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乐琴

　　摘 要：《1966的獒》以意识流的笔法追忆15岁少年郭亚雷在1966年的经历。1966年是一段令人绝望的岁月，而平凡的15岁少年亚雷面对绝望的现实却有着不平凡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勇于反抗绝望；二是在人性缺失的社会里寻找人性；三是他的身上再现了西西弗斯精神。总而言之，郭亚雷是一个绝望中的反抗者。

　　关键词：郭亚雷 绝望 反抗 寻找 西西弗斯精神

　　郭小东的小说《1966的獒》，以意识流的笔法追忆15岁少年郭亚雷在1966年的经历。1966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年份，15岁少年郭亚雷却在人生重要的成长阶段里经历这段岁月，1966年把亚雷推入绝望的深渊之中：父母被抓，而哥哥远在连南，姐姐柔弱，还有三个弟弟需要照顾。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在绝望中沉沦，而是勇于反抗绝望。

　　一、反抗绝望

　　黑暗的现实社会令人窒息，而1966年对于郭亚雷而言是异常的黑暗。1966年加附在亚雷身上太多的黑暗，而这黑暗却又以革命的名义和恐吓的形式强加给他。在这一年里，“文革”爆发，父母双双被抓，亚雷被告知父亲郭大风是罪大恶极的三反五反分子，母亲马凌芳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亚雷的“父亲是小城的名人，是教育界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1]29且“交际又广，有众多朋友，三教九流，都是他的朋友，从渔工到船老大无脚蟹八相九索，到县长书记市长局长作家演员等等，都是家中常客。”[1]107而“母亲是优雅的知识分子”[1]103，“是初三甲班的班主任和英语老师”。[1]29一夜之间，父亲由革命者变成反革命者，亚雷的童年精神导师瞬间坍塌。不仅如此，曾经让亚雷非常骄傲和快乐的父亲，现在成了他的累赘：亚雷因为父亲是三反五反分子，而受到歧视和欺负，“内心卑微到极点”[1]4。1966年彻底结束了亚雷的童年，瓦解了他的美好家园，把他推入深渊之中，无奈、无用、无望包围着他。

　　亚雷看到往日意气风发的父亲被折磨得没有了人样，情不自禁地在内心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感慨：“那时，年纪小小的我，真的从心底里看到了活着比死去还艰难。”[1]49可想而知，那是多么令人绝望的社会，才会让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年看透生与死。亚雷说：“我恨外祖母，也恨父亲，恨他的出身，更恨他不冒死去延安，革命半途而废，比反革命更可耻”[1]5，“我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划清界限，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必须与反革命父母彻底决裂”[1]112。可见，那是一个多么黑暗而畸形的社会，才会让一个单纯的孩子仇恨自己的父母和出身，渴望与自己的父母、家庭划清界限。

　　任何人都无法选择所要生活的社会，但是作为个体的人可以选择对待社会，对待现实的态度。生活在一个“活着比死去还艰难”的社会里，坚强的活著比决绝的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气。是活着还是死去，在1966年里困扰着无数的人，也有无数的人因为无法忍受现实的黑暗选择自我结束生命。而郭亚雷正视现实，直面人生，哪怕前方是一片黑暗，依然义无反顾的走下去。亚雷的母亲对亚雷说：“亚雷，跟妈妈一起去死。好吗？怕吗？妈妈不能活下去了，不能。”[1]113父亲被抓，哥哥远在连南，姐姐柔弱，还有三个弟弟需要照顾，亚雷自觉地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成为了妈妈唯一的依靠。他勇敢地对母亲说：“怕什么呢？妈妈”[1]114。尽管“活着比死去还艰难”，亚雷依旧毅然决然地选择活着，不仅自己要活着，而且要全家人都活着。亚雷的“活着”具有一定的精神超越性，更表现出一种“反抗绝望”的生命意志。

　　成年之后，亚雷在谈及父亲对他的期待时，他自豪地说：“我正是依照着他的想望，从绝望与无路的地方，一点点地走出来，成为他想让我成为的那种人”[1]31亚雷长大后成为了一名著名的作家，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待，这和他具有反抗绝望精神有重要的关系。

　　二、寻找人性

　　作者在《1966的獒》的序言《寄望天堂的信》中写道：“因为这个狗洞，我愿意做一只1966的獒，一只天狗，而不愿意做一个直立行走的人。”[2]在人性缺失的岁月，只有做一只天狗才能自由行走。这应该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感受，而是每一个经历过1966年人的共同体验。文本中十五岁的亚雷说：“我如果是一只信天翁多好，在海天间自由地飞翔自由地无忧虑地生活。我真厌烦做一个人，做人实在没有什么意思”[1]103。十五岁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最美好年纪，却对做人心生厌恶。无论是生活中的郭小东，还是作品中的郭亚雷，都表示在1966年宁愿做一只天狗，做一只信天翁，也不愿意做一个人。足以说明1966年是一段不把人当人看的岁月，是一段人性缺失的岁月。生活在人性缺失的岁月里，亚雷依旧对人性充满了渴望，在黑暗中步履不停地寻找人性。

