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晔

　　摘? 要：“湘籍作家”群体是湖南文学发展史上不可忘却的一股力量，他们的创作实绩为当下湖南本土的文艺创作提供了一种参照和借鉴。2017年度的“湘籍作家”群体创作，一手纪实，一手虚构，在两者的交叉与平衡中实现了虚实相生、亦庄亦谐的美学旨趣，并完成了对“50后”真与虚、“60后”爱与经验、“70后”诗与现实、“80后”情与日常的审视和观照。

　　关键词：“湘籍作家”;纪实;虚构

　　用“纪实与虚构”这一文论话语对省外“湘籍作家”2017年的创作成果进行概述和评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理论建构义;一是实践指导义。一方面，从整个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出发，文学的“纪实与虚构”一直是我们认识文学现象、开展文学批评、进行文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必备手段，是对文学创作某些特征和规律的把握，“湘籍作家”群体的创作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对文学进行“纪实与虚构”性的讨论，总结文学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是为了认清当下文學创作的优势与局限，纠正当下文学想象力、虚构力要么衰弱、要么走火入魔的两极分化现象，对作家的创作予以指导与启迪。综观“湘籍作家”群体2017年的创作体裁，从总体上看，无外乎写实类的报告文学、散文随笔、杂感和虚构性的小说、诗歌等。值得注意的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成熟的文学创作往往都是纪实与虚构平衡的典范，理应成为作家自觉的遵循与追求。

　　陈思和在新出版的《新文学整体观》一书中，提出了新文学“整体观”的概念，认为新文学是一个开放型的整体，并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划分成了六个特征各异的文学层次。{1}就省外“湘籍作家”群体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韩少功、蒋子丹属于其中的第六个层次，即1980年代崛起的文学新生代。其实，无论是单独地从作家的年龄、作品的类别，还是综合性地从作家群体出现的特征、倾向来考察，都不影响对新文学史的整体观照。今年，我试图以作家的年龄为标准，对“湘籍作家”2017年的创作情况{2}进行总体述评，以求方家指正。

　　一、虚实相生，亦庄亦谐

　　行走于虚、实之间，针砭于庄、谐之外，在文学和生活的天地自由穿梭，随意挥洒，传智播慧，是一种理想而快意的生活状态。在“湘籍作家”中，“20后”黄永玉、“40后”易中天、“50后”韩少功均进入了一种文艺人生的理想状态，为文为人，性情至上，真诚直白。

　　黄永玉老先生自幼学美术、文学，人称一代“鬼才”。虽只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但勤奋刻苦、博学多识的他创作形式多样，诗书画成果颇丰，更是绘画、散文、杂文的大家。2017年的创作同样有字、有画，有寓言、有散文，泼墨不多，才实情真。在绘画方面，黄永玉被称为“荷痴”，与荷花结缘于十年动乱那些噩梦般的时光，形成了一得空就去荷塘赏荷的习惯。平生所画荷花不计其数，成为其绘画领域一个风格非常鲜明的主题。黄老的荷花系列一反中国画“计白当黑”的传统，偏偏“以黑显白”，使画面看上去整体突出、色彩斑斓，厚重而有力度。今年创作的水墨画《荷花》更应该叫做“红荷”，背景虽以黑色调为主，犹如荷花的生长环境淤泥遍布，但红色花瓣简洁抢眼、疏密有致，通过泼墨彩绘，融合黑红黄绿，给人一种自然、圣洁之感，又不失崇高雄浑之意。书法作品《到此谁知朕》上的题字为：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笔墨和心性合二为一，将文人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表露无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散文三篇，长短不一。《乡梦不曾休》用极短的篇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个游子对故乡一生的牵挂。故乡的河流、森林、井水、阳光、玩伴、歌声、亲人都是不能忘却的，因为，那里是生命开始的地方，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故乡的土地流淌着的，不仅有孕育生命、滋养生命的新鲜血液，还有那血液里熟悉的温度和浓度。《可染与白石老人》一文则深情地回忆了两位艺术大师齐白石、李苦禅相识相知相惜的艺术经历，忆往事，缅故人，兴之所至，怡然自得。在《水、茶叶和紫砂壶》舒缓有致的文字里，我们读到了“糊米茶”和“老咪头”茶之于黄老的意义，知晓了其对水的好坏的讲究，以及在紫砂壶上刻画水浒人物的晚年趣味。黄老说：“长天之下，空耗双手总是愁人的。”为我们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永不懈怠的人生理念，让人心生敬意和感动。总之，黄老的散文潇洒脱俗，内容多为身边琐事，既闪耀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又散发着艺术家的纯粹气质，体现着作者贴近生活、贴近乡土的审美趣味。

