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雯鹤北京外国语大学

　　“我变坏了，但我对此无能为力”
——解读格哈特·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喜剧《獭皮》

　　王雯鹤
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獭皮》剧本中人物生存环境和人物关系，梳理出人物的性格，分析剧本的喜剧效果是如何达成的，并探讨自然主义手法在剧本中的运用，以期对这部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獭皮》格哈特·霍普特曼自然主义喜剧

　　《獭皮》（Der Biberpelz）是德国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的一出讽刺喜剧，1893年9月首次公演于柏林德意志剧院，在德国戏剧史上与莱辛的《明娜·封·巴尔赫姆》、克莱斯特的《破瓮记》并称为德国三大喜剧。格哈特·豪普特曼是德国自然主义戏剧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剧作《日出之前》（Vor Sonnenaufgang，1889）以自然主义手法表现德国的社会矛盾，把富人道德沦丧的原因归结为酒精中毒的遗传，把德国自然主义运动推向了顶点。

　　自然主义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法国兴起，以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是现实主义文学吸收了实证主义、遗传学说和决定论的观点而发生演变的结果。在富尔蒂埃尔词典中，对“自然主义”的解释是：“通过机理法则解释现象，不去寻求天生的原因”。左拉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学，用以倡导一种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生理学和遗传学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动的创作理念。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主义文学力图事无巨细地描绘现实，并根据实证主义把一切归之于自然法则的基本思想，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形成的原因归结于生物学规律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獭皮》也是一部典型的自然主义戏剧。剧中详细刻画了主人公沃尔夫大娘的生存环境，通过对多个生活片断的细致描写，形象地描绘出人物的性格，揭示出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

　　剧中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末柏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洗衣妇沃尔夫大娘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包括警察局局长维尔哈恩在内的许多上层人都是她的主顾。虽然如此，沃尔夫大娘一家依然家境贫寒，日子过得相当艰难，连女儿也不得不在富有的克吕格尔的家中帮佣。沃尔夫大娘从女儿处获悉克吕格尔最近为太太购置了一块高级獭皮之后，联想到船夫伍尔可夫因患严重关节炎也早就想买一块这样的獭皮取暖一事，便铤而走险，盗来了獭皮并及时出手卖给了伍尔可夫。克吕格尔立即向警方报案，却遭到维尔哈恩的冷遇。而当维尔哈恩眼中的“危险分子”——私人教师弗莱舍博士来报告一向衣衫褴褛的船夫伍尔可夫眼下竟然披上了高级獭皮时，维尔哈恩竟然反让船夫来证明如今社会人人丰衣足食。最后，维尔哈恩不仅没有追究出谁是窃贼，反而证明沃尔夫大娘是个诚实的妇人，弗莱舍博士则是个“极其危险的家伙”。

　　这部喜剧最大的喜剧效果在于，结尾时，作案的“坏人”——窃贼沃尔夫大娘——并没有被揭发出来并受到惩罚，反而被当做诚实良善之人。而特别的是，读者和观众对沃尔夫大娘恨不起来，反而对她充满了同情。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剧中人物生存环境和人物关系来解读这一特别之处的来龙去脉，梳理出人物的性格，分析剧本的喜剧效果是如何达成的，并探讨自然主义手法在剧本中的运用，以期对这部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

　　剧中的人物可以归为三类：处于社会底层的沃尔夫大娘一家和船夫伍尔可夫；作为上层社会代表的警察局局长及其密探莫特斯；属于富有市民阶层的年金享有者克吕格尔和属于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的私人教师弗莱舍博士。下文将首先着重分析主人公沃尔夫大娘的生存环境及她与其他人物的关系。

一、沃尔夫大娘的生存环境

1850年后，第一次大规模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德国，随之而来的是大城市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富裕市民积累了大量财富；另一方面，下层农民和无产者仍无法摆脱贫穷。在贵族、神职人员和市民之外又产生了所谓的“第四阶层”——一个靠出卖自身劳动力来维持生计的贫穷阶层。沃尔夫大娘一家就是这一阶层的典型代表。沃尔夫大娘是名洗衣妇，她的丈夫尤里乌斯是造船木匠，大女儿雷欧蒂娜是克吕格尔家的帮佣。平时，一家人也卖卖鸡蛋、自己烤的面包和打猎收获的猎物，但生活仍然十分贫穷，还欠着债。剧本开头的场景说明里是这样描述沃尔夫大娘家的房

