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

　　摘 要：《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故事叙述一位南方贵族后代爱米丽小姐，生性怪僻，为了与情人相守终生，不惜将其毒杀，并与尸体共枕。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了爱米丽人生悲剧的成因：父亲的禁锢， 情人的抛弃和社会的压制。指出她实际上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

　　关键词：爱米丽 男权社会 女性主义

　　一、引言

　　如同威廉·福克纳的绝大多数作品，以南方小镇杰弗逊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同样属于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小说的女主角爱米丽小姐刻板且古怪，拒绝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也拒绝变革给她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作为格里尔生家族的最后一代，她代表着业已衰败的南方贵族那不容于时代的陈旧价值观念，当年轻一代开始成为杰弗逊镇的支柱和灵魂时，北方进步的物质文明同南方腐朽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激烈的碰撞，而爱米丽小姐执意将自己封闭在往昔的辉煌之中，不仅是过去与现在之间冲突的牺牲品，而且使她的一生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爱米丽小姐痛苦的根源并不仅仅是她自身的古怪秉性和被现代文明吞噬殆尽的老南方气息，还有这个男权世界对她的扭曲和压制。因为归根结底，不管是沿袭了欧洲上流社会风气的南方，抑或是充斥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北方，都没有哪一个真正给予女性她们应有的地位和权力。

　　二、父亲的禁锢

　　在描述小镇上的人民对爱米丽和她父亲二人的印象时，福克纳这样写道：“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做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身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1]618从这段文字中，格里尔生父女间的关系一目了然，爱米丽小姐处处都受到父亲的主宰与控制，可以说正是父亲的影响奠定了她一生悲剧的基调。在当时的南方社会，父权是绝对而不容挑战的，幼年的爱米丽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长大，也竖立起了死板的等级观念。他们父女自认格里尔生家族是当地的名门，即使是末代贵族，即使家道已经中落，但上层阶级的气势和尊严无论如何丢不得。所以，在爱米丽的父亲眼里，那些来向她女儿求爱的年轻人没有一个能配得上她，于是将他们悉数赶走。其实真相恰恰相反：格里尔生家族已经没落，只有虚有其表的贵族地位而已，富家子弟不屑与爱米丽联姻，而老格里尔生又不愿把女儿嫁给同样穷的人家，因此爱米丽年近三十仍未婚配。

　　格里尔生先生在世时赶走了爱米丽身边所有的青年男子，断送了女儿获得幸福婚姻的大好机会，将女儿的全部世界牢牢控制在他自己手中，以至于当他去世以后，爱米丽也一直无法摆脱他的阴影，文中不止一次被提及的爱米丽父亲的画像便是最好的象征。在老格里尔生去世三十二年后，当杰弗逊镇政府当局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爱米丽家中试图说服她履行缴税的义务时，他们看见 “爱米丽父亲的炭笔画像” [1]622；甚至连爱米丽自己也离开人世之后，她父亲的炭笔画像仍然被悬挂在停尸架上方，“一脸深刻沉思的表情”，[1]623仿佛还在监视着她。

　　是父权的过度专制囚禁了爱米丽，她被父亲培养成了高贵的淑女，而南方传统中所谓的“淑女”无非是温顺驯良，对父亲或丈夫言听计从，个性中不可以有任何突兀之处。爱米丽除了顺从这种令人窒息的专制也并没有别的出路。父亲既是她前半生的生命中唯一的男性，也是她世界的中心。反而当父亲的去世给她自由时，她无法接受现实，拒绝承认父亲已死，意图“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男人”。[1]625她日复一日地活在对父亲的回忆中，渐渐连他那狂暴的性格和盛气凌人的举止也一并在爱米丽身上重现。不管是生活已经穷困潦倒时还是去购买准备用来毒杀情人的砒霜时，爱米丽小姐始终高昂着头，仿佛格里尔生家族的荣耀和辉煌仍在继续，即使镇上的人深信她已堕落到和一个拿日工资的北方佬公开出游。爱米丽小姐这种有意无意对父亲的模仿正是父权社会对她压制的体现，因为自幼时起，深植在她心中的价值观念便是父亲主宰一切，父亲的权威至高无上，她不敢也无力反抗。所以父亲死后，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只有倔强地欺骗自己像父亲仍然在世般活下去。

　　三、荷默的抛弃

　　荷默·伯隆，这个北方来的工头，是爱米丽生命里第二个男性。如果爱米丽的父亲尚且在世的话，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女儿和这种人来往的，因为荷默和爱米丽压根就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他“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宏亮，用不堪入耳的话责骂黑人，无论何时人们在广场上的任何地方听见呵呵大笑的声音，荷默·伯隆肯定是在人群的中心[1]627。甚至就连镇上的人也认为爱米丽和荷默的交往极为不妥，说她是全镇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坏榜样。每每看到他们一同出游，就交头接耳地在背地里议论“可怜的爱米丽”。但是，爱米丽却一直都是高高地昂着头，她也许是真的爱上了荷默，也许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可以依附的人而已，失去了父亲的她需要有一个男性来主宰她的生活。每次爱米丽和荷默出游时，都是荷默握着马缰和马鞭来控制马车，正如同她父亲总是以手握马鞭的形象立在人们的心里，马鞭在这里象征的是权力和专制。可荷默只是出于对于老南方大家闺秀的好奇心在和她调情而已，他声称自己是个“无意于成家的人”，甚至很有可能是同性恋或者至少是双性恋，因为他自己说喜欢和男人来往。如此一来就意味着，爱米丽迟早会失去他。对于爱米丽来说，她害怕的不仅仅是失去一个情人，她更害怕被镇上那些原本就等着看笑话的人看见自己被抛弃的凄惨下场，而最让她恐惧的莫过于再次回到那种无依无靠的生活中去，于是她采取了死亡这种极端的手段把爱人留在了身边。

