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妠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被认为是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家爱丽丝·门罗的唯一一篇长篇作品。小说通过发生在女主人公成长过程中发生的八个小故事，向读者呈现了婚姻、生死、信仰、家庭、女性等多种主题。加拿大《麦克林》周刊这样评述门罗：“在门罗笔下，一个最细微的时刻就包含了人生的法则。”（门罗，2004：扉页）在门罗的作品中，她所描绘的不过是寻常小镇普通人身上的平淡生活，但是却隐藏着因小见大的神秘力量，能使人沉思于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和道德教诲，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2010:17）。为了解读门罗小说中的道德教诲功能，本文从文学伦理学的批评角度出发，研究小说中人物与自身、人物与人物之间以及人物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冲突，并由此诠释门罗身为作家的伦理责任和伦理倾向。

一、人物自身的伦理冲突

以文学伦理学的伦理线和伦理结的概念来阐释，《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的纵向的伦理线就是黛尔从一个懵懂的少女成长为一位独立自主的女性的过程，而她在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或是亲身经历，可以看做是横向发展的伦理结。每一个对主人公产生特殊意义的伦理结都对其心理和未来的走向产生影响，随着在成长过程中黛尔不断地做出伦理选择，她从女孩到女人这个历程也逐渐趋于完整。

　　“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聂珍钊2011:1）。因此，伦理选择实际上就是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之间做出选择。是做出理性的选择还是沉迷于自由意志？小说中的人物在面对各种问题时的不同伦理选择决定了他们各自命运的走向。在第一个故事《弗莱兹路》中，善良的班尼叔叔娶了一个脾气暴躁的女孩玛德琳。她年仅十七岁，育有一子，因为脑子有问题而被家人“设计”嫁给了班尼。从伦理环境上来讲，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上世纪40年代，虽然西方女性运动渐显成效，但是未婚先孕这种行为仍然被大多数人视为是背离道德准则的，共何况是在一群民风保守的小镇的居民眼中。这也即是说，玛德琳年纪轻轻未婚先孕、育有一子这种事情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是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而玛德琳偷了班尼的东西带着孩子逃跑这件事情，又是她另一个伦理选择的错误。“玛德琳！那个疯女人！”（门罗，2013:32）从小镇居民对玛德琳的评价中其实不难看出，由于她的神志不清，她已经无法用属于人类的理性的思维去思考，于是让身体中的兽性因子占了上风，最终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携带财物逃离家庭。在这个故事中门罗似乎在对少女的选择做出一种慎重的警示，警示她们应该用理性思考。

　　如果说玛德琳因为神志不清所以是个特例，那么主人公黛尔的选择则明确地表明了作者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这两种选择上的伦理倾向。黛尔在对异性充满憧憬的懵懂时期和年长的张伯伦先生有过浅尝辄止的肉体关系。“他直接摸乳房，屁股，大腿上部，像闪电一样野蛮”（2013:187）。对于他的侵犯，黛尔觉得“这是我期待的性接触——疯狂的闪念，对体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梦幻般的、无情的傲慢入侵”（187）。然而，黛尔和张伯伦之间的“暧昧”是有违人伦的。张伯伦那时已经和黛尔母亲的朋友弗恩保持着稳定的男女关系，并且从年龄上，张伯伦显然属于黛尔的父辈，然而黛尔还是在张伯伦给她带来的“性憧憬”中沦陷了。她想象着穿着母亲的睡衣装作不经意地让他看见她的身体，她在弗恩和张伯伦的信件的肮脏文字中得到快感，甚至任由张伯伦带她到陌生的地方并且“急切地想知道什么事情会降临到我的身上”（195）。 此时的黛尔完全被兽性因子占据了头脑，只想着获得肉体上的刺激。 “一个人一旦听从原始本能的驱使，在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道德规范就会被摧毁，人又将回到兽的时代，这不仅不是人性的解放，而是人性的迷失”（王松林，2006）。在那个时刻的伦理选择中，黛尔背离了人的理性，迷失了自己。万幸的是张伯伦在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之前离开了小镇。黛尔虽然做了有违理性的选择，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那是不是说门罗对待这件事情上的伦理倾向就不清楚了呢？实际上，门罗在这场风波之后了借用黛尔之口表达出了自己的态度：“相反，张伯伦先生让我明白，人们有很多要忍受的东西——不能克服的肉体，要压榨出狂喜和心醉神迷，还有所有固执的迷惑和自我的阴暗曲折”（200）。这些要忍受的东西，要战胜的东西就是人体内的兽性因子。通过这个故事，门罗教诲女孩，或者可以说是告诫所有人，要用人性因子去思考，用理性思维去做伦理选择。

