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秋柳》四首是王士祯作于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的一组诗歌，在1919年再次被提起。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以组诗第二首为例，作为用典之拙者，认为诗中采用的典故可以同时作几种解释，并没有确定的根据。

　　作为新文学运动中划时代的文献，《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中国文学的改良，使白话文大行其道，对文学传统的影响不言而喻。胡适在《刍议》中选用《秋柳》为靶子，一是因为近代以前，在中国人的文学活动中，诗被有意识地视为最重要的样式，诗的品质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整个文学的缩影。一是因为诗作者王士祯二十四岁时就凭《秋柳》闻名大江南北，之后一度为清朝文坛盟主的特殊地位。《秋柳》诗的背后，有中国文学的古传统。

一、现实与典故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评《秋柳》诗第二首用典失当，这一论断是否确实呢？这里不妨先对该部分做一粗浅解析，诗歌的具体内容为：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

　　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

　　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第一联是对实景的描绘，苍凉秋日里，柳树万缕千条。次联就从对秋柳姿容做的朴素写生，过渡到运用多重典故。“中妇镜”取意于陈后主作的《三妇艳》，下一句是化用古乐府《黄竹子》的句子“江干黄竹子，堪作女儿箱”，两句话皆与柳无关，但都有事过境迁、人事全非的喻义。这两个典故的使用，使柳树这一具体意象变得非具体化，似乎赋予了柳树以精微的象征化情思。之后第三联转而征引了《琅琊王歌》一诗里的喻义。《琅琊王歌》取自古乐府，中间涉及一个历史故事，是说隋炀帝命人在琅琊上种植的杨柳还在，但昔日的繁华已经不知去了哪里，这反映了王士祯创作《秋柳》时的复杂心境。诗写到这里，由第一句实景到二、三句对于实景的申发，因为描述了过去的事的典故的使用，诗的重心从现在移到了往昔，而人的感受也从感官的体会过渡到了心灵方面。及至最后一联，诗的结句“若过洛阳风景地”，这是由柳树而引发的将有之思。

　　整首诗由柳树开始，与典故相互交汇，蕴含了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交错对接。诗中诸种情绪，透出于现实之外，实为深入心灵的幽感。关于典故的这一作用，学者袁可嘉也有所关注：“艾略特在论及个人才智与传统的关系时也说，一件新作品的出现，不仅表示新价值观念的建立，而且兼有调整传统价值的作用；这些看法正足以帮助说明叶芝用‘拜占庭’象征想象王国，艾略特借用那么多历史典故的缘故。”袁可嘉用这种论述来说明运用典故在文学中可以做到古今并列，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渗透，使两者可以获得丰富的意义。

　　正如徐国能所说，王士祯咏“秋柳”的成功，不仅生动地表现了柳态与柳树的文化意义，同时借着这个层次的描写暗示了诗人在现实中别有一番低回想象，味外味由是产生。①当然，在另一层意义上，《秋柳》诗的主题选用了多重典故，使这首诗的意义难以捉摸。胡适诟病的地方，部分原因就是在这里吧！

二、典故与音韵的对应

《秋柳》组诗以情韵胜人，当时似乎很受欢迎。据《菜根堂诗集序》，赋《秋柳》诗当场，这首诗就有数十人唱和。三年之后，王士祯赴任扬州府推官时，《秋柳》已传遍大江南北，顾炎武也曾以诗篇《赋得秋柳》应和。他们欣赏的方面还会有什么呢？有诗评者认为，他们欣赏的是诗中的语言，就是巧妙地选择各种词语，从单词的连续与流动之中产生观念的波动以及音调的波动，在这些波动的新鲜感中显现出魅力来。

　　我记得某位山东籍的先生曾经一边吟咏此诗的第二首，一边称赞其音调之美。确实，由“娟”两个同音字重叠、进而继之以“凉露”“欲为”两组双生词为始句，而以只由阳声组成的“含情重问永丰坊”为结句的第二首诗的音调，是四首诗中最美的了。②

　　语音本身与特定的心理效果之间有紧密的对应性。无论是哪种语言，动词往往都需要重读。《秋柳》这首诗的动词位置很妙：第一联“为”“拂”次第在句中为第六、五字，“拂”字位置稍前，重读。第二联没有动词，第三联动词都是第二个字，语句工整。第四联生变，动词在第二、四字处，与首联和中间两联都不同，成为诗中最大的起伏处，与诗意在这里的迸发同拍。同时，中妇镜、女儿箱、隋堤水、大道王、风景地、永丰坊各个句末的词语上下抑扬，颇有水的流动之韵。如此一来，整首诗似是微风下的水流，时而平和，时起涟漪。体现在具体的用字上，即便诗中诗意萧瑟，却不妨碍在音效上颇响亮的〔ang〕音用得紧凑绵密，霜、塘、箱、王、坊，蕴含了语言内在的音乐性，意义和音调双重变奏，哀而不伤。

