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黎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既有传统与现代的承接与融合，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背离与断裂，在创作中对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能极大地拓展文学创作的空间，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融合，也将是一种生硬的技巧的借鉴，同时也需要注意不要迷失了民族个性和自我认同，失去了立身的根本所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黎族文学一个重要的课题，需要作家重新审视和认识本民族，让黎族文学在自我与他者相互间的差异中得到确立，为其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黎族作家文学 民族性 现代性
黎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也创造了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然而黎族作家文学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起步。整体看来，只有三十余年发展历史的黎族作家文学，其作品数量不多，质量参差不齐，可以说黎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本能地挖掘民族的特色，具有自觉恪守民族文化血脉的意识，并努力在复杂且强烈的文化冲击中来构建民族文化身份。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黎族作家也意识到在创作中除了民族性的不可缺少，在现代性的关系处理上同样重要，应该在创作中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主流层面，在全球化背景中审视民族特性，担当起民族文化转型和精神重建的任务。而在这二者的处理上，我们看到黎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既有承接与融合，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背离与断裂，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黎族文学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
在文学创作中呈现民族的个性色彩，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特有精神在艺术上的呈现，这是民族文学创作不可忽视的一面。黎族作家文学的民族性呈现主要体现在民族题材、民族性格和民族主体意识等方面。
黎族第一代作家龙敏的文学创作主要面向黎族社会，长篇小说《黎山魂》描写了黎族人民为了改变族群的命运，敢于和官府对抗的故事；《青山情》则表达了作家对于原始黎乡生活的眷恋；《老蟹公》、《卖芒果》、《年头夜雨》等作品，以黎族生活为背景，反映了新时期黎族的新风尚以及积极向上的蓬勃生机。作家通过小说创作，展示了富有黎族生活气息的图景。王海创作的《五指山上有颗红荔枝》、《我家门前有条河》、《失落在深山坦》等也是黎族题材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主要宣扬了黎族人民的传统美德以及赞美黎族的新观念。符玉珍的小说《年饭》和王术的散文《洗衣歌》等，也体现了他们通过反映黎乡的生活风貌，来表达其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身份的认同。
黎族作家饱含民族情感，在文学创作中不只是披着描写民族题材的外衣，更重要的是在作品中努力彰显民族性格，呈现出浓厚的民族内蕴。在《黎山魂》里，主人公那改勇敢承担起拯救民族的重任，而黎族人民群情激昂地与官府进行对抗，身为女子的阿茵面对强权也毫无畏惧，支持丈夫那改带领同胞奋起抗争，最后她也自绝而亡。黎族人民热爱生活，强烈的进取精神和顽强的意志、敢于牺牲和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王海的《五指山上有颗红荔枝》中的后娘米雅婆，按照黎族的习俗，在丈夫去世后她必须要离开生活多年的村寨和养子， 回到娘家，但是养子通过自己的争取，把米雅婆留在了身边，小说宣扬了黎族人敢于摒弃陈旧的习俗，敬老爱幼的美德。在黎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还提及黎族人宣扬人人平等的观念。比如孩子们结伴捅蜂窝烧蜂吃，每个人平均分配，谁都不能多拿，即使身为奥雅之子的那改也不能例外。黎族人也宣扬了平等婚恋的观念，比如黎族舞蹈“打柴舞”，男女青年参加舞蹈时自由寻找心上人，互相合心意后自由交往，甚至最后结成姻缘也是自作主张，家人很少干涉。而在小说《老蟹公》里，我们看到在新时期新思想的影响下，青年一代受到黎族人民善良、勤劳、朴实等优秀品质的感染，自觉地改颜换面追求新的生活。
黎族作家在创作中通过蕴含浓厚民族风格的题材来展现黎族人民的思想形态，更重要的是他们用民族独特的审美视角，来传达黎族人民的民族主体意识，他们强化了一种共通的民族精神气韵，使得其作品有着更加浓郁的民族味道。当然黎族作家们也意识到文学创作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民族感情，而要具有普遍性，能上升到体现人类的关怀的高度，正如阿来所说“文学表达的不是差异性而是普遍性。不要仅仅因为喜欢自己的民族就只关注自己的民族，表现民族应该只是自己的一个入口……但如果只去表达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可能会增加一些阅读点，但真正的文学应該表达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情感，只顾着表达少数民族的差异性可能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误区。”①所以，黎族作家的创作在表达民族性的同时，努力在传统中寻找与现代的承接与融合。
二
在新时期众多文化资源的交错出现和冲击下，黎族作家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这种文化潮流的影响，他们尝试在文学创作上借鉴汉族文学乃至国外的文学创作方法。把对于本民族特色的开掘作为一种本能的意识写作的同时，黎族作家文学的创作努力在其现代性的呈现做横向的探索。
黎族作家文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此时其民族的社会结构、体制、文化等在汉族主流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起进入到国家的现代性进程，黎族作家也不可避免会受到汉族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重视整个国家的共同历史处境和历史任务，并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创作风格当成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因此，彼时的黎族作家文学作品的“政治性”较为明显，笔触涉及民族地区的独特生活和人物命运的写照，黎乡百姓的苦难、挣扎与反抗等等。
