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萧伯纳”作为英文 “George Bernard Shaw” 的中文对译词最早于20世纪初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由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介绍到中国。但时至今日我们发现，当时蜂拥进来的外来词汇中的中式化人名，沿用下来并广为大众接受的寥寥无几，更以“萧伯纳”为个中代表。这无疑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本文试通过分析考证“萧伯纳”中译名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下的形成，演变发展及为人接受的过程，以期获取对该现象的深刻剖析及了解。
关键词：萧伯纳 人名翻译 中式化
萧伯纳是举世闻名的英国现代戏剧的先驱与奠基人。他的戏剧作品和理论对中国近代戏剧史的发展具有弥足轻重的影响。在五四运动时期，他最早由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引入到中国，与其导师易卜生一起成为风行一时的“社会问题剧”的楷模。萧伯纳的名字也随着知识界对其作品的译介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外来词的中译名。但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不同于传统人名音译做法，萧伯纳的中译名事实上可以看做是中式化的再创作。然而同一时期的其他同类中译名，如将“Tolstoy”译为“陶师道”，将 “Gogol” 译作“郭哥儿”等则并未经受住时间长河的洗练，最后还原为音译。本文拟通过对萧伯纳这一中译名在该特定历史时期的形成以及演变过程的分析，对其中式化的中译名经久不衰，为人接受这一现象进行探讨。
一、萧伯纳与中国
萧伯纳是蜚声海内外的英国（一说是爱尔兰）剧作家、评论家、思想家。他是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也是擅长幽默与讽刺的幽默家，还是活跃积极的社会活动家。19世纪的英国戏剧一蹶不振，而萧伯纳认为戏剧应该依赖对立思想的冲突和不同意见的辩论来展开。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听了评剧家朗诵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顿感醍醐灌顶，于是开始潜心研究易卜生的剧本。也是在易卜生的影响下，萧伯纳认识到了他要通过戏剧来痛诉自己对黑暗社会的不满，扫除藏污纳垢，阴暗不堪的社会弊病，去从根本上革新英国戏剧。此后他创作了一系列痛陈时事，反映社会的剧作。
在19世纪后半叶，他的戏剧主要可分为三类：（1）不愉快的戏剧，包括《鳏夫的房产》（1892）、《荡子》（1893）和《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其中《鳏夫的房产》是他的第一部剧作；（2）愉快的戏剧，包括《武器与人》（1894）、《康蒂妲》（1894）、《风云人物》（1895）和《难以预料》（1896）；（3）为清教徒写的戏剧，包括《魔鬼的门徒》（1897）、《凯撒和克莉奥佩屈拉》（1898）和《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1897）三部。进入 20世纪之后，萧伯纳的创作进入高峰。他应诗人叶芝之邀创作了《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反映了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呼声。还发表了著名的剧本《人与超人》（1903）、《芭芭拉少校》（1905）、《伤心之家》（1913）、《圣女贞德》（1923）等。其中《圣女贞德》获得空前的成功，是他公认的最佳历史剧，是“诗人创作的最高峰”。萧伯纳的戏剧性最突出的特点是紧密结合现实政治斗争，敢干触及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问题，把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公众面前。萧伯纳杰出的戏剧创作活动，不仅使他获得了“20世纪的莫里哀”之称，也为他摘得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在五四运动前后，国内文学界为积极配合响应反帝反封建斗争曾掀起了一股翻译外国文学经典的风潮，而当时所选作品多为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服务。萧伯纳作为深受易卜生影响的极具社会批判精神的剧作家，深受当时一系列新文化运动先驱的青睐。而茅盾是最早翻译并引进萧伯纳作品的翻译家和学者。除此之外，诸如胡适、鲁迅、林语堂、钱歌川等作家学者也积极译介萧伯纳的作品。1921年，萧伯纳的话剧《华伦夫人之职业》在中国演出，可以说，这是提倡“西洋派”戏剧的一次重要舞台实践，但出于多方面原因，这次精心编排的演出并未获得成功。1933年，萧伯纳为期七天的访华之旅再次掀起了知识界研究萧伯纳的热潮。他的戏剧作品以及戏剧理论为中国的戏剧发展和思想启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萧伯纳中译名由来
