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位湖南“80后”作家毕亮、郑小驴和李傻傻均出生于农村，有底层生活的体验，考上大学离开乡村后又经历城市“漂泊”的特殊人生。他们在书写和自己有着相似境遇的同代人时，对于现实之弊与底层青年的生存问题有着最强烈的痛感。他们把底层经验融入个人叙事中，书写从农村到城市的“80后”一代“漂泊”的成长状态，以少年视角下的“创伤书写”展现了底层农村生活的真实画卷，用“边缘人”的感受揭示个体发展难题与精神难题，表现出现实探索的新路向。
关键词：“80后”作家;底层青年;创伤性记忆;“边缘人”;现代性焦虑
近年来，《文艺报》“聚焦文学新力量”、《创作与评论》“新锐”、《西湖》“‘80后观察”等栏目开展的青年作家评论，使“80后”这一代际作家群体在文学界的关注与探讨上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话语空间。对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文学”现象的论辩似乎已告一段落，而来自底层的毕亮、郑小驴、李傻傻等，以他们独特的底层成长叙事和现实经验书写正在赢得评论家的看重，也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力。
一、从农村到城市：漂泊的“80后”
“80后”底层出身与城市漂泊的“亲历性”体验，使毕亮、郑小驴和李傻傻对底层的生存困境与现实之弊有着最直接的痛感，对走出校门在都市寻梦、奋斗、幻灭的同龄人的精神苦闷也有着最深切的理解。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的兴起和乡村的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①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甚至不少地区仍处于愚昧、落后、贫穷的境况。在农村成长起来的“80后”，一方面清楚地了解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城乡差距大、农民负担重，收入持续低迷、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农村社会秩序混乱等;另一方面，他们普遍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眼界和思想都高于父辈，他们不再愿意像父辈那般辛辛苦苦耕田种地，也绝不满足于一辈子局囿在农村狭窄的天地之中。他们有着改变自身命运的觉悟，急于摘掉“农民”的帽子，渴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过上令人钦羡的优越生活。此外，在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对城市现代化生活水平的展示下，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改革开放后出生在农村的“80后”必然对城市美好的憧憬。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在“利”的强大诱惑力下农村青年纷纷离开故乡来到了城市。这些来到城市打拼的青年，呼吸着城市的空气，熟悉城市的每一寸肌理，可他们始终与城市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不愿意回到破敝的乡村，而在城市中苦苦追求梦想又难以实现，这造成了他们“漂泊”的人生状态。这些出身于农村在城市漂泊的“80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是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留在城市谋生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二是没上大学（或者没读几年书），涌入城市打工或做点小本生意的青年群体。
毕亮、郑小驴、李傻傻都是属于第一类。他们出生于农村，有底层生活的体验，通过考上大学的方式离开乡村来到了城市，在城市中漂泊多年方才“上岸”。这些已经脱离苦海的作家在书写和自己有着相似境遇的同代人时，一方面“因了共同承受的历史事件、社会变革，同时代人会形成此一代人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文化品格、精神结构乃至群体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没有共同的信仰或价值观，但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相同的境遇。”②
毕亮成长于湖南的安乡，他以一种“回望”的方式书写历史变革中的乡村，他的“官垱镇系列小说”着重揭示留守群体的困境、青年劳动力出走城市的遭际、以及乡村败落等现实问题。
生长在湘西南的李傻傻，幼年的农村生活记忆是躲在草垛里捉迷藏、和12岁的表妹谈恋爱、扬言要剁死姨妈、姨夫、妈妈的父亲、“娘卖×”的粗话、在操坪或宽阔的空地上放映电影……③他和沈从文一样在幼时便接触到湖湘乡村中各种诡谲的事情，见识了人性的温暖和冷酷，在他的作品中融进了幼年的农村生活经历，酿成了一种“溫暖而又狷狂”的调子。
与李傻傻同是湖南隆回人的郑小驴，18岁之前所有的生活经历都属于乡村，18岁之后成为城市漂流大军中的一员。他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西洲曲》《1921年的歌谣》《大罪》《少儿不宜》等作品都运用了“鬼魅叙事”的手法，鬼节、鬼影、亡灵等鬼影幢幢勾勒他所生长的湖湘世界，将鬼魅与现实相映衬来展现他们这代人所亲历的荒诞。
