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论《红楼梦》中诗歌英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王爱珍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摘要：在传统的评价翻译的标准中，忠实通顺一直是首要原则。在原著为中心的翻译理论的影响下，为了忠实地传达作者的意图，译者只得隐身，尽可能地压抑自己的主观性因素，亦步亦趋地翻译。一直以来，译者都好像只是传声筒，是媒婆，是舌人，是画匠。至于译作，也有“美而不忠”的说法。译者的身份到底能否有所改善，地位有所提高呢？本研究从《红楼梦》几首诗在杨、霍译本中的差异比较探讨了译者的主体性。

　　关键词：《红楼梦》杨译本霍译本译者主体性

一、文献综述

自翻译产生以来，人们总是把译文对原文是否忠实当做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因为在世人的传统观念中，译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文的一种“翻版”或“复制”。实际上，探讨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时，不能排斥或割裂在译文与原文背后的译者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译者地位的正确定位是一个理论性很强在实践上又争论颇多的问题。而确定译者的地位必然要涉及译者的作用与活动性质等因素，需要将其置放在一个超越文本语言转换层面的更广阔的空间中加以考察。另外，译者的地位在翻译历史上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不断丰富的过程，这既包含着译者的自我表现意识与自我表现定位，还涉及在不同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翻译观赋予译者的不同角色及对其性质的认定。

　　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由于翻译活动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性，再加之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在很长一个时期局限于语言层面，因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译者普遍被定位于仆人角色。因为译者在人们眼里，无非是“传达”发话者所说或作者所写的话语的意思；其次便是听者或读者，因为传达发话者所说或作者所写的话语的意思仅仅是一个方面，译者还必须让听者或读者明白，理解发话者或作者的意思。所以译者不过是传声筒，是翻译机器，是媒婆，是舌人，是画匠。而翻译过程，就不过是对原文的“翻版”或“复制”甚或“临摩”了。

　　难道译者的身份只能如此低下，地位如此可悲吗？译者难道不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吗？随着经济、文化、政治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流行和普遍，翻译也随之变得越来越频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有了全新的概念，译者的主体性有了显著的变化和充分的发挥。下面，笔者将通过对《红楼梦》中几首诗在杨、霍译本中的翻译比较揭示这一点。而中国知网上这么多年以来对《红楼梦》诗词翻译进行探讨的论文，总共才八篇，只有一篇论及译者主体性，而且该论文选取的诗词只有两首，一首是《葬花词》，另一首是《青埂峰顽石偈》。所以，本论文虽然观点是若干年前早就成型，但此时写出来，仍有很大新意。

二、《红楼梦》译诗体现的译者的主体性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朵奇葩，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杰出不朽的丰碑，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其中的诗、词、歌、赋更是语言中的精华，但这种精粹传译到西方英语读者中去后又是怎样一种效果呢？本文挑选了《红楼梦》中几首诗词的杨宪益夫妇和David Hawkes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探讨，希望通过对两位译者的不同译法产生的不同效果，探讨译者的主体性。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1]

　　Pages full of idle words,

　　Penned with hot and bitter tears;

　　All men call the author fool,

　　None his secret message hears.[2]

　　Pages full of fantastic talk,

　　Penned with bitter tears;

　　All men call the author mad,

　　None his message hears.[3]

　　“荒唐言”，杨宪益夫妇用的是“idle words”,而Hawkes用的是“fantastic talk”。根据字面上看，显然Hawkes的fantastic要比杨氏夫妇的idle好。idle是“空闲的；闲散的”意思。但杨氏夫妇的“words”显然又要比Hawkes的“talk”更贴切。第二句杨译本多了个“hot”,似乎更能显现出曹雪芹的艰辛却饱含激情。第三句，杨氏夫妇用了“fool”,而Hawkes用了“mad”，“傻子”似乎比“疯子”更含有让人怜爱的意蕴，疯子或多或少显示了西方激情文化的底蕴。但据我们所知，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穷困潦倒，举家食粥，后来在贫

　　病交加中死去，似乎更值得怜爱一些。但Hawkes对《红楼梦》进行过精心研究，对曹雪芹的生平也了解得非常详细，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应是他的国家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使得他不自觉地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主体性。第四句杨译本多了个词secret，似乎更能体现原诗意味，也是他发挥主体性的体现。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泣江边望，

　　千里东风一梦遥。[1]

　　So talented and high-minded,

　　She is born too late for luck to come her way;

　　Through tears she watches the stream,

　　On the Clear and Bright Day:

　　A thousand li the east wind blows,

　　But her home in her dreams is far away.[2]

　　Blessed with a shrewd mind and a noble heart,

　　Yet born in time of twilight and decay;

　　In spring through tears at river’s bank you gaze,

　　Borne by the wind a thousand miles away.[3]