　　子的：“一间低矮的、刷成蓝色的小厨房……一个老旧的灶台……一张高高架起来的、干净的床，床边墙上廉价的相框里装着廉价的画片。”[1]537在克吕格尔家帮佣的女儿雷欧蒂娜一年所挣的钱只是一件獭皮大衣价格的三分之一。她不仅收入微薄，还常常遭到虐待。剧本开头她跑回家来，就是因为克吕格尔要求她深夜里把两米高的柴火搬进屋子。她向她的母亲诉苦说：“整整一年才挣20塔勒？还要我冻僵了手？一次鱼和土豆都没有吃饱过？”[1]538在睡梦中，她喊道：“不，不，我不要受这折磨！”[1]537但她不得不向生活屈服。“钱就是钱啊！”[1]539沃尔夫大娘说道。雷欧蒂娜不得不回到克吕格尔家继续做帮佣，因为家里需要钱。

　　这就是沃尔夫大娘的生存环境。她的一家属于社会最底层，做着最繁重的活计，挣着最微薄的工钱，忍受着极度的贫穷。

　　沃尔夫大娘非常希望她的一家可以进入市民阶层。她的愿望首先体现在她的语言上。沃尔夫大娘经常使用外来词——尽管因为知识水平的缘故经常用错——以使自己看起来更接近社会上层。其次，她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Gert Oberembt对此评论道：“沃尔夫大娘看得很明白，教育和财富，名誉和成功是市民阶层的标志。”[2]沃尔夫大娘引以为傲的是，她让她的女儿受了教育。她对丈夫尤里乌斯说：“你就没受过教育，尤里乌斯！对于教育你一无所知。要不是我的话啊！如果咱们家姑娘没受教育会是什么样？是我让她受了教育。教育是现如今最重要的事。”[1]540在沃尔夫大娘看来，受教育是进入上一社会阶层的关键。她如此看重教育，体现了她对市民阶级价值观的认同和进入市民阶层的强烈愿望。

二、沃尔夫大娘与其他人物的关系

作为洗衣妇，沃尔夫大娘是很勤劳能干的。警察局局长维尔哈恩评价她说：“这个女人干起活来顶得上四个男人！”[1]564但沃尔夫大娘并不认为靠勤劳工作就能改变现状：“这样下去根本不能往前走。”[1]552因此，她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手段。她先是偷了克吕格尔家的木材，又偷了獭皮。值得注意的是，在偷窃事件中，沃尔夫大娘完全看透了其他人性格中的弱点并为己所用。

　　（一）沃尔夫大娘与警察局局长维尔哈恩的关系

　　警察局局长维尔哈恩是獭皮失窃案件的调查者。他的名字已经暗示了他的性格：Wehrhahn在德语中的字面意思相当于“好斗的公鸡”。《獭皮》剧本中指出，剧中故事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末俾斯麦向帝国议会争取七年军事预算拨款的斗争期间。当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采取“铁血政策”，竭力主张建立强大的武装，以强权和武力统一德国。1886年11月，俾斯麦要求议会延长1888年春天才到期的七年军事预算拨款。议会只同意三年而不是七年的军事预算拨款。俾斯麦于是宣读了威廉皇帝签署的命令：解散帝国议会，举行新的选举。新的帝国议会以227票对31票压倒多数通过了7年军事法案，并且通过为实行新兵役法发行公债的法令，规定用2.1亿马克来填补增加的军事费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帝国军队一员的维尔哈恩十分高傲自大，把自己看做警局的“国王”。[1]568他把战争看做“国家的最高财富”，[1]569把发现并铲除“暗地里排斥政治，与国家和国王为敌的人和事”[1]560当做自己的最高使命。因此，他把当地的小案件当做无聊琐事，根本不屑于调查审理。当克吕格尔因为獭皮失窃向他报案时，他只是感到受到了打扰，很是不耐烦。此外，工作中的维尔哈恩既漫不经心又毫无条理，时常因为同时处理几件事、同时询问几个受审人搞得自己手忙脚乱。

