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炜煜

　　摘 要：安吉拉·卡特的短篇小说《染血之室》是反映其女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女主人公不断探索家庭空间、社会空间以及侯爵丈夫的心理空间，意欲从中获取话语权、掌控权，然而最终以失败告终。本文试图从空间批评的视角解读《染血之室》中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对权力的争夺状况与结局。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 《染血之室》 空间批评 权力

　　安吉拉·卡特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评论家、记者， 同时也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1979年，卡特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出版，《染血之室》为第一篇，由卡特根据17世纪法国文学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所著经典童话《蓝胡子》改编。福柯强调空间的重要性，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包亚明，2001：13-14）空间为各种权力提供了载体，同时，权力也建构了空间，二者相互依存。《染血之室》中的空间描写对小说的情节推动、人物关系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运用空间理论，阐释空间与权力在《染血之室》中的体现。

　　一、 家庭空间——侯爵对少妻的掌控

　　《染血之室》中，家庭空间的描绘占据了很大篇幅。福柯指出，空间是人类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投影，空间的生成必然包含了各种冲突的利益和力量的相互作用。（夏铸九，1988： 221）初见城堡，映入少妻眼帘的是“童话故事般的孤寂场景，雾蓝色的塔楼，庭园，尖栅大门，那座城堡兀立在大海怀抱中，哀啼的海鸟绕着阁楼飞……”（14-15）。这城堡近似一座海上孤岛，一旦进入难以逃离。

　　侯爵出差后，少妻拿起各式各样的钥匙，来到图书室，翻看侯爵的书籍信件；接着又打开了绘画陈列室的门，许多名画收藏其间。随着一把把钥匙被使用，一扇扇门被打开，少妻不仅是在探索城堡内的空间，也是在探索丈夫的心理空间。渐渐地，少妻想要使用那把“禁区的钥匙”（29）的心情愈加强烈。终于，她将钥匙插入孔洞，走进黑漆漆的密室，看见最残忍的一幕：侯爵三任前妻的尸体以极端变态的死法陈列于此，正是他收藏的艺术名画中场景的真实还原。被吓坏的少妻不小心将钥匙掉落在地，染上鲜血的颜色无法抹去。当权力支配他人的能力时，表现之一即“对他人的肉体直接行使有形的权力，如监禁或处死”。（辛斌，2003：1）少妻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同时恐惧心也骤然扩大，她使用了所有的钥匙，即使用了这个家庭里女主人所能拥有的最大权力，但也忽然明白侯爵是故意给她钥匙引诱她打开密室，这样她的命运显然就是成为密室里第四具暴力残忍、变态美感的艺术品。自此，她丧失了对家庭空间的主动支配权，也丧失了对自己生死命运的掌控权。人面兽心的侯爵追逐的不仅仅是对妻子、奴仆的指挥权、占有权，还有对历任年轻美貌妻子生命的“处决”权，是暴戾权力的狂欢式呈现。

　　二、社会空间——父权制对少妻的凝视

　　小说里，权力运作在男女主人公有形无形的斗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揭示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脆弱的生存境遇。侯爵娶少妻，并非出于爱情，而是用金钱和华服“买”下了这个刚成年不久的、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侯爵认为自己对少妻有占有权、控制权、使用权、支配权，少妻却不愿只做丈夫的乖顺玩物，她想知晓有关丈夫的一切，在仆人面前也从局促的态度转变为淡定从容甚至不予理会。在任何一个社会，空间都不是了无一物的空洞的容器，其中必然隐含有某种权力的运作方式和机制，其表现或许是激烈的斗争，或许是平静的运行。（吴庆军， 2010： 147）

　　在社会空间中，少妻被看作是侯爵的华丽附属品，人们的凝视和评头论足表明了她从灰姑娘一跃变成贵妇的事实，但她在社会公共场合依然没有话语权，贵重的首饰、表面的骄傲掩饰不了她内心的卑微。“……前一夜，出于某种奇妙的巧合，他带我和母亲去看《崔斯坦》……在他怀里，我是众人注目的焦点。在剧院门厅，窃窃私语的众人如红海般分开让我们走过，”（9-10）少妻与侯爵出现在戏院时，“穿的是一身轻飘飘白色细薄平纹棉胚布，胸线下横系一条银带。每个人都盯着我看。也盯着他的结婚礼物看”（10）。美丽的外衣映衬着她今非昔比的身价地位，她不再是那个寒酸黯淡的小女孩，而是摇身一变成了雍容华贵的侯爵夫人。在戏院这样的公共社会空间里，少妻拥有的权力是渺小的，她的光芒完全来自于她的未婚夫，同时，她渴求社会的欣羡，也是建立在男权社会对空间的支配权之上。嫁给侯爵，少妻便可享有万贯财产，其虚荣心在每个人都盯着她看的情景下达到了膨胀的极值，甚至在听到《爱之死》那段时，“我想我一定是真的爱他”（10），而事实上“我”心底十分厌恶这个身体沉重的老男人。