　　第一句，杨译本为“So talented and high-minded”，而霍译本为“Blessed with a shrewd mind and a noble heart”。“才自清明”被译为“talented”似乎要比“shrewd mind”要好，因为“shrewd”主要是指心思精明而不指才学，但探春的确机敏能干，精明聪慧，Hawkes理解不误，但此处应尊重原文。“noble heart”也似乎把探春的人格境界提升了，原文似乎只说探春志向远大，而非心灵高贵。比较之下，杨译本似乎更贴切。

　　第二句“生于末世运偏消”，杨译本为“She is born too late for luck to come her way”，而Hawkes译为“Yet born in time of twilight and decay”。显然，杨译主要是直译，所以达到了语义对等和形式对等的目的；而霍译主要是意译，力求达到交际对等和功能对等的目的。

　　第三句“清明涕泣江边望”，杨译本为“Through tears she watches the stream，On the Clear and Bright Day”，而霍译本则为“In spring through tears at river’s bank you gaze”。这里涉及中国节气文化：清明。杨氏夫妇用“the Clear and Bright Day”来表示，虽非十分贴切明了，但西方读者从大写的首三个字母可推出这是一个节日，只是可能不太懂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节日。“Through tears she watches the stream”，形象地描画出了一个泪眼汪汪思乡思亲的形象；而Hawkes简单地把“清明“译为“In spring”，显然太过笼统，让西方读者完全了解不了中国这种节气文化。这两个不同的译本，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译者不同主体性的发挥。不过“at river’s bank you gaze”，显然又比“she watches the stream”更贴切一些。

　　第四句“千里东风一梦遥”。杨译本为“A thousand li the east wind blows，But her home in her dreams is far away”，而霍译本则为“Borne by the wind a thousand miles away”。杨氏夫妇严格直译，而Hawkes把“里”意译为英文化中的miles，这当然方便西方读者理解，但长度差距可就大了，幸而这里曹雪芹也只是虚指。后半句Hawkes的翻译丢失了“梦”这个中国文化诗韵较强的关键词，而且整句意思模糊，恐怕西方读者仍然不知曹雪芹所云，从而影响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文化精粹的深刻理解。

　　从整首译诗来说，杨译采用双行诗体，第二、四、六句押[ei]韵；而霍译仍沿用原诗四律，第二、三、四句也碰巧押[ei]韵，可能都是因考虑到away的缘故。两位译者都极有分寸并恰如其分地发挥了他们译者的主体性。仅从此角度，就可看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译者的身份绝不会是传声筒、翻译机器、媒婆、舌人和画匠等。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再看最后一例。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1]

　　———《红楼梦：好了歌，第一回》

　　All ma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to riches and ranks each aspires!

　　The great ones of old,

　　Where are they now?

　　Their graves are a mass of briars.[2]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done,

　　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Where are the famous ones of days gone by?

　　In grassy graves they lie now, every one.[3]

　　这首诗第一句杨译本采用了意译，把“都晓神仙好”译成了“long to be immortals”，但霍译本将之归化成了“salvation should be done”。一个“神仙”，一个“救世”；一个异化，一个归化；一个直译，一个意译；一个语义和形式对等，一个交际和功能对等，都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后面“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两译者的翻译风格就大相径庭了。“Where are they now? Their graves are a mass of briars.”显然，杨译本是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是异化译法，而霍译本“Where are the famous ones of days gone by?”一句令人想起英语中的一句歌词：“Where are the flowers gone?”使译文具有了归化色彩。最典型的是最后一句：“In grassy graves they lie now, every one”，其中“every one”就像牧师布道说教，[n]尾韵的反复,更加强了这种宗教感。而这首《好了歌》，原本也就是空空道人和茫茫大士所作。所以风格正好与原文吻合，与原文异曲同工。此处霍译简直属妙手偶得，浑然天成。可谓归化、意译和功能对等的典范。Hawkes的英国文

　　化身份及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这里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结论

实际上，在现代阐释学的指导下，对翻译主体的界定存在一些分歧。一般来说，大致有四种见解。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主体。[4]以原作为中心，文本决定一切，把语言学当纯粹表达工具，作者当然就是主人，译者是仆人、隐形人，他的主体地位实际是不被承认也是不被鼓励的。而当人们以现代阐释学为理论指导，对翻译进行新的定位时，理解、阐释与再创造便构成了翻译活动的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都起着相互独立但又相互制约的作用。相对于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译者主体起着最积极的作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译者视为狭义的翻译主体，而把作者、译者与读者当做广义的翻译主体。[5]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红楼梦》的杨、霍译本是典型范例，其诗歌的翻译只是管中窥豹。最鲜明的体现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不同采用，如直译、意译、异化、归化、语义对等、功能对等等。但这当然还与译者的翻译目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语境等密切相关。笔者希望以后再作详述。

　　参考文献

　　[1]曹雪芹,著.高鹗,续.脂本汇校石头记[M].郑庆山,校.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2] A Dream of Red Mansions[M].Yang Hsien-yi,Gladys Yang,Trans.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8.

　　[3] The Story of the Stone[M].David Hawkes＆John Minford, Trans.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74.

　　[4]许均.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5]陈大亮.谁是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