　　“湘籍作家”“40后”易中天教授自2013年宣布写作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以来，学界对他的关注就侧重于此。2017年3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其最新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受到文学界和史学界的双重关注。王安石变法的历史错综复杂，各派系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全书箭在弦上、一意孤行、乾坤逆转、教训所在四章的论述中，全面展现了变法的美好初衷最终演变为一场政治拉锯战的荒诞现实。易中天教授表示，王安石变法这段历史，史料繁杂，牵涉人物众多。皇帝、保守派、改革派，新党和旧党斗争反复，此起彼伏，简直就像一团乱麻。为了理清这团乱麻，他采用做表的方法化繁为简、条分缕析，让复杂的政治、人事斗争一目了然，因此本书也是《易中天中华史》写作以来，表格最多的一本。他的年表，时间能精确到日。比如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是在富弼被拜相的第二天，以前没人在意这个时间点的微妙。就读者反映来看，有人说，此卷情节丰富，有精妙的细节描写和小说一般的场景，逻辑严谨，论述清晰，好看、耐读;也有人说，写得比较潦草，陷于人事斗争纠缠的泥潭，缺少对变法失败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个人主观意识强烈，客观论证不足。虽褒贬不一，但必须肯定的是，易中天教授意欲颠覆传统史学著作的写作方法，以优美诗意的语言、独特创新的全球视角来书写三千七百多年的中华史，追溯中华民族的根，认清中华民族的魂，畅想中华民族的梦，实在是文史界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幸事。

　　“50后”韩少功是一位非常睿智、活跃、典型的湘籍作家。今年公开发表的各类散文、随笔、评论、访谈文章多达二三十篇次，并多次获奖。其成果主要包括：随笔《“阶级”长成了啥模样》发表于《文化纵横》杂志第十二期;《人机相较，价值观是优势》发表于2月28日人民日报;散文《渡口以及波希米亚》发表于《钟山》杂志第三期;长篇访谈《直面人类精神的难题》发表于《收获》2017年长篇专号;《文学的门道应是回应人类精神的难题》发表于3月27日《青年报》;评论《文理互盲，还是文理互补》发表于《南方评论》杂志第七期;《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发表于《名作欣赏》2017年第7期等。其中，2017年4月，《枪手》获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2016年度短篇小说金奖;12月，《守住秘密的舞蹈》获第十七届百花文艺奖（散文奖）;《马桥词典》《山南水北》《韩少功系列作品（12卷）》等分别再版。

　　从创作情况可以得出，作为一名出色的大作家，他对文学经典的源流、新时代文学与科技的关系、阶级的分层、文学的功用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并做出了符合时代特点的自我剖析和全面解答，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经验、新思路。《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一文是作者在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的演讲稿，从何为经典、如何成为经典、如何阅读经典三个方面为文学青年论述了信息爆炸时代的文学阅读问题。在韩少功看来，首先，经典的标准要从创新的难度、价值的高度、共鸣的广度三个方面去综合衡量，“三美俱全”不容易，但一个经典或接近经典的作品至少要在一两个方面达标。其次，经典的形成需要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常借助文学史、教科书、词典等权威工具来认定，而且这种认定总是“来自于建构淘汰两种力量的对冲，一个‘加法与‘减法反复博弈的过程。”{3}政治、金钱、宗教、知识精英可以做加法，但时间、民意是最好的最无情的减法。很多作品在当时红极一时，时过境迁，不一定还能被人们喜欢、记得，只有那些过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后还能被人们重提、再议的文学作品，才有进入经典行列的起码资格。另外，经典的阅读不同于快餐式的文化消费，要讲究一些方式方法，具体包括：现场还原、心智对接、多元互补、以行求知、以创求知。讨论经典，是一个经典的文学话题，也产生了各类经典的认知与共识，韩少功对于经典的解读同样是一种启示，一份送给当下文学青年的厚礼。《文理互盲，还是文理互补》一文是韩少功在北大的演讲，他为大家仔细梳理了当下科技与文学的密切联系，科技发展对文学生态的改变，人文精神遭遇的危机等等。人文学科如何面对新科技的挑战，如何承继新的人文精神？文理互盲，高度物质化，重新神学化，则会出现更大的精神危机;文理互补，警惕物质化，预防神学化，则有可能重建人类文明的新价值。只有文理相互滋养、相互推进、相互渗透，才能突破专业知识的有限性，以更宏阔的视野、更科学的态度去关切当代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价值观的重建，做出于人类文明发展有益的事。《“阶级”长成了啥模样》一文似乎与纯文学无关，却从与“阶级”相关、日益凸显的新型“财富”形态入手，敏感地揭示了当下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政治之间某种新式的隐秘的勾连。对当下“脱实向虚”的经济与资本的共谋关系，智能产品市场化以及形成排他性壁垒的身份政治、“租赁”消费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尖锐地指出眼下的“阶级”已成了一种流动的定位，多面的形体，犬牙交错的局面。{4}文学的门道是什么？文学如何回应人类精神的难题？作家韩少功通过访谈的形式表达了自我对这一具有终极意义问题的思考与阐释。文学的最大门道不是得奖，不是为面子，而是意守世间的精神难点，打通灵魂的救赎之路，回应人类的精神难题。势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两大因素带来文化生态的剧烈震荡和深刻重组，如何借助文学的力量建立去弊兴利的优化机制，找到新的文明重建方案，可以从文学创作和批评两大方面努力。真正的创作需要保持一种思想的活力和艺术的创造力，用质朴真诚的文字塑造出鲜活、有质感的人物，表达切实的生命感动，揭示新的人性奥秘;真正的批评则需要充满智慧、学养以及现代感，而不是自我封闭，自我吹嘘，自我陶醉。在我看来，“湘籍作家”韩少功以丰富多样的文学形式，以文为器，以深见长，对当下文学何为、作家何为、时代何为的深层次问题进行追问与思索，从对人类精神的永恒探索中，对人性的不断探究中，体会文学的意义，收获写作的价值，显现了一个高端作家的睿智、活跃、胸怀和雄心。