　　侯爵死后，这位只与他结婚了一天的侯爵夫人继承了他的全部财产。可少妻选择不住在城堡里，而是把它改成了“一所盲人学校”（62）。更令外界感到可疑的是，侯爵夫人刚丧夫就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盲人调音师成立了家庭，还与自己的母亲一起居住。在社会的异样眼光和流言蜚语里，她感觉到，财富、地位带来的权力是虚无的，如果继续为那一份权力而活，她的内心会走向崩溃的边缘。社会空间里她受到的压力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使她难以释然度日。她的言行、想法归根到底是受当时所处男权制社会中大众的凝视所深刻影响的：男权社会为女性制定了某种规范，于是少妻在各方面都用所谓的社会“标准”来衡量自我，如此境况下，她的自我个性便被抑制，其拥有的自我支配权也受到削弱。

　　三、心理空间——少妻对自我的束缚

　　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心理空间密不可分，少妻对物理空间中的权力探索正是她内心变化起伏的反映，社会空间给她施加的无形压力也使她内心更加挣扎。少妻在如“美丽监狱”（35）一般的家庭空间中不断探寻，想要发挥自己身为女主人的权力，殊不知丈夫早已预谋了一切。桑德拉·李·巴特克说：“妇女的空间不是她自己的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Lee Bartky Sandra， 1988：66）诚然，在文本中，少妻恰恰就是一个被丈夫控制和玩弄的角色。偌大城堡将她囚于其中，虽是名义上的女主人，却是实际意义上的玩偶。丈夫命令少妻“殉教”，把他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行刑者，将他的控制与支配权发挥到了顶点。

　　小说末尾，企图置少妻于死地的侯爵被少妻的母亲枪杀了，少妻得救，标志着侯爵彻底失去了控制少妻生活甚至于玩弄其性命的权力，同时，这也标志着少妻意图追求更大权力的旅程同样以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权力的斗争里没有赢家。事实上，尽管侯爵已死，但少妻的心里也就此留下了无法消失殆尽的阴影，这是侯爵对历任妻子的霸权所带来的，也是当时的男权至上的社会所带来的。少妻心中仍有余悸，嫁与盲人调音师并非出于真爱。“无论多厚的油彩、多白的粉，都无法掩盖我前额那红色印记。”（63）福柯将惩戒制度置于肉体的“政治经济学”中来考察，让“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黄华，2005： 88）少妻被驯服的身体是丈夫的权力之于妻子肉体的一种表现，红色印记提醒着她差点死于“殉教”的经历，成为她心头的痛楚与耻辱。

　　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少妻的第二次婚姻：一是调音师与她共同经历了生死关头，给予过她温暖，少妻对其有感恩之情；二是调音师是侯爵之死的知情者，若母亲杀人的真相流出，她们会遭遇灭顶之灾；三是少妻的眉间有密室钥匙留下的红色印记，无论如何也擦洗不掉，这是她恐怖经历的标志，少妻“庆幸他看不见它”（63）所以，少妻嫁给调音师，既是报答，也是保护自己与母亲的最佳办法。少妻作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既受往事折磨，又对未来担忧，实在可悲可叹。自始至终，她的权力都没能得到稳固的保证，她的屡次探索、争取权力的努力也以失败结束，沦为权力的牺牲品，其私人心理空间仍然受到父权社会的牵制，无法获得真正的解脱。

　　四、结语

　　在安吉拉·卡特的《染血之室》中，侯爵所代表的男权对女主人公的生活与命运走向产生了不可消磨的影响，由男权社会主导的家庭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直接或间接地构建了女性极为有限的实际权力。文本中，少女屡次试图反抗侯爵压制，虽然最终逃过一劫，但也沦为了权力的牺牲品，未能成功掌控话语权、主动权，社会也未给予其足够认同。女主人公在物理空间的探索也反映了其心理空间的变化历程，她并没有完全摆脱侯爵给她带来的心理阴影，依然没有在权力上战胜丈夫，她丧失了家庭归属感和自我主动权，依旧处于空间权力的边缘地位。卡特描写侯爵的城堡、卧房、画廊等家庭空间，歌剧院这样的社会空间，少女与侯爵各自的心理空间，提供了二者权力斗争的场所，暗含着作者对女性生存空间与权力地位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Sandra，Lee Bartky.“Foucault，Femininity，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in Feminism& Foucault：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M].1988： 66.

　　[2] 安吉拉·卡特.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M].严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 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3-14.

　　[4] 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8.

　　[5] 吴庆军.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解读[J].外国文学，2010（5）：147.

　　[6] 夏铸九.空间的文化形式和社会理论读本[M].台北：明文书局，1988：221.

　　[7] 辛斌.语言·语篇·权力[J].外语学刊，200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