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奕霏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透骨的寂寞明丽的忧伤
——论萧红散文化小说的生命意识

　　李奕霏
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摘要：萧红作为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女性作家，她以诗意的笔致描绘了一幅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生”与“死”的画卷，同时也寄寓了作者自己对于“生”与“死”的探讨。她诗意的语言、寓情于景的文字以及其所营造的整体氛围与意境，无不体现着她对于生命的理解。

　　关键词：萧红小说生命意识散文化

　　萧红是一个寂寞而敏感的女作家，她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没有因自己身为女性而屈服，而是以柔弱的身躯反抗着，用焦灼的双眸追寻着，以细腻的笔体呐喊着。她以抒情化、散文化的笔调探寻着生命的意义，她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融入景物的描写、氛围的营造中，以蕴藉清新的诗的笔调表达出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

一

萧红是凭借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杰出作家。她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注重环境因素的作用，把抒情散文的语言和“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结构特点揉进小说创作中，她的小说是反完整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生死场》第十章只有三行；《呼兰河传》每章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房间，而彼此间并没有廊庑相连。故事无中心，无主角，甚至无情节。没有一个人物是支配性的，支配的力量唯在命运的逻辑本身。正如萧红自己所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1]萧红建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她追求的不是小说的结构均整，而是小说的散文化，她的行文简洁、不雕琢，自然流畅，真挚感人。

　　小说家昆德拉曾说：“只有散文，才是生活的真实面孔。”萧红将小说散文化，娓娓道来，无边伸展，忠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她摆脱了情节一类沉重的外壳，赢得了写作的自由。她让写作回归本原，让心灵和生活面对面呼吸、对话、吟唱。在这散文化、抒情化的文字中流露出来的是她对于人生的思考，对“生”与“死”的理解。有时，她不直接描写“生”与“死”，而是将自己充沛的感情融入景物的描写，做到情景交融；她还常常以蕴藉清新的诗的笔调来营造一种独特的意境与氛围，使景物有了灵气，有了深意，有了生命，平添了美感。

　　例如，《小城三月》中的主人公翠姨原本是一个端庄、美丽、温柔的姑娘，她像春天的使者，给人间带来了爱的希望与欢欣。作品中描写“我”和翠姨一起玩耍、倾谈时，是非常愉悦的，所以在写小城春景时，作者便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来描绘：“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像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1]春天充满了生机与希望，“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吹到每个人的心坎，带着呼唤，带着蛊惑”。[2]这样的一种生意盎然、想要冲破一切束缚的生命力，就像翠姨这个充满希望的姑娘，生命的乐观和喜悦与春天的精致浑然一体，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充满力量。可是随着情节的一步步发展，翠姨还是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成为了礼教束缚下的牺牲品。翠姨去世之后的那个春天，和以往相比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为何又是那么的悲凉？“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黏土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纯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仍然是春天的景色，文字中没有一个“悲”字，但是那种人生的怅惘与物是人非的无奈尽在其中。“春天为什么它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地到另外的一个城里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多住些日子。但那是不可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萧红似乎略带残忍地在小说的结尾敲碎了读者对于“春天”的梦，春天曾是那样美，可是却逃脱不掉“短命”的宿命，这是带血的文字，是萧红内心的悲歌。景物的描写因翠姨的生死而渲染出不同的氛围，前者的生机勃勃与后者的凄清哀怨使得文字更富有张力。

　　《生死场》中王婆被生活所迫服毒自尽，在此之前有一处令人难忘的景物描写：“弯月相同弯刀刺上林端，王婆散开头发，她走向房后柴栏，在那儿她轻开篱

　　门。柴栏外是墨沉沉恬静的，微风不敢惊动这黑色的夜昼；黄瓜爬上架了！玉米响着雄宽的叶子，没有蛙鸣，也少虫叫。”这段景物描写富有意境美，充斥一种凝重的悲剧氛围，像是一幅作者泼墨而成的“暗夜之画”。“弯月”不是以往诗歌中常见的象征寓意，而是一把“弯刀”，一上来就给读者一种尖锐的痛感。夜是“墨沉沉”的，“微风也不敢惊动这黑色的夜昼”，夜好像严肃得甚至令人感到恐怖的宇宙之神，他笼罩了万物。在他的遮蔽之下，“生”是那么的常见，“黄瓜爬上架了”，玉米那雄宽的叶子也在风中色色作响。而“死”似乎也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王婆就在这夜的遮蔽下凄惨地死去。不仅这“夜”是“墨沉沉”的，社会的现实也如这“夜”一般黑得让人窒息，静得让人窒息！在这幅“暗夜之画”上，我们期待看到光，可是唯一的光亮却是那“弯月”，它又是一把“弯刀”，直接刺向林端，也刺向读者的心。