　　其实爱米丽并不是自始至终都抗拒改变。在失去父亲后，她剪短了头发，和一个谈吐粗俗的北方工头公开出入，无视镇民们的流言蜚语，这实际上已经是对她原有价值观的背叛和对传统的挑战。在摆脱了父亲的独裁以后，爱米丽显然已经决心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而这一次是荷默夺走了她快乐的机会。当觉察到荷默对她意图始乱终弃时，爱米丽异常坚决地将其毒杀，而她自己的生命也从这一刻开始停滞。唯一的一次大胆改变竟是落得如此下场，爱米丽只有回到自己那阴森的大宅里，只有在这里，她还可以为自己缔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从此之后，她几乎就再也没有走出家门，将自己彻底封闭在过去的岁月中。多年后，当上门拜访的当局官员见到她时，她看上去就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1]624如同狄更斯名著《远大前程》中那位在婚礼当日惨遭遗弃的郝薇香小姐，爱米丽的时间也停止了，永远停在了情人死去的那天，无论外面的世道如何变迁，她的世界都是一潭死水，幽深神秘，波澜不惊。

　　父亲去世时，爱米丽拒绝让别人带走他的尸体，可是后来终于妥协。但这一次，爱米丽成功了，她关上前门，与情人的尸体相伴共枕，不管是死是活，至少这个男人再也无法离开她。

　　四、社会的压制

　　尽管在《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体现了新旧价值观的碰撞和南北方文明的冲突，但不论是哪一种价值观，也不管是在哪一种文明中，这都是个男权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女性从来都是以受男性支配的角色出现的。这并非仅仅是由于男女在生理构造上的区别，还源于社会环境对这两种性别的不同定义和塑造。除了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西蒙·波伏娃又提出了“社会性别”的概念。女性并不是生就成为女性，而是被造就成女性的，她们在精神与身体方面并不见得与男性有着本质差异。

　　“社会性别”的演变主要受制于外在于人生命体的社会文化因素，其结果是，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权力的分配关系便被掩盖成天命的自然分工关系。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就是社会、文化和心理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 这种后天由父权文化训导形成的东西，长期以来却被父权文化解释成先天命定的东西，并进而成为剥夺女性各种权力的借口。[2]

　　由此可见，在这种武断的父权话语环境下，无论何种阶层的女性都难逃被压迫被操纵的命运。所以，爱米丽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于父亲，她是个顺从的女儿；对于荷默，她是个可以调情的女人；对于镇上的人民，她是“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8]629，却从来不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感情和意志的女人。对于爱米丽自己，虽然自命不凡的身份使她有意无意和镇上的平民百姓保持着距离，但她还是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女性一样，始终试图抓住一个男人作为依靠。

　　作为象征传统的“纪念碑”，爱米丽小姐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镇民们那并非出自善意的注视下，也许是格里尔生一家那高高在上的傲气让镇上的人心有不满，所以他们一直希望可以有机会怜悯爱米丽小姐。父亲去世后，人们听闻她无依无靠财产又不多，今后也将品尝到生活的艰辛与苦涩，反而感到高兴；她和荷默公开出游，人们目睹她“堕落”到不顾自己的贵族身份，把一个拿日工资的北方佬作为精神寄托，颇有些幸灾乐祸，同时却又担心她真的嫁给粗俗的荷默，让人们心中那旧时代最后的象征倒下，于是写信请来她的两个堂姐妹试图拆散他们；她买了砒霜，人们以为她可能遭荷默抛弃而想要自杀，甚至觉得“这是再好没有的事”。这些镇上的人们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爱米丽的幸福，他们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做出种种反应。人们对爱米丽的同情自她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时始，然后随着她丧父和被弃而一步步加深，其中最深层的原因不外乎爱米丽小姐生命中缺乏男性的存在。因为当时女性仍旧处于从属地位，爱米丽的父亲和荷默对待她的态度无一不是这种视女性为附属品的态度体现，社会赋予她们的角色无非就是持家育儿。当沙多里斯上校编出一大套谎言以免除爱米丽的税款时，“也只有妇道人家才会相信”[1]627他的瞎话。这句话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表露无疑。因此，单身独处的爱米丽小姐自然是值得镇民们同情的，生命中没有男性中心，她又如何能实现自己作为女性的人生价值。

　　五、结语

　　在这篇小说中人们从未见过爱米丽流泪，但这并不代表她感觉不到悲哀，她只是将泪水都封锁在心里，宛如她将自己封锁在大宅里。她一生顽固而偏执，拒绝进步文明所带来的改变，不惜杀死情人以达到和他相守的目的，这是她的悲剧。但这出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男权社会导演的，父亲对她的禁锢造就了她古怪的秉性，情人的抛弃把她推向极端的绝望，而整个社会那看似同情实则歧视的态度让她封闭了自己的后半生，从此再也不愿和外面的世界有任何的交集。在这个舞台上，爱米丽小姐不过是个身不由己的木偶，只能任由那些强大到无从反抗的力量操纵她演完自己那没有多少快乐可言的人生，这其实也是在男性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大多数女性不可逃避的命运。

　　参考文献

　　[1] 威廉·福克纳，著.杨岂深，译.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A]//英美文学选读自学辅导[M].中文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617-630.

　　[2] 孙绍先.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5）：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