　　沃尔夫大娘准确把握了维尔哈恩的性格，在与之相处时显得十分尊敬，满足了维尔哈恩的虚荣心：

　　维尔哈恩：您也得小心点吧？

　　沃尔夫大娘：不不，您知道的，我不敢做坏事儿。我是个直肠子，长官大人。要不是我总是管不住我这张嘴，我早就不是现在这样啦。

　　维尔哈恩：在我这里您没说错过什么。

　　沃尔夫大娘：在您那儿没有，局长大人。在您面前可以放心说话。在您面前没什么好隐瞒的。[1]593

　　为了赢得维尔哈恩的信任，沃尔夫大娘故意显得自己心思简单，甚至主动要求调查失窃案件：

　　维尔哈恩：做了的事已经做了。沃尔夫一家也可以旁听一下（审讯）。

　　沃尔夫大娘：审讯的事儿我不懂。但是如果不把这窃贼找出来，不，不，那哪儿还有安全啊！[1]593

　　沃尔夫大娘已经看出来，维尔哈恩根本不愿意调查偷窃案件，因此她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女儿阿德海德向维尔哈恩报告说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捡到了一个装着克吕格尔绿色背心的包袱，这样就制造出了窃贼已经逃跑的假象，而这正是维尔哈恩希望见到的，因为可以尽快结案。他当即下了结论：“失窃的东西已经被带到柏林去了。那件獭皮早在我们知道它失窃之前就在柏林被卖出去了。”[1]591沃尔夫大娘的目的达到了——她摆脱了窃贼的嫌疑。

　　（二）沃尔夫大娘与弗莱舍博士的关系

　　弗莱舍博士是名作家和私人教师。平常他看起来胆小、缺乏自信。但只要是涉及社会民主的事，他又显示出很大的勇气。在当时的德国，俾斯麦为了镇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严令禁止社会民主人士公开贩卖出版物和集会。而弗莱舍博士却订了二十份报纸，其中就包括社会民主人士所创办的。他还定期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而这也是维尔哈恩把他看做潜在政治敌人的原因。

　　作为受过教育的市民，弗莱舍博士属于社会第三阶层。第四阶层在物质上要依赖第三阶层。沃尔夫大娘就曾向弗莱舍博士提出让女儿阿德海德去他的家

　　里做帮佣。此外，因为社会民主人士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沃尔夫大娘对弗莱舍博士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也曾善意地向他提出了建议：

　　沃尔夫大娘：我想向您提个好的建议，但您不要嫌烦啊。

　　弗莱舍博士：我不会厌烦好的建议的。

　　沃尔夫大娘：首先，您不要花太多钱了。

　　弗莱舍博士：我没有花很多钱，沃尔夫夫人。

　　沃尔夫大娘：您在说话时要小心些。

　　弗莱舍博士（脸色变苍白）：啊，您别开玩笑，沃尔夫夫人。

　　沃尔夫大娘：不，不，我是很认真地。还有，您要小心点别人。[1]575

　　但除此之外，沃尔夫大娘不能再帮弗莱舍博士什么了。在故事最后，弗莱舍博士被维尔哈恩判定为“危险分子”，沃尔夫大娘摇了摇头说：“这我就不懂了。”[1]594对于一个社会底层的洗衣妇来说，社会问题太深奥，也太遥远了。

　　（三）沃尔夫大娘与其他次要人物的关系

　　沃尔夫大娘与其他不同人物有着不同的关系：

　　与船夫伍尔可夫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平时沃尔夫大娘会卖给伍尔可夫丈夫打猎得来的狍子。这一次，沃尔夫大娘把獭皮卖给了伍尔可夫。伍尔可夫并不在意獭皮的来处，他在乎的是，能从和沃尔夫大娘的交易中得到好处。他想要维持和沃尔夫大娘的这种关系，因此在獭皮失窃事件中也有意无意地帮沃尔夫大娘掩盖了事实。在弗莱舍博士看到穿着獭皮的伍尔可夫并对其产生怀疑时，沃尔夫大娘有些担心，但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伍尔可夫自知如何应对：

　　沃尔夫大娘：你得注意点弗莱舍博士，他怀疑上你了。

　　伍尔可夫：这事儿我不知道，与我无关。[1]583

　　在调查失窃事件的过程中，当克吕格尔质疑船夫是否穿得起本来价格昂贵的獭皮时，伍尔可夫作证说，船夫也是买得起獭皮的。于是，弗莱舍提供的线索失去了意义，调查也再次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曾在克吕格尔家做工但被赶出来的莫特斯为了报复克吕格尔，常在警察局局长维尔哈恩面前说他的坏话。为了迎合维尔哈恩，莫特斯还成为了其密探，暗中注视弗莱舍博士的一举一动，并向维尔哈恩告密。在与莫特斯的交往中，沃尔夫大娘十分小心谨慎。当莫特斯夫妇来拜访时，她表现得很是殷勤。丈夫尤里乌斯不明就里，于是有了夫妻间下面的对话：

