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虹

　　摘 要：瓦尔泽的小说《唐纳兄妹》凸显了现代社会里个人对于人自身问题的焦虑和思考。本文围绕主人公西蒙来考察现代社会中个人身份认同寻找的问题。现代社会基本形成了由职业身份认同而确立身份认同的模式，然而职业身份包含着现代社会机制对个体的要求和限制，这一模式带有个体与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西蒙逃离时间意识，用漫步方式转向空间，他不断寻找工作又不断放弃的过程体现了个体的反叛和质疑以及寻找身份认同的另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身份认同 ?职业 ?时间 ?空间

　　★基金项目：该论文系2013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对罗伯特·瓦尔泽早期小说中的主体问题的考察》（slg14029）系列论文之一

　　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现代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工业、技术和社会的加速度发展和变化不仅带来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变化，而且对人自身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人不但面临着诸多由外部力量所引起的生活问题，而且对自己本身也产生了疑问和质疑，不断提出诸如“我是谁，从何而来，向何处而去”的问题。现代社会中个人对于人自身问题的焦虑和思考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都显得更为突出。在二十世纪的人文科学各学科的讨论及研究中，身份认同以及寻求身份认同的主题占据显著的地位。

　　身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瑞士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1878—1956）的作品受到黑塞、卡夫卡、本雅明以及耶利内克等西方著名作家的青睐，因其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被耶利内克认为是文学史上的奇迹。自20世纪70年代对瓦尔泽的重新发现以来，其作品的现代性日益受到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唐纳兄妹》（Geschwister Tanner，1907）是瓦尔泽的第一部小说，既奠定了作者在20世纪早期德语文学中的地位，也开创了属于瓦尔泽的独特创作风格。小说虽然题为兄妹，但讲述的主要是兄妹之一西蒙——一位事业毫无建树，始终处于游荡状态的年轻人的故事。西蒙最显著的特征是他的不安定，是他积极地找工作，不断地换工作以及长时间的漫步。当他的哥哥愿意长时间从事一份工作的时候，当其他年轻人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出国扩充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技能的时候，他却无法长久地只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他认为长久于一份工作是浪费时间和生命，于是不间断地换工作，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相对于工作而言，他更喜欢在街道和大自然中散步、漫步。

　　西蒙的生活状态与市民社会以工作为生活中心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他身上彰显的这份与众不同在瓦尔泽研究中有多种不同的阐释，比如从社会批评角度来看，西蒙的行为体现的是对传统价值的反思和否定，社会要求成功，要求强大，要求正面的，要求发展，而在他这里，一切都被否定了。否定和反叛传统价值的西蒙身上体现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人作为个体对自身所处的社会采取的态度以及在此态度指导下的行为，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这也凸显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身份认同问题。西蒙积极寻找工作体现了他对社会提供的职业身份认同模式的认可，放弃现有工作则意味着对现有身份认同的放弃，也是对这个模式的质疑，同时更是对所处社会对个人身份认同塑造的反叛和质疑。

　　从哲学角度看，身份认同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生命形式，是“个人自我风格形成过程的表现”[1]，也即身份认同不是被给予的，而是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去获得的。在这过程中，仅仅反思自身是不够的，个体需要同时对自身、对他人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反思。与早期时代相比，在现代化、工业化的社会，尤其是在因工业化而成为一个职业社会的城市中，社会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寻找有更强烈和深刻的影响，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大多数人只有通过受雇于一份工作而生存，因此，职业这份社会给予的角色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了一个最基本的身份认同模式。

　　主人公西蒙尽管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但是他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在积极地找寻和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小说开篇对西蒙的描述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气的男子”[2]，直至他被雇佣，作者才正式介绍他的名字西蒙。这意味着，只有当个体被纳入职业社会，取得某一个职位，他才会被周围的人和这个社会认可，只有通过一份职业，他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只不过在西蒙这里，他不断地对自己现有得职业身份认同产生不适感，希望通过寻找下一个工作来获得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哥哥克劳斯是除了主人公西蒙之外唯一一个通篇在场的人物，与西蒙相比，他拥有固定的工作，享有社会地位和声誉。克劳斯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与职业的同一而确立的，他本人也认可自己的身份认同。他的身上更加具体地体现了现代社会对职业的认同为个人身份认同的找寻提供可能性，而且这种通过职业身份认同而确立身份认同的模式在现代社会是一个最基本的模式。

　　然而这种模式在为个体提供确立身份认同可能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无法解决的问题。西蒙这一位社会底层小人物观察到了工作的异化，比如人必须常年遵循严格的工作时间，不得不局限在某一个厂房或办公室空间里，为了保住工作，必须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而导致同事之间关系的紧张或冷漠，在工作中，人还必须无条件接受等级制度等等。这一异化对人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人的身体被束缚在各种规范和法规之中，身体被限制，被控制，甚至被机构化;另一方面，人的精神也被功能化，人成为了一台没有灵魂却操控一切的机器上的一个轮子，看不到自己行为的意思，在追求成功和未来的过程中忘记现在，忘记真正的生活，忘记大自然。