这三位来自于湖南农村的作家后来亲历城市的漂泊生活，对城市底层青年和小人物的生存现状与精神矛盾有着切身的体验，在创作中融入了他们的“漂泊”与“边缘人”的成长经验。
李傻傻因为上大学才开始进入城市生活，他在西安这所城市中生活两年后写下了《红×》这部小说。小说中描绘一位像幽灵般漂泊在城市的青年，着重刻画他的病态心理，物欲沉沦中的焦躁、道德缺失下的挣扎。
郑小驴说：“我的写作之所以呈现出阴郁、低沉和悲悯的调子，正是因为这急剧变化的二三十年中，我有幸成为了旁观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将我的切身感受和体验化为文学，而不是将现实和文字有意剥离，我所写的每个字，都源于自身的社会认知。”④他《可悲的第一人称》写的是青年小娄和女朋友李蕾在北京从奋斗到失败的经历，开始他们怀揣着“北京梦”，相信努力个几年可以弄个房子的首付，后来房价疯涨梦想破灭，自己做北京人遥遥无期，也就不能让二代“小黑户”降生——他们两次人流掉自己的孩子后恋爱关系也不得不解体，李蕾离开这座她看不到希望的城市，小娄逃到原始森林，当真正摆脱城市的喧嚣和忙碌的时候，他又陷入了莫名的恐慌和空虚……当看见自己同样出身的同龄人被城市的巨轮碾压，城市榨干了他们所有价值，却没有留给他们一处小小的安身之所时，这些已经“上岸”的作家不禁发出疑问：“面对生存及精神发展的困境，在现实中，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坚持梦想？是否值得？坚持走下去，路的尽头会是什么？而我们的社会又如何去关怀那些‘无法立足的弱势群体？”⑤
毕亮在城市打拼的道路要比李傻傻和郑小驴更为艰难，他没有像李傻傻和郑小驴那般幸运——年少成名，毕业后可以直接到知名报刊担任编辑。他就读于一所普通二本院校，毕业后孑然一身前往深圳打拼，他的青春、他步入社会的成长都和深圳有关，他深切地体会到融进深圳这所大都市的艰辛，在一次访谈中说道：“作为一个外省人，我花了十年融进这个城市，但今天，更多的人越来越难，于是有了《地图上的城市》，一群人只能从地图上打量和触摸他们向往的城，无奈而忧伤。”⑥关于城市的书写，他尤其关注“失败者”和小人物，关注他们的悲情和苦痛，这些疼痛是城市的疼痛，也是时代的疼痛。城市漂泊者大多都经历了一个憧憬——打击——抗争——妥协或沉默的过程。譬如在《外乡父子》中，一个来自广西的青年小伙，带着老年痴呆的父亲来到深圳谋生，起初对未来充满憧憬，以务实的态度求职做事、打理日常生活，但同时他喜欢画画，喜欢梵高，心中有诗意，眼里有希望。可是“金融风暴”把这一切平静都给打破了，小伙子失业后精神一蹶不振，每日的焦虑感像充气的气球般不断膨胀。在巨大的生存焦虑下，小伙子开始自暴自弃，每日以捡破烂卖钱为生，对父亲置之不理，甚至还当着父亲的面嫖妓……“走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留，单留下了那幅油画《向日葵》。”⑦梵高被遗忘了，诗意在城市中湮灭，人性也在城市中堕落。小说是通过一个帮忙收租的年轻人“我”的视角来展现这对外乡父子在城市中的命运。“我”是一个乙肝患者，二十多岁的年纪在这个嘈杂的城中村过着死水般的生活。外乡小伙有着“梵高梦”，而“我”怀抱的是当一名武打演员的梦想，可“我”过早地放弃了对生活的抗争，将“演员梦”埋葬心底。毕亮的亲历性底层经验显示出一种人文的高度，使得他能以悲悯的笔调写出了两位青年人在城市中绝望与无奈交织的复杂心态，还原真实的底层生活。
2006年《南都周刊》刊登了《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一文，有尖锐的观点指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物缺少关怀，很少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⑧以韩寒、郭敬明为首的 “80后”“青春文学”作家，他们大多关注“小我”，着重描写生活的琐碎和内心世界的情感历程，活在一间自我的房子里，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在粉丝的追捧下写着“明媚忧伤”或是“生酷怪冷”的文字。所幸，“80后”还有毕亮、郑小驴、李傻傻这样关注社会矛盾与现实疼痛的作家，他们有其独特的人生经验，更懂得“80后”这代人的生存状况，把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验化为文字，直面社会现实，把触角伸向底层，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少年视角下的“创伤记忆”
康奈尔大学教授凯鲁斯在她的经典著作《无主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中，对创伤的定义是：“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一种压倒性的经验，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的现象而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表现。”⑨
“创伤记忆”是毕亮、李傻傻和郑小驴这些底层作家中共有的意识形态，少年时期的某些创伤遭遇的影响贯穿整个成长过程，作家利用少年视角可以保持成长现场的真实感，在少年视角下书写其成长过程中的创伤记忆，从而对各种暴力伤害中的人性进行深层次的拷问。