　　时过境迁，七律诗歌在近代中国人看来，已经是一种古典性质的文学形式。鉴于此，现代学者叶嘉莹很欣赏诗人能使用“陈言”而又能赋予其“新生命”的能力，认为唯其善于使用“陈言”，所以写出来的作品才像地道的旧诗；又唯其善于赋予“陈言”以“新生命”，所以写出来的旧诗才不致流为滥言而有新颖的意境。③《秋柳》诗中使用的典故不少，让欣赏的人体会到古典的魅力；另一方面又让人感到新鲜，这在相当程度上与语句中的音韵美有关。依律用典，而又不妨碍语言上很有新鲜感，可谓古典而又新鲜。

三、胡适的态度

而这一首诗人的得意之作却被胡适当做“用典之拙者”，认为它是怎样说都可以，又无论怎样说都不明白的诗。其实，胡适写《文学改良刍议》的用意就在于不模仿古人。就文学的典故问题，他的意图很明显：“用典之拙”不如用典用得好，但最好不用典。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写的导言里，胡适认为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有二：“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是文学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命。”他在该导言中还指出他是“活的文学”的理论阐释者，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理论阐释者。在胡适眼里，文学因为不能为一般人欣赏，仍旧是少数人的贵族文学，仍然免不了‘死文学’或‘半死文学’的评判”。④

　　提倡“活的文学”的胡适，认为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他口中的“人的文学”阐释者周作人，对此看法并不同。在周看来，文字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语不古，死与活，在文字的本身并没有明了的界限。⑤80

　　周作人还在其《中国新文学源流》一文中，把新文学运动与明末的文学运动相比较，探究了新文学与本民族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胡适认为文学向来是向着白话的路子走的，这是发展的正轨。周作人则以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其实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他大体赞成胡适文学革命的观点，但给出了另外两点用白话的理由：⑤73首先，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话。写文章是想将思想和感情表达出来。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最好的方法就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另一个理由则在于，当时的中国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很大变动。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古文这旧的皮囊，已经盛不下新的东西和新的思想，就要用白话写作。

　　毋庸置疑，胡适的白话语言观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也给予了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深刻的影响，但其借以承载的诗学观念还值得商榷。诗是语言的艺术。诗句不同于普通话语，是“语言中的语言”，这是法国诗人与诗歌评论家瓦雷里一再强调的话。现代诗人大抵上同瓦雷里一样，都认为诗就是在语言中再造一种语言，胡适的观点恰逢其反。他在其论著中反复地申明，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胡适认为，包括诗歌在内，文学不过是最能尽职的语言文字。⑥以《秋柳》诗为例，尽管其作者王士祯作为中国神韵诗理论的集大成者和总结者，这首诗以其语言和意义的多义性著称，曾经在社会上流行一时，这改变不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对它的评定。胡适谈诗，似乎只有常识，没有热情。文字和文学都是人支使的工具，在胡适的有关假设中，我们发现了他的工具性立场。

　　在文化传统上，被淘汰是一个问题，该不该淘汰是另一个问题。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学传统与外来影响的讨论一直备受关注，其实所谓外来“影响”，也不过是异域空间存在的另外一种传统而已。如同在西方，东方文化身份与当地的主流文化逐渐呈现出“杂交”的状态，⑦发生碰撞的两者因为有着各自独特的进化过程，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速度与包含各种因素的不同内在结构，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往往不是从一点出发从而决定其他艺术的所谓影响，还应该被看成一种具有辩证关系的复杂结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杂志上一经发表，就产生了远超出文学领域的社会影响。在胡适的倡导下，白话文开始以与旧文化决裂的姿态出现、发展。尤其到了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极具文学价值的一批小说、诗歌和纪实文学作品。这样一来，胡适对《秋柳》诗的品评在中国文化史上就有了独特的意义。

　　注释

　　①徐国能.王士祯杜诗批评辨析[J].汉学研究,2007,24(1):326.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吴调公在其《神韵论》中也说,渔洋《秋柳》的写作,很可能包含着为他长期所积蓄的、纵使不十分强烈的故国之思,见:神韵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6.

　　②(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章培恒,邵毅平,骆玉明,贺圣遂,李庆,孙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45-346.

　　③叶嘉莹.嘉莹论诗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5:61.

　　④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A]//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134.

　　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A]//温儒敏,费振刚.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文学卷)[M].北京:北大出版社,2008.

　　⑥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A]//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87.

　　⑦张军.美国华裔文学中“东方主义”的消解[J].江西社会科学,2012(5).

　　[1]瓦雷里.文艺杂谈[M].段映虹,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2]叶嘉莹.嘉莹论诗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何效刚.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对纪实文学的查禁[J].文学教育,2013(12).

　　[4]陈春雷.关于“汉语危机”命题的争论与反思[J].阅江学刊,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