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专制与民主碰撞下的周朴园形象分析

　　王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摘要：周朴园是戏剧《雷雨》中的重要角色。他扭曲的性格是在专制与民主的碰撞与夹击下生成的，他的悲惨结局也是专制与民主斗争的结果。在专制与民主这两种文化意识的撞击下，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有着悲剧的一生，他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他是中西文化碰撞而孕育的怪胎。

　　关键词：周朴园《雷雨》专制民主悲剧

　　曹禺的戏剧《雷雨》写于1933年，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这是中国“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之一，它的出现震惊了20世纪30年代的话剧舞台，赢得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喜爱。剧本围绕周鲁两家三十年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组成戏剧冲突，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和他们庸俗卑劣的嘴脸，引导我们去思考造成这悲剧的历史原因。《雷雨》中周朴园、周蘩漪因其典型的性格而成为中国现代戏剧文学中不朽的形象，散发出永恒的魅力，而周朴园这一形象，从一诞生就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像康大叔那样凶残，葛朗台那样贪婪，也有鲁四爷似的道貌岸然。”周扬说：“周朴园在家里是一个顽迷专制的家长，在生产上又是一个懂得榨取、压迫和欺骗工人的方法，口里衔着雪茄的资本家。”[1]16作者说：“周朴园已经坏到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程度。”[2]25

　　因此，从《雷雨》诞生起，周朴园作为蛮横专制的封建家长、矫情虚伪的资本家的角色就已经定位。诚然，作为一名由封建地主转化而成的资本家；作为一名剥削阶级的代表，他不是善良的人格化身。然而仅仅简单地为他戴上虚伪专制的帽子，这样的大批判是否又完全合理呢？本文认为：周朴园冷酷、贪婪、残忍、虚伪、自私，这只是从社会学角度去分析，触及的也只是他的表象，而未将他作为一个人、一个自然人看待。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认为“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3]41马克思、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4]56典型的性格是在典型的环境中形成的。因此，解读周朴园，应将其作为一个自然人，将其置于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中———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处于分化、动荡和重建之中。变化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展开，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使得先进的、开明的知识分子对封建统治下的社会现状极为不满，他们希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以改变中国落后的精神面貌。而顽固的封建势力因不甘退出历史舞台，进行着最后的挣扎。他们极力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抵制新思想，充满了血与火的较量。周朴园就是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是这个时代孕育的一个怪胎。他的性格的矛盾，看似阶级的矛盾，实则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矛盾。专制与民主碰撞促成了周朴园矛盾的性格组合。专制与民主的碰撞造就了他悲剧的一生。

一、周朴园：专制—民主碰撞中的怪胎

周朴园，作为有血有肉，有着复杂思想的人物，在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其扭曲的性格其实就是专制对民主的压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我着重从他对鲁侍萍感情的真假、从他对鲁侍萍的怀念的真假来进行阐述。

　　以传统的观点，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是假的，对侍萍的怀念是虚情假意，伪装善良的，是“以此来自欺欺人的假象”。诚然，他与侍萍的冲突，将其冷酷、残忍、虚伪、自私、贪婪的本性都暴露出来。但如果说，周朴园对侍萍的爱是假的，对她的怀念也完全是虚情假意装出来的，那未免有点冤枉。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是由本能冲突，认识过程和良知三大部分组成的，本能冲突也叫意识或潜意识，认知过程指人按现实原则满足本能要求的活动。良知主要体现于社会伦理道德活动，是对本能冲突的压抑”。[5]87在周朴园的内心深处，良心与本能在发生着激烈的冲撞。从他保留侍萍的相片以及保留三十多年前陈旧的家具和熟记侍萍的生日、夏季关窗等习惯可以看出，周朴园是真心爱过侍萍，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忘记侍萍。

　　（一）周朴园对侍萍的爱———民主对专制的挑战

　　周朴园对侍萍的爱是出自真心的。年轻的周朴园曾去西方留学，接受了西方较为先进的文化，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个人理想，对西方民主、自由有着大胆执著的追求，对爱情也充满着向往，面对着年轻、漂亮而又懂事的侍萍生出爱慕之心，这乃人之常情。曹禺也曾说过：“30年前，周朴园是个大少爷，曾到德国留过学，而鲁侍萍当时是周家的侍女，这女孩子漂亮、伶俐、还读过书。在日常的接触中，周朴园感到鲁侍萍很