　　尤里乌斯：为什么要给他们全部的鸡蛋？

　　沃尔夫大娘：我难道该把这个人变成敌人吗？你把他变成敌人吧，尤里安。我告诉你，这是个危险的家伙。他平日里尽监视别人。[1]551

　　其他人物——都是传统戏剧中典型的“傻瓜”形象——就好对付多了。克吕格尔到沃尔夫大娘家向其抱怨木材失窃的事时，竟没发现旁边的木材正是自己家失窃的那些。在后来的獭皮失窃事件中，沃尔夫大娘故意在克吕格尔面前表现得十分愤慨，以至于克吕格尔在第三幕结尾时就把她看做是诚实的妇人。

三、剧本中喜剧效果的达成及其作用

通过对人物关系的分析，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脉络已经基本显现出来。下文将着重分析剧中喜剧效果的达成及其作用。

　　什么是喜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喜剧时称：“喜剧模仿的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所谓‘较差’，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坏’，而是指丑的一种形式，即可笑性（或滑稽），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不致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3]在他以后，有人写了《喜剧论纲》，套用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拟定了喜剧的定义，强调“喜剧是对于一个可笑的、有缺点的、有相当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其模仿的方式是“人物的动作”，“借引起快感与笑来宣泄这些情感”。它明确提出喜剧来自笑这一结论，概括了喜剧最主要的特征，并被后世的理论家普遍接受。一般认为，黑格尔关于可笑性来自矛盾的观点，较为值得重视。他认为：“任何一个本质与现象的对比，任何一个目的与手段对比，如果显出矛盾或不相称，因而导致这种现象的自否定，或是使对立在现实之中落了空，这样的情况就可以成为可笑的。”[4]

　　在《獭皮》中，许多具有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不相谐矛盾的场景制造出了喜剧效果。例如，克吕格尔在沃尔夫大娘家看到了自己被偷的木材，却全然不知情：

　　克吕格尔：上帝啊！十四天内失窃两次！两米高的木材，就和您家这儿的这些一样。（他拿起来了一块木头在手里摆弄）就是这么好这么贵的木材啊，沃尔夫夫人。

　　沃尔夫大娘：不，别生气……真见鬼！发生这样的事！哎！

　　克吕格尔：（生气地挥舞着那块木头）就算花上一千塔勒，我也要找到那窃贼。那家伙跑不了要坐牢。

　　沃尔夫大娘：那就好了。上帝保佑！[1]580

　　克吕格尔本来抱有找出偷窃木材的窃贼的目的，但他的做法却是向窃贼本人沃尔夫大娘去抱怨，这是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沃尔夫大娘本是窃贼，却站在失主的一边，装出气愤的样子，这是本质与现象的矛盾。两重矛盾同时出现在一个场景中，愈发加强了喜剧性效果。