　　二、“60后”的爱与经验

　　在14位省外“湘籍作家”群体中，陈启文、李少君、薛忆沩、熊育群、彭学明都属于“60后”，他们各自耕耘的园地俨然已成为当代文学地图的核心地带，盛产着报告文学、诗歌、专著、散文、随笔等各类文艺之果，滋养、润饰着热爱文学、关心文学的人们。

　　陈启文与《袁隆平的世界》。2017年3月，陈启文大型长篇报告文学新作《袁隆平的世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誉为“袁隆平院士最认可、迄今最权威、最厚重的袁隆平传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到，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5}我认为，《袁隆平的世界》就是这样一部有温度、有思想、有力量的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赞美英雄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它源于误解，行于稻田，止于真相，用作家的责任、道德和良知扛起科学和文艺的旗帜，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伟大、有突破性的农业科学家形象。湖南文艺出版社是这样介绍的：在《袁隆平的世界》里，有袁隆平“刚果布式的笑容”，有40℃高温下稻田的芬芳，有袁隆平青年时代刻骨铭心的初恋，有团队探索的艰辛和喜悦，有杂交水稻科学探索历程的第一次公开，有转基因疑云的辨析与厘清……陈启文走访两年，历时三年，先后“啃”完了400多万字的杂交水稻科技专著，写就的这部以科学家为主角、以科学探索为主题的独具思想力与国际意义的科学家报告文学作品，书里、书外的故事人生更值得言说。从著者陈启文来看，为什么愿意冒险去触碰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以人物为主角、以科学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2015年，一则“安徽万亩袁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被下‘逐客令”的报道将矛头直指“杂交稻，隆平造”，“杂交水稻之父”瞬间被人怀疑、指责，一粒拯救了亿万苍生的神奇种子转眼间变成了灾难的祸根。一时间，弥漫在田野里的不再是稻花香和汗水，而是乌烟瘴气，这一切让陈启文困惑不已。想起自己2008年写《共和国粮食报告》时与袁隆平的相遇，想起那个在热浪稻海中弯曲成90度的身躯，想起这位世纪老人与饥饿的毕生抗争，用文学的形式追溯真相、还原真相，是作家陈启文的责任担当，更是一个作家的情怀和本能。从人物袁隆平来看，首先他是一个普通的人，有普通人的生活、情感、自由和成长之路;其次，他的成功绝非偶然，除了拥有高超的专业水准，还必须有高贵的人格和精神做支撑。褒之者，有意拔高和夸大，贬之者，一知半解或别有用心，都是对英雄的一种漠视甚至亵渎;还有，袁隆平不仅是一位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型科学家，这一点更加难能可贵。一个扎根稻田，耗尽一生心血帮助人类远离饥饿;一个恪守真相，依托锲而不舍的行走著书立说，《袁隆平的世界》用真实、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将写作者及其对象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相互映照，相互成就，使得湖南報告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类似高峰的新阶段。

