们”带进了一种大事业，人人都成了英雄，变得只关心大事，一切大而化之，不计小节，似乎谁不当“新军”，谁家就见不得人、不是正经人家一样，“我”——小刘儿，也兴奋地发表着感慨：“谁说我们的民族一盘散沙？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进化？这时变成了一个纯粹剽悍的哥萨克。”但接着“我”却突然回忆起1969年为了抵御苏联修正主义的袭击，“大家可是提心吊胆，到处挖防空洞，准备应付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豪严肃得如同一个国家。就连食堂的伙夫，也加入训练的行列……苏联在我们眼里，如同刘表一样，是红眉绿眼的妖魔鬼怪。”[4]这一段议论明显是“作者”而不是“小刘儿”联系当代社会历史的感慨，可是下文“但我并没有悲伤，我的心更加随你们而去。那總是壮丽威伟的情景……曹丞相诸人来了，我们一下从日常的厌烦的生活轨迹中超拔出来，我们自己也似乎成了伟人，也开始不管日常劳作，不管柴米油盐，不管妻子老小，不管妻子老小之间多种错综复杂、卑鄙龌龊的矛盾，来背着梭标或破枪操练起来。”一下子又切回了三国时期的延津农民“小刘儿”的视角。又比如，第二章《大槐树下的迁徙》开头交代陈玉成的出生：”小麻子在瘟疫之中生了下来。——当我写下这一个句子时，进来一个脑袋尖尖、眼如铜铃、看世界虎视眈眈的朋友，他看了一眼这个句子，马上对我说，这个句子不行，瘟疫中怎么能生孩子呢？”[4]前半句肯定是“小刘儿”的叙述，可后半句的“我”就是被赋予了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叙述者了，他不仅正在创作着这个故事，还随时与朋友进行讨论，至此，二重叙述者使传统文学所要求的一致性产生了分裂，使得文本传达的观点产生多义性。

　　三、结语

　　《故乡相处流传》的深刻正是在于其文本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它的叙述语言看起来缥缈虚无，却正是暗含作者刘震云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他关注的问题始终不曾离开世界、民族和人性这些主题，往往用平淡的语言和独特的叙述方式揭示惊世骇俗的真相，揭示了作为人生存的尴尬和无奈，从而无形中给予人思考，这或许才是刘震云笔下故事深入人心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 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2(3).

　　[2] 郭宝亮.洞透人生与历史的迷雾——刘震云的小说世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 陈思和,李振声,部元宝,张新颖.刘震云——当代小说中的讽刺精神到底能坚持多久——关于于世纪末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对话之四[J].作家，1994(10).

　　[4] 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A].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5]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