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骋

　　摘 要：欧阳修作为诗文革新过程中的领袖人物，在文学理论方面提出了极具个性化的见解，并在诗歌创作中立足于自己的主张，追求平易质朴、返璞归真的精神境界。本文着重探究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关键词：文学理论 诗歌创作 平易质朴

　　欧阳修在文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的部分文学理论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过于注重褒贬性。因此，客观评价欧阳修的学术价值，给予他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总之，他的文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在今天依然具有较高的鉴赏价值[1]。

　　一、文学理论

　　（一）现实与真实——文学与生活的思想

　　欧阳修文学理论中的“自然”并不是单纯指某种物质的自然，也并不是将美丽风景与人们的心情明确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自然”首先指的是一种超脱自然原则的“理”，即自然界的某一种发展中的理性原则。其中，大部分宋代作家常常将自然理性原则融入到作品创作过程中，这对于这部分作家来讲主要指的是“变”的原则，而另一部分作家创作则是以“不变”为原则。苏轼认为理就是变与不变的原则，其写作的《赤壁赋》正是按照自然的变与不变的双重透视理论进行创造的。然而，欧阳修在文学理论创作过程中并不喜欢讲述超自然的理，而是宁愿深入感受大千世界中的物质变化现象中所蕴含的“理”。因此，欧阳修文学理论与创作过程中，格外注重“有形可触”，即一个“实”字，以便使所有人都能够完全理解。正如他所说的，一部优秀经典的作品并不会抽象和模糊地表达“理”，而是将本质意蕴藏匿于经典文学作品中。“譬如金王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灌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除了讨论风格之外，还坚持将“客观真实”作为一种主要的价值标准，这是欧阳修深入思考中国古典思想而引申的道德意义。因此，在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创作中，“客观真实”是主要的标准原则，又是充分突出生活饱受时间考验的实际现象[2]。

　　（二）事信与言文——责实与简法的意蕴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也坚持“事信”的原则，立足于“责实”。其中，在《与曾巩论氏族书》中，明确质疑了曾巩对自己祖先是“曾元的曾孙”的观点，坚持认为“考于史记，皆不合”，又“整合姓名，却不见于《年表》。”因缺乏相关的证据资料，而不愿意按照曾巩的意愿更换家族谱系并且写入碑文。

　　有时为了能够全面弄清楚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在考核典籍的基础上却依然难以判断的情况下，欧阳修又仿照《春秋》中所涉及的“求情责实”的方法，严格按照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综合判断，从而准确判断事件的真相[3]。例如：欧阳修深入研究了《周世宗实录》，并利用其中所描写的降书充分辩解了关于刘仁赡是否进行了投降的问题。经过研究欧阳修发现刘仁赡投降的这个观点可信度较低，其理由如下：第一，刘仁赡通过杀害自己的儿子来证明清白，哪有畏死而投降的道理？就在周世宗攻打李瓂时，刘仁赡奉命坚守寿州，他的儿子趁他生病之时，意图率领众将领投降。当刘仁赡知道情况之后，便立马将自己的儿子斩首示众。通过分析这个事件，欧阳修便认定刘仁赡并不会临近死亡而投降；第二，当周世宗得知王环为蜀守秦州之时，为大军所包围，最终由于寡不敌众被擒，欣赏他的赤胆忠心，便将其封之为右骁卫将军。但是，世宗却将刘仁赡封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天平军节度使，并封其子为怀州刺史。分析两人的待遇情况，刘仁赡高出了王环，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刘仁赡并没有投降的举动，因为如果刘仁赡做出了投降的举动，是不会受到这样的尊重的。从以上两点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欧阳修的“求情责实”主要是根据实际情理的逻辑关系进行推断的，所以按照“事信”的原则便能够达到为人物“辨诬”的目的[4]。

　　其次，欧阳修认为，当事实情况难以准确辨明时，不能够随意妄加揣测、乱下定论，而是应该坚持保持“疑者存之”的态度。例如，在《新五代史·张宪传》中载：唐明宗期间，张宪在奉命讨伐叛军赵在礼的过程中，为赵在礼诱降，张宪直接将信使斩首，并将信件不启封而上奏。但是他最终却因兵乱出奔，被朝廷追究以失城之罪，赐死在沂州。作者便在最后的评论中说：“予于旧史考宪事实，而永王存霸，符彦超与宪传所书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然要其大节，亦可以见也，宪之志诚可谓忠矣。当其不顾其家，绝在礼而斩其使，涕泣以拒昭远之说，其志甚明。至其欲与存霸俱死，及存霸见杀，反弃太原而出奔，然不知其心果欲何为也。而旧史书宪坐弃城而赐死，予亦以为不然。予之于宪固欲成其关志，而要在宪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节也。”通过从以上几段文字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欧阳修非常重视史实材料，从而其所作的《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的存在一定的差异。《旧五代史》单单因为张宪出奔便果断地判定为“坐弃城而赐死”，而却根据他斩信使的行为断定他的本意是忠诚的，但是却又难以弄清楚为何弃城而逃。虽然欧阳修猜测这与其“成其关志”存在一定联系，但是又缺乏信息资料进行考证[5]。针对这种疑点较多的事件，欧阳修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张宪放入到《死节传》中，而是保持审慎的态度分析史料，并将其放置于《唐臣传》中。欧阳修这种严格遵循“事信”的原则，是一种对历史资料负责的态度，是值得人们肯定的。

