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朝姁

　　摘? 要：新世纪以来，“70后”女性创作的乡土小说表现出了与往日不同的写作风格，在创作题材上以怀念昔日的乡村伦理为主，具有强烈的怀旧色彩。这种回忆式的创作使得“70后”女性建构了她们心中的理想乡土，从而表现出“微观叙事”的诗性特征。“70后”女性对乡土的关注丰富了乡土小说的内涵与表现，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局限。如果“70后”女性创作对此有清醒认识并做出适当调整，将会有更好的创作实绩。

　　关键词：“70后”;乡土小说;怀旧;女性创作

　　在新世纪的乡土文学创作中，女性乡土写作逐步偏离了男性宏大历史叙事，以柔化历史的方法来诠释她们眼中的乡土。这里既有“50后”女性深厚的类似史诗般的乡土文学建构，也有“60后”女性一代深邃的、理性化的人性发掘，但这并不妨碍”70后”女性作家对于乡土文学微观抒情式的诗学建构。她们融入日常生活的经验叙事表达，携带着怀旧的氤氲气息，创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虚拟乡土地域。

　　一、生活在回忆里：氤氲的怀旧气息

　　乡土对于“70后”女作家来说已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她们是经历了两个时代的交替与转型。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是“70后”女性开始接受教育，形成文化基础的阶段，这个时期以前的中国乡村尽管经历了复杂的政权变革，但传统的乡土经验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乡村伦理的基本形态同样没有发生质的蜕变。这种朴素、稳定的乡村状态影响着“70后”女性原始的乡村记忆。但是这种情况在1990年后有了改变，思想解放、经济发展，大批耕地被融入到城市之中，农民离开了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乡村而进入到城市，城市观念猛烈地冲击到了乡村社会，乡村传统伦理迅速坍塌。传统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念在短短数十年内有了明显的变化，它或许变得商业，或许变得繁华，但无论如何也不再是遥远记忆中那缓慢、温情的乡村了。

　　于是“70后”女作家只能选择回忆，去寻找她们记忆中的乡村世界。而在她们的记忆中，令她们最深刻的、与现实反差最大的无疑是乡村的伦理世界。“关于乡土，本质上，是对失去的伦理秩序的追念，乡土的纯真，缓慢，去功利化，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审美理想。”{1}鲁敏关于乡土的看法比较能代表“70后”女作家对于乡土的某种整体态度，“70后”女作家书写的乡村生活并不是对乡村物质的怀念，而是对乡村伦理与秩序的怀念。如鲁敏创作的乡土小说东坝系列，都是客观而温情地叙述乡土伦理，充满了对昔日乡村生活的眷恋。在《思无邪》中，兰小的痴瘫和来宝的哑聋，并不是现代都市所认为的“残疾人”，而是对于“人之初性本善”中善的回归，赋予了他们以美好的感情色彩，表达出了理解与宽容的态度。鲁敏本就是一个抵达心灵的作家，她笔下的乡村世界改变了我们对于乡村的偏见，改变了我们对于乡村伦理的蔑视，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她在表达伦理道德的时候，总是能与人类的普世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不会拘泥于具体的道德标准，而更注重人性的精神世界。同样，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流年》《乡村、穷亲戚和爱情》等作品，也以自己的笔触展现了对于乡村伦理的包容态度，将乡村伦理的人伦复杂性反复琢磨，让人们体味再三。

　　怀旧，是人类因环境变动，造成的心里茫然与惶恐，不自禁对既往生活兴起怀念和向往之情。当人类因为某些物质追求而使原本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变得日益复杂、沉重时，往往会萌生出怀念最初农耕文明的想法。厨川白村曾经说过： “一个人疲倦于都市生活后，不由对幼少年时的田园风光或纯朴的生活，兴起怀念和向往之情，是属于一种思乡病。”{2}对于“70后”女作家来说，她们是经历了两个时代的交替与转型，她们在人生最开始的部分浸染了乡村的温情，在童年、少年的时光里沐浴着乡村人与人之间的温馨相处，她们的精神脐带是与乡村传统相连接的，因此她们的的精神主题仍旧属于传统。但如今的她们却要在一个缺乏传统背景的环境下摹写乡村小说的画卷，就只能从少年成长的过程中找寻那一丝痕迹，并以自身主题的情感为线，融入大量的个人记忆，因而“70后”女作家的怀旧乡土叙事总是与成长主题相依相伴。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是乡土主题与成长主题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整部小说用“我”一个少年的视角看待大老郑那段不明不白的感情，“我”对于乡土文化中身体道德的意义指向已经陷入了迷茫的状态，那种错位的情感生活，说不上高尚，但也没有到龌龊的地步，它来自于小说人物正常的真实欲求，但同样也受到日常伦理的拷问。这种形态违背了传统的乡土文化伦理，同时也侵犯了现代性语境中的民主与理性，但身为少年的“我”只能从原有的自然生命状态里看到一种悲剧的处境，一种让人怜惜却又无法不承受的悲剧命运。原来小城里残存的温情，也在时间的冲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小说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渗透了她对人世深深的悲悯与无奈。