　　李少君与《我是有背景的人》。2017年1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珞珈诗派丛书”，“自然诗人”李少君当代诗歌集——《我是有背景的人》便是其中之一，并入围2018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榜单。这本集子共收录了170首诗歌，有的是旧作，有的是新作，有的已脍炙人口，有的还不为人所知，集中呈现了作为诗人李少君的才华与成就。诗评人张德明说：“以山水为背景，观万物以深情，于自然之间自如地捕捉诗的灵感，寄寓胸中的情思，建构意义的场域，李少君的诗歌由此找到了中国新诗巧妙接续中华美学传统的精神通道，也生动描摹了当下中国的自然与社会情状，折射着当代人的精神面影和内心生活。”{6}他的评价是中肯的，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李少君诗歌审美的独特性和创作的核心密码，即自然、情境和现代性。新诗《我是有背景的人》一看题目，还以为是诗人对权力的叫嚣，满心疑惑、不解来着。仔细一看，才发现这“背景”非中国语境中政治经济学上的权力“背景”，而是自然中的山水、云雾，意在告诫繁忙、恍惚的现代人要学会与云雾、溪水作伴，借助诗意和想象的翅膀让自我腾飞，做一个有激情、有烟火味、有“背景”的人，顿生欢喜和敬意。简短两节、八小句，诗中“都市、迷茫”字眼透露出新鲜的现代生活气息，有着鲜明的现代性，而“云雾、诗意”的出现则有着妙不可言的魏晋风度和山水田园风采。再看《寂静》《山中》《雪夜》等首，抓住自然的场景，不急不慢，潜心营造特定场景下的特定情境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优美意境。这画里洒着“清白迷幻的月光”的清辉，洋溢着寻常人家“恬淡而亲切”的微笑，还有春草青石板间无处隐藏的寂静。让人倾心的是，这些来自大自然心底的声音足以叩响现代都市那些沉重而慵懒的魂灵，给脆弱、疲惫的心灵一丝安慰，一点慰藉。再看《医院》《都市里的狂奔》《中年之悟》等首，摘取不同的生活场景或细微的人生感悟，去展现现实生活的琐碎、无奈甚至逃离、荒唐，折射出一部分都市人的精神面貌、内心状态和时代风貌，同样有着鲜明的现代性。总之，“自然诗人”李少君一直以来都把诗歌作为文学介入社会、干预生活的切口，从早期的珞珈诗派到后来的力荐“草根”，再到现在主政《诗刊》，无论是以诗人、文学活动家，还是编辑的身份出现，都在不同的场合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的诗歌主张：自然即背景，诗歌即目的。

　　薛忆沩与书。“60后”薛忆沩被誉为“走出去”的“湘籍作家”，不仅人走出国门，作品也走向了国际。为了将尽可能多的时间给予写作，薛忆沩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居住已有十余年，虽有远离祖国的孤独感夹杂其中，但更多的是愉悦和收获。可能是地域的原因，薛忆沩在国内文学圈内不算是活跃的，但他一直没有远离，甚至一直处于国内文学圈的中心地带，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厚重的专著、有态度的重写、深情饱满的散文辐射整个世界华人文学圈。关注“湘籍作家”群体已多年，似乎还没有正式地介绍过他，更没有及时、全面地介绍过他的作品，今年，我想弥补这个缺憾，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孤独、虚构（黄德海语）、敏感的薛忆沩。“60后”薛忆沩，生于郴州、长于长沙，学习方面，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蒙特利尔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工作方面，1996-2002年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6-2007年为《南方周末》及《随笔》杂志撰写读书专栏;2009-2010年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2013年受聘为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获奖方面，1991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2014 年获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第三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2014-2016 年，连续三次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作品多次入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等。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空巢》《遗弃》;小说集《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版）、《不肯离去的海豚》、《流动的房间》（2013年新版）、《首战告捷——“战争”系列小说》 《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小说》;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与马可·波罗同行》《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等。

