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霞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外国语学院

　　论《四川好人》中沈德的双重人格与悲剧性

　　吴文霞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外国语学院

　　摘要：布莱希特名作《四川好人》通过对女主角沈德双重人格的塑造，实现了对主题的刻画———善必须有恶支撑才能长久，因为在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下，无节制的善良会给施救者带来彻底的毁灭，只有改变这种社会制度，才能无所顾虑地做一个好人。沈德的悲剧性体现在她倾其所有去助人而无法自保，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下，她的人格经历了逐渐由善向恶转变的过程，她被爱情欺骗而丧失对人性最后的希望，与此同时逝去的还有她纯真的自我。这部戏剧展示了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充分体现了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关键词：布莱希特双重人格沈德悲剧性

　　贝尔托·布莱希特曾经说过，人类会在“他们所生存的经济体系里竭尽所能地获得成功”，[1]因此人们认为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剧作家。同时，“由于他对现代戏剧手法的让人备具争议的创新使用，布莱希特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2]他所提出的“叙事体戏剧”与“间离效果”这两个概念也被广泛运用到他的许多戏剧中。

　　布莱希特最著名的戏剧之一———《四川好人》，背景设在虚构的四川。“布氏曾说，剧中的‘四川’泛指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作者把故事发生地点设在东方，用意是让欧洲观众拉开距离、便于冷静地看清事物的本质。”[3]对于这部戏剧的解读，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文化的关系以及他的“间离效果”在剧中的运用上。其中，张黎从中国文化对布莱希特的影响入手，讨论了《四川好人》与中国戏曲的渊源，并讨论了该剧的主题构思和人物塑造方面与孟子“性善论”的关系；[4]谢芳探讨了布莱希特在这部戏剧中对中国戏曲文化的借鉴；[5]王世欣在她的论文中讨论了布莱希特在该剧运用的楔子、插曲、插话、引述、双重形象、虚设人物以及开场白等陌生化手段；[6]薛松分析了“叙事体戏剧”的特点，并通过讨论该剧的结构、面具的运用、台词结构的设计，印证了布莱希特对其戏剧理论的实践；[7]周洋洋在此基础上讨论该剧的结构、表现手法和人物设置探讨了戏剧中的“间离效果”———也就是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编剧技巧；[8]还有舒文玲以该剧为例对布莱希特叙事体戏剧中的典型因素展开研究。[9]宫宝荣认为：“（布莱希特）别开生面地应用辩证法思想，将矛盾统一规律用于人物塑造，把人性的善与恶分裂为两个人物———行善的表妹沈黛和作恶的表哥隋达，彼此相依，又相互对立，形成一个矛盾统一，用两副面孔对待社会，以谋求个人生存。”[3]但国内外学者中从人物性格描写方面对这部戏剧主题进行的探讨仍为少见。

　　这两个人物是如何形成，又对该剧的主题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本文采用新批评理论，通过对剧情的梳理来分析布莱希特对女主角沈德①双重人格的塑造和对主题的刻画与这个角色的悲剧性———善良只能在邪恶的帮助下传递给他人，因为无节制的善良会给施救者（此处为沈德）带来彻底的毁灭，要想改变人性，使其不向恶的方面倾斜，必须先改变这个剥削人的社会制度。

一、沈德的双重人格的形成

（一）妓女沈德

　　故事的开始，三位神仙下凡，来到半欧化的四川，奉命要找到一个好人，才能完成天庭的任务。正如剧名所示，这部戏剧讲的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女人。当妓女沈德出现的时候，观众会马上意识到她就是主角，因为当卖水人老王费尽心思都无法为三位神仙找到歇脚的地方时，他想到了沈德：“现在就只有妓女沈德不会挡驾了。”[10]老王之所以这么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她被人轻贱的职业———别人怎么做都说得过去，只有她不可以拒绝；二是她心地善良，肯定不会拒绝。起初沈德犹豫要不要让三位神仙留宿在她家，因为她在等一位“客人”，只有接待了这位客人，才能解决她的燃眉之急，她的房租才有着落。但她最终决定避开这位客人，把三位神仙迎进门来。

　　（二）好人沈德

　　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逐渐看到沈德是如何努力做一个好人的。她用三位神仙给的一千多块银元盘了家小香烟店，对于不请自来的八口之家和街坊邻居，