改革开放、网络崛起、思想解放等给“80后”铸就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多元化社会，但是社会进程急剧发展，他们面临的“新变”比“70后”“90后”“00后”更为激烈。他们在农村成长阶段，正是中国经济改革给农村带来较大冲击的时期，“三农”问题很快凸显——“在农村民主与法制严重缺失、权利腐败已成重灾的现实情况下，农民的根本利益被肆意剥夺、损害……农村留守妇女、儿童、老人则长年累月承受着无依无助的痛苦煎熬;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长期的土地过度开发，又使无数农民失去土地，背井离乡，几亿农民进城务工谋生，又使越来越多的乡村加速衰败、消亡……”⑩这些农村现实问题在毕亮、李傻傻和郑小驴的少年时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少年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认知能力，对世界的认识已经形成初步的自我理解，历史记忆中的苦难、伤害与暴力会带给他们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创伤，在记忆中烙下无法磨灭的印痕。
郑小驴着重死亡和暴力的书写，小说《西洲曲》以“计划生育”作为“80后”成长的历史背景和寓意载体，他说：“选择计划生育这个主题，对于我来说，是个必然的选擇。‘80后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深的一代人，童年时期的孤独和恐惧、战栗带来的记忆创伤，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11}郑小驴亲历了农村中强力实行计划生育带来的暴力和伤害，在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位有身孕的堂姐到他家躲避计划生育，提心吊胆几个月后，眼看大功告成之际，她却因躲在地窖里缺氧而流产了，堂姐痛不欲生。这位堂姐便是《西洲曲》的“北妹”的原型。《西洲曲》是以一个叫“水壶”的少年视角来讲述计划生育给几代人造成的伤痛，通过少年的成长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小说中“北妹”和丈夫谭青已经生了两个女儿，渴望延续香火的他们铤而走险怀上第三胎，在“水壶”家躲避计划生育小组。执行者罗副镇长和八叔得到消息后到“水壶”家彻查了一夜，躲在地窖中的“北妹”因长时间缺氧导致流产，死掉的正是一个男孩。“北妹”在失去孩子后在夜里投河自尽，暴力执行者对于北妹之死的说法是：“这只不过是一起简单的自杀事件而已，是她自己选择的结果。”{12}另一人物孙典也是在连得三个女儿后，老婆怀上儿子，但怀胎七月被发现后强行送到医院引产，母子全死在了医院里，自此孙典成了“孙癫子”。“水壶”母亲曾在怀胎六、七月时也是被八叔送去强制性引产，之后母亲精神出现了问题，整日丢了魂儿似的寻找不存在的婴儿。执行者八叔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将已经怀孕三、四个月的妻子送到医院流产，换来了他在大会上做先进事迹报告的荣誉……在医院的后边有座埋着无数婴儿的“婴儿山”，夜里甚至能听到婴儿的啼哭声，这个地方是所有失去孩子的人的伤心之地。八叔和罗副镇长对人基本生育权力的暴力剥夺成了“水壶”一生中难以抚平的创伤记忆。郑小驴用孩子的痛感去控诉这项政策的非人道，去拷问践踏人性的恶行，引起同一代人的共鸣。莫言的《蛙》也是以计划生育为历史背景，但《蛙》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侧重观照“姑姑”的精神异化与救赎。与莫言不同的是，郑小驴在《西洲曲》选择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少年视角，强调在场感，表达了“80后”这些计划生育影响下长大的年轻人，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产生的悲剧和暴力的反思。作为“80后”的郑小驴敢于表达内心的叛逆、偏激、极端，不再以忍耐的方式去面对暴行。
项静在《一代人的默与鸣》中评论《西洲曲》是“一代人的‘看见，看见是一种态度，一个有勇气的作家看见就不可能沉默。”{13}作为时代旁观者、參与者和见证者的郑小驴一直有意识地去触碰同一代人的各种集体记忆，直面历史现实，揭示历史中涌动的暗流。
李傻傻和毕亮更注重反映农村的一些现实问题，如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留守妇女的情感创伤，外出务工青年的不幸遭遇等。李傻傻在散文集《你是我的虚荣》里说自己是一个由奶奶养大的孩子，不在同一个地方打工的爸妈回到家后长期吵架、闹离婚。十几年来，他的妈妈有回家几次，爸爸回来几次，一起回来过几次，李傻傻时常为思念妈妈大哭。在双亲在珠三角“寻钱”时，缺少管教的李傻傻早早就学会了逃学、偷钱、早恋。在李傻傻的故乡，在田间做事的人几乎没有一个青壮年汉子，更没有正当妙龄的女子，所有的男子汉和青年女性都跑到广东“寻钱”，一年半载也不回来一次。“为了‘生活，他们必须远离‘妻子。”{14}李傻傻的父亲为了挣钱供他上学，不仅忍受劳苦、病伤折磨，还得忍受老板的欺辱。
在毕亮的“官垱镇”系列小说中也一再提及“留守问题”。短篇小说《继续温暖》中爷爷马老倌是留守老人，孙子马达是留守儿童，他们在老家相依为命，青年父母都在麻城打工鲜少回家。爷爷日日思儿，在父母缺位下孙子比同龄小孩要早熟，他每天都要变着法子抚慰思念成疾的爷爷。在外务工的双亲为了生计春节无法回家团聚，大年初一马达模仿父母回家的声音惹得爷孙俩泪水涟涟。
郑小驴用少年视角去控诉暴力伤害，记录苦难、伤害与暴力带给他们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创伤;毕亮和李傻傻以人文情怀抒写留守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物质、精神、心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创伤体验，揭示留守群体不能承受的“轻”与“重”。他们共同以其独特的底层成长经验，以个人的创伤记忆连接了历史、时代共有的创伤记忆，展现了底层农村生活的真实画卷，在文学价值层面呈现出现实主义的新高度。