　　有评论称，薛忆沩堪称华语文坛的“跑男”作家。近几年，他以超人的速度创作，推出一系列新著，《与狂风一起旅行》《伟大的抑郁》《希拉里、密和、我》都是2016年出版的，其中，基于《出租车司机》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在加拿大出版，法文版在加拿大法语区同期上市，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2017年3月，《出租车司机》的英译本《Shenzheners》荣获蒙特利尔“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年度“多元文化奖”，评论称该书写出了“中国的都柏林人”的精神面向，薛忆沩用他的文心和才笔真正走向了世界。小说精选集《与狂风一起旅行》收录了薛忆沩不同时期创作的优秀作品，这些长短不一、风格各异的小说集中呈现了其创作的基本美学特征和多重可能性，蕴含着文学认知的丰富性和多元含义。他用文学的形式为读者呈现有关“死亡”“爱情”“孤独”等种种人生体验，小说语言兼具激情与智性，又弥漫着惘然、无奈、绝望、凄凉……他们需要有力量的牵引走出内心的焦虑，需要明媚的光线照亮情感深层的茫然，薛忆沩不仅写出了人们内心深处一种持久而永恒的孤独，更诉说了一种普遍的人生困境。全新读书随笔集《伟大的抑郁》是一本关于人和书的书。这里集结的人物有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也有普通的家庭主妇，这里涉及的书籍按照内容分为艺术、历史、科技、奇闻和中国五大版块，显示了一位优秀作家对历史人物、生活事件独特的解析能力和写作敏感。用该书编辑的话说，薛忆沩“用精准又温情的文字将我们带到生命和历史中那些看不见的角落，让我们从看不见的角落里看见生命和历史的伟大，看见生命和历史的神奇”，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生，却拥有共同的指向：让生命走出形形色色的黑暗，让精神散发经久不息的光彩。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蒙特利尔的奇特故事：一位刚经历了妻子病故与女儿叛逆的中国男人，和两位与中国有着复杂联系的女人在严寒的皇家山上相遇，以及相遇之后的纠葛与逃离。通过访谈，我们知晓，这个故事是有现实原型的，是作者溜冰时“溜”出来的感触和灵感。作者构思了近5年的时间，用严谨的结构和精微的语言构筑了一个看似热闹、实则孤独、封闭的情感世界，展示了现代人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困境，纠缠着冷酷的历史和现实。现代生活的偶然性、荒诞性、不定性变得无所不在，孤独、寂寞、沮丧、索然无味的现代人随处可寻。在访谈中，薛忆沩还谈到了自己的一些写作观念、语言，以及翻译的局限、写作的限度等。薛忆沩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擅于从普通的题材中挖掘出不普通的东西来，知物质之限度，才知精神之伟大。薛憶沩的坦诚与坚持，让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在世界文学圈内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广阔。

　　熊育群与《己卯年雨雪》。《己卯年雨雪》是作家熊育群花费十余年心血以长沙会战、营田惨案为背景创作的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发表于2015年《中国作家》长篇小说增刊（上半年）部分。今年，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王雪瑛与熊育群进行了一场关于《己卯年雨雪》的深度对话，长篇访谈《潜入历史的深海，抵达人性的深处》和随笔《人心的毁灭与救赎》的发表，让读者看到了熊育群对战争的理解以及思考战争给人带来的心灵创伤、人性救赎等重大命题。首先，作者以自然界的“雨雪”为意象，不仅仅是喻指当年那场下了六天六夜的大雪，更是用这种形象化的、能指丰富的、绵绵不绝的意象表达一种凄冷与悲惨，足以刻画战争最狰狞的面目;其次，作者采用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的方式，以第一人称亲历者的感觉带入，同时混合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让故事显得真实、有力，看到战争的根源与本质，揭示战争对个体生命及心灵的毁灭性打击，彰显和平的宝贵;还有，熊育群认为，抗日战争是一个写了七八十年的老题材，但真正让人特别满意的作品几乎还没有出现。原因在于，我们似乎受抗日战争的伤害太深，以至沉湎于自身的悲伤与疗伤中无法自拔，缺少对日本民族客观的审视与深度的剖析，机械地对他们进行脸谱化的写作——战魔，导致我们的作品失去了与世界对话的能力;最后，作者为写这部小说背后所付出的巨大艰辛，用陡生华发、精疲力竭来形容都不为过。战争把生死硬生生地摆在人们面前，每个人都得做出选择，是良知泯灭、丧失自我，还是坚守最基本的人性与理性？我认为，熊育群巧妙地为我们呈现了这种纠结与选择。但这样的观点表达仅仅通过阅读作品是无法做出全面的概括与阐述的，访谈的意义便加以凸显。值得一提的是，“湘籍作家”熊育群还出版了与散文《僭越的眼》（《十月》2012年第5期）同名的散文集《僭越的眼》，收录了一些重要的散文、随笔之类的篇什，题材广泛，时间跨度较大，这里就不做过多论述。

