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超

　　摘 要：1864年，曾经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伴随着湘军攻占天京的厮杀，最终画上了历史的休止符。大江东去，涛声依旧。一百多年来，围绕着太平天国的兴衰成败，许多学者以史料为据，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多样的阐释说明。本文以民心角度为切入点，力求从此来探求太平天国衰败的原因。

　　关键词：太平天国 民心归属 腐败滋生 信仰危机

　　一、导语

　　1851年，以洪秀全为领导核心的拜上帝教于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历时14年，席卷中国18个省，先后攻占了大小600多个城镇，建立起了与北方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因其以建成“太平天国”为主要目标，故这场起义被称为“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浩大，参与人数极广，影响重大。由其所主导的北伐和西征等战役，则更是给予清廷以沉重打击。时人描述当时的北伐之势：“时北京官民逃迁者达三万户。北城一万八千户，仅余八千户”。此种情形使得大小官僚莫不如惊弓之鸟般惶恐，“王公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可谓狼狈到了极致。1856年，伴随着江南、江北大营的相继攻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顶峰。而此时的清政府则饱受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或许只要把握当时的有利形势，江山易手的现象不是不可能出现。

　　然而，伴随着军事形势的大好，却是统治集团的大乱，并最终酿成了天京变乱的惨烈事件。以此为起点，太平天国根基动摇、人心尽失，从而走上了不可挽回的衰亡之路。古语有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何以太平天国会有如此结局？道理很简单：民心为重。任何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其决定的因素莫过于民心向背。纵观太平天国一路，前期由于尚能保持艰苦朴素、上下一心的战斗精神以及崇高的精神追求，故百姓是“赢粮景从”。中后期由于腐败蔓延、信仰危机、政策不当等因素，致使民心渐离，以至于有歌谣唱道：“打起包裹回家去，还是当长工”。其离心之大可见一斑。对此，本文将从三方面角度进行逐一探讨，力求揭示出太平天国衰败背后的真相。

　　二、腐败蔓延——地位悬殊冲击了民众的现实底线

　　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会爆发在两广交界的紫荆山地区，固然和当地会党势力有密切的关系，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在于当地的贫穷与落后的现实状况未能得到根本的解决。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伴随着禁烟运动的实际终止，白银外流的加剧，银贵钱贱的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据曾国藩奏报道：

　　“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

　　面对赋税增加一倍以上的经济形势以及天灾不断的自然情景，再加上当时贪官污吏的肆意盘剥。身处社会底层的两广劳动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而打着“平均主义”旗号的拜上帝教无疑对他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怀着对未来平等社会的憧憬，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太平军。这成为太平天国初期保持强大战斗力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缺乏监督与制约的清教徒禁欲思想并不能实现政权在稳定之后的有力保障。早在永安建制时期，太平军的“平等”生活就开始出现了不平等的种种迹象，但由于这一时期尚处在对敌斗争的激烈阶段，所以尚无明显副作用。定都天京后，随着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以及政权的日趋稳固，昔日的英雄豪杰们便开始在江南纸醉金迷的浸润下，抛弃了过去的朴素作风，滋长起享乐作福的安逸思想。

　　腐败往往是从顶层开始往下蔓延的。身为领袖的洪秀全、杨秀清等统帅抛弃了过去的俭朴作风。他们不仅把清朝的总督署、将军府等机构占为王府，还在其统辖区域内征调能工巧匠，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新宫殿。除此之外，为了满足自身的私欲及权威，洪秀全等人还公开践踏了由自身所提倡的“一夫一妻制”的主张，强征民间秀女入宫侍寝，以至天王以下的诸王无不妻妾成群。伴随着经济生活的特权化，必然是政治生活的等级化。为了巩固自身特有地位，他们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礼仪体制。以出行为例，天王及诸王出行，两旁都有规模庞大的仪仗队为之护驾。东王出巡，“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

　　针对这类现象，少数有识之士是清醒的。天京变乱后，李秀成就曾直谏洪秀全道：“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但在腐败已成常态的状态下，此种劝诫无异于隔山打牛。在经历了短暂的整顿后，曾经许诺“永不封王”的洪秀全，竟再次变本加厉地封起王来，据昭王黄文英谈道，“……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2700多王……天朝的事越做越坏。”“封王”的多如牛毛，不仅造成行政体制进一步臃肿，还带来对百姓无情的搜刮。此举也越来越引起了人民对太平天国政权的不满。

　　三、信仰危机——理想破灭瓦解了民众的精神支柱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除了利用了当时民众渴望改变自身落后的经济地位外，用基督教色彩装扮的“大同理念”对广大民众而言，也是极具诱惑力的。

