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才

　　摘 要：《文选》李善注里究竟引用了多少种书籍文献，是文选学研究中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清代学者汪师韩、近代学者沈家本对此均有统计，当代学者孙钦善、王宁、刘奉文等对此也略有论述，然差异颇巨。本文依据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所编《文選注引書引得》，核以《隋书·经籍志》，得出了李善注引书数量当为980种左右的结论。

　　关键词：《文选》 ?李善注 ?引书 ?数量

　　★基金项目：本文为郑州大学研究生核心学位课程建设项目YJSXWKC201556阶段性成果

　　学识渊博的唐代学者李善对《文选》“弋钓书部，愿言注缉”[1]卷首，成就了文选学史上以“征引为注”、“是征载籍”为其特色的一部训诂学名著。唐前文献由于战乱等原因，唐末五代时严重散佚，而《文选》李善注所引之书虽多系零章散句，对于古文献研究来说，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视。然而李善注文到底征引了多少种书籍，却是一个迄今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较早对李善注引书数量进行统计的，是清代学者汪师韩（1707—1774），其《文选理学权舆·注引群书目录》钩稽过李注所引书目和篇目，计有经部书204种，史部书35种，子部书217种，集部书47种专书，诗赋等各种文章758种单篇，旧注29种，总计1607种[2]卷二。汪师韩编著了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李善注引书目录，影响颇为深远，此后述及李注引书数量者，多以其说为根据。清末沈家本（1840—1913）以汪师韩之书为蓝本，并补其遗漏，编成《文选李善注书目》六卷和《补遗》一卷。沈家本统计的数量，与汪师韩之说有所出入。沈家本认为，《文选》李注引书，经部236种，史部377种，子部243种，集部961种（其中含旧注31种），总共1821种[3]45。

　　当代学者孙钦善、王宁在此基础上，也各自统计出了不同的引书数目。孙钦善的《论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认为李善注引专书820种，单篇758种，共计1607种[4]176。王宁的《李善的昭明文选注与选学的新课题》认为李注引书1689种[5]93。刘奉文的《<文选>李善注引书数量考辨》断定上述三说“是不准确的”，并认为“这确实是个复杂的工作，很难搞得精确”，因为“李注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绝笔本”，版本过于复杂;“李注引书情况复杂。有的直接引自他所见到的各种单行的古籍，有的引自某书的单篇，有的则转引自类书等，有的是继承了旧传传注”;其结论是“需选取善本、校以各本，汲取汪氏、沈氏以来李注研究的成果，对李注重加梳理、研究、考证，才能得到与李注引书的实际情况比较接近的数字”[3]47。

　　孙钦善、王宁等论著的统计是不够准确，汪师韩、沈家本也同样与李注实际引书数量差异甚大。但刘奉文论文的说法则是把这一问题过于复杂化了。李善注《文选》版本虽多，但引书方面的差异并不像他估量的那么大，要是只能等到把李善注《文选》版本全部校勘整理出一个善本才能得到一个“与李注引书的实际情况比较接近的数字”，这一问题解决时日可真是比“俟河之清”还要漫长、还要渺茫。

　　其实上，假如另辟蹊径，利用古来的目录文献学成果，突破这一难题不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首先要确定李善注引“书”的“书”之概念。既然是“书”，就不应该将真正意义上的“书籍”和李善注所引的单篇篇目混为一谈，特别是具体篇目都应归并到其所源出的相应的别集、总集或者史籍之中。再就是要利用北平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编纂处1935年所编的《文選注引書引得》（以下简称“引得”），此引得所依版本乃是《四部丛刊》本《六臣注文选》，编者将《文选》旧注、李善注和五臣注所引的书目、篇目一一抄录加以编辑，资料很是完备，缺漏极少①。只是在运用时，需要剔除其中的五臣注引书。再者，需要将《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作为判断和区别篇目和书目的标准。以下谨依经、史、子、集四部的先后顺序一一考论其数量。

