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

　　摘? 要：童年和故乡是永恒的生命记忆，是作家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情感源头。而对于中国人而言，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脉与源头所在。遗憾的是，原生性、本土性的乡村正在消失，作为具有完整乡村记忆的中国“70后”一代人，有责任与义务去书写正在消失的乡村、乡村记忆与乡村情感。文章对台湾作家房慧真的评论，阐释了乡村、岛屿、河流、故土之于这位“70后”作家的独特记忆、情感和价值，具有回乡、归乡、寻根、安魂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与启示。

　　关键词：乡土文学;房慧真;台湾;乡土记忆

　　童年与故乡的生命记忆是我们认知世界的精神原点与思想底色。而乡村记忆与这个几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度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内在精神关联。从历时性来看，乡村记忆及其生命体验是千百年乡土中国审美文化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上的精神印痕;从共时性来看，乡村记忆是21世纪中国初期国人“最后的记忆”。因为一个现代性、城市化席卷一切的大时代到来了。乡村，与乡村有关的整体性事物，都面临一个“全面沦陷”乃至消逝的深刻危机。从这个角度讲，乡村记忆及其生命体验，在今天这个时代显得尤为珍贵。这是我解读世界、认知生命、思考人生的精神编码系统。我读房慧真的散文集《河流》，就是从我的乡村生命记忆开始的。

　　初读房慧真的《河流》，我感到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我出生于山东莒县的鲁南山地，家乡三面环山，一条小河穿村而过，是安然宁静的潺潺小溪，是夏日摸魚捞虾、冬日滑冰抽陀螺的童年生命记忆，没有房慧真所言的大河、泥沼与海洋气息;熟悉的是，我从《河流》的“下游”中读到了沈从文的《边城》与《长河》中的人物形象世界和氤氲其中的精神意蕴，从后边读到了鲁迅的“小镇叙事”和贾樟柯电影里的边缘人物风景。作者在《河流》中叙述的从容、冷静，技法的娴熟、洗练，似功力深厚的雕刻大师，手起刀落，一个毫发毕现的生命世界瞬间成型，轮廓清晰、肤色鲜活、魂魄跃动。我很惊讶于房慧真的这种叙述视角、笔法、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深厚人文情怀。这是一条怎样的时间之流，怎样的生命之河啊？我们生存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生存其间，怎样面对生老病死，怎样在生命的单行道中踽踽独行、坚韧生长？我们的生命源头又在何方，为何如此生长？这些问题都在房慧真的“溯源而上”的“河流”中找寻到生命的初始根源、死生幻灭的存在过程与终极归向。这是另一种意义的寻根文学。

　　一、生活根部的“下游”

　　翻开房慧真散文集的目录，我就感觉到一种来自作者内心深处对世界探索和思考的审美轨迹，一种藉由文字散发出独特的生命气息。显然，从“下游”“中游”和“上游”的编排中，作者是有着一种审美的寓意在的。这既是其心目中的世界秩序，又是现实的生命存在踪迹。“河流”不仅是一条实存的物质的河流，更是一条藉由文字建构的生命之河、精神之河。自我、世界、他者，记忆、情感、心灵，即在这条“河流”的氤氲气息中活灵活现，而又如梦幻、如泡影般瞬间风消云散。而阅读的奇妙就在于把这些风化过程后风干的抽象文字，重新建构为一种可以永存的个体的、柔软质感的鲜活生命。即在某一个瞬间，某一个契机，转化为会意的心灵契合，成为一种你我共通的、乃至是某种群体性的集体记忆和时代风云际会的精神印记。

　　事实上，房慧真的散文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我。残存的朽腐妓院、“流莺”称谓的妓女、近乎停滞的生活，构成了这个繁华社会背后被遗弃的角落。这里是一个“边城”，与沈从文小说一样的临河“边城”。不同的是，沈从文的“边城”中的妓女是明媚的、爽朗的，是身体茁壮的、人性健全的，是可以转换为另一种健康的生活，一如《丈夫》中的与丈夫一起还乡回家的妓女。然而，《河流》“边城”中的妓女却是另一种景象。“我”作为“日日春关怀协会”的义工，在照料过程中见证了前公娼白兰的无法自理的生活窘况和台北废娼后仅仅作为“性产业遗迹”的“公娼馆”的遗存面貌。正如作者面对达官贵人曾出入的天字第一号的“江山楼”已是楼塌灰飞烟灭，“如今也只能在侯孝贤《最好的时光》中的‘自由梦一窥昔日景象”，这真是一个讽刺，《最好的时光》却有着最发达的娼妓业和最豪华的公娼馆。不仅昔日的公娼馆已是灰飞烟灭，而且于此相伴而生的各种生老病死的产业、店铺、人流、气场，都一起迅速衰落了，化为“朱雀桥边野草花”。“翠翠和爷爷不在，河岸不再摆渡货物，越近河，水气湿度越增，整排老屋已经坏毁得差不多了，恣意伸展的枝叶，绿巨人掀翻整片屋顶，往晴空狰狞抓去。”