　　将乡村主题与成长主题相融汇是“70后”女作家别具一格的乡村写作特征，她们把少年时期的回忆渗入到作品人物的成长过程中，融入大量个人情感和生命体验，这种成长式的写作进一步加深了“70后”女作家对于乡村的理解。然而面对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乡村凋零、乡村伦理衰弱、鄉村文化衰败，“70后”女作家可能将是最后一代直接具有乡土生活经验的作家了。

　　二、生活在别处：对虚拟家园的寻求

　　世纪之交，一方面城市化速度加快，社会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乡土文化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逐渐收缩。作为“70后”女作家，她们缺乏深刻而丰富的乡村经验，但她们独特的代际经历，使得自己拥有独特的乡村关系，也决定了她们的创作不再依循前辈的乡土经验，而充满了显著的个性特征。

　　首先她们提供了另一种展示乡村的方式。“70后”女作家喜欢依靠虚构的方式为自己建造出理想的乡土阵地。比如鲁敏创作的虚拟乡土“东坝”系列，就是执着于对乡村的回忆;付秀莹的“芳村”系列，以对故乡的回忆为背景，带领我们进入“芳村”这样一个处于华北平原的乡土世界，探寻自己心中对于昔日乡土的记忆;叶弥的“白菊湾花码头镇”同样尝试依靠想象的方式来完成自己对于故乡的那份眷恋，寄托她对于理想中乡土文化的期盼。换言之，这里的乡村并非实体性存在，而是作为了一种象征符号——传统的文化符号。在那虚拟的乌托邦里寄存着鲁敏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坚守、对乡土文明的认同以及精神还乡的渴望，她用手中的笔来诉说着她对故乡的追寻，乡情的依恋，对自我的坚持。叶弥的《桃花渡》《香炉山》同样是根据作者所构建的虚拟乡土为小说人物提供心灵的慰藉。

　　其次是乡土日常的微观叙事。“70后”女作家有意识地摒弃了乡土文学自“五四”以来所传承的启蒙审美取向，继承乡土理想视角，使得乡土美学的想象回归到人存在基本依托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了与现实有差距的乡土诗意化特征。如魏微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的微湖闸》“我想继续的是那些沉淀在世间深处的日常生活，它们是那样的生动活泼，它们具有某种强大的真实”。{3}“小说这种形式，起源于日常生活，也止于日常生活”。{4}在具体小说的写作上，日常生活角度是“70后”女作家主要关注对象，她们传达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构建：突出各种微妙的细节，注重各种细微的体验，捕捉并延伸人物的内心情景，全力展现那些被庸常生活覆盖的、极为饱满的生命情态。是的，小说家的任务不仅是要讲述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同样也要讲述一些细碎微小的小事，使之变得饶有趣味。在这种叙事策略的驱动下，“70后”女作家的乡土小说不在意虚无背景下的现实意义，她们乐于表达的是在这背景之上那种不断纠葛所影射出来的微妙而丰盈的生命状态，它们充斥着生活的每一刻，却又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底部。

　　最后是感情上的直接抒情。情感是個人的，相较于“50后”“60后”女作家，“70后”女作家更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表达感情坦率自然，更少顾虑和遮掩。在篇幅的长度上，“70后”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长篇相对较少，这就使得作家在关注故事结构的同时也会更加注重小说的其它方面。“小说的艺术原是有分寸的艺术，这种分寸感特别应该体现在长篇小说创作里。”{5}换言之，与长篇小说对故事结构、主题思想的强硬要求相比，中短篇小说更看重小说的语言、气韵等抽象性质，这种问题的不自觉也使得“70后”女作家在文本中表现出了抒情化特质。如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重视人的幽微情绪，充满诗意的情怀，也注重意境的呈现。通过这种创造意境的方式，我们不难看出作家连绵不尽的思乡情绪与她们持之以恒的抒情渲染之间的联系。

　　面对强大的商业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人类的生存变得现实而无趣，现代作家几乎已无情可抒，但“70后”女作家在这现实的领域里，转而去找寻她们想要向世人展示出的独特乡土表达，继续张扬着她们一贯的抒情传统，这种不随波逐流的写作，可以看作是对各种意识形态的反抗。她们的乡村里面栖居着属于自己的那段童年、少年岁月，也寄托着自己的人生情怀，那一片理想中的“桃花源”，既可以成为参与现实和未来的重要方式，也可以令读者感受到作者当下的一种真实情感的流动。

