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莎莎

　　摘 要：“理趣”是宋代诗歌的显著特征，然杜甫诗歌中亦有许多含有“理趣”意蕴的诗歌，杜甫诗歌中的理趣意蕴分别包含在咏物、郊游、自然、人生思考等类型的诗歌中，其诗歌中理趣意蕴主要受魏晋南北朝玄学诗、山水诗以及初盛唐田园诗，诗人仕途经历以及儒家思想等方面的综合影响。

　　關键词：杜甫 诗歌 理趣 玄言诗 自然“理趣”是宋代诗歌的一大显著特征。这已为学界所公认。然“理趣”的意蕴早在唐诗如唐代大诗人王维、杜甫等人的诗歌中就已出现。集大成的杜甫作为唐人之开宋调者，虽然诗歌创作中尚未出现大量的理趣诗，但诗歌中却不乏理趣的意味，通过探析杜甫诗歌中的理趣意蕴，可以对杜甫的生活环境和思想体系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理趣”的内涵

　　“理趣”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李塗的《文章精义》：“《选》诗惟陶渊明，自理趣中流出，故浑然无成，无斧凿痕。”至于明清，沈德潜《清诗别裁·凡例》有言：“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周振甫在《谈艺录读本·鉴赏论》中阐释了钱锺书先生对“理趣”一词的理解——“唯一味说理，则于兴观群怨之旨，背道而驰，乃不泛说理，而状物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使辽阔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联者，著述而如见。譬之如太极，结而为两仪四象，鸟语花香，而浩荡之春寓焉；眉梢眼角，而芳悱之情传焉。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五贯，所谓理趣者，此也。”由以上三人对于“理趣”的描述可以看出三点。其一，“理趣”的重心不在说理，即并非诗含义理即可谓作“理趣诗”，理趣的重心在于一个“趣”字，它不是简单地说理语，即不是通篇像老夫子般枯燥乏味讲述义理，而是义理明白晓畅且包含趣味；其二，“理趣”贵在自然天成，不矫揉造作，李塗以陶渊明为例，表明了理趣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妙合自然的境界；其三，理趣是通过“状物、器用”等载体来传达的，通过对景物的细致描绘，将所要表达的义理与景致紧密结合，既可带给人心灵上的启发，又可给人以美的愉悦和享受。

　　二、杜甫诗歌中的理趣意味

　　杜甫一生创作的诗歌有一千首之多，内容、体裁无所不包，其中更是不乏包含“理趣”意蕴内容的诗歌。现在我们对具体诗歌中的理趣内涵进行分析，来看一下杜甫是如何将物致与情理在诗歌中得到统一的。

　　（一）咏物诗

　　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此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春。杜甫此时定居于四川成都，诗人自己耕种，深知雨水灌溉对于万物生长的重要性，因此满怀深情写下了这首春夜降雨、润泽万物的美景诗作。全诗通篇运用拟人手法，雨知时发生，在夜晚无声滋润万物，既是对这场“好”雨的赞叹，同时也暗含了作者对于大自然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思考，无形之中暗含自然的理趣和意味。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

　　此诗亦作于上元二年，成都生活虽较安稳，但安史之乱仍未平息，李光弼大败于邙山，河阳、怀州等地皆陷。颔联通过“水”和“云”的意向符号表达了诗人淡泊的心境，仇兆鳌说它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然而从更深层次考虑，其实“心竞”和“意不迟”才是诗人的真实心绪，只因看到了涓涓流水和悠悠白云后，方觉栖遑度日之无谓，继而才生出“不竞”和“俱迟”的感悟。明王鍪《震泽长语》卷下《文章》曰：“‘水流心不竞， 云在意俱迟。人与物偕，有吾与点也之趣。”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曾说道：“少陵之‘水流心不竞现心境于物态之中，即目有契，着语无多，可资“理趣”之例。”[1]

　　（二）郊游诗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十

　　幽意忽不惬，归期无奈何。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

　　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後歌。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

　　离别后，流水停滞，所思所想皆为与友交游的快乐，虽感落寞，但相信会很快与朋友再见，届时便可以慰心中寂寥。生离死别乃人之常情，诗人虽亦不免因分别而感伤，但很快便从悲观的心绪中解脱出来，相信等待他的事下一次相聚的欢乐，可见诗人思想中“乐天知命”的因素。

　　后游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

　　野润烟光薄，沙喧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

　　这首诗是杜甫重游修觉寺时的作品。可与诗人初游所作的《游修觉寺》对比来读。旧地重游，往往会勾起记忆中曾经的美好感受，陷入离愁别绪之中，然而不难发现，在《游修觉寺》中，杜甫客愁重重，而《后游》中，却客愁全减。“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写山水草木也都对诗人有情，意谓只要人有意，物也是有情的，这就将自然与人的感情连接起来。明人钟惺在《唐诗归》中曾云：“‘无私一字解不得，有至理。”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引赵汸注：“……如此章“有待”、“无私”之类是也，盖与造化相流通矣。”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也认为“三、四脱口而成，其中有性情在。”自然性情与万物造化相联系，意趣盎然。

　　（三）向往自然的诗歌

　　秋野五首·其二

　　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

　　吾老甘贫病，荣华有是非。秋风吹几杖，不厌此山薇。

　　这是一组向往田野生活的组诗。首句就颇富禅机，三四句自然事物中含人生的普遍规律。如《岁寒堂诗话》中所言：夫生理有何难识？观鱼鸟则可知矣，鱼不厌深，鸟不厌高，人岂厌山林乎？此子美悟理之句也。《四溟诗话》中也谈到：“子美《秋野》诗‘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此适会物情，殊有天趣。”以自然之趣来寄寓归于自然的心绪。

