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学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诞生了翻译研究学派，其代表人物安德烈·勒弗菲尔和苏珊·巴斯奈特正式提出了文化转向论，指出赞助人是影响翻译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主要通过研究分析赞助人和中国历次翻译高潮所产生的互动关系，探讨未来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关键词：赞助人 翻译高潮 意识形态因素 社会地位因素 经济因素
一
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一些翻译学者从对语言文字层面的研究逐渐发展为对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利时美籍翻译思想家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和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共同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受到语言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且同时也受到了社会文化等外围因素的影响，其中勒弗菲尔从宏观的社会文化角度提出了“赞助人”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 “Patronage can be exerted by persons， such as the Medici， Maecenas， or Louis XIV， and also by groups of persons， a religious body， a political party， a social class， a royal court， publisher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bot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larger television corporation.” （赞助人可以特指某位拥有强大势力的人，例如美第奇家族、盖乌斯·梅塞纳斯或路易十四，也可以是某种宗教团体、政治阶级、社会阶层、朝廷、出版社， 以至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等） （Lefevere，1992）。赞助人通常包括三个基本要素： 意识形态因素、社会地位因素和经济因素， 它们通常以不同的形式组合并互相作用。赞助人凭借其权利力量操控译者，从而推动或阻碍文学的发展以达到其利益目的；同样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迎合赞助人的利益和当代诗学潮流，得到更高的报酬和地位而主动做出相应的改变也会对翻译产生影响，所以译者与赞助人之间相互作用，从而对翻译产生深远的影响。
马祖毅（1984）把中国的翻译事业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文革”之前的西方文学翻译以及改革开放至今百花齐放式的翻译。其阶段的划分方式与赞助人的影响不无关系，各个阶段充当赞助人的角色都各不相同，因此也对翻译活动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二
意识形态因素、社会地位因素和经济因素都会对翻译的发展造成影响，但通过对这四次不同翻译发展高潮阶段历史背景的调查研究，笔者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地位因素的影响力相对较大。以下逐一分析赞助人对翻译发展各个阶段的具体影响。
（一）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事业的起点。伴随着佛教的盛行，佛经翻译蓬勃发展了1000多年，兴起于汉代，至唐代达到发展顶峰，到宋代和元代才渐渐走向没落。事实上，佛教在进入中国一百多年以后才渐渐传播开来，原因有两个：首先，佛经翻译必须符合当时的主流儒道两家的思想意识，例如《大云经》的译本符合当朝统治者武则天的登基需求而受到大力推广。相反，佛教的《金刚萨锤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径》与当时宋朝主流意识形态儒教的经典思想“仁恕之道”相触而遭到禁止。其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采用了部分道家的思想和措辞以及与结合了汉文化的特点，例如，支谦在重译《般若道行经》时把“般若”重译为道家术语“名”，并且改名为《大明度无极经》，所以佛教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并得到广泛传。 直到11世纪的宋元时期，佛经翻译的衰落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翻译高潮走到了尽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盛唐以后人们对恢复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从而对佛教的需求和崇拜也逐渐减少，佛经翻译活动就此结束。第一次翻译高潮的兴衰论证了翻译活动与其是否迎合或违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地位因素有着重要联系。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16世纪，欧洲部分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耶稣会背负着罗马教廷普世一统的使命派遣了多名传教士向东方传播宗教。当时中国正值明朝中叶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封建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科技只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和享乐的工具并没有深入到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当中，管理科技部门的一些宦官子弟只注重仕途利益而忽略了对科学技术研究的关心，所以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逐渐落后于欧洲部分国家。正因统治阶级腐败不堪，一些士大夫们（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宗教哲学来挽救这内忧外患的局面，因此中国的传教之门被打开。“中西方意识形态的驱使下，传教士和士大夫怀着各自的目的通过翻译活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历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 （何晶、申连云，2010）。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通过翻译大量的科技文献来证明教义的正确性和提高天主教在百姓中的地位，例如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简平仪序》、与李之藻合译的《圜容较义》、《同文指算》等等科技著作。不仅如此，为了宗教传播能够在中国顺利进行，传教士们答应明神宗愿意成为中国顺民，并于万历二十九年抵达北京，进贡礼品朝拜神宗以表忠心，渐渐稳固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位。为了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体现对中国的重视，利玛窦把中国画在世界地图的中心位置，挂于墙上，同时在地图上标注了各个民族的宗教礼仪以达到其传教的目的。在这次运动高潮中，传教士为了得到统治者和社会阶层的肯定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证明了社会地位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之大。