二、人物之间的伦理冲突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生动、逼真、复杂且贴近现实，尤其是主人公黛尔正处在一个从女孩向女人转型的特殊期，心理活动更是复杂多样，偶尔还透露出对外界激烈的反叛意识。在这些小故事中，黛尔分别与玛丽和母亲就是否去参加舅舅克雷格的葬礼发生冲突，与母亲就是否要配合母亲卖书发生冲突，与好友内奥米因为关注点不同而发生冲突，与爱人加内特因为信仰不同发生冲突……门罗并没有给这些冲突一个结果——即谁对谁错，她只是据实地创造了各种生活场景，给读者留出空间自己思考。“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从伦理的立场简单地对文学做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伦理的解释去发现文学客观存在的伦理价值，寻找文学作品描写的生活事实的真相”（聂珍钊，2010：21）。这一点上，门罗的作品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也是不谋而合。

　　黛尔不愿意参加舅舅克雷格的葬礼是因为她对死亡的出于本能的恐惧之情和自己对待亲人死亡的特殊态度——她对生命的畏惧与尊重。而周围人的表现则大不一样：母亲用极其理性的观点去分析死亡，就好像死去的人与她无关一样；玛丽在葬礼之前高兴地帮黛尔系上肩带；露丝因为葬礼用的花太多而感到忧伤；葬礼上的女士们讨论着杯子、食物和人们的胃口……因为体会到没有人真正地为了舅舅的死而感到悲伤，黛尔感到震惊：“我想要对他们大叫，制止他们，让他们回到分开的、最终的、没有支撑的自己。我害怕他们会继续表现出和克雷格叔叔的死一样我不想看到的情况”（58）。因为每个人对于死亡的观念不同，黛尔和强迫她去葬礼的玛丽发生了冲突——她咬了玛丽的胳膊，以一种野蛮的方式对外界进行抗争。然而，被“宽恕”了的黛尔却产生了一种羞耻感，迫使她走出房门参加葬礼。这就是黛尔在与他人的伦理观斗争的过程中败阵下来的一种表现。那种给她压力的不可言明的“羞耻感”，实际上就是他人的伦理观带给黛尔的压力，让她不得不从众，于是读者看到黛尔选择了屈从。 但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在不断成长的，虽然她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在随后的冲突中，读者却越来越多地看到黛尔的抗争和坚持。

　　小说结尾处，在与爱人加内特的抗争中黛尔表现出了自己的成熟。她认清了爱人，更重要的是认清了自己，获得了灵魂上的重生。在这个故事中，黛尔不光是在对“受洗礼”这一事件抗争，她抗争的还有加内特对她伦理身份的僭越。对于黛尔，加内特的身份是她的爱人，是一个拥有与她平等的身份的人。但是当加内特强迫她受洗，并且把她按到水里的时候，加内特的伦理身份发生了变化。通常意义上来讲，能够给人洗礼的人是等级高于受洗人的人，比如教父、父母、长辈等。 而加内特在强迫黛尔受洗的过程中做了超出自己伦理身份的事情，背离了平等的爱人的伦理身份，招致黛尔的反抗和最终导致两人的不欢而散。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说，人物的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与伦理身份有关（2010:21）。在两人之间的伦理冲突中，通过黛尔对二人伦理身份的清楚认识，门罗向读者透露了她对于男性、女性、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伦理身份的期盼。

三、人物与社会的伦理冲突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环境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聂珍钊，2010:19）。为了更好地理解小说中人物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冲突，必须要考虑到小说发生时的伦理环境。小说中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40年代安大略省的乡间小镇。上世纪20年代以来，北美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战争结束，经济繁荣，爵士乐的兴起，大萧条，生活方式的转变，二战开始……其中，女性在社会上的角色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由于战争结束后的劳动力不足，许多女性走向社会成为了主要劳动力。拥有了经济实力的女性对自己的性别地位更加有自信。与此同时，从20年代开始加拿大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激发了加拿大人对自我身份的强烈认同感。 这就使加拿大人，尤其是加拿大的女性对自我的身份有了不同于过去的更高的期待。 我们可以从四五十年代中所发生的魁北克妇女获得投票权、二战期间加拿大组建的女性军团、渥太华的首位女市长诞生等事件中看出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加拿大女性地位的提升和女性对自己不懈的追求。

　　虽然当时大环境下的女性的新角色正在逐渐地被社会所认可和鼓励，但是在观念保守的小镇居民的眼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仍旧应该是传统的。《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的女主人公们正是生活在这样的进退两难的矛盾环境下。 以当时特定的伦理环境作为背景来解读小说，那么黛尔对于婚姻和未来的迟疑和困惑就显得合情合理了。首先，内奥米的母亲和杰里的母亲作为小镇中女性长者的缩影，对于女性的伦理观就偏向于传统老旧的一面。内奥米跟黛尔说，她母亲认为发生性关系是女孩的错，因为女孩没能好好地控制自己（155），而杰里的母亲则认为女孩怀孕会葬送了男孩的大好前程（231）。受到长者这种伦理观念或多或少的影响，内奥米和黛尔的追求方向产生了分歧。“一拿到薪水，内奥米就开始做似乎所有女孩子结婚前一直在做的事情”（211）。 黛尔不仅意识到了好友的改变，而且意识到了身边的女孩子们都和内奥米一样，开始让自己熟悉烹饪和购物，选择了和内奥米相似的未来。内奥米代表了小镇女孩子对于女性和婚姻的态度，即婚姻是女性必须走之路，结婚之后女性应该回归家庭。这时候，黛尔对于婚姻的个人看法开始与小镇这个小社会所认可的女性伦理观起了冲突。她困惑于自己是否应该选择同她们一样的道路：

