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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飘》中斯嘉丽的女性主义精神

时间:2023/11/9 作者: 安徽文学·下半月 热度: 12540
肖倩倩

  摘 要:《飘》是美国女性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1949)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也是唯一的作品。《飘》称得上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爱情巨著,一经出版便跃居美国文坛最畅销小说之一,并荣获了普利策文学奖,在世界文坛上声名远播。对于这部反映南北战争时期南方社会变迁的小说,虽然有很多学者批判它是对南方旧势力的缅怀,但是其作为一部女性主义作品,其中所包含的进步思想却不容忽视。尤其是小说中对主人公斯嘉丽·奥哈拉的刻画,生动地阐述了南方社会女性主义思想意识在南北战争期间的崛起,为当时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树立了榜样,被众多女性纷纷效仿。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飘》中斯嘉丽的性格和爱情观、婚姻观以及面对战争时独立自主的表现来阐述她的女性主义精神,剖析这部作品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关键词:斯嘉丽 女性主义 性格 婚姻观 独立自主

  一、女性主义概述

  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即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在男性铸造的社会中女性被视为是低下的,女性只能通过挑战和改变男性高等地位的途径来改变自身的低下地位。

  两百年来,世界上一共发生过两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的60-70年代。经过这两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女性逐渐从男权社会的依附地位解脱出来,不断争取男女在性别、劳动分工、社会认同、政治权利、话语权等方面的平等。女性逐渐作为独立的人而不是男性附属品而存在。

  而在此之前,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中,被认为在智力上低于男性,在性格上存在天生的缺陷,在天性上存在弱点,因此女性需要男性的保护,服从于自己的丈夫,受他的支配。女性不是与男性等同的,而是作为依附于男性的“第二性”存在。更不用说拥有同男性一样的政治权利,实现自身价值了。

  就像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说的那样:女人依靠男人的感觉而活,依靠男人对她们的奖赏而活,依靠男人对她们的美德所设定的价值而活。女人一生的教育都应该依照和男人的相对关系而计划,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安慰、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蜜且愉悦。

  女权主义运动是一种妇女在法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里争取同男子享有平等权利的政治思想和运动。在女权主义思想和运动的交互作用下,女权主义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有利于改变妇女地位的方向前进。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女性要求享有人的完整的权利,向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挑战,向所有造成女性无自主性、副属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权力结构、法律和习俗挑战。《飘》成书并出版于20世纪初,正值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经历第一次高潮。在此之前的主流话语中缺乏妇女的声音,大部分的文学作品也是以男性为讲述对象,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也都是说着男权社会要他们说的话,做着男权社会要求她们做的事。作者通过塑造具有典型女性主义精神的女主人公形象,在男权社会中发出了女性主义的声音,引起了举世瞩目的轰动。

  二、斯嘉丽的女性主义精神

  (一)斯嘉丽的性格分析

  斯嘉丽看似端庄淑女其实狡黠多端的性格为她的女性主义精神的觉醒做了铺垫。书中开篇便指出斯嘉丽不是一个那么美却很有魅力的人。她身上既具有母亲给她的娇柔,也具有父亲给她的豪爽。两种特质种下了她与众不同的种子。她的魅力大概就来源于此。当时的男权社会要求女人应该成为一个端庄、矜持的小姐,女性所接受教育的目的也是如此。而她偏偏在貌似端庄与矜持的背后洋溢着骚动不宁、狡黠多端、富有活力的性格。从她以捉弄爱慕自己的汤家双胞胎兄弟为有趣的事情,在聚会上以引诱众多美男围绕在自己身边来满足虚荣心,在为夫服丧期间的舞会上调皮地在桌子下面踢踏欢快的舞步,到在塔拉庄园遭遇重税时试图利用美色得到白瑞德的金钱,诱骗妹妹的情人结婚,在经营木材厂时为减少成本雇佣劳改犯等都是她这种性格的表现。

  同时,斯嘉丽是善良而坚强的。斯嘉丽的父亲是爱尔兰人,因为三个儿子都去世了,他知道自己再也养不出儿子来,所以把斯嘉丽当作朋友看待,斯嘉丽喜欢父亲,身上有和父亲一样的品性,比如斯嘉丽身上具有和父亲一样的“勃勃的生气,有一种现世的粗俗,她的脑筋最最缺少分析的能力”,此外,父亲虽然外相凶狠,心里却是再和气没有了,但是他虽然心里慈悲心软,面子上却装的吆五喝六的。这一点在斯嘉丽身上也体现了,她从不愿承认自己内心善良,说话带刺,刻薄地反击别人,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在战火烧到亚特兰大的时候拼死也不愿离开将要生产的梅兰,却对梅兰毫不客气地表现出因为她而不能回家乡陪伴母亲的埋怨,当梅兰向她托付孩子的时候暗骂梅兰是个傻子,看不出她有意于艾希礼。事实上她克服内心的恐惧守护梅兰和她的孩子不仅仅只是为了遵守自己对艾希礼的承诺,而是因为她内心深处的善良。她说梅兰是个傻子,不明她对艾希礼的爱慕,其实是内心对自己行为的愧疚和自责。斯嘉丽的内心如他父亲一样慈悲心软。