　　三、生活在发展中：艺术不足及可能

　　可以肯定地说，“70后”女性乡土小说的创作成就瑕不掩瑜，但是一些客观的不足也是存在的。学者张莉说：“‘70后作家创作遇到的困境，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发展的一个瓶颈，从先锋写作、新历史主义到新写实主义、晚生代/新生代写作，中国文学已经被剥除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特质，它逐渐面临沦为‘自己的园地的危险。”{6}文学的“祛魅”一方面使得“70后”女作家不必跟随历史的文学潮流而前进，写作内容变得开放、多样;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她们难于与历史建构关系的处境。那些过度强调生活细节，强调个人存在的叙事策略也使得”70后”女作家有限的结构能力和叙事短板暴露了出来。

　　首先，在”70后”女作家的乡土小说中，普遍集中于对乡村伦理文化的书写，较少关注乡村的现实问题。在乡村面对加快城镇化的局面该何去何从？当下的农民该如何自处？乡土文化伦理该置于何地？农民如何摆脱身份焦虑？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在“70后”女性乡土小说中得到答案，她们似乎试图解决却又暧昧不明，很少直面现实乡土与城市的矛盾，她们不断用提纯的方式讲述爱与被爱、亲情伦理的温馨，她们反复在少年时代的故乡里建立想象中的虚拟乡土，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在蒙蔽我们对现实乡土的认识。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个人之外的历史信仰，民族性的群体信仰，她们用温情的笔法柔化了尖锐的揭露，将直指人心的力度转化为了抒情想象，躲避在自我创建的情感乌托邦里。当她们搁置现实与历史时，并不能说明她们没有意识到那些宏观而深刻的东西，更多的可能意味着她们的逃避，主动放弃与外界的抗争，缴械投降，与现实握手言和。这种隐蔽的鸵鸟式行为，除了外在大环境背景下的影响，从内部看可能就是个人书写经验与共同经验集体记忆的交融关系了。

　　其次，含有无力的重复。重复，亦有反复之意。在文学创作中，这是一个未定词性的复杂词汇，可褒可贬。在文中使用恰当能够产生控制叙事节奏、推进故事进度以及深刻揭示文章主旨作用。此处的“重复”，指的是文本之间内容、情节、情景的反复叙述。无论是关于乡土小说的创作题材、故事类型还是情感基调叙述方式，“70后”女作家的乡土小说都局限在了类同模式之中，虽然数量丰富，但是少见具有创新的作品。鲁敏的《思无邪》在前几年就以乡村伦理的淳朴得到好评，但与之类似的《风月剪》《逝者的恩泽》《离歌》等依旧与乡村伦理、人性之善等有类之处，纯朴或淳朴的乡村意象也始终横行无阻，单纯、平静也是和鲁敏的读者不期而遇。由于重复，“70后”女作家笔下乡土小说部分失去了它特有的地域性特征，令人感受到的是相同的伦理道德与乡土风情，宽容、敦厚、温情似乎已经成为了此类小说的代名词。每个地域的乡土就如它的方言一样，是浸染着深厚的地方文化历史气息的，它们有彼此的差别，而地域个性特征的淡出，使得读者也忽视了中国乡村各地方的差异，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缺憾。

　　最后，“70后”女作家缺少在乡土小说领域的持续耕耘。纵观“70后”女性作家乡土小说的写作，其数量已经偏少且发展趋势也是越来越弱，作家们的注意力更多转向了城市，许多曾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取得一定影响的“70后”女作家，如魏微、鲁敏、乔叶等，再次尝试城市写作，乡土小说的创作在“70后”女作家这里不断萎缩正在成为事实。虽然乡土社会的变迁是乡村现实的总体特征，但在一定程度上乡村依旧保持着较好的传统社会，乡村生活的形态还没有完全消失，它依然有着深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或许在外貌上它发生了改变，但内在的实质依旧有着鲜活的生命力。所以这就需要作者既对乡土有着持之以恒的坚守精神，还能适时地调整心态，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从更高的视野中俯瞰现代的乡村文明，以个性独特的笔法把握时代精神。“70后”女作家的乡村经验虽然有所匮乏，但相较于“80后”“90后”作家还是有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的，她们如若能将旧有的乡村经验不断更新、深化，从中挖掘出更丰富健全的内涵，对自己的记忆世界进行有效的编码，不止是停留在个人记忆的基础上，相信“70后”女作家们一定能为中国乡土小说史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1}鲁敏：《没有幸福只有平静——小声地说小说》，《当代文坛》2008年第6期。

　　{2}[日]厨川白村著，陈晓南译：《西洋近代文艺思想》，志文出版社1985年版。

　　{3}魏微：《流年·楔子·流年》，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4}魏微：《关于小说的一些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5}铁凝：《优待的虐待及其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6}张莉：《在逃脱处落网——论”70后”小说家的写作》，《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