　　懂事，能听得懂他的话服侍的周到，于是，对鲁侍萍产生了感情，犹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对晴雯、袭人那样。以后就发生了关系，生了两个孩子，周朴园的父母也是默认的，她已成为周朴园的偏房。”[6]25可见这个时期，周朴园对侍萍的爱是真挚的。在当时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作为一名出生于封建家庭的大少爷，他能冲破家庭阻力与侍萍同居，无疑是向封建大家庭传统包办婚姻的一种宣战。这是资产阶级所要求的婚姻的民主对封建专制的挑战。

　　这时候的周朴园天真、纯朴，具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灵，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对未知的世界的追求充满梦幻。他对侍萍的爱就如他的儿子周冲对四凤的爱，是真挚的，是人性的自然要求。然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7]86周朴园自认为他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可是，在这个阶级地位森严的年代，在封建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他们的爱情只是昙花一现。为了给他娶一个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侍萍被赶走了，周朴园是不情愿的，但他又是没办法阻止的，何况在赶走前，周家都始终未曾让他与侍萍见上一面的”。[6]27

　　就爱情方面来说，周朴园和周冲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一定的区别。对于周冲来说，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一个美丽的梦就破灭了，一个青春的时代就灭亡了。而对周朴园来说，三十年前他对鲁侍萍的爱始终不似周冲对四凤的爱，但那时是个“少不更事”的少爷，社会与家庭不能使其梦想有实现的可能性。在强大的封建专制的压制下，他妥协了，低头了。他抛弃了他心爱的侍萍，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埋葬了自己的理想。在这场专制与民主的角逐中，周朴园失败了。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他的身上曾经也有着过民主的影子。

　　作品中，侍萍撕掉支票后，有这样一个细节：

　　周朴园：刚才我叫账房汇一笔钱到济南去，他们弄清了没有？

　　仆人：您说寄给济南一个，一个姓鲁的，是么？

　　如果从虚伪的角度和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去解释周朴园的这一举动，是不能成立的。第二幕中周朴园所说：“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死了，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么？”这正是他潜意识发出来的，并无半点虚假的成分。特别是在最后，周朴园迫使周萍认母时说的：“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今天我在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向鲁妈叹气），我老了，刚才叫你走，我很后悔，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个孝顺的孩子，他会好好地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上述的种种说法都是从周朴园的内心深处发出的忏悔，是真实感情的流露。

　　可见，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是真的，他对侍萍的怀念也是真挚的。从他对侍萍的感情、对侍萍的怀念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有民主、有追求、有人性、有良知的周朴园。

　　然而作品中的周朴园又是凶狠、残忍、虚伪的。这集中体现在他与侍萍的冲突中。在他们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现给我们另一个层面的周朴园。

　　（二）周朴园与鲁侍萍相认前后的变化———专制的奴隶

　　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是真实的，他对侍萍的怀念也是真实的。然而作品中当侍萍重现并暗示了自己的身份后，周朴园又有一番反常的举动。他惊愕（梅花）———（徐徐立起）确认———温柔(低声)怎么，是你？———失望———严厉———最后的冷漠无情。这样极端矛盾的态度，这样明显的表情变化和后来种种的无耻行径奠定了人们意识中的虚伪、冷酷、自私、贪婪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形象。这一系列的感情发展变化正是周朴园内心情感的激烈碰撞，在他内心深处，本能和理智相互交织，本能要求他认侍萍，但理智又否认了他的想法。因为他一旦认了侍萍，他的名誉、家长制的权威就要失去。在他看来，以前失去的太多，心灵的创伤太深，他不想失去眼前“来之不易”的现有的一切。最终，在封建专制意识的控制下，他否认了侍萍。可见多年以后的周朴园，在他的意识中专制已成为他维护的全部。在专制的淫威下，他已经丧失了良知，没有了人性，毅然沦为封建专制的奴隶。