要了解萧伯纳中译名的由来，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人名翻译的基本准则。在专有名词（尤指人名地名）的翻译中，有这么两条公认的准则，一是名从主人，二是约定俗成。前者是指人名地名的翻译应按该人名或地名所属国家或民族的读法来译。后者则指尽管有些专有名词的翻译没有按名从主人的标准来译，但是已有长期使用、为大众接受的译法，则按约定俗成已有的译法来译。倘若仅从这两条准则来看，我们很容易将萧伯纳的英译名归为约定俗成的译法。林宝煊（1998）在文章《谈“名从主人”与“约定俗成”》中指出“之所以要‘约定俗成，前提就是已经有了误译。”[1]他认为已经约定俗成的误译主要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一是译者不懂原文，只能根据英语来译。二是译者不会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是按照自己所操的方言（多半是广东话、福建话或上海话）来音译的。三是缺乏真正的权威，没有国家的权威机构来统一译名。很明显，萧伯纳的中译名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所以贸然将其归为约定俗成是并不准确的。事实上，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是一对互补的基本准则，但很多在实际操作中的情况却并不能用这两种方法解决。而萧伯纳的中译名则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此处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专门研究汉学或中国学的学者，或与中国接触密切的西方公务人员大多都按照音译加以再创造给自己取了中式化的中文名字，有固定的中译名，此类在本文中不予研究。萧伯纳的中译名，并不是单纯的按照音译进行中式化再创造，还要特别注意的是，译者在翻译萧伯纳中译名时，特地按照中国人表达习惯，将其位于名末的姓氏 “Shaw” 译作中文姓氏“萧”并置于名首，再将其中间名 “Bernard” 音译做“伯纳”置于姓氏之后。这可以说是一种结合中英文表达习惯的再创造。
1915年11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近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文中提到了“白纳少”，即萧伯纳。这是剧作家萧伯纳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的中译名。但该译名尚未得以广泛传播使用便销声匿迹，再未出现。后又出现过“萧伯讷”，如《新青年》也一度采用此译名。而最后取而代之的，则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版本：萧伯纳。至于译者是谁，尚不可考。一说是巴金，一说是胡适。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著名作家译者学者都为推动萧伯纳剧作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起到了无可非议、不容小觑的作用。20世纪三十年代，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集结一众优秀作家译者，不管是名震四方的前辈大家，还是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抑或是名噪一时的当红名家，视光明与进步为共同追求，形成了一支包罗万象的文学劲军。说到对萧伯纳作品的译介，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茅盾。茅盾是最早的萧伯纳作品的翻译者和介绍者之一。茅盾属于典型的主流意识派的代表，他翻译的萧伯纳戏剧也多以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的为主。此后《新青年》为向国人更多地介绍一些萧伯纳的情况，本拟将十二月份刊名命名为“萧伯纳号”，刊登剧作《人与超人》，《巴博勒大尉》和《华伦夫人之职业》的中译本，后因故未能如期出版。萧伯纳这个名字由此成为了普通老百姓熟知的外来文化的代名词之一，并沿用至今。萧伯纳这一中译名的确立与传播，究其根本，是与它的中式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分不开的。萧姓原本是汉民族固有的一个姓氏，将其冠在外国人的名字上，有史以来也仅此一次。这种中式化的处理方式也顺利地拉近了这位剧作家与中国人的距离，在他在普罗大众中更易亲近，也就是我们俗话常说的亲民。
三、结语
如果我们说萧伯纳的戏剧是一种艺术，那么萧伯纳的中译名则是一种现象。这是一个独一无二、耐人寻味又发人深省的现象。而萧伯纳作为其英文名的中文对译词，更是深深植根在外来文化的风潮中。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仍不加变更。我们可以说，这种存在是现象级的，这种影响也是不可复制的。对萧伯纳中译名的探索，不仅仅是对一个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认知，更有助于对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萧伯纳戏剧的传播与发展以及它与中国文化相互影响进行研究与考证。通过对萧伯纳这一中译名形成、演变过程以及最后为人接受并作为权威译名确定下来的分析，通过对这一中式化的中译名的解读以及背后原因及历史背景的剖析，我们得以更加清晰地把握萧伯纳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为大众接受的过程，也能更好理解在外来文化风潮影响下中国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林宝煊.谈“名从主人”与“约定俗成”[J].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98（4）.
[2] 倪平.萧伯纳与中国[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 吴先泽，陈慧.萧伯纳戏剧及对中国的影响[J].科教文汇，2009（19）.
[4] 杨永和，汪希.英汉翻译中“约定俗成”现象的探讨与分析[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1）.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