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因其宏大的历史背景、复杂的语言、变化的空间和复杂的叙事结构，唐·德里罗的《坠落的人》被称为“9·11”定义之作。本文将《坠落的人》置于创伤视角之下来研究德里罗对文化创伤以及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关系的探索。在小说中，德里罗用个人创伤来喻指美国的民族创伤、文化创伤和历史创伤。同时，德里罗通过多重叙事来展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存在的长期误解与冲突，并讨论了它们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关键词：《坠落的人》 ?创伤 ?叙事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德里罗作品中的创伤叙事研究”（2014-qn-427）及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西方思想经典与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142400410767）系列成果之一
作为21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9·11”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历史。面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作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品表达各自对这个历史性事件的思考，“9·11”文学也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别。在2007年，唐·德里罗发表了《坠落的人》，因其宏大的历史背景、复杂的语言、变化的空间和复杂的叙事结构，《坠落的人》被誉为“9·11”定义之作。《坠落的人》出版之后，众多批评家从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解读，例如后现代写作风格、恐怖主义、叙事结构、图像历史等。康特认为《坠落的人》“是对全球合作和恐怖主义的重新审视” （Conte，2011：559），阿隆·蒙罗在其论文中探讨了创伤和坠落美学（Mauro，2011： 585），卡夫曼则指出“《坠落的人》试图在全球和本土的语境之下来描述他者。它不仅指出了相对于资本主义乌托邦的他者本质，更试图来建构美国于政治至今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的关联”（Kauffman，2008：354）。国内学者但汉松、朴玉、张加生、顾舜若等分别就小说的叙事维度、创伤书写、心理创伤和死亡书写进行了探讨。本文将小说置于创伤视角之下，关注的是德里罗如何用个人创伤叙事来喻指民族、文化和历史创伤，并探究德里罗对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的探索。在小说中，德里罗通过多重叙事将两种文化并置于一个对话的位置，来展示两种不同文明之间长期以来的误解和冲突，以及两种文明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一、作为个人创伤的民族创伤
《坠落的人》主要描述了一个“9·11”事件幸存者的生活。在小说的开端，主人公基思从恐怖现场生还，步行回到了妻子里昂和儿子贾斯丁的家。在康复过程中，基思一方面试图修复和妻子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却与另一名存者弗劳瑞斯发生了外遇。由于他遭受的心理创伤，基思不能回到他以前的正常生活，最终他放弃了自己的家庭生活，成为了一个职业的扑克手。从表面来看，《坠落的人》可以被解读为个人的创伤叙事，但它在本质上却是国家叙事，德里罗用个人创伤来喻指整个美国所遭受的民族创伤。
在《坠落的人》中，主人公基思从灾难中生还。从那个时候起，以基思家庭所代表的全体纽约人都生活在创伤当中，他们无法摆脱“9·11”事件对他们生活的破坏。在小说的开头，对纽约的描写如同地狱一般：“街道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时空，散落的尘土遮天蔽日，近乎黑夜。”（德里罗，2010：3）“死里逃生的基思出现在了他前妻的门口，他从死人堆里爬起来，出现在门道里，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站在那里，从头到脚全是灰色的尘土，我说不上来，就像烟幕，脸上和衣服上血迹斑斑。”（8-9）然而与身体伤痛相比，精神的创伤却更加严重，更具破坏性。
赫曼将创伤定义为“一种个人直接参与或者见证的经历，这种经历会导致受害者感觉到丧失安全感、无助、极度害怕、恐怖和有毁灭的危险”（Herman，1997：1）。对创伤受害者来说，他们被可怕的经历所萦绕而无法平衡他们的情感经历和生活。“9·11”事件之后，基思在身体和心理两方面都受到创伤。他被噩梦缠绕，不停地梦见那些从楼上跳下去的人，他梦到他的朋友拉姆齐死去的场景。基思的记忆在恐怖袭击那一刻停止了。弗洛伊德最早发现了这种创伤症状，“可能某人会从他亲身经历的某个恐怖的事故现场毫发无损地离开，比如说火车撞击。但在随后的几周内，他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心理症状，这种症状只能归因于他在事故现场所遭受的震惊”（Freud，1933：109）。卡鲁西也指出创伤事件在刚开始并没有被吸收和体验，是一种“延迟”，延迟和后发行使得创伤受害者被固定于过去的某个“时间点”（Caruth，1996：37）。基思所遭受的创伤在事故发生后才出现，以至于三年后他依然无法忘记这段经历而重新生活。创伤受害者一般来说会出现某些共同症状，暴力就是其中之一。基思的暴力倾向在他的生活中越来越明显。当基思和弗洛瑞斯在梅西百货购物的时候，弗洛瑞斯坐在床垫上对着基思微笑，而站在不远处的另外两个男人的笑谈使得基思认为他们肯定在谈论弗洛瑞斯，所以他就袭击了那两个男人。