　　她尽力相助，也无法拒绝他们得寸进尺的要求。刚买下香烟店，沈德以为自己可以从头开始，对穷困中的人施与援手。然而做好人并不容易，尤其是长期做好人。邢氏（原来的香烟店店主）来了，要她施舍一些饭粥，然后又来了曾经收留过沈德的八口之家，他们要沈德回报的不仅仅是住处那么简单。

　　沈德也面临着自己的难处———既要支付店租，又要喂饱那么多张口。一千多块银元也不多，买完香烟店就所剩无几了。如果没有钱，她就只能重操旧业了。虽然沈德一心向善，但是情势却不由她控制。当失业工人跑过来问沈德要烟抽的时候，沈德和八口之家对于这个人的品德起了争执。他们说他身上肯定有钱，只是不肯给沈德，说没钱只是在撒谎。沈德不相信，愤怒地对他们说：“我又怎么知道他会骗我呢？”[10]这个小插曲反映了沈德仍然对人性抱有希望，虽然这些人正不予余力地压榨她，而他们自己也因为生活的压榨而变得越来越贪婪。

　　（三）表哥崔达

　　第一幕中，面对上门逼租的房东美珠和逼要货款的木工，受到自己食客启发的沈德编造出自己有个叫做崔达的表哥，是个商人。这个崔达，能做她做不出来的事，因此能让她摆脱困境。崔达，沈德的另一个身份，实际是她在这个黑暗腐败的世界里分裂出来的另一个人格，无情冷漠，做一些“好人”沈德不方便做的事，这样沈德才能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坚持行善。这也是隐藏在沈德性格中阴暗的一面，这个双重人格只有在一定的环境下才会显露出来。

　　于是，在第二幕中，沈德化身崔达，扮演起了恶人的角色。他威胁木工只收取五分之一的货款，把八口之家的偷窃行为曝光于警察前，并趁机把他们赶了出去。这个警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他谈起了沈德，而这个对话对沈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崔达问，如果沈德不出卖肉体，如何能预先支付半年的房租的时候，警察用了“爱情”这个词委婉地表达了人们对性的传统看法。在他看来，卖身，无论如何是不体面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爱情是不能出售的，否则便成为爱情买卖了。第二，树要皮，人要脸，不能谁付钱就跟谁相好；只能跟自己喜欢的人相好。第三，不要为了一口饭而委身于人，要出于爱情。[10]警察表达了对娼妓行业的鄙夷和社会对性的观念———只有发自爱情，性才是可以接受的。这个观念对沈德起了重大的影响，后来警察建议崔达为沈德草拟一份征婚启事，找个有钱人结婚的时候，她也没有拒绝。事实上，这样的婚姻仍然是一种交易，但是因为有着合法的形式，因而也为世俗所接受了。崔达，也就是沈德，领悟到这种虚伪的世俗观念后，决定选这条路走下去。

二、沈德双重人格的加剧

（一）恋爱中的沈德

　　第三幕中，沈德遇见了杨逊，一个失业飞行员，然后爱上了他。恋爱中的女人很容易奋不顾身。在沈德看来，飞行员这个职业本身就代表了勇敢，所以失业的杨逊很轻易就俘虏了沈德的芳心。沐浴于爱河中的沈德并没有忘记神仙的教诲，相反，她时时行善，尽其所能帮助旁人。与此同时，她的善心也有了回报。隔壁经营地毯店的老夫妇愿意把两百银元借给她付房租，并且非常信任她，不需要写任何字据。此时，沈德性格中善的一面占了上风，崔达第一次出现是为了帮她解决一些燃眉之急，她也认为以后不需要再展示自己恶的一面了，所以她对杨逊说：“他（崔达）就只来过一次。现在走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来了。”[10]在此期间，崔达消失了，人们看到的是善良的沈德。

　　（二）被算计的沈德

　　带着儿子的嘱咐，杨逊的母亲来找沈德。她说：“我儿子全都跟我说了。”[10]杨逊与杨太太决定利用沈德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杨太太向沈德暗示杨逊缺少一笔行贿的钱，只有凑齐了这笔钱，杨逊才能再次当上飞行员。善良的沈德把老夫妇借给她的两百银元给了杨太太，剩下的三百银元她决定把香烟店卖掉凑齐。不确定自己是否能筹到那么多钱，沈德想起了自己冷酷的一面：“我认识一个人，他也许可以帮我的忙。他曾经给我出过主意。我本来不想再求他。因为他太冷酷太狡猾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10]

　　第四幕之前的过场，沈德拿着崔达的面具和衣服，学着他的姿势走了几步，用他的声音唱着《神仙好人难招架》，这段咏唱体现了沈德对于成为好人需要付出的代价和社会环境的无奈，以及对神仙的不作为的不满，恶的人格重新占了上风。