　　房慧真从这里进入历史，观望昔日的生活场景，在不经意间踏入了一个“边城”意味的“边缘性生存群体”的社会最底层人的“生活根部”。沿着《河流》文本的“流动”，自然而然顺延到了当下生活之流。在“边城”之后的“浮岛森林”，在延续“边城”的物理空间和精神意味的同时，传递出了当下“边城”人的生活场景与生命状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还原或补充了曾有的历史场景之细节。在“蝴蝶兰大街”的小旅馆里，有一群“流莺”站在楼下，等待“打量”的眼神，被人点中。“粗工样的男人，或许不会在乎老旧旅馆轰隆作响的冷气机，不会在乎霉湿黏腻的床被，不会在乎她的脸上，层层蓋上的白粉已如壁癌脱落，不会在乎她明明不是少女，还著粉红迷你裙。这一切都无所谓”。“她不嫌他脚底生疮流脓，几月没过水洗澡，他自然也不嫌她年华老去，假扮的天使。这其中或许没有太多色情男女的欲望流动，更多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濡以沫。”作者没有对“流莺”的生活做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从人性深处悲悯、怜惜生存的痛苦、忧伤与无奈。在作者温婉从容的叙述口吻下，我们看到了作为“流莺”个体的真实生存处境。为情所伤而终生支着铁架的专柜小姐、需要抚养弱智母亲和外省老兵父亲的弱智女儿、受工伤残疾的丈夫，这是作者在深层接触之后所展示的这些“流莺”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沉重生存背负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巨大精神阴影。这不是荣格所言的生命深处的“暗影”，而是承担了自己、亲人们的所有与己相关世界的重负。我从《河流》中读到的“流莺”，不仅不应该受到人们的鄙夷和蔑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是这个最底层边缘世界的“拯救者”，是最脆弱世界“开出坚韧的花朵”的生命“忍者”，是生活根部的母性大地。

　　二、“中游”的漂泊与回归

　　房慧真《河流》散文集有两个较为集中的关键词汇，就是“边缘”和“水”。可以说，这两个关键词贯穿于整个文集的始终。无论是“下游”的边城、浮岛、大河尽头、水上人家、大桥下，还是“中游”的河畔、江湖、面摊、小镇，到下游的汀州、剑潭、下水底乃至乃至看不见的城市，无不有着深沉的底层边缘意味，而在这些“边缘性空间”处处有“水”的如影随形的不同幻化形态与冷热甘腥的丰富气息。

　　“中游”注定是漂泊的过程性流动。“流浪艺人”巧好是这种河流形态与生命存在形态的最佳注脚。《流浪艺人》散文呈现出作者对流浪艺人文化历史的深刻理解，在讲述河北吴桥艺人、北京“龙须沟”天桥艺人和日本的“游女”“傀儡子”“河原者”艺人历史的同时，描绘出了一部各地流浪艺人的生存图景，道出了这一边缘性群体在热闹风光娱人背后的苦难、心酸和漂泊的凄凉。与这些流浪艺人所形影相伴的水，这有着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内涵。作者从《尚书》《诗经》里面的记载的水边祭祀、典礼仪式说起“水中有灵”，以及“楚辞”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宗教文化中，“水边为阴阳魔界的闸口，多祭拜仪式，因此也多聚集介于人巫之间的流浪艺人”。与这种巫傩文化相伴而生的傩戏无疑是现代流浪艺人艺术的始源。如今的戏剧艺术，已经从最早的酬神转为娱人，但是与水的相伴而生，并没有消退，如当代中国大陆张艺谋指导的“印象·丽江”等大型实景演出戏剧，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河流与水的极度倚重。水在千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在波光粼粼中的夜晚显现出灵性与“巫性”的一面。

　　作者从流浪艺人的生存历史叙述转到了台湾本土的流浪艺人。“不一定进入庙堂，粗野有粗野的生命力”，淡水河畔的三重埔如同河北的吴桥一样是被海水淹灌之地，即在这片低湿之地，“却由一番娱乐业盛景”。蚊子电影院、露天歌厅、“天台戏院”、马戏团，这些都有浓重草莽、贱民气息的边缘性艺术团体，“一夕之间撤了，撤得彻底，无人知觉浪游的队伍何时拔营，何时离镇，何时消失于河两岸的风景之中了”，“徒留下沙河浅流潺潺细唱”。正如河流中的水一样，奔波、流动是流浪艺人永不停息的漂泊之命;一旦驻留下来，可能就是去了特有生命的波光、色彩和气息。