　　另一个场景是沃尔夫大娘与来买狍子的伍尔可夫讨价还价：

　　（伍尔可夫来之前）

　　沃尔夫大娘：一会儿伍尔可夫来时该问他要多少钱？

　　尤里乌斯：这个嘛，当然要十二马克！（下场）

　　沃尔夫大娘：（挥着手）哎呀，十二马克！[1]542

　　（伍尔可夫来之后）

　　伍尔可夫：多少钱？十六？

　　沃尔夫大娘：不能少于十八。尤里安说的，不能少于十八。尤里安来了。哎，尤里安，你说过的吧，十八马克？

　　尤里安：我说了什么？

　　沃尔夫大娘：你又耳背了！你说过的，不能少于十八，少了的话我就不能卖。

　　尤里乌斯：我说过？啊，是的，这野物。是的！就是这样！嗯！这价格也不高嘛。[1]546

　　沃尔夫大娘导演了一出戏，把她的丈夫也拉做“演员”，为其杜撰出耳背的毛病，从而夫妻配合，把狍子的价格照先前说定的提高了一半。本质与现象的矛盾不由让人发笑。

　　剧本结尾，维尔哈恩将窃贼沃尔夫大娘误判为好人，无辜的弗莱舍博士则被当做危险分子。这一本质与现象的矛盾使整部剧的喜剧效果达到了高潮。

　　剧中具有喜剧性矛盾的场景更加突出了人物的性格。沃尔夫大娘的狡黠，克吕格尔的愚蠢，维尔哈恩的自大和昏庸在滑稽可笑的场景中尽数展现。此外，大多数喜剧性场景描述的都是沃尔夫大娘如何用智慧和小伎俩骗过了众人，而这些场景在读者看来之所以是可笑的，前提是，读者对沃尔夫大娘抱有同情和好感。读者并不讨厌窃贼沃尔夫大娘，是因为属于社会底层的沃尔夫大娘的行为出发点是改变家庭贫穷的现状，她的行为有一丝无奈的意味，剧中场景“喜”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下层人民几乎无力改变自身贫穷，为了生计甚至偷窃的“悲”。因此，透过喜剧效果的“可笑”，读者不难读出剧本的社会批判意味，剧本的主题也因此得到了深化。

四、“我变坏了，但我对此无能为力”

通过上文对人物关系和喜剧效果的分析，剧中人物的性格及性格形成的原因已经充分显现出来。

　　主人公沃尔夫大娘对周围的环境有着清楚的认识，懂得如何利用身边人性格中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尤其在自大的维尔哈恩面前，她表现得既尊敬，又显示出自己的单纯和愚笨，最终取得了前者的信任，摆脱了窃贼的嫌疑。沃尔夫大娘先后偷了木材和獭皮，但分析了她的生存环境后可以得知，她的偷窃行为是为生活所迫。她和丈夫都没有受过教育，整个家庭属于社会底层。他们没有财产，只得出卖劳动力。尽管一家人都勤劳地工作，但由于受更高社会阶层的剥削，家中依然十分贫穷。沃尔夫希望她可以改变这种状况，而除了偷窃她别无他法，是整个社会环境迫使她这样做的。格哈特·霍普特曼的另一部戏剧《罗泽·伯恩德》中的一句台词可以为沃尔夫大娘的所作所为做出一个恰当的注解：“我变坏了，但我对此无能为力。”[5]人们不该从道德的角度，而该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去评价沃尔夫大娘的行为。沃尔夫大娘的行为是由她的生存环境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决定的。沃尔夫大娘看透周围人的能力是环境造就的，因为为了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下去，她必须提防可能的敌人。而为了能再从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得到些好处，沃尔夫大娘只得耍些小诡计。

　　不仅是沃尔夫大娘，剧中其他人的行为其实也是由周围环境所决定的。例如，警察局局长维尔哈恩的行为明显带有军队的印记，是受到他的“神圣使命”[1]585的驱动。阿德海德，沃尔夫大娘的小女儿，尽管才十四岁，却明白地看穿了母亲的诡计。正如剧本说明中介绍的那样，“她是一个瘦高的十四岁的姑娘。她的眼睛却透露出她过早的堕落”。[1]541从小的耳濡目染，让阿德海德也“变坏”了。

　　总而言之，社会环境决定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和行为，身处其中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环境的影响，而改变环境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五、结语

《獭皮》是一部社会批判喜剧——对造成社会下层人民生活贫苦的社会环境的批判隐含在看似滑稽可笑的场景之中。剧本运用自然主义写作手法，详细描绘了人物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细节，并突出强调了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表现出当时德国的社会矛盾：社会环境使人“变坏”了，而人们对此无能为力。除了真实揭露下层人民生活现状，剧本还反映了普鲁士军队的无能和社会民主人士受到的镇压。剧本的结尾，獭皮失窃案的调查并没有得出结果。尽管沃尔夫大娘摆脱了窃贼的嫌疑，但无辜的弗莱舍博士却被判定为“危险分子”。开放式的结局无疑为读者留下了更大的思考空间：沃尔夫大娘一家能改变贫穷的现状吗？如弗莱舍博士这样的民主人士未来命运如何？他们是否能够改变社会的大环境？格哈特·霍普特曼并没有美化现实，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想象故事后续发展的可能，这也让读者能够对故事情节有更深刻的反思。

　　参考文献

　　[1] Hauptmann,Gerhart.Der Biberpelz[M].Berlin,1893.

　　[2] Oberembt,Gert.Jenseits der Moral.Gerhart Hauptmann: Der Biberpelz.In:Deutsche Kom觟dien.Von Barock bis zur Gegenwart.Hrsg.von Winfried Freund.München 1995:151.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89.

　　[4]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291.

　　[5] Hauptmann,Gerhart.Rose Bernd[M].Ullstein,Berlin,1996: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