　　（三）冷静的崔达

　　第五幕中，当杨逊在烟店无意中向崔达（沈德）透露他并不爱沈德，他心里想的只是怎么把她的钱弄到手时，剧情的发展出现了转折。崔达与邢氏讨论了在这个城市里活下去所必要的残忍以及他对爱情的看法：“爱情是不可能得到的！它太昂贵了！”[10]沈德内心煎熬伤痛之际，看到征婚启事的理发师石富找上门来了。他向崔达表达了想娶沈德的愿望，赞许了她行善的行为，并愿意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崔达默许了他的要求。此时此刻，沈德的生活似乎充满了希望，虽然这实际上仍然是一场交易。崔达这个冷静理智的自我做出的决定，能让她保留行善的能力。沈德仍然在尽最后的努力留住自己善良的一面。

　　（四）纠结的沈德

　　然而，当沈德面对杨逊的甜言蜜语时，她又无法抗拒。杨逊盘算着要从沈德那儿弄来五百银元，包括那对老夫妇借给沈德的两百银元。清楚他意图的沈德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心里想着：

　　我心爱谁就跟谁跑，

　　我不计较代价有多高，

　　我不考虑事情好不好，

　　我不管他对我爱不爱，

　　我心爱谁就跟谁跑。[10]

　　与此同时，沈德内心充满了愧疚。如果她迟迟不把两百银元还给那对老夫妇，他们有可能会失去经营的地毯店。

三、失衡的双重人格

（一）铁石心肠的崔达

　　在第六幕的婚礼上，杨逊暴露了真面目。他坚持要等崔达来，希望能从他手里拿到作为沈德嫁妆的三百银元。可是，既然沈德就是在场的新娘，崔达当然不会出现。杨逊最后失望地离开了婚礼现场。沈德再次被抛下，这最后的一击使她的心开始变得坚硬，她收下了理发师石富的空白支票，这样她就能把那两百银元还给老夫妇，还以崔达的名义开办了一家香烟厂。然而，毕竟还是晚了一步。老夫妇因为没有及时缴税，没能保住那家店。以崔达面目出现的沈德，雇佣了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们来赚钱，变成了一个剥削者。人们都在怀念善良的沈德，暗中咒骂冷酷的崔达。但对于沈德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只有这样她才能帮助这些游手好闲的人。

　　（二）消失的沈德

　　沈德为了自己的利益还背叛了她唯一的朋友，卖水人老王。她答应老王要为他作证———证明理发师石富用烙钳把老王的手打伤了。可是，在崔达决定和石富结成联盟之后，他向警察否认了沈德与此事有任何关联。沈德身上的正义感，如果曾经存在过，已经彻底消失了。

四、身份的破绽与沈德的痛苦

由于怀孕，沈德不得已以日渐发福的崔达的面目出现。六个月过去了，人们开始担心她的安危。崔达与日俱增的财富也引来了许多妒忌与敌意。人们要求对他展开调查。内心备受煎熬的沈德忍不住哭泣，却被在崔达的香烟厂做监工的杨逊听见了。他指控崔达囚禁了沈德，并把警察叫来。随后，杨逊在屋内搜出沈德的衣物。崔达被控告谋杀了沈德。警察介入了，三位神仙也以法官的样貌出现。沈德出庭之后立刻认出了三位神仙，羞愧难当，她要求法官清场，然后向他们披露了实情。

　　神明告诫，要做好人又要活，

　　恰似落雷，把我劈成两半。

　　不知何故，厚人又厚己，不能同时做；

　　助人又助己，我力难胜任。

　　啊，你们世界满痍疮！

　　哀鸿遍野人绝望！

　　伸手搭救人，胳臂马上被拽断！

　　帮助迷途者，自己也得入迷津！

　　即将无粮快饿死，

　　谁能长拒坏勾当?[10]

　　这段独白展示了沈德在善恶之间纠结的内心。想要在污浊而病态的社会中生存下来并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得不做一个坏人。这样的现实加速了沈德人格的分裂，残忍地折磨着她。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无法轻易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了活命，人要适应这个环境。讽刺的是，三位神仙仍然对人性有着很乐观的看法，尽管他们在寻找好人的过程中四处碰壁，他们认为沈德就是他们找到的那位好人，而对于沈德在这个世上活着的难处，却视而不见，认为“表哥”崔达一个月出现一次即可，最后唱着赞美的歌儿消失在云层中。