　　欧阳修针对行文之法，还提出了“隐而意深”的看法，主要是指用简洁的语言，全面表达深刻的内涵，并且其中的内涵并不是通过作者传达出来的，而是通过读者的细嚼慢咽感受出来的，具有思想情感溢于外表的意味。通过采取这种方法，有利于达到下列的效果：从简短的话语中感受到作者深刻的思想内涵，形成无穷的快感。

　　欧阳修文学创作的重要理论就是“简而有法”。“简而有法”虽然是欧阳修对尹师鲁文章的评价，却在其编写《尹师鲁墓志铭》中也充分体现出了“简而有法”的特点。欧阳修并不以文学理论语言的多少进行评价，也不以内容的细致与否进行判别，而是注重文学理论的褒贬或者感情的融入[6]。

　　二、诗歌创作

　　（一）欧阳修诗歌创作背景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指明了宋代之后诗歌发展的方向。众所周知，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家作品的创作。欧阳修身处的北宋中期，正是中央高度集权，而国家机器较为庞大的时代。虽然这个时期的社会环境较为稳定，但是却存在较为突出的阶级矛盾，呈现出国弱民贫的局面。同时，伴随着人民负担过重、阶级矛盾越来越突出，外部侵权现象也非常严重。但是，朝廷却依然非常重视文治，这是因为宋代重视文人的政策为当时的文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宋太祖曾经立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的人，并且宋代扩大了科举的范围，增强了科举的职能，提升了当时文人的政治和生活待遇[7]。此外，在宋代还派文人出掌武职，大幅度增强了宋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让宋代的文人有了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

　　（二）欧阳修早期诗歌创作

　　1.注重咏物描写

　　早期欧阳修诗歌创作在题材选择方面注重咏物描写，如：《夕阳》、《月夕》、《帘》等。其中，在欧阳修的《柳》这首诗中，“绿树低昂不自持，河桥风雨弄春丝。残黄浅约眉双敛，欲舞无夸手小垂。快马折鞭催远道，落梅横笛共余悲。长亭送客兼迎雨，费尽春条赠别离。”又在另外一首同名为《柳》诗中写道：“雨阔堤长走画辕，絮兼梨雪坠春烟。东风苑外千丝老，犹伴吴蚕尽日眠。”

　　通过分析和比较这两首咏柳诗，可以发现它们都是描写柳的外型和体态特征，使用措词较为相似。同时，在欧诗中涉及的“快马拆鞭”“长亭送客”等句，均是描绘的是送人惜别的情景，以物传情[8]。

　　2.烘托流连光景

　　欧阳修与西昆诗人都创作了部分流年光景的诗作。尤其是以西昆体创作的此类诗歌，充分表达了单调的馆阁生活，所作的主要是《直夜》、《夜燕》、《别墅》等一类的咏物诗。例如杨亿的《直夜》二首，主要描写得是秋天深夜入宫时的所见所闻，感叹光阴飞逝。同时，在欧阳修早期创作的诗歌中，也有少部分烘托流连光景的诗作，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伤春》：

　　“蕙兰蹊径失芳期，风雨春深怯减衣。卷箔高楼惊燕入，挥弦远目送鸿归。蜂催酿密愁花尽，絮扑暄条妒雪飞。欲识伤春多少恨，试量衣带忖腰围。”这首诗歌则主要表达了失却良辰，惋惜美景消逝的情感。再例如《倦征》：“沈约伤春思，嵇含倦久游。帆归黄鹤浦，人滞白苹洲。乳燕差池远，江禽格磔浮。物华真可玩，黑鬓恐逢秋。”则主要传达的是害怕萧瑟和飘零的秋景，感叹春光流逝，盼望归期到来的情怀。最后一句“黑鬓恐逢秋”，便充分表达了作者悲秋和珍惜时光的感情。

　　3.凸显“出昆”风格

　　欧阳修的早期诗歌具有“出昆”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议论化”风格，早年欧阳修与理学先驱人物胡瑗、孙复、石介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正如张文利在《理学、禅学与欧阳修诗》中所认为的，欧阳修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先路的贡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欧阳修早期创作的部分理趣诗歌，如：《庭前两好树》、《远山》、《仙草》、《颜跖》等，充分表现出了宋代诗人对理学的探究兴趣。同时，在欧诗早期的诗歌创作中更是出现了议论化的倾向，所以可以将欧阳修看作为宋诗“主理”思想的引路人，从而为“唐音”转变为“宋调”做了良好的铺垫。

