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琼方

　　摘? 要：“80后”作家郑小驴的写作独具一格，其作品中凝聚着自由独立的思考精神，他以触摸大地的姿态，书写同龄普通人个体命运的遭遇与变迁，观照他们在现实与精神双重压力下惶惑无奈的心理症结。其小说集《蚁王》以“底层写作”意识直面“80后”一代的现实困境，坦露底层人物无法自主支配的支离破碎的生活和情感，其中蕴涵着存在主义的哲学况味，具有思想层面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80后”作家;郑小驴;《蚁王》;底层写作;存在主义

　　“80后”群体成长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剧变时期，诸多复杂的原因使得这一代人成为了“最艰难的一代”。一方面这一群体萌生了当下社会普遍蔓延的小资产阶级梦想，另一方面他们又程度不同地产生历史虚无主义以及社会性的“失败”感，造成了人生的混乱与虚无。由此，本文聚焦“80后”作家郑小驴的作品，尝试从萨特的存在主义角度切入，探析“80后”底层人物与自我、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考量新兴底层写作的意义及文学史价值。

　　一、自为的存在——选择与迷失

　　郑小驴小说集《蚁王》笔下的“80后”底层青年都是“自为的存在”，在人生之路中也都能进行自由的选择。然而，他们仅仅是在自身意愿的基础上去选择去行动，并非能得到理所应当的结果。读者从中看到了他们的奋斗之殇，也瞥见了他们挣扎迷失之下的“本质”。

　　纵观郑小驴的中短篇小说集《蚁王》中的人物，他们在各自故事的原点，无非是一张张不着痕迹的白纸，体现着关于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作者在建构文本时并非按照线性时间的逻辑叙事，经常插叙和补叙。于是，《可悲的第一人称》中“我”的“开始”并不在拉丁，而在北京。“我”是带着梦想与憧憬来到都市的，但“我”却无法预料“我”在这座城市的命运，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这时的“我”仅仅只是存在着。《枪毙》的双重主人公是一对兄弟，两者或在绑架亲人之前或在经历亲人之死前也都只是单纯的“自我”。《入秋》中的秋红，同样是“存在”在先，“本质”在后，在用行动使得人生走向毁灭之前，“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女孩。《赞美诗》中的“我”只是一个来自贫穷家庭的大学毕业生。《蚁王》中的小马若非是达哥失踪遇难，仍旧也只是个小跟班。这些人物在文本中出场时仅仅是有着静态的身份属性，仿佛是出色的演员，安然地等待着“自我本质”的揭幕。“存在”先于“本質”，小说中的人物在以行动来塑造自己的本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此时彰显自我的白纸之上，仍未有或黑白或彩色的涂鸦。

　　“存在先于本质”，即是“自我”先于本质，人的本质是建立在“自我”基础之上的。当这些“80后”底层人物以一种静态的身份属性出现时，读者当然没有任何的触动。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80后”底层也开始通过自身的“自由选择”来塑造着自己的特质。《赞美诗》中的沈齐以一种卑鄙无耻的方式对待异性同租者，《蚁王》中的小马则自为地选择为达哥、铁滚复仇。《可悲的第一人称》中的“我”由于在北京受到恋情、事业的双重打击，毅然而然地决定逃离城市。“89号”莫名其妙被囚禁于监狱，却也基于自己的物欲做出了自由的选择，留在此地享受着衣食无忧的一切。“存在即选择，选择即自由”的法则在小说的人物中已成为一种必然律。《蚁王》中穿插了三起杀人事件：第一起事件中，凶手因为金钱就选择杀害了医生。另两起则同是一个未满十四岁的少年，仅仅出于自身想法既杀了黑帮老大的儿子又杀了故事的主角，还用略有稚气的声音叫喊着：“杀人不犯法”。①《入秋》中的“秋红”也充斥着自身意愿上的“自由选择”，复归城市又重返乡村。作者笔下的这些“80后”底层人物无疑是对存在主义关于“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的最好诠释。

　　出生于80年代，成长于世纪之交的“80后”正好处于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剧变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的开放，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对于绝大部分“80后”来说，他们的父母都属于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②“80后”的成长况味中，不再有为父母阶层自豪的优越感，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生低起点的无奈或自卑——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从一出生就丧失了全部的优先权。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改变身份与处境的意愿更强烈。而郑小驴笔下的人物，也正是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迷失于追逐小资梦的行动中，同时也瞥见了自我的本质。