（三）鸦片战争至“文革”之前的东西学翻译
鸦片战争前，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整个民族对西方国家的无知。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是反殖民意识充当了这段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因素的角色，影响了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改变。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是救亡图存、反抗外敌的关键，也就是通过外来文化来抵抗外来侵略，于是就引发了第三次翻译高潮——西方文学翻译。在翻阅当时的译著我们不难发现，译者在选择翻译作品和翻译策略时通常都带有强烈的反殖民意识，例如胡适在美留学时期选择翻译了拜伦的长篇讽刺叙事诗《唐璜》中的第三章《哀希腊歌》，这首诗表达了拜伦的革命斗志，为希腊面对土耳其的侵略而打气呐喊。正是这种对救国济世的激越之情引起了胡适的共鸣，呼吁人民为国家的复兴而战斗，如此之来，他的翻译意图不言而喻。
不仅是翻译内容，翻译策略也是反殖民意识的一大象征。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表现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期望社会变革和反殖民意识，Lawrence Venuti认为“异化翻译是通过故意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来达到弱势文化反抗强势文化的作用。”（Lawrence Venuti，1995）， 周作人对这个观点的主张是“我认为战后的译本，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该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 像西，不必改头换面。”（周作人，1918），这一翻译方式得到了林纾、严复、傅斯年、钱钟书、鲁迅等著名文人的认同。
（四）改革开放后翻译发展的百花齐放
建国以后，中国结束了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全面改革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思想，翻译领域的“百花齐放“开启了翻译史的第四次发展高潮，翻译数量、翻译组织、翻译理论都有着空前的发展。在党的关心和重视下，1951年和1954年分别召开了对我国翻译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和“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
但这一发展盛况在“文革”时期停滞，直到1978年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针对思想僵化的问题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文化建设发展得到重视，我国的翻译事业才迎来新的春天。这时翻译领域已渗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科、科技、军事、外交、贸易、法律、教育等领域“全面开花”，出现了诸如许渊冲、刘宓庆、草婴等对我国翻译事业有着卓越贡献的翻译思想家，翻译理论也随着翻译实践经验的丰富而发展出一套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基本理念。例如许渊冲在古诗英译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美理论”，黄龙的《翻译学》作为目前中国大陆唯一表明“翻译学”的理论专著对分析当代翻译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发表独特见解。
在这一波发展高潮中，翻译活动基本摆脱了前两波高潮中服务于政治目的、服务于理想信念的模式，翻译作品具备了鲜明的商品属性，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而且，翻译活动主要由经济组织来运作，更高效。有群众源源不断的需求支撑，加上专业组织机构的运作，使得这一波发展高潮目前仍在持续当中。
三
翻译的发展不应只受语言内部因素影响，同时也受到语言外部因素（即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翻译研究学派认为社会文化因素主要由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三方面组成。根据其代表人物勒弗菲尔的观点，赞助人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因素、社会地位因素和经济因素。赞助人与翻译行为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通过分析中国历代四次翻译高潮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地位因素是影响译介活动发展的主要原因。尽管在翻译的对象、从事翻译的主体、翻译的方式等方面差异很大，但其之所以能够兴盛，无一不是因为顺应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统治阶级的需求，是促进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最根本、持久和强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 M ]. London， Routledge，1992.
[2]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运动以前部分[ 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3] 何晶，申连云.明末清初高潮成因的分析[ 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7）.
[4] Lawrence， V. The Translation'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5] 周作人.文学改良与礼教[ J ].新青年，1918（5）.
[6] Bassnett， S and Lefevere， A. Women，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 M ].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1987.
[7] 陈福康.中国译学史[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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