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引《诗》及其仁政思想的演绎
邓珍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要:《孟子》一书是孟子仁政思想的集中体现,书中多次引用《诗》、《书》、孔子的观点来佐证其仁政思想,尤以引《诗》较多。笔者将从上古贤王事迹激励、近世文王事迹可法、具体仁政制度的实施三个角度来说明孟子是如何引《诗》来演绎其仁政思想的。
关键词:孟子《诗》仁政思想
《孟子》一书记载了孟子周游诸侯国推行仁政的大致过程。其仁政思想与其曾从师孔子之孙子思当然有很大关系,因为孔子本人就是王道的推行者。孟子多次引用《诗》来佐证其仁政思想。《孟子》引《诗》这一现象学界早有研究,但是历来研究者大多都对其“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诗教观关注较多,或是论及其引《诗》与其仁政思想大有关系,但是也就仅止于此,少有人注重孟子是从哪些层次引《诗》来阐发其仁政观的。下面笔者将从上古贤王事迹激励、近世文王事迹可法、具体仁政制度的实施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保留了许多西周时期的社会生活情况,是研究周朝前期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其内容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风是指各诸侯国所辖不同区域的地方乐曲,雅是周王朝国都附近地区的乐曲,颂是祭神祀祖用的乐曲。孟子是看到当时各诸侯国互相征伐、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才寄希望于能有像尧舜禹、周文武那样的贤王来安定天下,推行仁政政策。所以孟子才从《诗》中拾取当中的仁王事实来激励诸侯王,阐发其仁政思想。《孟子》一书共明确引用《诗》内容33处(指采用《诗》曰的形式),引用《风》5处,《雅》25处(《小雅》7处、《大雅》18处)、《颂》3处。《孟子》引《诗》来佐证其仁政思想主要来源于《雅》和《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扎来聘,请观于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1]可见公子扎也盛赞《雅》《颂》“周德之衰乎”,“其文王之德乎”,“盛德之所同也”。那么孟子又是从哪些层面引《诗》来佐证其仁政思想的呢?
一、上古贤王事迹的激励
尧舜是上古贤王,是儒家推崇备至的仁王,孟子曾多次在其弟子面前为尧舜辩正,“舜不吿而娶”,“尧以天下与舜”等等,其目的都是因为其所树立的仁王形象不应该有所质疑。孟子言必称尧舜,认为“尧舜与人同耳”,只要有心向往贤王,实施仁王之政,则人皆可为尧舜。杨国荣在《孟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也认为孟子所称举的圣人尧舜“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首先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同样,在现实的‘我’与理想的典范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2]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3]275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取自《诗·大雅·假乐》,是颂美成王能够遵从先王之法来治理国家,孟轲在此认为治理天下,就应学习成王遵行先王之道,效法尧舜,大推仁政,否则难以“平治天下”。
孟子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3]277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来自《诗·大雅·荡》,是召穆公警示周厉王,应该以商纣王和夏桀的亡国为鉴。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处理得最好的参照对象就是尧舜,要以尧的治民之道为榜样,要推行仁政,否则就是“贼其民”,就会像商纣和夏桀一样亡国。“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3]345当时侍奉诸侯的谋士都是教诸侯如何开拓疆土,充实府库,结交同盟而不是教之以道义仁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3]346
二、近世文王事迹可法
尧舜是上古传说中的贤王,其仁政实施的实际情况怎样我们不得而知,孟子在《尽心章句下》中也谈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有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有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3]377那么相对来说文王事迹具有真实性及可信性。周文王是周王朝开国的奠定者,其时代距春秋战国较近,下面所引《诗》分别选自《诗·大雅·灵台》《诗·大雅·文王》,都是颂文王之德。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台曰灵台,谓其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3]202
上面所引《诗》取自《诗·大雅·灵台》,文王欲造灵台,庶民子来,助其“为台为沼”,文王能够与民偕乐,所以灵囿里的鹿,鹤,灵沼里的鱼儿也因感文王之德悠然自乐。梁惠王看到沼上的鸿雁麋鹿自得其乐,问贤能的人是不是也以此为乐,孟子答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如果梁惠王也能与民偕乐并以此为乐,那么也会像文王一样是一代仁王。
文王的德行不仅是与民偕乐,而且能够使商朝的遗民也能臣服于周朝,并勤恳地维护周王朝的统治。
孟子曰:“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离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3]279
如果各诸侯国能够师法文王之德,那么“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并以商之子孙也臣服文王来验证。最重要的是要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3]235
三、具体仁政制度的实施
文王事迹固然可法,也应该有具体的制度来支撑起仁政思想,不然就会流于空话、套话。孟子在周游诸侯国的过程中曾致力于恢复周朝的井田制,滕国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正因如此,滕文公才要像孟子讨教治国之道,即如何在混战的时代中求得一个立足之地。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夫世禄,滕雇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3]255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出自《诗·小雅·大田》,从侧面描绘出宗周井田制的实行。孟子认为治国的基础就是推行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3]256这样才能本固邦宁。孟子在《尽心章句下》中也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在此也把土地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
孟子所认同的王政就是文王之政,要施行仁政就首先要安抚“天下之穷民而无吿者”,即鳏寡老人和孤弱小孩。
(齐宣王)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吿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3]218
“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取自《诗·小雅·正月》,两句将当权者的富有和享乐,与百姓的困苦相对照,以此来警示当政者。齐宣王向孟子讨教王政,孟子认为实行王政,首先就要振贫救孤,如果不能施恩于穷困者,就会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进一步下去的话,就会民怨沸腾了,又何来王政之说?
四、结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天下方务于合众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和。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4]从上文“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可以得知,一孟子引《诗》而不是它书,与其曾序《诗》有关,在其阅诗的过程中,自然也有所启发;二孟子引《诗》,与其曾从学于孔子之徒子思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孔子本人也是“王道”的护卫者,孔子的徒弟当然会多多少少传承其王道思想,所以孟子也才得以“述仲尼之意”。而引《诗》来佐证其“仁政”思想。而其引《诗》来佐证仁政思想,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即上古贤王事迹激励、近世文王事迹可法、具体仁政制度的实施三个方面。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 2009:1164.
[2]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3.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5.
[4]司马迁.史记(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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