黎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描写了文革前后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变化，反映出时代的普遍特点。黎族作家符玉珍的散文《年饭》描写了“文化大革命”前后黎家人的两次年夜饭，两次年夜饭不同的“悲”“喜”对比凸显了“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及“文革”之后人们的幸福生活，反映了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黎族人民生活的明显变化。亚根的长篇小说《老铳·狗·女人》写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下，鹿仙村人们的不同生活和复杂的情感世界。龙敏的短篇小说《老蟹公》写出了在新时代新思想的影响下，主人公自觉改变懒散的面貌，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努力去创造新的生活。这些作品描写了在文革时期整个国家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黎族人民思想和生活受到的重大影响，深刻地揭示出民族进展与时代的变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黎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在思想上受到其他潮流的影响，在创作手法上，他们也尝试着运用新时期我国乃至国外的创作方法，进行汲取和融合，使得其创作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意味。在小说创作中，黎族作家用其民族地域独有“野竹丛”、“树”与“河”等自然意象来反映作品人物的内心世界，推动情节发展，传达作家丰富的生命体验以及自我的思考和反思，这是作家从民族生活的外部回归本土，运用文学创作方法体现出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定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的独有方式，以此传达出民族丰富的精神内容和文化内涵。
黎族作家有不少受过新时期的高等教育，他们学习了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和理论，也尝试着在文学创作中运用这些手法。在《黎山魂》中，作家龙敏详细描写了阿练为情人阿真报仇的过程。阿练既细致观察仇人帕当的动向，又在内心追忆爱人的同时，谋划复仇如何开展，人物的思维、情绪、愿想，错综交织，流动地自由联想和意识迁移，这与西方文学中开掘深层的意识来展露隐蔽的灵魂和内心世界，具有动态性、无逻辑性、非理性的意识流创作手法类似。作家的尝试使得其创作在黎族文学中多了新的色彩。
三
黎族作家文学在发展的这几十年里，在保留着自身民族性的同时，由于社会背景的变化而使得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受到了多元化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走向。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黎族作家们希望能够通过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书写得以重新建构自我民族的文化身份。而文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学艺术上，还在于它对民族文化心理、文化精神以及文化前途进行审美观照，文学作品中民族特质的核心在于表达民族感情、气质、理想和追求。我们看到黎族作家源于流淌在自己体内的血液而感悟出来的民族责任感，促使他們走上了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回归之路，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注重追求独特的民族性并展现其民族意识的追求。可以说，就作品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内涵而言，他们熟悉和了解本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一些表面的风尚习俗，但缺乏对于整个民族系统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深层的深刻了解和体悟，因此在把握本民族历史和生活的能力上，欠缺一种能够震撼人心的深度。如果只是停留在靠黎族地区的自然风光、传统民俗等奇风异俗的描写，作为所谓的民族特色来支撑文学作品，这未免会使作品流于浅显。因此，在创作中要有民族特质，能够深入到整个民族的精神内质，就需要黎族作家不仅扎根于整块民族文化的土壤，还要学习、借鉴和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精华，从而开阔作家们的视野，丰富其知识和理论素养。
那么，使民族性和现代性结合，就需要作家重新审视和认识、理解本民族，如果只是在传统的模式里加入一些陌生化的现代性的东西，刻意取得区别于以往的审美效果，其实是降低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创新力。黎族作家文学书写了在新时代下和新气象背景下，黎族人民新的面貌和愿望，颂扬和赞美了他们追求新生活的主题。这种主题的创作，如果不进行进一步的升华和提炼，那么无论在思想和艺术技巧上都缺乏深度和创新，不能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因此，面对深刻的社会变革，应当“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②黎族文学不能仅仅是一般性的表面性的颂扬，作家们需要提高自己对民族传统文化转型进行理解和把握的能力，应当在文学作品中解读特定时代在民族地区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的代表人物，并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彼时独特的民族生活、民族心理、民族气质和民族的命运。思考的广度应从对自己所属民族命运的关切中，上升到对整个中华民族存亡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的关注，使作品具有一种深沉的文化穿透力的现实主义力量。然而，黎族作家文学虽然受到类似七八十年代主流文学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性质的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但大多是在当时主流文学影响下，对现代文化进行交流和借鉴的简单摹仿。黎族作家由于自身民族文化功底浅薄以及文学创作能力的不足，再加之自身生活阅历的不够，导致了创作中民族性和现代性的背离，从而限制了黎族作家创作自我超越的实现。黎族文学的创作，如果过于追求民族性将造成文化走向封闭与对立，而在创作中对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能极大地拓展文学创作的空间，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融合，也将是一种生硬的技巧的借鉴，并有可能矫枉过正，迷失了民族个性和自我认同，失去了立身的根本所在。
因此，在纷繁的文化环境中，黎族作家文学创作需要进行民族自我认知、自我定位和内省，从一般的民族生活现象上升到对民族审美内涵的抽象把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进行艺术地的创作中去，将深层的民族性的审美价值自觉地进行新的审美升华。并以客观的历史的眼光，自觉理性地张扬批判精神，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参与当代的文化转型进程，用互动的、辩证的和发展的眼光进行多元化学习，让本民族文学在自我与他者相互间的差异中得到确立，为其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注释
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653340100clzh.html，2016.9.25.9：40am.
② 沈从文.边城.题记[A]//沈从文选集（5）[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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