三、城市“边缘人”的现代性焦虑观照
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罗伯特·帕克在1928年提出了“边缘人”概念。他认为“边缘人”是一种文化混血儿，“他和两种文化生活与传统截然不同的人群密切地居住、生活在一起;他决不愿意很快地与他的过去与传统割裂，即便他被允许这么做;由于种族偏见的缘故，他也不能很快地被他正努力在其中寻求一个社会位置的新社会所接受。他是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边缘的人，而这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决不会完全渗透与融合在一起。”{15}底层青年在为理想选择进入陌生城市寻求发展的时候，毫无疑问地都存在过渡和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们原居生活已经破碎，奋斗中的他们无法回到记忆中的故乡，短时间也无法融入现居的城市，在城市中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底层青年无奈地成为这个社会的“边缘人”。
现代性是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同时它也是一个与时间相联系的历时性概念，是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把握现代社会应有的时代意识与精神。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现代性首先展现的是诸多层面的变化：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关系越来越趋向于功能化，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鸿沟越来越深，个人文化萎缩，但物质文化异常发达，人的文化最终沦为物的文化。{16}现代性发展的变化必然刺激着城市中的“边缘人”。城市“边缘人”在城市中欲望不断地膨胀，然而现实此岸与理想（愿望）彼岸往往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现代性焦虑”由此派生。丹麦心理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认为焦虑是人在选择面前固然会出现的一种心理，其产生关乎着自我意识的一系列发展过程。面对现实中接踵而来的问题，城市“边缘人”的精神不堪重压，焦虑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现代性固有的弊病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暴露，城市中人的精神生活显现出贫乏性，理想塌落，人们丧失真诚、正义，导致了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危机，危机也给社会和个人滋生了焦虑。
和毕亮、李傻傻和郑小驴同时代的城市“边缘人”，他们的焦虑早已不是温饱问题，而更多源自在社会现代性趋势下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他们这代人恰好碰上高校扩招，虽然“有幸”上了大学，但是高校扩招带来失业率上升，“就业难”成为他们共同面对的生存问题。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一些人劳动付出与实际所得不对等，让在城市底层打拼的青年人难以达到期望的生活水准，这种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和矛盾是造成他们焦虑的原因之一。毕亮的短篇小说《消失》中，邋里邋遢、酒气冲天的房客曾经也是个乐观向上的青年，在深圳有个相爱四年的女友，但在失业半年后房客开始酗酒、有了暴力倾向，在一次施暴中杀死了女友。自此房客只能借助酒精麻痹自我，不断地去缅怀那个没有变成恶魔的“那个朋友”。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另外一对小情侣在这个逼仄阴暗的租房里将会重演房客的悲剧——遭受现实的挫折打击后也会出现争吵、反目到离开。短篇小说《那个孩子是男还是女》讲述的也是一对小情侣——唐娜和马默，他们艰难地在深圳打拼，在这座欲望之都中唐娜和马默都不知不觉地在变化，他们每天都为鸡零狗碎的事情吵架，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两年前那次人流手术，马默决定不要这个孩子，理由是：“现在我们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时不时要搬家，养孩子负担太重;等孩子懂事了，知道自己如何困难地成长，也会怪我们父母的……”{17}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不得不打掉的孩子，这成为唐娜和马默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痕。