　　远方散发出人性的光芒，给予亚雷温暖和爱。“在所有人都抛弃我，包括同学和朋友，包括父母，在我对所有人都不能怀有善意的年代里，唯有远方靠近我，给我善意的表达。我靠着远方，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靠着远方的温暖，终于走过绝望的寒冬。”[1]3远方是亚雷的救命恩人，是亚雷在1966年里生死与共的朋友。因为“远方是与众不同的灵异”[1]1，“它憎恶一切虚假和伪装”[1]1，“是易于伤感伤情的物种”[1]155。远方是一只有情感、有温度、有正义感的獒，然而情感、温度和正义感正是那个时代的人所缺失的。“在我泪流满面无家可归的黑暗中，远方忧郁但是坚定的目光，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中有一个角落，有阳光存在，有勇敢存在。”[1]3亚雷在远方身上感受到了温暖，看到了阳光和人性，所以他愿意“一个人，和远方在一起，不跟任何人见面”[1]25。亚雷在远方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个煎熬的日子，为了寻找人性而坚强地活着。

　　饮马滩是人性的栖息地，亚雷在此体会到人性的温暖，以及找到做人的尊严。“饮马滩正是我安妥心灵的住所。”[1]36“饮马滩是我童年和少年的天堂，我常常在那里发现奇迹。”[1]33饮马滩是亚雷和远方的栖息地，在那里亚雷可以躲避小城的铜锣声和口号声，在那里亚雷的心灵才能获得片刻的安宁。“饮马滩里什么东西都有，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物产丰饶。”[1]33饮马滩既有美景、美食，还有自由飞翔的信天翁、妖娆的蟛蜞、五颜六色的戏班鸟,这一切让亚雷感到安全与安定。“饮马滩里所有的一切生物，都在无形中召唤着你心中被隐藏被消灭了的快乐。”[1]148在饮马滩，亚雷心中那份被人类抹去的纯真与快乐被唤醒。“再卑微的生命也有活着的权利。这是远方和中尉叔教给我的，是大海里生存的法则。”[1]93在1966年的海阳城，甚至是整个中国，人活着的权利是可以被随时剥夺的，而在饮马滩再卑微的生命都有活着的权利，这就是荒无人烟的饮马滩所具有的人性，是人潮涌动的海阳城所缺失的。

　　1966年，整个社会的人都是集体性癫狂，人成为一具尸体，没有思维，没有温度，没有情感。亚雷不愿与缺乏人性的人为伴，更愿意与给予他温暖和爱的獒为伴，他在狗的身上寻觅到人身上所缺失的人性。作为个体的人缺乏人性，人性在由人组成的社会自然也是缺失的，所以亚雷为了寻找人性，愿意和远方待在荒无人烟尚存人性的饮马滩。

　　三、西西弗斯精神的再现

　　西西弗斯是存在主义思想家加缪笔下，一个敢于反抗命运的人物，是觉醒的人类精神的象征，是人类精神在现实条件下摆脱厄运，实现抱负的永恒写照。在笔者看来，《1966的獒》中的郭亚雷身上无疑具有西西弗斯精神。

　　美学家斯马特说过：“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3]可见，悲剧美是抗争苦难过程中表现出的坚毅和斗争。《1966的獒》中郭亚雷所要抗争的是不可逆转的命运和无法改变的社会，也就注定这种有意义有价值的抗争是失败的抗争。亚雷因为自身的家庭出生而遭受歧视，从而内心卑微到极点。1966年的整个中国，都是不把人当人看，人活着还不如一只狗。亚雷即使离开海阳城，来到海南岛，他始终无法寻找到他憧憬的尚存人性的社会。这也就注定他的反抗是失败的，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无法在一个在人性缺失的年代，在人潮涌动的社会里寻找到他所渴望的人性。虽然，亚雷的反抗是失败的，但是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反抗中得到实现和升华。

　　尽管西西弗斯和郭亚雷的抗争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是抗争的结果结果于他们而言已经不再重要，抗争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抗争本身。当西西弗斯朝着他不知尽头的苦难走去的时刻，他比他的巨石更强大，苦難不再是苦难。年纪轻轻的亚雷离开家乡，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这表明他已经足够勇敢，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他战胜心中的自己。即使他的抗争没有实现他的目的，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本身，而非结果。毫不夸张地说，亚雷身上再现了西西弗斯精神，他就是中国版的西西弗斯。

　　“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这样或那样的跟他的生平事迹联系在一起，可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美学现象却是由更广阔的社会过程所决定的。”[4]《1966的獒》有明显的自序传性质，小说中的郭亚雷和作者郭小东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性。生活中的郭小东，作品中的郭亚雷都是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都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1966年那段令人绝望的岁月，他们面对绝望的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以勇者的姿态进行无畏地抗争。

　　参考文献

　　[1] 郭小东.1966的獒[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2] 郭小东.寄往天堂的信[A]//1966的獒[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 斯马特.悲剧[A]//朱光潜.悲剧心里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 (苏)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发展道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