  斯嘉丽的坚强主要体现在战后塔拉庄园的复苏过程中。当她冒着战火回到庄园,却发现庄园一片狼藉,母亲去世,父亲痴呆,粮食被抢走后,她没有放弃,而是坚强地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丢掉小姐脾气亲自下地种植棉花,组织家人摆脱饥饿,一点点恢复庄园以前的繁荣,从战后的萧条中走出来。

  (二)斯嘉丽的婚姻观分析

  南北战争时期,婚姻迫使妇女作出人格上的牺牲。它为男性提供了发展个人能力的充分空间,却剥夺了妇女的一切自由。这是婚姻制度不可改变的性质使然,它硬是把夫妻捆在一起,使弱势的妻子降格为男性的仆人。

  斯嘉丽的女性主义精神表现在她对世俗婚姻观念的挑战。当时的男权社会要求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妻子要取悦自己的丈夫,受丈夫的支配。不能表现出比丈夫更聪明,受家庭道德的约束,要在家相夫教子,不能在外抛头露面。斯嘉丽却特立独行,不受这些世俗婚姻观念的约束,不受男性为主导的观念的约束,甚至反过来想尽办法去支配男性的行为。在婚姻和爱情中做到了独立自主。

  对于斯嘉丽而言,爱情本身是神圣的,婚姻则不然。斯嘉丽不但不遵循旧规,甚至在战争爆发前夜草率与梅兰的弟弟结婚,只是想这样能与心爱的艾希礼近一点;为了塔拉庄园的300元税金诱骗妹妹的情人结婚,罔顾社会道德的约束。为了金钱与瑞德结婚,并在生儿育女后对艾希礼依然念念不忘。她不曾忠于婚姻,将婚姻目的化,形式化,在她看来婚姻是自由的。对于爱情斯嘉丽却始终如一。在斯嘉丽眼中,爱情与婚姻是分裂的,是两码事,这对世俗的婚姻观念提出了挑战。她从不期待婚姻能带给她持久而明媚的幸福,她的幸福在于赢得爱情——艾希礼的欢心,在于实现与艾希礼结合在一起的愿望。斯嘉丽对于艾希礼的爱情,来的是那么任性。就像书中描述的那样“自从那一刻起,她就要上他了,就像她要东西吃,要马骑,要温软的床睡那样,很简单而无理由地要上他了”。斯嘉丽想要,从此便肆无忌惮地去追逐。从整本书来看,从未停止过。直到她意识到自己爱的不是艾希礼,而是白瑞德的时候,她仍然勇敢地向白瑞德表露自己的心声。从始至终斯嘉丽绝对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不是受传统观念的制约。

  此外,婚后的斯嘉丽拒绝像男权社会所要求的那样相夫教子,忙于家务,囿于家庭,拒绝做男权社会中男人的附属品,她走出家庭,高调地驾着梦想的马车,在亚特兰大的商场上与男人做生意。甚至还指责男人在生意场上的愚蠢。

  斯嘉丽的婚姻观与当时的美国妇女一直宣扬的妇女的最大幸福在于全身心地承担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做个贤妻良母,而不是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截然相反。斯嘉丽用行动讨伐了这一带有性别歧视的观点。

  (三)斯嘉丽的独立自主精神分析——战后重建塔拉庄园和经济独立

  就像叔本华所说的那样:女人本身是幼稚而不成熟的,她们轻佻琐碎、缺乏远见。当时的男权社会反对女人拥有财产,每一位处于完全独立的非自然位置上的女人都要直接依附于某个男人,使自己接受他的统治和支配。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这种对女性的偏见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社会中,而斯嘉丽却游离于这种偏见之外,在男权社会中争取到了一席之地,实现了经济独立和人格的独立。也证明了女性的智力不输男性,甚至比男性更高。

  斯嘉丽的独立自主精神主要体现在她战后重建塔拉庄园和最终实现经济独立上。战争的残酷和战后的荒芜凄凉使斯嘉丽的女性主义精神最终觉醒。无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斯嘉丽都在向自己的女性身份靠拢,对责任和使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战后回到塔拉庄园后,看到庄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的去世、父亲的痴呆,庄园的凋败、饥饿的缠绕,她深刻地感觉到生活的压迫感。但是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这番惨苦的经历并不曾动摇她的奋斗意志,反而使她越发倔强了,所以当她提着那个篮子回家的时候,她就下了一个只许前进不容后退的决心。这象征着斯嘉丽向过去自己彻底告别,是对新的自己的召唤。她精心重建庄园,筹措税金,后来经营木材厂,精打细算收入开支,不管别人的纷纷议论在大街上亲自驾着马车去同男性做生意,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的独立自主把握命运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作为一部女性文学作品,玛格丽特·米切尔以女主人公斯嘉丽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以南北战争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战争前后斯嘉丽身上所闪耀的女性主义精神。玛格丽特·米切尔从一个女性作家的视角刻画了斯嘉丽的独特形象,向读者展现既极富女性特质,又有勇于挑战自我和敢于突破社会传统观念桎梏的桀骜不羁的女性形象,对当时浓厚的男权社会提出了挑战,使斯嘉丽成为了当时女权主义的代表文学人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促进了女性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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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李雅冬.战火中的”玫瑰”—从独立战争和内战看美国妇女[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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