　　鲁迅先生说：“中国文明不过是大小无数的人肉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愚妄的欢呼，将悲惨者的呼声遮掩。”[7]87而周朴园，这个接受过西方民主、自由、追求个人理想的新时代青年，他的民主色彩在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制下沦落了，并成为牺牲品。中西方文化在封建—民主这两个意识形态的角逐与斗争中，最终以西方民主的惨败而告终，而封建文化的传承性又使得周朴园沦为封建势力的新奴才，以至于三十年后他将他所受的不满与压抑又倾泻到了无辜的家人身上，摇身一变成为家庭的暴君以专制来压制家人，这必定会导致他和家人尖锐的矛盾，从而便开始新的一层的专制与民主的较量。

二、周朴园—蘩漪：民主与专制（在夫妻间）的冲突

如果说少年的周朴园是封建专制的牺牲品，那么老年的周朴园则是封建专制的新奴才。在他的性格当中，专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封建家庭的出身、“三纲五常”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使其在家庭中树立了男人的绝对权威，成为残暴的封建家长。封建的等级制度让他十分重视自己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这必然导致他与家人之间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而这种矛盾冲突从深层面来看，其实也是一种专制与民主的较量。

　　首先，在审美上，在对女性的选择上，他使用传统的道德标准。因此他厌恶蘩漪的动欲，喜欢侍萍的静念；讨厌蘩漪的反抗，喜欢侍萍的听话。他性格保守，不舍旧情，始终怀有新人不如旧人的心理感受。对待妻子，他以传统的“三纲五常”中的“妻为夫纲”这一准

　　则来要求。他要求妻子必须三从四德。将蘩漪置于他的夫权统治之下：在作品第一幕中，他一出场见到阔别两年的妻子，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今天下楼来了，完全好了么？”接着命令蘩漪：“你应当再到楼上去休息。”这两句话就表明他对妻子的冷漠、生硬。在周朴园看来，蘩漪是他的妻子、是他的附庸物。不管她有没有病，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总之得“到楼上去休息”———实际上就是把她关起来。像周朴园这样的人对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是不会放心的，他自己长期在外，妻子不在房里待着，在他看来就是不守“本分”，所以他看到妻子下楼来就不痛快。还有他逼蘩漪喝药的场景也比较典型。“他的语气开始低沉，接着高声，最后到严厉，并冷冷地说：‘蘩漪，当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作个服从的榜样。’”尤其是蘩漪还不肯喝药时，竟逼周萍下跪来威胁，最终使之妥协。在他看来他的家庭是最圆满的、最有秩序的，他教育出来的孩子是不愿叫别人说闲话的。

　　蘩漪作为一名生活在黑暗角落，但又接受过新思想的女性，她有一个“不安宁的灵魂”。有着对自由与情欲的强烈渴求，她的生命像火一样白热、短促。面对周朴园的专制，她毫无畏惧，毅然追求着她的爱情，追求着自由。她因跑到四凤家而被淋得一身湿，周朴园让她上楼，她不动，面对她的这种倔强与反抗的反应，周朴园也只有无奈而无其他办法。她无畏强权，同周萍私通，尤其是最后出于对周家的憎恨和报复，将她与周萍的乱伦公之于世，使周朴园蒙受巨大的羞辱。这看似是蘩漪的报复，其实是自由之声对专治强权的抗击，虽然蘩漪最后在压制下疯了，但是周朴园却在这报复中，在一切事情的打击下，复苏了人的本性，走上了忏悔之路。周朴园与蘩漪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婚姻家庭中封建专制势力与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的矛盾。

三、周朴园—周萍、周冲：民主—专制（在父子之间）的搏击

对待儿子，周朴园也是用“三纲五常”中的“父为子纲”这种封建的宗法制度来衡量与规范的。他要求儿子服从，并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儿子们的身上，不许他们有丝毫的意见与反抗。

　　在逼蘩漪喝药时，面对蘩漪的反抗，周朴园竟对着他的大儿子周萍喊道：“跪下，劝你的母亲。”周萍作为一个与蘩漪年龄相差不远的年轻人，对其下跪是怎样的屈辱，“男儿膝下有黄金”，而周朴园的一声“跪下”就将周萍作为男人的人格与尊严践踏在他的脚下。尤其让人忍无可忍的是面对着周萍的求恕，他竟视而不见，毫不留情地又高声叫道“跪下”，不许他有任何反抗。