　　什么是正常的生活？那就是乳品店办公室女孩的生活：淋浴，亚麻布品，壶，锅,银器，复杂的女性秩序；然后翻转过来，另一面是同性恋餐厅，夜里在黑路上醉酒驾驶，听男人的笑话，忍受并谨慎地和男人战斗，抓住他们，抓住——生活的这一面没有另一面就不能存在，通过经历和习惯两种状况，一个女孩把自己置于通向婚姻的路上。没有别的方式。我做不到。不能。最好做夏绿蒂·勃朗特。（224）

　　这段内心的挣扎表明了黛尔已经意识到了，如果不符合主流的伦理观念，那么就意味着她变成了“生活的另一面”，选择了像同性恋和酗酒者一样不被众人接纳的生活。故事中的范里斯小姐就是一个例子。对于有着和其他大多数女性不同选择的范里斯小姐，黛尔在给予了同情之余也表示了深深的理解。 黛尔的母亲评价不婚的范里斯小姐是一个想要抓住男人却不奏效的可怜女人，而弗恩则一语道破，说她“追求的可能不是男人”（143）。门罗在这里并没有对这句话给出明确的解释。 范里斯追求的是什么？事业？自由？女人？门罗在这里有意模糊不清，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也留给了故事中的女性无限的可能性。总之，她追求的不是符合众人对女性所期待的东西，这显然也给她带来了无声的压力。所以最后当她自杀的结局以消息的方式被黛尔所知时，黛尔感叹道：“我感觉她的存在属于一个旧时代，她活在最为天真原始的情感和一些错误的观念之中。我觉得她被困在那个时代里，我吃惊于她以这个行为突围出来。如果这算是一个行动的话”（162）。在这场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关于女人的伦理冲突中，范里斯在某种意义上因为不屈从而成为了受害者，而另一方面她的死亡也是她的重生，她以死亡的形式抗争，最后挣脱出了这个和她伦理观不一样的、不属于她的时代。

　　在小说中，女人追求自由的个人伦理观是正确的，还是社会上大多数人认可的社会伦理观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门罗并没有给出答案。如果个人的伦理观和社会的伦理观起了冲突，除却死亡之外是否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同样，门罗也并没有解答。她只是用黛尔从女孩成长为女性的经历向读者传递了信息——女性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故事的结尾处，黛尔与加内特的决裂是充满了隐喻性的一幕，也是门罗为表明自己的态度所做的铺垫。就在黛尔即将和加内特谈婚论嫁，走入一个中规中矩却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之时，加内特强迫施加给她的洗礼，正好让黛尔觉悟了。此刻本该对黛尔生命构成威胁的强迫的“施洗”，却使得黛尔获得了新生。然后，黛尔“摆脱了幻想和自欺，摆脱了过去的错误和迷茫”（273），开始了“真正的生活”（273）。

　　在《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门罗通过人物自身、人物与人物之间以及人物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冲突，给女孩、女人甚至整个人类社会都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指引。在情节发展中，门罗时而不时地将自己隐匿在角色当中，通过小说中人物之口向读者发起对话。比如她借着黛尔母亲的口说道：“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开始改变了。是的。我们需要自己努力实现这种改变”（202），以及“你必须做你想做的事情”（272）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都犹如夏日安静午后的一记惊雷，振聋发聩。在当代众多加拿大的优秀的作家当中，爱丽丝·门罗被评价为 “越来越受到评论界关注并享有越来越高声誉的一位作家”（Stouck，1988:257），并于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她简练精致的语言，更在于她在作品蕴含的关于人生的诸多哲理，让读者在阅读她的作品时能感受到“于无声处听雷”（新华网，2013）的莫大震撼。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文学不仅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而且是最富于教化作用的事业，是社会形成的精神本质。”（伊格尔顿，2007:30）从伦理学角度出发研究和评价门罗的作品，更能从中体验到门罗身为一个作者的伦理责任和门罗作品中蕴含的教诲和教化的功能。

　　[1]Munro,Alice.Runaway[M].New York:Vintage Books,2004.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6):1-13.

　　[4]爱丽丝·门罗.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M].马永波,杨于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5]王松林.作为方法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N].文艺报,2006-7-18.

　　[6]Stouck,David.Major Canadian Authors[M].Lincoln&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8.

　　[7]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芒罗获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EB/OL].新华网,2013-10-10.

　　[8]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