　　他们带着看似坚不可摧的自信来到经济发达的都市，企图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求得自己的安生之所。《赞美诗》中主人公考上大学，期望着能改变命运，改变贫穷的家庭生活，却连一份工作都未曾得到，主人公随着赞美诗的声调起伏走失在都市这座围城中。在《可悲的第一人称》中，小娄从家乡来到人人心向往之的北京，苦心工作与女友存了20万，这是他的全部，曾经带给他一丝在城市扎根的希望，最终连同疯狂的楼市一起崩溃了。主人公何去何从？我们未曾得知。而作为“蚁”的小马，也有对成为“王”的幻想，当然，这幻想不仅在女人也在自我生命面前破碎了。秋红回城后的种种不适以及父母对她的价值利用使得她无法亲近城市，现实击碎了她的城市之梦，而回到乡村后她又开始自暴自弃，放纵身体欲望。她的人生迷失在了城市与乡村，也迷失在了败叶枯黄的悲秋。小说中人物迷失在萦绕自身的逐梦幻境之中，却也以他们人生轨迹画出自我的本体符号：蚁族或底层。

　　但是人的行动与选择毕竟是人作为自我存在决定的，故“80后”底层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全部责任：《可悲的第一人称》中，小娄承受了药材毁坏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损失;《枪毙》中的李秋生参与了抢劫毫无疑问要遭受法律的惩罚;《天鹅绒监狱》的主人公失去了独立思想与精神自由。秋红则与亲生父母彻底决裂，又因养父的死亡而心生愧疚，更使自己成为了不洁之人;《蚁王》中的小马也以自身的死亡为两次复仇行动承担了后果。小娄、沈齐、秋红或是小马，他们以为只要勤劳、努力和忍耐就能看到美丽新世界，却未曾想到一路前行，迎面而来的是万丈深渊。这些人物通过进军城市的自由选择与行动完成了自我塑造，而作为“自为的存在”在冲击城市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迷失了方向，这毫无疑问是当下底层青年命运的缩影和隐喻。

　　二、他为的存在——纠葛与失败

　　个体的人仅仅是社会中的一员，熔炉般的社会既有“自我”的存在，也有“他人”的存在。萨特认为，“我”和“他人”同样是具有“本质”的思想实体，人在与他人相处中总是试图保持自己的主体地位，从而把他人看成是自己支配的对象。“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郑小驴笔下，体现为“自我”与情人、与父母、与陌生人之间的纠葛，显现出了真实鲜活的“80后”底层的生存状态。

　　《蚁王》的8篇小说当中，“他人”不少是以“情人”身份出现的。小马单恋着洗头店的服务员细妹，而细妹早已身有所属，由此又牵引出另一个“他人”——即杀害了达哥的黑疤老五。小马的复仇之心使他杀害了老五，却在与细妹的亲密接触中屡次想起这段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黑疤老五的阴影越来越大，整个天空都是他的影子。”③由此，这段期望已久的亲密关系不仅破裂，还将“我”的自信击落得一败涂地，间接导致了“我”在另一个“他人”手下的死亡。在与“他者”纠葛的过程中，“他人”的存在也向“我”揭示我的存在，“他人”成为了自我认知的必要途径。小马在与细妹发生关系并即将大功告成之际，被细妹一把推开。他无数次幻想自己是个“王”，也无数次在“他人”的揭示中明白自己仅仅是一只“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小马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凶手，这个孩童轻易地用石头拍死了小马，故事以他的死证明了小马的自我认知。在《可悲的第一人称》中，作为“他者”的李蕾，其离开不仅结束了“我”和她的感情，也带走了“我”的梦想，“我”唯有回到乡村慰藉心灵的创伤，而小乌因为有了“我”的孩子，使我又不得不再次回到城市。可见，“我”的本质不仅由自我决定，也在“他人”的牵扯下任“他人”摆布。《赞美诗》中的“沈齐”作为承载着家庭希望在大城市摸爬滚打的年轻人，在与异性同租者的相处中，没有擦出所期待的爱情火花，反而在与“她”的对比当中，更加凸显了主人公的卑微。于是，这一“他人”便成为其走向变态的导火线。“沈齐”开始在她的水中下药，深夜进门偷窥，甚至对她实施了暴力侵犯。主人公已经从“他为的存在”中由卑微沦落到了无耻龌龊。“他人”也存在于小说《枪毙》和《天鹅绒监狱》中。前者不仅表现在李秋生抢劫时受到唆使，也表现在行动之后得到了“他人”的嘉许，也即李秋生的抢劫行动更多的是由“他人”主导的。后者中的“他人”则贯穿小说主人公走向堕落的全部过程中，无论是“58号”还是“穿灰色西服的人”都在诱惑我加入充斥着极权主义却又万分舒适的牢笼。