　　我们不难看出萧红作品中所营造的整体氛围和意境与她的“生”“死”意识紧密交织。她的文字底色是清冷的，氛围是荒凉的，读来有着微微的寒意。

　　在萧红的笔下，一切的生死都是那么的无关紧要，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人生的荒凉也许无过于此吧。然而萧红她对于这样的“荒凉”更有着深刻的体会。从始至终她都在人生荒凉的旷野上孤独前行，她感慨“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一生追求幸福而不得，三十一岁便香消玉殒，临死前也只能哀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的悲剧对于她个人固然显得残酷，我们却仍然不妨说，萧红的透骨的“寂寞”，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全”了她，使她浸透着个人身世的悲剧感，能与生活中弥漫着、浮荡着的悲剧气氛相通，那种个人的身世之感也经由更广阔的悲剧感受而达于深远。

二

在萧红的作品中我们恍惚感到了她作品潜藏最深的悲观，关于生命的悲观。但是我们读萧红的作品，却不觉得压抑与沉闷，她面对着人间的悲剧却能安静地表达着对生命的挚爱与向往，所以虽“忧伤成河”，但却不失明丽，是一种“明丽的忧伤”。萧红是寂寞的，却也正是她这颗寂寞的心，最能由人类生活、也由大自然中领略生命感。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在萧红的作品中，还有表现得那样热烈，却也热烈得凄凉的关于生命的乐观。在我看来，也只有这两面才使萧红更成其为萧红。她在尝尽生命的荒凉与孤独之后，却能一片天真地表达对于生命、对于生存的喜悦——其中也寓有作者本人对于“生”的无限眷恋。两面的结合才更显其深刻。《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

　　“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3]

　　她将“生命感”灌注于她笔下那些极其寻常的事物，使笔下随处有生命的勃发、涌动。一切都像是有生命的意识，活得蓬蓬勃勃，活得生气充溢。萧红在她的作品中从来都不会大声赞美生命，但是生命却被揉在她的字里行间，流淌在一字一句中。萧红这种“明丽”[4]的文笔最为鲁迅所赞赏。在她笔下，强烈的生命意识与茫漠无际的寂寞悲凉之感，充满童真的意趣与充满人生厚度的智慧相互交融。也正因如此才有萧红富于智慧的稚气、有深度的单纯，与生命的欢欣同时并存的生命的悲凉感。生命的欢乐节制了她关于生命的悲哀，而悲剧感的节制又使关于生命的乐观不流于盲目——两个方面都不至达于极端，既不会悲痛欲绝，也不会喜不自胜。

　　读萧红的小说有谁能够忘记这些在阴暗的画面中时时闪现的亮色？这是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诗！“充满着忧郁的灵性，但又不囿于忧郁和哀伤”。[5]萧红在这充满悲剧的人世间发现“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就向着‘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6]她“不甘”在不幸中沉没，挣扎着，用带血的声音呼唤阳光、鲜花、自由与美。流溢在她作品中的“明丽”色彩，与其说来自生活的实感，不如说出自她生命的呼唤。于是，萧红的小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这是坚强而又软弱、向往着美却又在丑恶中呻吟的寂寞的“诗魂”！

　　参考文献

　　[1]聂钳弩.萧红选集·序[M].

　　[2]萧红.小城三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3]萧红.我家的大花园[J].语文世界(小学版),2004(6).

　　[4]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A]//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王秀珍.忧郁中的憧憬——简论萧红作品的审美风格[A]//萧红研究·第三辑[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3.

　　[6]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A]//萧红全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