　　绝句二首·其一

　　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 沙暖睡鸳鸯。

　　杜诗中有不少“以诗为画”的诗歌，这就是典型一例。全篇对初春生机勃勃的景物进行了勾画，清新自然。诗中描绘的图画赋诗歌以生命意识，人与物的和谐，物与物的融恰，浑然天成。诗人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大自然，对大自然进行思考，才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的事物本质。

　　（四）思考人生的詩歌

　　江汉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这首诗在湖北江陵公安一带因思念故土而作。由远浮天边的一片云，孤悬明月的永夜，联想到了自己的现状，把自身感情与身外景物融为一片，感慨自己虽然四处飘零，但对国家的忠心却依然像孤月般皎洁。明王鍪《震泽长语》卷下《文章》门曰：“‘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若与物俱化。”认为这两句“情景相融，不能区别”。方回《瀛奎律髓》中也说道：“中四句用“云天”、“夜月”、“落日”、“秋风”，皆景也，以情贯之。“共远”、“同孤”、“犹壮”、“欲疏”八字绝妙，世之能诗者，不复有出其右矣。公之意自比于“老马”，虽不能取“长途”，而犹可以知道释惑也。”诗人一生坎坷，志向虽未得伸展，但已然能从自然事理中有所收获从而坦然面对。

　　杜甫虽开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先河，喜欢在诗歌中发表自己的想法，但就“理趣”这类将诗歌意象与自然事理相结合的诗歌来说，无论就数量还是成就而言，与宋诗都有一定的差距。但有几点值得我们格外注意。首先，杜甫的理趣诗歌的创作多为寓居成都和漂泊江汉时所作，即在生活安定与孤苦漂泊时都有理趣诗作；其次，杜甫诗歌中包含的理趣意味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存在的事理，一种是借物阐发的人生哲理；最后，杜甫诗歌中的“理趣”不是禅理，也不是宋代所言的“理学”之“理”。而是诗人在观察自然和结合人生际遇所得出的人生感悟。

　　三、“理趣”影响因素分析

　　理趣诗与玄言诗、山水诗联系十分紧密。可以说，理趣诗是玄言诗衍生出来，借自然山水来达到理与趣相统一的诗歌。与魏晋玄学诗“形而上”的枯燥虚幻、固化单一的说理方式不同，唐代山水诗中的“理”最初应为“禅理”。葛晓音曾在《山水诗的玄学佛学理趣》中说到：“盛唐山水诗空灵的意境美与山水诗‘澄怀观道、静照忘求的审美观照方式和禅宗性空的观念有关。”唐代诗人重视诗歌的形象化，缪钺曾在《诗词散论·论宋诗》中说到：“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哲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腆；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因此，唐代诗人在摒弃了魏晋玄学纯说理的糟粕下，发展出了寄予山水，寓意万物之理的理趣诗。杜甫集前代诗歌之大成，其理趣诗必然接受了玄学诗中的说理因素，且自谢灵运始，山水意象将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学中解放了出来，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因此发展到唐代，诗人已能将表达的义理与描绘的景物统一起来了。王维是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其《终南别业》就是一首典型的诗味和理趣兼备的诗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句中，溪水尽头，似已无路可走，然坐看风起云涌，仿佛又是一番新的天地。在佛家眼里，云象征的是“无常”。因此，“坐看云起时”中蕴藏的是一种“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禅机。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玄学诗，山水诗以及初盛唐山水田园诗对于杜甫富含理趣的诗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杜甫富含理趣的诗歌创作时间既有生活较安定之际，同时也有漂泊之时。以文章第二部分例举的《春夜喜雨》和《江汉》为例，《春夜喜雨》是诗人寓居成都所作，那段时光是诗人一生中少有的一段平静安定的岁月，诗人不仅近距离的接触到自然，而且没有生计的烦扰，他可以无所顾忌的郊游、与农夫相交，可以以一种愉悦的心境去观照大自然，与自然达到心理上的契合和共鸣；诗人此时诗歌中的“理趣”内容偏向于对大自然的深度理解和对自然规律的感悟；反观诗人流寓漂泊时的《江汉》，虽仍以自然作为述理的载体，但重点却转向借自然来纾解心中郁结的情绪了。诗人一生以“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为信仰，即便有短暂的归隐田园的经历，但心心念念的依然是“皇都和朝班”。

　　除此之外，杜甫诗歌中包含的理趣意味还受诗人“乐天知命”的心态所影响。杜甫一生创作的三十多首戏题诗中表现出来的豁达乐观主要是受儒家“执中”和“处乐”两方面的影响。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将执中作为最高的德行。受儒家执中思想的影响，杜甫诗歌处于一种“怨而不怒”的平衡状态；诗人生活虽然困苦，但总能从自然和世间万物中领悟到生活的真谛，从而以豁达的心态来面对。

　　杜甫的诗歌中富含“理趣”，这既与诗人“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相关，同时也与诗人一生的仕途经历和儒家“乐天知命”的思想相关，杜甫专门的理趣诗很少，富含的理趣内容与宋代诗歌相比虽不够全面，但其诗歌内容与表现方式上对于宋代诗歌的影响，在推进诗歌议论化与形象性方面对于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其将自然和社会事理与景致相相融合的诗歌特征也为后世所继承，发展到宋代，理趣诗和议论化的特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显著特征。

　　注释

　　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3：547.

　　参考文献

　　[1]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 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 陈卫东.略论唐宋诗歌的理趣[J].文史哲.

　　[8] 胡建次.论理趣[J].兰州：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