　　当他听到小儿子周冲说了几句同情罢工工人的话便说道：“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子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他教训儿子，不许他有任何独立的见解和自由的思想。接着，他又向全家宣布：“十分钟后我还有一个客来，你们关于自己还有什么要说么？”简直像处理公事一样。

　　此时的周朴园，已经是个封建家长，他用当时封建专制压制他一样来压制他的儿子。在他的压制下，周萍，一个有着“一种可以炼钢熔铁，火炽的，不成形的原始人生活中所有的那种‘蛮力’”的人，也就是因为郁闷、长久的离开空气的原因，成为怀疑的，怯懦的、莫名其妙的，经不起风霜的了”。[8]35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专制对人格的压制，使得周萍“当一个新的冲动来时，他的热情，他的欲望，整个如潮水似的冲上来，淹没了他。他一星星的理智，只是一段枯枝卷在旋涡里，昏迷似的做出自己认为不应该做的事，犯下乱伦的罪过”。[8]35其实，周萍的这种冲动就是资产阶级所追求的个性解放的懵懂的表现，虽然他与蘩漪的乱伦是人性的扭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对封建专制的一种无声的反抗。虽然这种反抗只是一种冲动，是扭曲的、不道德的，但最终却以“暴风骤雨”之势摧垮了周朴园以及他的封建王国。

　　周冲，他不同于周萍，是一名正接受着西方较为先进文化的青年。他同母亲一样有着一个“不安的灵魂”，他追求着自由与平等。当他看着父亲压制母亲的时候，他为了母亲敢于提出抗议；当他知道鲁大海谈判的原因的时候，敢于向父亲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父亲的不足；尤其是，当他看见哥哥出手打鲁大海时，他能挺身而出，维护正义。周朴园与周冲的矛盾与冲突其实反映了向往资产阶级时期“平等、自由、博爱”思想与封建专制的冲突，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民主，对个性解放的一种追求。

　　在周朴园与其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可以看出，专制与民主的抗衡是怎样的激烈。在当时的境况下，人们不愿意遭受封建专制的压迫，极力反抗封建势力对正常人性发展的阻碍，于是从心理上，人们就渴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博爱。这样就使得三十年后，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对个性解放的呼声一潮高过一潮。可见在那个时代，追求“个性解放”“个人理想”正以迅猛之势冲击着封建专制。

　　周朴园虽然是可恶的，但是他又是可悲的，是一个悲剧人物。在他的悲剧人生中，我们会看到一种强大的封建势力是如何压抑着人的正常发展。《雷雨》中所有的人物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压制着，“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则称它为‘命运’，近代人鄙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法则’。而我们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实相。”[9]3当我们指责周朴园家长意识的时候，那么周朴园的理想的破灭又是怎么造成的？是统治中国人的封建意识。因此，周朴园的悲剧让我们更明白反封建艰巨性。“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掉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人的使命！”[7]88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广泛的。“我们在分析某一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时，如果只着眼于这一阶段这一时期的阶级属性，而忽略造成他性格复杂的客观原因是不科学的。人的意识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流动的整体，是一条无底的、无岸的河流。如果不从流动的整体看人物性格，而选择某一点，则无法窥其全貌。”[10]67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性格成于专制对民主的压制，他的悲剧又缘于民主对专制的抗击。在民主与专制的碰撞中周朴园只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有人追问此剧是否是‘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的意识着我是匡正讽刺或是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打动我，我在发泄着压抑的愤恨，诽谤着中国家庭和社会———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5]30

　　总之，我认为造成周朴园这个人物形象的悲剧主要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性格以及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周朴园的命运悲剧与自身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也就造就了周朴园复杂的性格。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复杂而又鲜明的个体；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既要看到他残忍冷酷的一面，也要看到他人性中自然的一面。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深刻揭示了旧制度的罪恶和悲惨结局，给人们心理以强烈的震撼和打击，值得我们每个人深刻思考造成周朴园这一人物形象悲剧的社会原因。

　　参考文献

　　[1]周扬.论《雷雨》和《日出》[J].光明,1937,2(8).

　　[2]钱谷融.雷雨人物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3]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张燕瑾.现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5]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4).

　　[6]曹禺.曹禺谈《雷雨》[J].人公报,1937(2).

　　[7]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

　　[9]曹禺.雷雨·序[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1).

　　[10]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