在《坠落的人》中，尽管里昂并非“9·11”事件的受害者，她依然遭受了心理创伤。她会在半夜起床来阅读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恐惧和颤栗》，书名则映射了她内心的脆弱与恐惧，这本书也成为创伤的触发器。日常生活中原本司空见惯的东西也不再平常，行为艺术家的表演让她想起倒塌的建筑，楼下邻居播放的中东风格的音乐让她烦躁。随着她耐心的消失，她和她的邻居大吵一架后来甚至诉诸暴力。在她妈妈的房子里，她从盒子和饼干桶的静物画中看到了双子塔。里昂母亲的情人马丁也从静物画中看到了双子塔。这种共同的认知和感觉是“9·11”事件对整体美国民众带来创伤的具体体现之一。同样，儿童也是“9·11”事件的受害者。在《坠落的人》中，基思和里昂年幼的儿子贾斯丁和他的两位朋友同样遭受着心理的创伤。他们用望远镜在天空搜索飞机以发现可能会到来的恐怖袭击。
在小说中，基思的整个家庭都处于创伤的阴影之下。在小说中，作者以个体家庭所遭受的创伤来喻指美国遭受到的民族创伤、文化创伤和历史创伤。“9·11”事件中双子塔的垮塌颇具象征意义。纽约的双子塔象征着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财富以及西方文明。正因为它所代表的重要意义，自建成之后，双子塔就成为了恐怖袭击的目标。“9·11”恐怖袭击中倒塌的双子塔代表着整个美国和美国人民，正如马丁在小说中所言，“他们打击了这个国家的强势地位。他们实现了这一点，让世人看到，一个大国多么容易受攻击”（49）。“9·11”是美国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性经历，这种影响能够跨越代际。
二、重新思考文化创伤
杰弗瑞·亚历山大认为，“当一个集体的成员认为他们共同经历了可怕的事件，且这个事件会在他们的群体意识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从根本上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身份时，文化创伤就产生了”（Alexander，2004：1）。文化创伤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是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概念。文化创伤的重点在于文化，而社会是由文化所构建的，所以当创伤发生时，整个社会群体、国家甚至说整个文明都会遭受创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等同于文明。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中，亨廷顿指出人们的文化和宗教身份在后冷战时代会成为冲突的首要来源。德里罗在《坠落的人》对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矛盾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存在着长期的误解和冲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这个历史原因，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对方都有着不信任和根深蒂固的误解和刻板化的认识。宗教和政治的冲突的根源在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两种文明对于个人自由、犯罪、惩罚、女性在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历史和传统的集体记忆以及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殖民决定了他们对对方所持的态度。到了近现代社会，现代西方殖民对中东等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加深了伊斯兰文明对西方的负面印象。
《坠落的人》中，德里罗描写了一个名叫哈马德的恐怖分子。在哈马德的眼里，美国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他们的敌人。从历史上来说，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当哈马德还是阿拉伯河畔的步枪手的时候，他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孩子在那里训练。这些男孩子“发出了历史的呼唤，喊出了古老什叶派遭受战败的故事，喊出了生者对死者和战败者的忠诚。那种叫喊至今依然萦绕耳边。不像昨天听到的声音，而是一直出现的声音，在一千年的历史中反复出现，响彻天空”（83-84）。这些年幼的男孩都要被训练成为殉道者，为了他们在过去一千年所丢失的荣耀。但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实力都不容别国对其发出挑战。美国和伊斯兰国家极大的差距让伊斯兰国家感觉受到了威胁。在小说中马丁说道：“一方拥有资本、劳动力、技术、军队、情报机构、城市、法律、警察和监狱。另一方只有一些愿意死去的人。”（50）美国超强的实力使得美国有能力和意愿去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这更加造成了仇恨和冲突。伊斯兰世界需要他们的世界地位和声音，因此他们需要发动类似“9·11”事件之类的恐怖袭击来对抗美国的军事霸权。在小说中，另一个潜伏在美国的恐怖分子，阿米尔在看美国电视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目光怪异的男女在电视上哈哈大笑，他们的军事力量玷污了两个圣地的土地”。（190）在阿米尔看来，美国玷污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圣地。