五、沈德双重性格的悲剧性

在半欧化的四川这个背景下，其实沈德所处的环境我们并不陌生，在贫富差距加剧的今天，这部戏剧仍然会引起观众的思考。沈德双重人格的形成有着内外两方面的影响。从内因来看，沈德天真、善良，容易相信别人，心软，不懂得拒绝别人。她本来的职业不足以养活自己，但是她还是愿意倾其所有帮助别人。她也获得了善意的回报（三位神仙给的一千银元，两位老人不打借据的两百银元）。如果获得过帮助的人都有回报的善心，沈德的境遇不至于如此悲惨。

　　从外因来看，且不说不请自来的一家八口，好吃懒做，不问自取，贪得无厌，剧中出现的原香烟店主邢氏、房东美珠、失业工人、木工，甚至于她唯一的朋友老王，都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人人都不想付出，只想从她身上榨取一切能榨取的东西。理想中的爱人杨逊一直在欺骗她，算计她的钱财。理发师石富愿意给她开空头支票，也是觊觎她的美貌，把婚姻当成现实的交易。强势的崔达反而能让人敬而远之，不敢欺负。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沈德只能通过作恶来保护自己。“一个人集善、恶的两面于一身,一人的两面性反映了人性的异化。在当时情况下恶为行善提供物质基础,是行善的前提。这在非正常的社会里必须如此。”[7]就算三位神仙在人间游荡了那么久，受了各种冷眼，也没发现好人的存在。因此最后他们虽然

　　发现了沈德的所作所为，即使不太满意，也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完成了找到一个好人的任务。

　　六、结论

　　布莱希特的这部戏剧，不管看上去多滑稽，它其实是部悲剧。尼采认为:“悲剧的伦理根据就在于为人类的灾祸辩护，既为人类的罪过辩护，也为因此而蒙受的苦难辩护。”[11]沈德这个双重人格的悲剧性在于她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她代表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在这个剥削人的社会环境下惨遭倾碾的人性。同时，布莱希特也通过沈德分裂的双重人格的刻画完成了对戏剧主题的建构：在一个善心被贪婪地压榨，爱情被当做利益的筹码的社会里，无节制的行善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善，反而有可能使行善之人陷入困境。沈德通过自己恶的一面保护了自己，却也丧失了最初行善的本真。

　　这部戏剧中所运用到的陌生化效果，让演员通过自己的表演，“同他面前的观众所进行的一场(关于社会境遇的)谈话。他让观众懂得按照自己的阶级属性来褒贬这种境遇”。[12]观众在接触了善恶两个分裂的人格后，也会反思自己所处的社会境遇———如果自己是沈德，是不是也得作恶才能生存下去？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沈德所处的社会相比发生了什么改变？如此，观众既会谴责她，也会为她辩护；既看得到她的罪过，也看得到她的无奈，因而形成一个复杂的观感。他们会意识到，如果恶的根源是这个剥削人的社会制度，那么只有改变这个社会制度，才能继续行善下去。布莱希特在这部戏剧中通过对女主角沈德性格的刻画，借助多种陌生化编剧技巧，展示了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充分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注释

　　①又译作沈黛,另一角色崔达又译作隋达.本文所用译文皆出自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黄永凡所译的布莱希特剧本《四川好人》.

　　参考文献

　　[1] Abbott,Anthony S.,“Bertolt Brecht”,Drama Criticism.Vol.3[Z].Ed.Lawrence J.Trudeau.Detroit:Gale Research Inc., 1993:32.

　　[2] Trudeau,Lawrence J.,ed.Drama Criticism.Vol.3 [Z].Detroit:Gale Research Inc.,1993:1.

　　[3]宫宝荣.外国戏剧鉴赏辞典3(现当代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10:162,163.

　　[4]张黎.《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 2004(3).

　　[5]谢芳.《四川好人》中的中国戏曲艺术[J].科教文汇(下旬刊),2008(9).

　　[6]周洋洋.《四川好人》里的“间离计”———浅析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技巧[J].文学界:理论版,2011(7).

　　[7]薛松.《四川好人》的陌生化编剧技巧[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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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舒文玲.布莱希特叙事体戏剧中的典型因素之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6.

　　[10](德)贝尔托·布莱希特.四川好人[M].黄永凡,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8,18,39,48,63,64,74,81,146.

　　[11]吕新雨.神话·悲剧·《诗学》: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61.

　　[12](德)贝尔托·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M].张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199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