　　（三）欧阳修贬谪后诗歌创作

　　1.外界“穷困”环境渲染，发之为诗

　　在欧阳修的观念里，当处于仕途和生活穷困的环境下时，内心的悲愤情绪很容易受到自然山水的激发而寓情于诗中。如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就明确指出了文人的抱负理想难以在社会中得到施展，所以常常寄情于山水之中，让情感在自然景物的影响下，发而为诗。同时，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又写道：“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因此，当作家越为穷困时，与百姓生活接近的机会也就更多，所接触的社会阶层更加广泛，这样更容易创作出传世佳作。反过来，仕途较为通达的人在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深入体验生活和感受生活的机会也就随之较少，从而导致缺乏文艺创作的源泉。此外，这部分人也由于事务尨杂而无暇于文学创作，就算偶尔涉及还常常受到自身的才学的限制。因而从这点进行分析，在欧阳修的理念中，所谓“穷”，并不仅仅只是指经济方面，更侧重于仕途和政治抱负上的不如意。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身体力行的践行了“穷而后工”的理论内容。其中，在欧阳修的一生中，被贬两次，而在第一次被贬的时间是在景枯三年，这一次被贬主要是因为范仲淹被贬而欧阳修仗义执言，结果自己因此而受到牵连被贬到峡州夷陵令；第二次被贬发生在庆历五年。这一次被贬主要是因为他多次上书直言，所以引起了众多反对新政推行者的不满，并恰巧遇到其外甥女张氏触犯了法律，所以又被弹劾被贬到滁州。通过调查分析他被贬时期内的诗歌创作，便可以清晰的看出“穷而后工”理论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2.细致入微刻画情思，自然而“工”

　　在欧阳修一生的穷境中，写下了《仙草》、《江行赠雁》、《琵琶亭上作》、《千叶叶红梨花》、《古瓦砚》、《黄牛峡祠》等诗歌。例如：《黄溪夜泊》：“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非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在这首诗歌的开篇中便全面描写楚地环境的极度惆怅，虽表现出不堪之意，而却在结尾之处转换了笔锋，使用乐观且超脱的笔法写出了：“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这句诗歌恰当地将不堪之情转换成为了对美好的江山的欣赏之情。

　　欧阳修一生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一句“开口揽时事，议论争锽锽”便将内心的志向全面充分的表述了出来。虽然欧阳修合理地将自己内心的苦闷之情合理融入到山水之中，但是却并没有因此而忘记关心国家和人民，利用对自然景象的感情来激发他对国家的关心之情。正如景枯四年，也就是欧阳修被贬到夷陵的第二年中，作者内心孕育了浓厚的悲愤之情，但却依然将自己的感情寄情于景中，借物抒情。例如：在《千叶红梨花》中，利用“钱叶红梨花融入到辟谷中”来比喻自己，将自己内心满腹的思想情感寓于诗歌中：“可怜此树生此处，高枝绝艳无人顾，春风吹落复吹开，山鸟吃来复吃去。”不但充分表现出了孤独寂寞的思想情感，而且还全面表达了孤芳自赏的意味，从而将真挚和浓郁的思想情感浸透到诗歌中。再例如《金鸡五言十四韵》，则主要描写的是金鸡自身因为美丽而遭受迫害，从而非常自然地引发出作者对范仲淹被贬事件感到的愤愤不平。以上诗歌表达的思想情感都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感受，来源于生活，而发之于自然。其所创作的诗歌情感与基调和其他文章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在淡泊名利的思想中透露着情味，情感真挚而又深密。

　　三、结论

　　总而言之，欧阳修在文学理论中坚持“自然”“责实”，立足于简洁质朴，反对部分怪奇而又鄙俗的内容。具体表现在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中，不论是语言的应用，还是诗歌结构的安排都充分地体现出这种精神，显得通俗明了。同时，欧阳修诗作的“穷而后工”的理论，主要表现在政治仕途非常不顺的情况下，反而常常因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创作出具有感染力的诗歌作品，以此宣泄内心的情感，大力批判社会现实生活。但是，由于欧阳修长时间受到儒家敦厚诗教思想的影响，主张在抒发情感的过程中表现出节制性，避免采用牢骚式的发泄方式。因此，欧阳修常常将自己在仕途中的困境，以及不满情绪，采用写景和咏物的借喻形式将其朦胧地表现出来，具有意到言止、自然贯通的特点，为在他之后的诗歌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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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刘海燕.欧阳修的公文写作理论及其指导意义[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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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崔铭.欧阳修与宋代戏谑诗风的兴起[J].江西社会科学，2015（12）：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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