穆斯林认为美国是一个美国的一切“都是扭曲的，伪善的”，“西方人的心灵和肉体都堕落了，执意要把伊斯兰国家变为供鸟啄食的面包碎屑”（84）。小说中的穆斯林成员对美国文化有一种恐惧感，他们担心强大的美国文化会摧毁他们自身的文化。对于穆斯林来说，“存在着失去的历史感。他们被孤立的时间太长了。这是他们讨论的问题：他们遭受其他的文化、其他的未来以及资本主义市场和外交政策的排挤”（86）。他们感觉到美国正在威胁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抱负，因为他们对西方越来越敌视。但美国却认为伊斯兰文明落后的原因在于他们自身。作者在小说中借马丁之口说，“从历史角度看，那些社会崩溃的原因并非在于西方国家的干涉。在于它们自身的历史、他们人民的心态。他们生活在一种封闭的世界中，是他们选择的，具有必然性。他们没有进步的原因在于，他们并不希望，或者说并不尝试去做”（50）。对于美国人来说，穆斯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在于他们的自我封闭，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军事干涉和资本侵蚀无关。
三、两种文明的对话
“9·11”事件被称为“一种历史的断裂，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把历史分成了前9·11和后9·11时代”（Holloway，2008： 1）。“9·11”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给人们提供了重新思考不同文化、国家以及国际关系的机会。朱迪斯·巴特勒指出“‘9·11事件暂时打断了美国人对自我的自恋理解，为美国重新思考与他国关系和相互依存提供了机会”（Butler，2004：1）。“9·11”事件之后，美国需要重新思考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需要改变过去的单向思维。在《坠落的人》中，德里罗将两种不同文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并置。德里罗在小说中通过基思一家和哈马德的两种叙事声音将两种文化并置。通过让他们讲述各自的故事、信仰和思考，德里罗展示了两种文化长期以来的误解和冲突并讨论了这两种文化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在小说中，有一个行为表演艺术家经常出其不意地在纽约的闹市区模仿那些在“9·11”事件从双子塔从上跳下的遇难者。他的表演在人们心中造成了紧张和恐惧，在他死后，市长发表讲话说，“坠落的人是傻瓜”（243）。报纸的报道似乎说明了民众对“9·11”事件的看法，即他们需要忘记过去的惨剧，重建新的生活。“9·11”之后，里昂与她楼下播放中东音乐的邻居有过争吵。当后来她们在楼下洗衣房相遇的时候，她们双方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里昂与她邻居的日常状态恰好是美国普通民众与伊斯兰世界民众相互态度的写照，双方都愿意去更理解对方，但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但是人们必须相互认识和理解对方，在小说的结尾，很多美国人开始阅读《古兰经》，他们购买英语版的《古兰经》，里昂和她的朋友们都“希望认认真真地学到某种东西，希望找到某种可能帮助他们深入思考伊斯兰教问题的东西”（252）。这与她先前对伊斯兰文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9·11”事件刚发生后里昂对于伊斯兰文化充满了恐惧和反感，她不喜欢伊斯兰的音乐，因为“那是另一种传统，中东的和北非的穆斯林的音乐”（DeLillo， 2007：67）。从反感、抵触到主动去认识和理解，作者通过里昂态度的转变表达了自己对两种文化相互理解的乐观和积极态度。
同样，作者也通过恐怖分子哈马德的行为和思想来展示伊斯兰世界对两种文明之间关系的思考。当在美国等待执行恐怖袭击的命令时，哈马德自己也在思考他自己的行为，他问自己：“是否一个人必须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完成世间的某件事情？”“是否一个人必须牺牲自己为代价，去解释某种东西，去变为某种人，去发现特定的道路？”（189-190）这两个问题是恐怖分子的自我反思也是作者德里罗自己对于血腥恐怖袭击的看法以及对两种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
通过两个不同的叙事声音，德里罗描绘了“9·11”事件恐怖袭击之后人们所遭受的创伤。当然，书写创伤并不是作者的唯一目的，小说的主题更在于重新考虑两个国家甚至说两种文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美国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牺牲了自己来报复美国的恐怖分子也是受害者。这种恐怖袭击尽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现实渊源，但人们更需要做出努力去相互了解和理解对方，作者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处理表达了他的积极和乐观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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