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

　　摘? 要：“租界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是李永东学术研究的出发地，他后来拓展出的两个领域，即“半殖民和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和“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他的出发地密切相关。这种引发、扩大，在李永东的学术生涯中自然、巧妙地发生，体现出“70后”学者独立提出学术命题的能力。在学术研究上，李永东的个性与优势日渐清晰，他的不懈努力、“独立前行”让人欣慰。

　　关键词：“70后”;李永东;租界;半殖民;城市想象

　　十七八年前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很有一些令人怀念的学术气氛。那时候，孔范今老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不久，他的文学史观正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主持的研究生课堂上，更常有英气勃勃的讨论。学科的其他老师也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沿着现当代文学史建构的思路，“四面出击”，青年教师，如施战军、黄发有等，已锐气十足。济南虽不能与北京、上海等地相提并论，称不上“学术中心”，也难以如沿海一、二线城市聚集人才，但山大、山师大互相呼应，孔范今、朱德发分别领军，也吸引了各地学子。李永东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湖南考到了山东大学。当时，孔老师的招生名额已满，永东未能如愿，但在孔老师的课堂上，他很快得到了孔老师的赏识，尤其是他的认真踏实，用在了原生性文学现象的发现和由此引发文学史观念的调整、丰富上，平时课堂上发言不多，每每得到孔老师的肯定。数年后，他的第一部专著出版，我建议他找孔老师作序。果然，孔老师的《序》除了充分肯定他的努力和成果，还就他的研究课题，谈及了现当代文学史建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历史、文化现代转型变革中新的文化区域或曰文化空间的生成及其意义的阐释问题”“域外异质性文化传播的‘中介性空间作用和价值”等，这些问题都由一个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对象引发，指向文学史建构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我想，这无疑影响了永东后来的学术研究。

　　博二时，面临博士论文开题。我们一般都让学生自己选题。开始，永东拟了两个选题大纲，我看了，觉得题目难免大了一些，日后的拓展也较难把握。当时，我们强调，博士论文题目最好“分量”适合，但日后能在深广度上继续开掘，甚至形成有自己的研究优势领域。一次谈论论文选题时，我建议他不妨做“租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他显然听进去了。之后，和我讨论这一选题时，已是主动出击的姿态了，听得出他已经做了不少功课，从资料到思路，都进入了“状态”。这样，进展顺畅多了，很快确定，将选题缩小到“租界文化和三十年代文学”，但整个背景还是“租界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现在想来，他当时能迅速接受这个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课题，还是出于他在孔老师课堂上养成的对原发性文学现象价值的敏感。而这种敏感，来自于对文学历史的全面把握。永东的扎实，显示于此。

　　当时，我自己的学术兴趣已从抗战时期文学延续到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区域扩大到台湾、香港、海外，对1930年代文学已经有点“疏离”，所以，“租界文化和三十年代文学”这一课题的研究，永东实际上是“孤军作战”。我从小生活在上海浙江路的苏州河附近，苏州河南北街区的区别给我印象深刻，永东和我“聊天”时，上海“四马路”一类的话题常会由我起头。但很快地，我发现，他能挑头发起的“旧上海”话题，比我多多了，让人体会得到，那段日子，他比以往更加辛苦，也开始将这个课题发挥自如，就是对课题有浓厚的学术兴趣，能游刃有余地驾驭越来越丰富的史料，提炼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这显然是我们老师很乐见的治学状态。那时候的科研经费还不宽裕，收集资料的条件也有所不便，有时候见到永东外出查阅资料或是踏勘租界历史现场回来疲累的样子，我会觉得他如当年下乡知青，只是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场历史悲剧，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求知求学，而如今知识、真理的大门恰恰为永东那样的“风尘仆仆”者打开。博三大概是他最疲累的时期，修改论文期间，他还要为自己和家人的谋生奔波，有时候我都觉得，一天给他三十六个小时，他也忙不过来。然而，当他拿出最后定稿的论文时，我还是感叹了，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在他的学术世界里踏入十里洋场的租界，无任何怯场的不适，始终兴致勃勃地上下左右反复探究，一点一点地发现了“租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功能性结构”的复杂存在，揭示了“租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他为自己，也为现代文学研究界开拓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领域。对于博士生而言，这是很多人向往，但未必能实现的愿望。他的努力在博士论文答辩时得到了回报，《租界与三十年代文学》被评为山东大学优秀博士论文，随后又获得了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

　　永东从学生时代起，做学问就显得比别人认真得多，这从很多小事都可看出。多年前遇到某学術刊物的编辑，他谈起永东，特别称赞他的来稿往往处理得非常细致，尤其是论文格式所要求的，编辑无须做任何改动。那时候各个刊物要求的论文格式有所不同，电脑处理也有不方便之处，对此我们都有体会。后来还有别的刊物编辑也对永东有此称赞。我当时还留意了一下，两个刊物的注释要求不同，而李永东的来稿给编辑留下相同的深刻印象，恐怕不是短时间的来往了。事实上，永东的博士论文就显示出这种认真，而此类事情并非小事：论文摘要、关键词是否精当，看得出作者的思路是否丰富、清晰;注释的质量是否上乘，无懈可击，反映出作者治学的功力是否到家。平时应刊物之约审稿时，每每阅到从摘要到注释都不免粗疏的论文，就会觉得作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都未把握住。待读完全文，最后的判断也八九不离十。永东在研究生涯开始时就极为重视这种“训练”，有着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很好的起点。“认真”是再普通不过的二个字，却是决定一个研究者学术生命的关键。这是老生常谈，但绝非套话空话。当学生带着“认真”离开学校时，老师们是放心，并且可以寄予期待。