　　由此可见，职业虽然为身份认同提供一种模式，但是职业是社会给定的角色，这个角色中包含着现代社会权利机制对个体的种种要求和限定，因而这种职业身份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身份认同;而在现代社会个体意识愈益增强，对自我的强调日益凸显，因而社会和个体对身份认同的不同要求使两者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通过职业身份认同而确立个体身份认同的模式陷入了窘境。

　　面对此种窘境，有些个体，比如克劳斯，通过压抑个人要求、适应社会认定来确立职业身份认同，从而最终确立个人身份认同。然而这种方式并不能使此模式走出窘境，因为两方面的冲突依然存在。主人公西蒙则另辟蹊径来找寻他的个人身份认同的。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依赖工资而生活的小职员，西蒙在找寻和确立他的身份认同的时候同样面对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社会要求和自身要求的冲突，只不过他对此采取的方式跟他的哥哥克劳斯完全不同，他一直在寻找两者之间的和谐和统一。

　　一直以来，时间与意识和精神密不可分，因而对于自我这一概念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时间几乎控制着人的意识和生活，自十九世纪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 空间的并存性被时间的次序性所替代，[3]现代社会身份认同强制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严格的时间秩序。但这种时间观没有对西蒙起决定性影响， 在西蒙看来，人就像钟表，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被现代社会的人们视为高于一切的时间在他看来是没有实质内容和意义的。他不愿像其他人一样被时间控制，于是当别人都将过去视为资本，将未来设成目标的时候，他只重视现在，拒绝这个现在与过去、未来的任何联系，因而这样的绝对现在就跳出了时间链条，失去了传统的时间性，而具备了某种空间性的意义。由时间性到空间性的这种转变体现了西蒙的反理性和反精神。西蒙将自己从时间的强制之下解放出来，从而也逃避了职业身份认同的强制。

　　从时间强制下逃离出来的西蒙实现了空间转向，具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在西蒙这里都转化为了当下，成为了绝对的现在。他不喜回忆过去，也不展望未来，总是生活绝对的当下中，享受其纯粹带来的幸福，因此，当下仿佛从时间长河中掉落出来，在他的意识中被伸展成了一个空间，西蒙就这样从一个空间进入下一个空间，在空间中漫步。

　　除了在时间转化成的空间里漫步之外，西蒙最爱的便是漫步于大自然之中。通过观察、感知和思考，西蒙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工作限制和束缚人的身体，在这种像钟表一样的机械生活中，人的身体也被机械化了。而西蒙所追求的幸福却是和身体紧密相连的，只有当他能够感受的自己的身体，感受到它敏捷的活动时他才感到幸福，因此他拒绝现代工作对身体的束缚，不断换工作。身体决定了他对工作的态度。爱好散步也体现了西蒙对身体的重视和偏好，因为散步是身体的活动，散步过程中可以伸展和感受四肢，也直接可以让他得到他想要的幸福感受。此外，自然是远离文明之地，是工业社会中幸存的净土，在自然中漫步，独享自然的纯粹和美丽。漫步自然便是与工业化社会保持了距离，是对社会普遍价值观的摈弃。

　　当然，西蒙从未放弃对身份认同的寻找。现代社会与现代职业世界不可分割，只有在现代职业世界中谋得一份职业的人才能获得现代社会他人的认可，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立足，成为一个所谓有身份的人。然而一旦接受这一设定，人的一生便走上了一个既定的轨道，可对西蒙而言，偶然才是最具价值的，他不愿意有一个看得到尽头的轨道，“人生计划不以一个固定的身份认同为导向，而是开放的多种可能性为导向的”。[4]一方面，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西蒙不断寻找工作。另一方面，这些工作经历让他清楚看到，职业身份认同为个人身份认同提供可能性的同时对个体有诸多强制性的要求，因为职业身份认同这种强制性的身份认同不符合他自己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要求，所以他又不断地换工作，不断放弃已通过职业身份认同而确立的身份认同，去寻找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B?hme， Gernot. Identit?t. In： Wulf， Christoph（Hrsg.）. Vom Menschen. Handbuch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 Weinheim und Basel： Beltz Verlag，1997：686-697.

　　[2] Walser， Robert. Geschwister Tanner. Zürich u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85：7.

　　[3] Hong， Kil-Pyo. Selbstreflexion von Modernit?t in Robert Walsers Romanen，Geschwister Tanner“Der Gehülfeund Jakob von Gunten”.Würzburg： K?nigshausen & Neumann Verlag， 2002：89.

　　[4] Hintereder-Emde， Franz. Ich-Problematik um 1900 in der japanischen und deutschsprachigen Moderne. Studien zu Natsume Sōseki und Robert Walser. München： Indicium， 2000：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