　　与流浪艺人的“漂泊”不同的是，《河流》“中游”还写到了一个凝固的“小镇”以及“小镇上的“畸人”。小镇、畸人自然是以往作者边缘性叙述的延续。台湾的杨佳娴在《世人与畸人──读房慧真<小尘埃>》的文章中，引用《红楼梦》中妙玉的帖子引出与“世人”区隔的“畸人”说法，籍此分析房慧真的散文，非常巧妙自然。但是，在“河流”这里，“小镇”又有何不同的哪？事实上，处于世界边缘的“小镇”，正是“河流”枝杈中的一处偏远之地，或是“河流”枝杈的某一支流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小镇”无论是临河而生的，还是支流起点的，都是生命“漂泊”的起点。这些边缘世界的人们从小镇出来，在人生的“河流中游”漂移。而在漂移疲倦的某一时刻，重回到“小镇”，以此为生命终老的归宿。人生归去来的无限风景，漂泊“中游”的无尽妙意，尽在其中。

　　然而，在现代化的洪流中，小镇终是被遗弃的存在，“有稻田的废耕，有渔船的搁浅，有技艺的被轻易取代，有学历的回乡啃老，离开小镇的，又回到小镇，常人下岗归乡，加入畸人，也许会问一句：‘路，它怎么就没有了？”是啊，我们的路在何方？这不仅是台湾的滨海小镇的疑问，而且也是大陆乡村的困惑。梁鸿书写“梁庄”系列的非虚构写作提出了一个沉重的主题：乡土文化精神传统的消逝和乡土中国最微小村庄的消灭，到底会给21世纪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千年的乡土中国向何处去，路在何方？我们的心灵归向何方？这或许是一个世界性的文明难题。

　　三、“上游”，血缘根部的精神探索

　　河流“上游”终极之处是生命的源头与起点。《河流》散文集的“上游”，对于房慧真来说，有着别样重要的生命始源和“血缘根部”的意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每一个成人生命必须追问与思索的精神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与我们一生都要相伴的困惑，都要进行一遍遍追问的命题。因为這里蕴藉着一个生命个体最核心的奥秘，其人生所有的行为和问题都可以从中寻觅到答案。

　　“汀州”是作者在《河流》“上游”进行生命溯源的起点。汀州路上的河堤国小，是作者入城后就读的第一所学校。这里不仅有儿时的亲切记忆，而且从汀州的“广东大埔”同乡馆，引出了“过身”的“爪哇岛上祖父的、“去世”的“台湾岛上的父亲”和为儿女教育早早做好“孟母三迁”准备的“母亲”的各种具有“血缘关系”的生命根部记忆。剑潭则是“上游”中的另一个重要生命驿站。从桑海桑田的变换中，作者体验到了当初“从南洋而来的父亲”为何“选择让一家落脚幻影一般的剑潭”的生命“惶惶之感”。

　　从汀州、剑潭的生命驿站到“下水底”，作者溯源到了生命的第一个“血缘”起点：母亲的家乡。“下水底”，不是一边的边缘，而是边缘的边缘，这里已经没有所谓“小镇”的小食铺、杂货店、便利店，而是碎石路、坡路和某种“隐喻”性含义。正是因为“出生底”和这个地理名称的“隐喻性”，让“父亲每每恶语相向，总夹带出‘下水底，原本中性的地名，有了贬义，成为充满恶意与歧视的修辞”。“卑贱、猥琐、贪婪……所有人类劣根性的种种，就让出身低的人去承受。”由此，作者想到了英格兰人的“沼地”里的“沼民”、贾樟柯《三峡好人》里的移民、王安忆《富萍》中的上海滩边沿的外地船民，这正是这些世界边缘的边缘性存在，呈现出了亘古至今的大地子宫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背阳山谷，沼泽地，下水底，低矮潮湿，孕育着世界最原初的样貌。母亲的子宫，老子的谷神不死，野兽藏匿的巢穴，或者是荣格集体潜意识的梦。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时间在其中不曾存在，像是神话出现、文明发生之前蒙昧混沌时刻。”这正是千千万万的“下水底”及其生存其中的千千万万底层民众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这是“母亲”的出生之地，是生命孕育的初始之源。

　　婆罗洲是作者“血缘根部”的另一个源头，也是作者“河流”的“上游”的终极处。像“苦涩的梨子”“蹲坐的雨蛙”的婆罗洲，处于热带雨林中，在一片片树海的掩映下，“底下不见天日的幽暗，坠入深海犹如史前时代”，是“我”所无法拨开的“层层密遮的黑暗之心”。“文明的终结，世界的尽头，贪婪，疯狂，动物失序”，原来文明世界的众多修饰一一剥离，回到生命的远初，“倒退回图腾上的蛇、鹰、豹，退回祖灵所在”。就在这篇原始、肆意、凶猛、祖灵的土地上，有着与之相对应的野蛮、无序、混乱、强力的生命图景。曾祖父母、祖父母各自私通，到父亲依然如此。正是在这片黑暗之心的土地上，凝视“紊乱如雨林水系的家族血脉”，“我”才能真正理解与包容，产生了血脉深处共鸣的“神秘感”。“经血来潮”以异乎寻常的“血崩”般，“剔骨换父”，“反哺”父性大地，“直抵生命之源，黑暗之心”。至此，“我”完成了一条“河流”的生命“洄游”，与“祖灵”血脉相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