　　李注征引经部之书，整饬清晰，绝大多数只引全书总名，而且一书一名，甚为规范，经书、经注、纬书、纬书之注、小学之书均是如此。例外者，一是引《论语》，往往称“孔子曰”，《引得》径直将其纳入《论语》名下;二是引《尚书》时，往往称“虞书”、“夏书”，或篇名“尧典”、“舜典”、“禹贡”等。归结一下，经书、经注共83种，纬书105种，小学类37种。经部之书，一共225种。

　　李善所引史部之书，较之经部，无论数量和种类都更加繁杂。《隋志》史部所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等十三类书籍，李注皆有引及。而且通过引书条目的众寡，还可以观察出各书在文学创作领域影响力的不同。比如，与引《汉书》相比，李注引《史记》的条目实有不及，《引得》也就直接把《封禅书》等类之《史记》细目归于《史记》名下，不再单列。而李善引《汉书》，细目达104个，细目除36篇纪、传、志外，尚有“汉元帝诏”、“汲黯上书”、“项羽赞”等类名目，而且均省略“汉书”二字，显示出李善和当时学人对《汉书》内容非常熟悉的状况。所以在统计李注引书数目时，凡系出自《汉书》的引文资料，皆归于“汉书”名下。李善引《三国志》，皆分称“魏志”、“蜀志”、“吴志”，然而统计时，自然应依据《隋志》，归为《三国志》一书，而不是三种书籍。李善引书时不称全书书名，只称书中细目的，尚有《水经注》（李善分称为“中山经”、“海内经”、“西山经”等）。李注引史书和史书注，一共332种。

　　李注所引子部书籍数量，是最容易统计的，一是李善引录时，一书一目，基本上没有异名，二是李善皆称全书名称，不称书中细目。李善引子书及其注书，共209种（内含有道佛二教之书）。

　　当然，统计时最为复杂的要算是集部之书了。因为李善在引录过程中，体例很不一致。少量引文称“某某集”，多数引文只称篇名，甚至将班固《西都赋》称作“西都宾”，《东都赋》称作“东都主人”。汪师韩、沈家本的统计，都是将单篇篇名的数目与别集书名数量并列而计，即使孙钦善、王宁、刘奉文也未曾指出这样操作的不妥当。篇名与书名平级而称并混为一谈，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前人统计李注引书数量之所以不能够准确，主要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最实用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先将这些单篇作品归到具体作者的名下，然后在核查在《隋志》里有无这位作者的别集。如果有的话，就应将这一别集作为一种书目统计在里面。如司马相如、扬雄、曹植、潘岳等人均依此而处理。

　　如果没有这一作者的别集，这位作者的作品，就应当别有出处。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那就归在前四史书里;如“蒯通说武信君”、“徐乐上书”、“白马令李云上书”，就归入《汉书》。

　　史书所无的，如系赋篇，极可能出自后人所编的某一部赋集;如系诗篇（乐府、歌诗等），则极可能出自后人所编的某一部诗集，一般不可能是单篇流传的。南北朝所编，卷帙较大而又流传到唐初的赋集，按照《隋志》的记载，有三种，即谢灵运所编九十二卷的《赋集》、北魏崔浩所编八十六卷的《赋集》和梁武帝所编十卷的《历代赋》。李善所引的那些没有别集的作者的赋篇，如侯瑾《筝赋》、边让《章华台赋》等，当出于这类总集。李善当时未必全用这三种赋集，而今统计时计为2种，是较为稳妥的。

　　南北朝所编，卷帙较大而又流传到唐初的诗集，按照《隋志》的记载，有八种，即谢灵运五十卷《诗集》、萧统十九卷《古今诗苑英华》、佚名十三卷《诗缵》、徐陵十卷《玉台新咏》、佚名四十三卷《百国诗》、佚名八卷《古乐府》、佚名十卷《歌录》、崔子发十卷。李善所引许许多多的古诗，如《古步出夏门行》《古罗敷行》《古猛虎行》《建安中无名诗》等，没有别集的作者的单篇诗歌，如荀组《七哀诗》等，当出于这些诗集。其实李善当时未必全部翻阅引录这八种诗集，因为还有更简洁的诗选，如《隋志》所录佚名九卷本的《古诗集》、谢灵运九卷本的《诗英》。而今难以复原李善究竟运用的是哪几种诗集，在此取中间之数，计为5种。