　　古世中国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铓而患不安”的说法，但对于长期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而言，这样的理想世界注定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仙境”。虽然他们也曾以宗教的外衣，行起义造反之实。但由于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所以并未取得实际意义。

　　洪秀全以《劝世良言》为底本，先后撰写出《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部主要的著作。在这三部书当中，洪秀全将自身演化为上帝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将自身的使命说成是号召人们信仰“皇上帝”，共同击灭“阎罗妖”（指清王朝），从而建立起人人平等幸福的“太平天国”。此举以不同于以往将幸福寄托在来世的方式，直截了当地指出武装斗争与奋斗目标的重要性，从而吸引了大批民众的投身参与。而这种昂扬向上的英雄气概确实在起义初期为太平军攻城略地发挥了突出作用。

　　然而就是在信念正盛的关键时刻，统治集团内部因争权夺利所酿成的天京变乱，却对广大将士及民众的信念造成了致命一击。这场内乱不仅造成了太平天国优秀将士的大量死亡，据保守估计，死于此的新、老兄弟不下三万人。还使得内部上下的相互猜忌愈演愈烈。“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暌隔，猜忌日生”。而且造成了太平军将士及民众的思想大混乱，昔日共创“地上天国”的美好梦想，被内部的争权内讧所打碎。而它带来的后果则是使得太平天国政权日趋小团体化，个人化，而不是较为集体化的领导。突出表现就是洪秀全树立起了与传统帝王独一无二的权力，为了维系这样的权威，太平天国的信仰观也因此发生了扭曲，变得日益迷信化、个人化。这样的信仰下，伴随着天国后期的逐渐失利，带来的是大批将领的投敌叛变以及将士的士气萎靡不振。

　　四、政策不当——激进主义伤害了民众的文化心理

　　中国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多年以来，形成了以儒治国的基本国策。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及其学说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追捧和膺服，成为他们统治御用的法宝利器。正因为如此，其学说也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太平天国信奉拜上帝教，认为耶和华是宇宙的唯一真神，从而反对其他一切宗教的偶像崇拜。因此，自金田起义后，伴随着太平军的所到之处，是儒家及其子弟的大灾难。孔庙被肆意捣毁，读书人被无端杀戮。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对孔子及儒家经书的冲击愈加猛烈。夫子庙被拆毁，孔子牌位被劈坏后抛入马粪中，江宁的“学宫”被改为“宰夫衙”。同时，复明令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一时间，天京城内搜书不断，人人惶恐不安。时人记载当时天京城内搜禁“妖书”情形时说：“搜得藏书论担挑，……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过于激烈或过于迅速的行动，常常会使潜在的反对者变成积极的反对者.太平天国这样激进的“反传统”的举动，固然有打破传统权威，消除偶像崇拜的作用，但它招来的则是一片激烈反对声。不少同情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便开始走向他们的对立面。太平军在破坏儒家及其他偶像的同时，会给千百年来信奉此的民众带来多大的心理创伤！而由心理创伤所带来的巨大反作用，则是太平军领袖始料未及的。后来，面对着日益巨大的压力及维护统治的需要。他们又不得不宣布：“孔孟非妖书”，并恢复了有关“三纲五常”之类的传统伦理。从而将“反传统”的举动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此外，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男女别营”也是饱受民众批评的两项政策。前者根据“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和“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的空想思想，下令废除民间的正常商业贸易，设立“天朝圣库”总管财务，并规定任何人不得有私有财产，违者重罚，后者则旨在践行清教徒的苦行主义。不可否认的是，这两项有些类似“战时共产主义”色彩的政策，在保障初期军事斗争需要时，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稳定之后，又与百姓所希望的“阖家欢乐”、“家给人足”的传统理念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对立。以至于“嗟怨之声，至今未息”。由于广大居民的强烈抵制，太平天国又不得不取消了这些激进的政策，转而又回归了原来传统。

　　种种一系列看似标新立异的政策，其实都是将矛头志向了身处中华大地上的传统文化习俗。尽管太平军的出发点可能是在于要破除传统中某些弊端，引领一种“新思维”，但传统毕竟在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和作用，加之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等因素。这些看来有些超越时代的政策及措施，必然会将民众推向反对太平天国的一面。

　　五、结语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但根本的在于民众的支持与否。一般史学家在论及此处，总喜欢言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局限性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就在于取得成功或部分成功后，农民阶级原有的代表或腐朽、或堕落、亦或成为另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从而丧失了初期的眼界和壮志，而使得政权日益“家族化”、“个人化”，最终会被原来阶级所抛弃。因此，也就不难得出曾经辉煌一时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因失去广大民众的支持而走向失败的命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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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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