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18}在追求更高层次发展的过程中遭受挫折时，城市“边缘人”会陷入焦虑和怀疑。如在毕亮短篇小说《而立之年》中，夫妻属于深圳“新移民”一代，到了而立之年的他们都想让自己的生活有个质的飞跃，不断给自己施加压力却让生活变得一团糟，小女儿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最后丈夫瞒着妻子参加了一个“成功学”培训班，“多少我们应该挣扎一下，就算死，也要死得好看一点。”{19}故事结局妻子幡然醒悟，想起他们都曾有过“西藏梦”，不再施加压力给丈夫。在这个新都市的阴影中有一群无奈的人群在焦虑中挣扎，物欲膨胀下人的精神被挤压变形，每个“边缘人”遭受着被现实打击的痛苦和迷茫，却仍然梦想自己是跃过龙门的那条鲤鱼。
李傻傻和郑小驴小说中的现代性焦虑源自生存与发展困境下个人价值存在与身份认同感的缺失。李傻傻筆下的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每天在廉价的出租房里睡得天昏地暗或者在网吧打游戏杀时间。小说《红×》写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少年沈生铁从乡村到西安念书经历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流浪生活，逐步走向堕落——抽烟喝酒、翻墙逃课、公共场所犯罪、嫖妓、偷窃、抢劫、对杨繁的不伦之恋，最终成了杀人犯。李傻傻笔下的小人物如“幽灵”般在钢筋凝土的城市里飘荡，灵魂早已千疮百孔，偶然寻求肉体的刺激来证明自己还活着，他们无奈地发出呐喊：“我们80后到底招惹了谁？”
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中资深“京漂”小娄熟悉北京这座城市的每一寸肌理，甚至比自己家乡还要熟悉，然而他在这座城市却无法寻求个人存在感和获得身份认同感。他仓皇逃离城市来到原始森林，在这里获得一种暂时的解放，但原始森林的新鲜感过后，小娄又陷入了空虚。他打起两块药地的主意不仅是为了发财，更是想通过发财的方式来实现个人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同感。然而徘徊在城、乡的小娄最终梦想都被现实无情地浇灭，沉浸在失败感中的他得知小乌怀孕的消息后，不知如何面对，只好假装自己已经死了。如果他重返北京，意味着他要迎接他的下一代，生下来的“漂二代”在城市中依然面临着身份困境问题，在“漂二代”的童年同样会形成创伤记忆。
“80后”作家毕亮、李傻傻和郑小驴让文字贴近现实，反映出“现代性”带来的普遍问题，真切地反映了城市“边缘人”的焦虑与挣扎，呈现变革时代、社会转型期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困境。
三位湖南作家毕亮、郑小驴、李傻傻将自我独特的底层经验融入个人叙事当中，从少年视角的“创伤书写”进一步拷问底层之殇，用“边缘人”的生存焦虑和精神焦虑引起社会警惕和反思。他们以文学之笔针砭时弊，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底层书写也彰显着“80后”作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逐步走向成熟。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②金理：《郑小驴论》，《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
③曾念长：《李傻傻的散文和我的大学回忆》，中国作家网，2007年07月30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7/2007-07-30/42815.html
④{11}行超：《朴质又悲情的<西洲曲>》，《文艺报》2014年2月19日。
⑤钟华生：《用文学打量“城里的外乡人”》，《深圳商报》2011年3月7日。
⑥魏沛娜：《对话毕亮：我更愿意关注“失败者”和小人物》，《深圳商报》2016年3月13日。
⑦{17}{19}毕亮：《地图上的城市》，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页、第35页、第105页。
⑧黄兆晖：《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南都周报》2006年5月20日。
⑨转引自王欣：《创伤、记忆与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38页。
⑩张瑷：《底层现实的守望与期盼：社会转型期“民生问题”报告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12}郑小驴：《西洲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13}项静：《一代人的默与鸣——读郑小驴的<西洲曲>》，《文学报》2013年9月5日。
{14}李傻傻：《你是我的虚荣》，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15}转引自余建华、张登国：《国外 “边缘人”研究略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6}转引自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7页。
{18}[美]亚伯拉罕·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动机与人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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