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浅谈20世纪90年代“上海书写”对现代“海派文学”的承继

　　汪婷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上世纪90年代，一批极具代表性的上海作家掀起了海派文学的复古之风，她们在缅怀海派文学的繁华旧梦，在继承上海市民的文化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把握住了上海面对新时代给予的机遇时那种包容并蓄、迎难而上的姿态，除了在“上海书写”中承继现代海派文化，他们更彰显了90年代上海的个人魅力和独特价值。

　　关键词：“上海书写”现代海派文学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在上海大放异彩，它独特的文学场域脱胎于上海这个独特的城市，周瘦鹃、穆时英、施蛰存、张爱玲等一大批活跃于“海派文学”的作家在自己的小说中有意无意成就了值得被我们关注的“上海书写”。时至20世纪90年代，曾经因为经历了建国后“文革”的转折和改革开放的机遇后的海派文学再度萌发勃勃生机，乘着怀旧“老上海”的风帆而名声大噪的作家陈丹燕、以上海为背景再现一个时代爱恨情仇的王安忆、以浮夸的文风艳情的笔调而书籍畅销的卫慧，她们在90年代上海经济复苏的同时也掀起了“老上海”的文化热。

一、隔空对望，缅怀旧时光

在“海派文化”的书写中，上海的都市景观作为独特的符号被作家赋予特殊意义，这些极具都市气息的，有些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唯上海拥有的文化符号成为“海派文化”中的重要环节，它们的层层点缀让上海呈现出同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文化气质。

　　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海派文化不仅没有因为时光的流淌而黯然失色，反而在历经岁月的洗礼后逐渐显现出老旧而精致的气息，隔着时光的河流远远对望过去，上海曾经的繁华绮丽成了描述上海的作家无法推离的旧梦，人们沉醉期间，难以自拔，表现在文学作品上就是怀旧话语的不断重复。

　　对上海的追忆，既有对遗留建筑的表层怀念，也有对旧上海文化的深层留恋。弄堂、外滩、租借区，这些处处散发出历史遗迹的民国建筑还遗留在上海的角落里，只要稍微一留心，作家们便能从其中一扇随便打开的窗户中衍生出民国旧梦的二三事，这种能够触摸、可以身临其境的生活成分给了上海作家们极大的历史感和代入感。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中，作者就以一个历史带入者的身份重新置身上海的百年历史之中。她走街串巷，寻找散落街头巷尾的历史陈迹，通过拜访张学良、张爱玲、颜文梁等历史名人的旧居回味他们的饮食起居，透过今日上海的咖啡馆、酒吧、西饼屋遥想当年街头走过的穿旗袍的名媛，通过她的文笔，读者一一走过上海的房屋、街道和城市，海派文化风韵犹存的感慨油然而生。

二、一脉相承，到底是上海人

如果从时间的纵轴来看，今日的海派不仅突破了文学写作的领域，更将触角延伸到了音乐、绘画等方面，时至90年代，海派因为经济的复兴而再次名噪一时，借着90年代兴起的女性写作大放异彩。

　　时至90年代，海派文学在上海女性作家的书写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的卫慧、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陈丹燕、上海教育学院的程乃珊，都延续了上海知识女性知性、敏感的传统，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了她们眼中的上海。如果说陈丹燕游走在上海遗留的民国建筑中搜寻陈年遗事是一种女性知识分子的含蓄书写的话，那么卫慧近乎赤裸暴露的解放式书写则等同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的震撼心灵。天天是CoCo的蓝颜知己，却因为性无能而无法满足CoCo的身体需求。马克是驻上海的一名外商，他已有家室，但也有超强的性能力，因为马克的诱惑和身体的饥渴，CoCo来回摆荡在天天和马克之间，最后，天天因吸毒死亡，马克返回德国，CoCo的双线感情于此告终。上海地处东部沿海，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急速提升一跃而为全国的商业中心，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西方开放的性文化也活跃于上海各个角落，这本描写上海都市女性大胆性心理的小说的畅销并不是偶然，文化造就了开放的女性，作家只是个记录者而已。

三、继往开来，引领新风尚

考察“海派文化”的上海书写，就要特别关注与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海派文学。海派文学经历了从萌芽、成长，到转折、成熟的百年历程。

　　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海派文化一直处在“萌芽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学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学。1843—1949年期间是它的成长时期，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有了对移民文化基础的了解，我们就不难理解“‘海派文化’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概念，‘海派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某种类型和历史阶段。与其说‘海派文化’是一个传统的文学概念，还不如说它是从传统中脱胎出来，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最先诞生的文学、文化类型”这句话了。吴福辉在《为海派正名》中说：“海派产生于近代海禁打开之后，自沪地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辟了租借，起初称‘夷场’、‘洋场’，这才有所谓的‘洋场文化’和‘洋场文学’。在时空两方面，这样来给海派定位，大体是不差的。”上海既有“夷场”“洋场”之称，其海上文化特色、西方文化对其影响可见一斑。程乃珊也在《双城之恋》之中说：“我认为不可贸然断称香港为‘文化沙漠’，中国地大物博，有京派文化、中原文化……但我以为唯有上海的海派文化和香港的港式文化，是充分地糅合了西方和本地文化而成的一次再创造。”程乃珊，1946年生于上海，1949年全家迁居香港，50年代中期再次返回上海，可以说，同时在两个城市有过长时期生活经历的她对上海的文化和历史有细微的考察和结论。

　　王安忆的《我爱比尔》是较早涉及而且是直接回应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现实。80年代之初，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不久，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便协同女儿一起前往美国游历，这段特殊的异国经历给王安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公民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开放的文化氛围让此前一直处在保守环境的王安忆感慨颇深，于是，一部凝聚了王安忆个人对“全球化”思考的小说《我爱比尔》诞生了。故事的女主角阿三是一个美术学院的大三学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西方文化碰撞大潮中沦陷在了驻上海美国大使馆馆员比尔的异国情调里，阿三仅仅是需要西方文化，而比尔也仅仅是被神秘的东方风情所折服，两人还没有从肉体上升到灵魂高度的时候便分手了。分手后的阿三相继在宾馆里“守株待兔”邂逅了法国人马丁，当他拥抱她的时候，阿三直接超越了马丁的身体而把他直接看做通往西方的桥梁而已。无奈，马丁主动提出和阿三分手，阿三的西方梦彻底破碎。阿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女孩，向往西方的物质生活，出于人的本能的考虑，这点尚情有可原，然而，一味地迁就、攀附别人的国家，在长期的不平等交往中势必导致一方的长期弱势而无法顺畅沟通。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中，诱惑CoCo的是德国人马克。

　　总之，90年代的“上海书写”与海派文学写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种中途被打断的文化进程，海派文学在经历了重大挫折后不仅没有走向覆亡，反而发展出了更广泛的领域，探索“上海书写”往前承接的关系，更期待“上海书写”往后的发扬之路。

　　参考文献

　　[1]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2]杨杨,等.海派文学[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