　　最全面的表现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应是小说《立秋》。秋红遭到城市亲生父母的抛弃，被残疾人夫妇收养，生活在乡村，与“他人”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迷离。在故事中，每个人物都有绝对的自由，养父母有养育孩子的自由，親生父母有寻回女儿的自由，而秋红既有回城返乡也有放纵欲望的自由。由此这些人物必然无法相融，那么“自我”与“他人”便形成了互相换位的“奴役”关系。在知晓身世真相之后，秋红与“他人”的关系转向冲突和对立。明知家里没有多余的床铺，却毫不留情的让养父睡在木板上。不仅用颇带距离感的“你”来代替对养父母的称谓，甚至还间接的杀害了养父。作为养父母而言，他们对秋红养老的寄托是对其的“奴役”，而秋红的所作所为又构成了对养父母的“奴役”。秋红面对亲生父母，更多的也是一种恨意。亲生父母寻回秋红只是为了利用她的骨髓为姐姐配型，在拯救姐姐无望之际又将全家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曾经被抛弃的女孩身上，这是父母对秋红的“奴役”。同时，这层意义上的“他人”也使得了秋红的人生走向失败，她开始有意违背父母的意愿做着父母所不认可的事情，甚至放弃了高考，这又是秋红对“他人”的奴役。在这个故事中，还穿插着秋红与另一层意义上的“他人”的关系，那便是秋红与异性的纠葛。秋红始终对夏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却又享受与其的肉体接触。除此之外，她还欣然接受了数学老师的求爱，并悠游于这段短暂的畸形情欲之海中。秋红以为自己能安然抽身，却又嫉妒着数学老师对另一个学生的勾引。最后，还与小马厮混在了一起。此时，秋红以自我身体的放纵步步临近黑暗的深渊。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无疑是秋红在去湖边散心时，略带享受的与陌生船夫发生了纠缠。秋红的“自我”渐渐隐退，“他人”的主宰开始浮现。“他人”使秋红变得消极，心安理得地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使处于青春期的她开始走向自我欲望的放纵，将身躯当做玩物，彻底毁灭了自我。

　　在“80后”的成长中，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历史虚无主义”典型的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戏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正如小说集《蚁王》中的诸多人物一样。而小说中人物的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彼此对立和冲突，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充满矛盾、剑拔弩张。同时，这些人物也在“他为的存在”中，走向无尽循环的黑暗深渊。小娄、沈齐、秋红等的失败，无疑都与“他人”密不可分。“他人即地狱”④在令人不胜惊骇的同时，也透露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戒备、敌视的悲凉与无奈。

　　三、“80后”底层的归宿——存在与虚无

　　小说中的“80后”底层人物首先感受到的是“自为的存在”，感受到渺小的自身主体处于极速变幻的现实世界的无力之感;其次是他们在以选择和行动去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他为的存在”，体会到他人对自我奋斗和成功造成的羁绊。“自为”与“他为”使得这些底层人物充满着对当下处境的否定与不满，最终导致了“虚无”的“存在”，也即“存在”便是“虚无”。

　　存在主义作为一种行动哲学，不仅给人以生存的尊严，也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鼓励人们不断积极向上的行动。横向展开，小说中的人物虽隶属于“底层”，但也有跻身大城市的理想，由此以“燃梦——造梦——破梦”的无限循环彰显着自身的“存在”。《可悲的第一人称》中，“80后”的韧性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面前溃败了，却在淳朴的乡村开始发芽。小娄在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种地，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将自己掏空，只为实现所谓的梦想和目标。“像赌博一样，我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上面，期待它们冒出新芽，开出梦想之花，结出希望的果实。”⑤不料又难逃梦魇般的魔咒，突如其来的大雪与冰冻摧毁了这片珍贵的药材，漂浮于人间的梦想泡沫蒸发在了寒冷的空气之中。即使是《蚁王》中的底层流氓，小马也曾经像英雄电影中演的那样，跨上嘉陵摩托将行窃的小偷撵得近乎绝望。最悲剧的莫过于他以两次复仇行动来实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却以自己的死消解了这份凌云壮志。郑小驴更是以“蚁王”这一具有浓郁象征气息的名字来影射主人公，“80后”底层在大千社会中像一只只蚂蚁不停地奋斗，梦想有朝一日占据最高点，而“蚁王”这一生物学概念上的不存在以及故事中的轻易被碾碎喻示着这一群体的生存困境。《赞美诗》中沈齐自始至终无法融入城市，《立秋》中秋红的回城之梦在现实面前也不堪一击。在郑小驴编织的城市之境中，这群年轻人背负着梦想和对未来的憧憬，被高涨的房价、残酷的竞争伤害的体无完肤，沦为城市底层的蚁族，然而回归原始森林就能找到心中的桃花源吗？郑小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被现代性浸染过的灵魂无法永远安于单调的平凡。于此，这一群体只要一息尚存，便又开始陷入关于梦想的窠臼之中。