　　彭学明与湘西。“60后”“湘籍作家”彭学明是从湘西走出去的全国著名学者、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身在京城，心系湘西。每年都要回家乡走走、看看，他的文字更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湘西这片独具风情的土地。《人间正是艳阳天》（《人民文學》2017年第10期）、《还有哪里比湘西更美》（《湖南日报》2017年9月18日第003版）、《我的每个文字，都是骨髓里的深情》（《文艺报》2017年9月29日第006版）都是描绘湘西、赞美湘西，寄情湘西的文字，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的文字永远没有离开过湘西，永远都在骄傲自豪地夸耀湘西。”长篇纪实散文《人间正是艳阳天》生动展现了习总书记到十八洞村调研并提出“精准扶贫”政策、深受人民群众拥护、爱戴的真实场景，上篇“看春风”，讲述扶贫工作遇到的一系列实际困难，以及十八洞村人前后心态的变化及其选择;下篇“绘秋色”，全面展现“精准扶贫”给十八洞村带来的可喜变化，不仅生活环境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民风更加淳厚，人心更加团结。在《还有哪里比湘西更美》等文中，彭学明毫不掩饰自己对湘西人的情，对湘西土地的爱，对湘西山水的赞，对湘西风土人情的醇，用骨子里的深情和语言大写湘西的山水、湘西留给世界的文化遗产，大赞湘西人的美丽、率真、血性、忠义、多情，同时不忘表达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给湘西带去福音的深情谢意，好一个“我本有爱，当然深吻！”{7}

　　三、“70后”的诗与现实

　　在“湘籍作家”群体中，诗人周瑟瑟和小说家田耳都属于“70后”，他们用诗性的语言和精美的故事书写着独属“70后”的味蕾和诗意世界，并努力营造一种“诗与远方”同在的融洽氛围。

　　周瑟瑟是一位用脚丈量大地、用诗阐释人生的激情诗人。活跃诗坛的他，2017的创作和活动成果主要有：32年诗集《暴雨将至》和近作选集《苔藓》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召开了《暴雨将至》研讨会，以及《苔藓》长沙分享会;编选的《读首好诗，再和孩子说晚安》（五本，人民东方出版社）、《2017年中国诗歌排行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合著诗集《五个中国诗人：新诗掠影》（西班牙语版本由哥伦比亚麦德林伊菲特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在《人民文学》、墨西歌《诗歌报》等国内外报刊发表诗歌与评论，《中国诗歌》杂志编辑部、卓尔书店出版了《诗书画》周瑟瑟专辑，并获得《北京文学》年度诗歌奖;主持策划重要诗歌论坛：“中国新诗百年本土性论坛”“中国新诗百年抒情诗论坛”“中国新诗百年叙事方法论坛”，应邀参加第27届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中国作家讲坛”，在聂鲁达基金会、智利圣托马斯大学、哥伦比亚塔德奥大学进行诗歌朗诵与文学讲座等。这里有必要重点对诗集《暴雨将至》的研讨进行梳理与解读。《暴雨将至》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品牌《百年诗库·实力诗人》的一种，共收录了作者写于1985年至2017年的400多首诗，厚达498页，同时还有书法与水墨作品穿插其中，诗集装帧设计和印刷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并被中国屈原学会、中国诗歌春晚组委会等联合评选为“2017年度十佳诗集”。诗学评论家唐晓渡在颁奖词中这样写道：周瑟瑟的写作和其倡导的“卡丘”互为笺注，以无视定义对应于诗的不可定义。他的诗以随兴和敏捷见长，快放而轻盈。其意绪多起于琐屑的日常经验，虽很少和时代正面冲突，却也从不闪躲无可避免的摩擦和不适;其运思则如蜻蜓嬉空，飘忽不定。高举低翔，悬停进退，端在一念流转;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驭气而不蓄势，务求生趣盎然。他以游戏态度自由出入历史和想象的时空，以持续的消解和重构使传统的“性灵说”重新焕发出生机，以貌似“自动写作”的无可无不可呈现情感和语言的正义。在研讨会上，评论家霍俊明认为，这本书是作家个人写作的历史档案、精神传记和诗学成长史，在历史的阴影和颓败中重建了一个诗人的“现实感”、知识分子的求真意志和田野作业式的地方性知识。评论家张清华则指出，周瑟瑟的诗能将至为庞杂的经验与事物、感性与思想熔于一炉，将传统的诗歌元素与人文观念、同现代后现代的文化意向贯于一体，融合出繁复精细的诗意，是概念和物象、思想与无意识之间穿梭互动、激发与创生的典范。我认为，他们说出了周瑟瑟诗歌之于当下新诗发展的意义，看到了诗人自我的冒险与掘进，但同时，诗里行间偶尔流露出的一地的琐碎与无序让人有点突兀，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对“70后”诗人周瑟瑟有更多的期待与希冀。