　　《文选》注所引的一些书信的作者，《隋志》中也无别集，这些书信当也是依托总集传世。《隋志》中专录书信的总集有三部，即晋散骑常侍王履八十八卷《书集》、佚名十卷《书林》、佚名六卷《杂逸书》，司马德操《与刘恭嗣书》等当自这些文献中引录。在此计为2种。

　　《文选》注所引“论”类之作，如张升《反论》、徐松《执友论》等，此数人均无别集，李善当自某一总集或“论集”中引出。《隋志》所录有刘楷《设论集》二卷、佚名《论集》七十三卷、佚名《杂论》十卷，共三种书籍。在此计为1种。

　　《文选》注引录“七”类作品极夥，显然李善引自谢灵运所编十卷《七集》或佚名所编十卷《七林》。在此计为1种。

　　李善注文里，尚引有《隋志》中无别集者所著的碑、铭、吊、诔、牒五种文体作品。碑类总集，《隋志》录入佚名《碑集》二十九卷、佚名《杂碑集》二十九卷和佚名《杂碑集》二十二卷。在此假设李善引其2种。铭、吊、诔、牒，《隋志》无专集，当引自挚虞《文章流别集》、孔道《文苑》、佚名《集苑》、佚名《集林》、《文苑钞》、《文海》等总集。此处假设李善引其4种。

　　李善注引书与《隋志》略有矛盾之处，表现在《隋志》讲某人别集已亡，但李善注明言其注取自这一别集，这类别集当系魏征等撰《隋志》时未见此书，至数十年后此书又得以现世而为李善所见。如《孔臧集》、《李重集》，此类别集自当统计入内。

　　总结李善所引集部之书，计有163种别集，15种总集，31种旧注，《七林》等各类文体集子13种，总数为222种。集部书目数量，别集类较为精确，其馀因为资料所限，不得不稍加臆测，但相信与李善当时所引诸书的情况相去尚不算太远。

　　这样看来，李善所引经部书225种，史部书332种，子部书209种，集部书222种，总量为988种。这一数字，较之沈家本所计的1821种，缩减了833种;较之汪师韩所计的1607种，也缩减了619种。较之王宁和孙钦善所计，也是缩减了600多种。之所以数量有如此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上述诸位先生在统计集部文献时，皆是将书目与篇目混同计算，没有利用与李善时代相近的《隋志》对李善注里的别集、总集进行核查，更没有将应分别归入史部之书、别集、总集的单篇作品加以分析、归纳，所以才会对李注引书数量问题一直徘徊不决。

　　相比起《隋志》所录唐前书目总数3127部（未计入道佛二教典籍）来说，李善凭一人之力，为《文选》作注，引书达到近千种，其读书之博赡、记忆之超凡、毅力之顽强，实在令人赞叹不已。李善注研究，一直是文选学中的重要课题。笔者不揣愚黯，撰此陋文，还望大方之家予以批评指正焉。

　　注释

　　① 不足之处倒是将个别不是书目、篇目的文辞当成了书目、篇目，如卷二十二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注：“刘损《京口记》曰：蒜山无峰岭北临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引得》将“临江。集”误合为书名“《临江集》”。卷四十六任昉《王文宪集序》注引“《左氏传》，臧武仲曰：……铭其功以示子孙。孔欣《猛虎行》曰”，《引得》误将“孙。孔欣”合为人名“孙孔欣”.卷三十四枚乘《七发》五臣吕向注：“木丛曰榛。”《引得》误将“木丛”视作书名.

　　参考文献

　　[1] 《文选》卷首李善《上文选注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清）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嘉庆四年《读画斋丛书》刻本。

　　[3] 刘奉文.<文选>李善注引书数量考辨[J].长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4）.

　　[4] 孙钦善.论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J].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5] 王宁.李善的昭明文选注与选学的新课题[J].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