　　小说人物以自身的选择与行动造就自我，他们是存在的。而纵向来看，他们的“存在”又存在于一片“虚无”之中。小说中的人物以对前方未知的迷茫，抑或是以走向堕落和死亡来诠释“存在”的“虚无”。小娄以边缘人的身份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沈齐在一声声赞美诗中，颓然又垂丧地点燃了烟蒂。秋红只愿在与小马的接触中堕落得更彻底，成为那个名副其实的有人生没人养的弃儿。《天鹅绒监狱》的主人公也心甘情愿地成为金钱的奴隶。当然，“存在”的“虚无”是双重的，不仅仅在身体上，也在精神上。《可悲的第一人称》中的“我”屡次呼喊着“空虚”与“虚空”。秋红甚至哀伤地说：“人生真的是漂浮不定，充满了变数啊。”⑥而《天鹅绒监狱》中的主人公更是“加入了狂欢的队伍”，在牢笼的囚禁之中出卖了自己曾经自由不屈的灵魂。《蚁王》中的小马因失去意识走路栽倒在地。《没伞的孩子跑的快》中叔叔小新也为精神献祭了生命。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面对着世界的荒诞，忍受着自身的孤独，籠罩在他们头顶的阴影便是“虚无”。《可悲的第一人称》中，“我”不想成为一个另类，特地在离京之际，扔掉了马丁靴，留了板寸头。纵使如此，“我”依然吸引着村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想法充满着不可理喻的神色，“惊讶得半天没合拢嘴”。⑦《赞美诗》中的“他”将同租者的行李搬进房间，同租者却像进了自己家一样，啪的一声关了门，这一重锁的房门隔绝了主人公的孤独。秋红更是屡次感到自己的多余，感到自己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横亘在每个人的心里。作者郑小驴不仅在上述情节当中诉说了小说人物的孤独感，还在一些篇幅中书写了“80后”这一代人在与电子产品的博弈中所产生的群体孤独。“从前一个电话就能左右我的情绪，左右我的计划，一天到晚，我必须都开着机，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要是几天下来没收到一条短信或接个电话，我就会心慌，感觉自己遭到了全世界的抛弃。”⑧而后主人公甚至口出狂言：“是我抛弃了全世界”，这真是极大的讽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即时沟通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还因为这一载体产生了歇斯底里、变本加厉的孤独感，人生充斥着虚无。

　　作品中的人物面对着瞬息万变、混乱的客观外界，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底层处境。小娄被迫复归城市。小马和爷爷的生命之花凋零。亲生父亲对于秋红而言陌生得就像玻璃上的雾水，模糊不清，成为一种“存在的荒诞”。⑨而秋红的价值既是拯救姐姐的生命、实现父母的希望，又是为养父母养老送终，变幻莫测的命运像模糊的云图旋于太空。在无尽的苦闷、失望和悲观等消极心绪中，作为“存在”的“80后”，既无法摆脱“虚无”，又总是孤独无依，永远陷于矛盾之中。世界的荒诞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生无意义自然也是对“虚无”的注脚。

　　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想象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来，劳动从一个有尊严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解放的话语也被个人奋斗的话语所取代。个人奋斗意味着，必须在一个有效的时段内获得社会承认的利益和资本。在这样的现实中，反观郑小驴小说的底层叙事，人物不仅败得荒唐，连自我意志也被消磨了。与此同时，“80后”底层的失败已不再是“个体”的失败，“存在”的“虚无”是他们的必然归宿。“存在”即是“虚无”。

　　郑小驴作为出生于农村的“80后”作家，将关注点置于底层叙事，具有凸显的意义。“80后”底层叙事毫无疑问是“80后”写作的新发展，它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时代潮流，彰显现实关怀，形成新一代独特的声音，引发社会反响。郑小驴曾说：“小说不仅仅是倾诉，而且需要反思”。⑩他使读者看到属于他个人的、不可复制的精神世界——关注自我一代“群体性”的痛苦，关注边缘状态的人生。“80后”底层叙事显示出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80后”写作不仅仅代表一代人，而是代表当代文学新的探索维度。

　　注释：

　　①③⑤⑥⑦⑧⑨郑小驴：《蚁王》，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页、第181页、第19页、第105页、第4页、第108页。

　　②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④萨特著，袁树仁等译：《萨特戏剧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⑩姚常伟：《对话青年作家郑小驴》，《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