　　“70后”“湘籍作家”田耳从1988年发表第一篇童话作文《猴子种桃树》以来，至今已整整三十个年头。三十年风雨兼程，笔耕不辍，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优质的精神食粮。今年发表的小说主要有短篇《解决》（《广西文学》2017年第1期）和中篇《一天》（《钟山》2017年第5期），其中，中篇小说《一天》获得了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奖”。《解决》讲述的是一个丧妻家庭里的父亲如何为封闭、酗酒的儿子找寻生计、追求幸福的故事。父亲老康是一家酒店的电工师傅，儿子小康在二十九岁时失去了母亲，借酒消愁使酒瘾缠身，最后被送去精神病院成功戒酒。戒酒后的小康顺利进入老康所在的酒店担任电工学徒，整个故事的逻辑起点便从小康进入酒店工作开始。首先，小康是怎么顺利进入酒店的？是父亲老康帮助酒店解决了一重大事件而换来的;其次，这一重大事件是什么？老康是如何解决的？作者巧妙地通过父子俩在酒桌上的对话而一一道出原委，这种安排使得伏笔一被设置便得到掀开，问题一被提及便得到回答，一铺一开，一问一答，共同推动着情节向着可控的方向发展;最重要的是，小康进入酒店之后发生了什么？不出意料的是，三十多岁的“啃老族”小康在这里遇上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女人吕凤萍，小康把她当成了全世界，并打算满世界地跟随。故事讲到这里，似乎所有的疑问都有了答案，事实确实如此，用心的读者会从严谨的结构、家常的语言、平实的讲述中读出不一样的深意。我认为，《解决》的深意在于作者用一种不动声色的语言和态度塑造了一个宽厚、包容、严于律己、积极作為的老父亲形象。因为，面对酗酒、游戏、整天无所事事、沟通困难、交流极少的啃老儿小康，老康没有半点的抱怨与责怪，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儿子创造新的生活环境。更可贵的是，面对吕凤萍出现后小康的行为和选择，老康纵使万般担忧，也无强制反对，而是用一种双方认可的方式来处理，显示了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和大度。同时，更应该看到，《解决》解决了“天庭大酒店”的突发危机事件，解决了一个“啃老族”的工作，却无法解决一个没有女性的家庭里男性所遭受的创伤、孤寂和苦闷，无法填补男性成员之间交流的真空，祛除世俗的障碍，获得爱与恒温生活的权利。中篇小说《一天》聚焦一对双胞胎姐妹先后死亡继而引发医闹与索赔，随之各色人等以对峙双方迅速集结、登场，将纷争持续推向高潮，高潮迭起之时预示悲剧上演之势，田耳从一个熟悉的旁观的“城里人”的角度出发，用粗粝之笔将现实的悲剧客观地呈现，这里面有失去亲人的悲痛，有对峙双方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较量，有对死者的漠视和人性的考量。仅仅二十四小时，却“带出鲜活多样的性情、气质、形状，带出每一个人沉浸于挣扎于其生命现场而积淀出的那部分世故、原则与智慧，带出每一个人在各自生存境况中具体琐屑甚至鸡零狗碎的信息。”{8}无论是短篇《解决》里无法解决的男性之殇，还是中篇《一天》里无法挽回的死亡悲剧，田耳关注的都是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普通人的真实情感，以及在现实的凌厉与粗犷面前，人性遭遇的纠结、扭曲或张扬，以文学的名义展现“平常的实生活的活泼经验”。

　　四、 “80后”的情与日常

　　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书中直击“80后”一代面临的生存困境、代际尴尬和脆弱、迷茫，使得这个时代的“80后”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从幕后走到审视的台前，表达诉求，发泄情感，针砭时弊，侃侃而论，都有。在“湘籍作家”群体中，“80后”作家郑小驴和李傻傻用真实的虚构和实验行为讲述了他们的“情与日常”，完成了对自我的观察与完善。

　　先看郑小驴。作为既搞创作、又编刊物的双栖作家，郑小驴2017年的小说创作成果主要有：中篇小说《消失的女儿》原载于《人民文学》2017年第10期，被《思南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同时选载;中篇小说《在我的开始，是你的结束》发《芙蓉》2017年第5期;短篇小说《私刑》发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八月号，入选《2017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2017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作品》，并获得2017年度南海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消失的女儿》将目光锁定在鸭柯围地区的国有白马林场，讲述护林员鲁德彪痛失女儿黎黎的人生故事。围绕黎黎的失踪，小说人物一个个出场，首先是不敢忍受家暴而离婚改嫁的前妻李丽敏，接着是靠给人拍照维持生计的乡村摄影师阿忆，再接着就是城里一对枪击玻璃收到惊吓的公务员夫妇，最后是比黎黎大三岁的林场放牛娃，除了公务员夫妇，其他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跟黎黎有过愉快的接触，吊诡的是，这些人却因黎黎的消失在鲁德彪的质问与拳脚下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鲁德彪自己。公务员夫妇更像是一个隐喻，一个窥探人物内心密码的巨大隐喻。全篇人物语言贴近现实生活，结构紧凑，通过饱满而轻盈的细节描写塑造人物形象，展示性格局限，演绎生活逻辑。它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作家通过鲁德彪饱受思女、忧女之苦而发出的控诉与寻找，聚焦人性复杂与灵魂的剖析，来共同审视这一悲剧，放牛娃的无辜死亡便是给这一悲剧着上了“黑沉沉”的色彩。短篇《私刑》同样是一个双重悲剧。它以藏族地区的牧民争抢放牧地为现实题材，以老普布家的儿子巴桑误杀老才旦家的儿子次松为矛盾冲突的焦点，在歌乐沱传统习俗“一命抵一命”的规训中，在巴桑十五年的牢狱之灾中，老普布家族倾家荡产，四处逃离，却没有改变巴桑死亡的最终命运。这个小说给人的阅读感受是战栗而恐惧的，巴桑死亡是让人非常失望的，人们内心的不安与拯救随着巴桑的自杀而化作虚无。在这里，作家深入现实生活的内里，与农牧民的现实生活进行贴身搏斗，从中拷问道德的力量和法律的缺失。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郑小驴说：“如果文学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我希望我们的文学能秉持艺术的良知，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深入社会的肌理，用笔如实记录一些当前发生的现状;增加对现实的理解，使文化的土壤变得丰富多元，收获更多的可能性……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原则，不要出现不可原谅的衰败和停滞。”{9}我想，这两部最新的中短篇小说是于此最恰当、最鲜明的注脚。

　　再看李傻傻。在前两年的“湘籍作家”论述中，讲述李傻傻的文字是最少的。原因在于，李傻傻用十年的时间进行自我陶醉、自我沉沦、自我击退、自我逃离。曾经，23岁的蒲荔子（笔名：李傻傻）大学毕业已出版多部作品，并被学者进行文学史的观察;24岁被美国《时代》周刊专题报道，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畅销书作家”“幽灵作家”。可就像《时代》所称的“幽灵”一样，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蒲荔子突然停止一切写作，几乎从公众视野完全消失，长达十年。直到2016年最新随笔集《你是我的虚荣》的出版大声宣告了与写作的续缘，牛气冲天的他在创业之余并没有放弃写作，而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完成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找寻与确证。书中30篇故事，不仅保留了作者流传甚久的成名作《火光》《女人》《被当作鬼的人》《虚构：铜鼓潭》《打口古都》等，还新增了这十年中新写的篇章，如《不知道有没有人给她写这样的情书》《我见过广州的白天和夜》等。在这本随笔集中，我们看到李傻傻的成长，也看到“80后”一代人的青春纪念，更重要的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在苏童看来，李傻傻的文字“混合了潮湿的雾气和粗烈的蛮力，有着浑然天成又出人意料的意象;他写生活的暗与黑，疼痛与放纵，笔触所及，又有写作者难得的坦率和真诚”。我相信，面对这样一位时刻向自我宣战的“80后”作家，正在创作的新长篇《虚荣广场》同样让人充满期待。他说：“到三十五岁，我才明白自己究竟要做什么，我承认就是这种虚荣的事：与寂寞为伍，与黑暗同行，就是创造的刺激。”这就是“80后”一代青年作家生活的日常与态度，他们不屈从，不服输，永远奋斗在真实与虚构相生相灭的激情之路上。

　　注释：

　　{1}陈思和：《陈思和文集·新文学整体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2}作家蒋子丹、盛可以无重要作品公开发表，暂不论述。

　　{3}韩少功：《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名作欣赏》2017年第7期。

　　④韩少功：《“阶级”长成了啥模样》，《文化纵横》2017年第12期。

　　{5}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11月30日。

　　{6}邓琼：《诗性之美 独自与风对话》，《羊城晚报》2018年3月25日。

　　{7} 彭学明：《我的每个文字，都是骨髓里的深情》，《文艺报》2017年9月29日。

　　{8}金理：《小说之心：论田耳的中短篇》，《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

　　{9}郑小驴：《真正有力量的东西会融入你的血液中》，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1992030102xeym.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