　　永东毕业后去了西南大学，“朝夕相处”的联系顿时少了许多。我的性格是到哪里开会、出差或自游，都不会主动和学生联系，所以相互见面就更少了。永东仍然是个做事认真的人，几次来山东青岛、潍坊等地招生，办完事情就如期回校，我们也未见面。不过，永东又是个非常认真执“弟子之礼”的人，每一个可以表达问候的日子，电话里总有他的声音，所以我也大致知道他在做什么。租界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他学术研究的出发地，他后来拓展出的两个研究领域与他的出发地关联密切。“半殖民和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命题可以看作由“租界”包含的殖民性引发，“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也可视为租界文化语境中上海想象的民族认同心理机制的扩大。但这种引发、扩大，在永东的学术生涯中自然、巧妙地发生，让人感觉到他不懈的努力。“半殖民和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命题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引起的反响是很有学术史意义的。国内多家重要学术刊物就这一话题展开了专门的讨论，而参与讨论最主动积极的是“70后”的研究者，甚至可以说，这一学术话题成为“70后”学术语境中的课题。当年，孔范今先生所属的“40后”中生代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重要命题，带来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扎实进展。而“半殖民和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一类学术命题，则是“70后”新生代从他们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探求中产生的，可视为他们独立地承担学术史新的一章书写的一种标志。当然，如果学术命题重要，那么，自然不会只属于某一个世代。而事实上，“半殖民和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命题也被前行者们所关注，例如近年来，陈思和老师在不同场合就谈及，完成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整合，“殖民性”可以是一个有效的学术角度。而我近年出版的《百年香港文学史》和《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等史著，其背景是“百年中华民族文学史”，“（半）殖民和解殖民”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维度。但李永东对“半殖民和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思考，完全是从“70后”身处的学术语境中展开的，其中包括对自己曾接受的学术命题的重新思考，取代的是对中国近现当代历史更细密、深入的查勘、体验、辨识，将百年中国文学观念、创作置于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生成、动态流变的结构性空间中予以考察，尽可能观照到其复杂性，但又能透视到其根本性。近年来，“70后”研究者不断独立地提出了一些研究的新命题，这是“70后”研究群体成熟的重要标志。而永东“半殖民和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有其代表性，相关讨论体现了“70后”对自己学术承担的自觉，而对其展开所面临的复杂艰难性的清醒，则表明“70后”群体的学术积累日益丰厚，其研究心态显得久远平和。“70后”是第一个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完成教育，开始自己学术生涯的世代，没有“前30年”的拘囿、负担，所处年代既打开了世界窗口，也重新发现传统的力量。这一世代，是完全可以提出并完成自己的学术命题，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永东的努力，在这一意义上，自然可以得到更有力的发挥。

　　永东申报青年长江学者时，和我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的通话，给我的感觉是他心态的放松平和，因为谈着谈着，就完全离开了长江学者申报的话题，而进入他感兴趣的研究如何拓展的闲聊。永东的硕士学位是跟着谭桂林老师念的，受过谭老师很好的学术熏陶，保持着当年的朴实，又不断增长着灵气，所以谈起学术研究的一些具体题目，每每有历史感和现实触动中的引发。他那本尚未出版的新著《文化间性和文学抱负》，即便是章节题目，也几乎每一个都闪现出功力和灵气点燃的新意。还有他对民国城市文学想象的“想象”，从天津、上海，到重庆、成都，即便是当地的“70后”，要作出如他那样历史穿透力和想象建构力的把握，也是罕见的。文学研究的深度往往是在研究者富有个性的实践中才能抵达的，永东研究的潜力正在于以不懈努力滋养自己研究的个性。看到他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优势，“独立前行”的步子稳实，是让人欣慰的。

　　永东让我写点“印象记”。其实，人文研究的手工作坊式使得每一个有所成就的研究者，都很难给人以较多较全面的印象，即便是老师对自己的学生，也如此。也许，他们著述中的思考，才会透露出他们的内心。但中国的环境又往往不是这样。我曾听一些学生谈起他们的一位导师，课后讨论时，这位老师谈兴正浓，不少问题发挥得酣畅淋漓，让人受益颇丰;同样的内容，待到整理成讲稿，思想“锋芒”收敛，甚至“中规中矩”;再到发表论文、出版书稿，讨论时的思想冲击力、启发力已大大消退。所以，我对“70后”的期望中还有“期待”：他们的“不惑”之年，是否为中国学术的“知天命”之时，如何不被强势的“政治”“经济”力量所宰制，而保持本学科学术生存、发展的独立品格;如何不被别种的强势文化所淹没，而保持自己民族、自身学科的探求。毕竟当下，非学术干扰还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压制性，对学术的伤害难以抗衡。“70后”要在学科学术史上多留一些坚实的足迹，自身“抗衡力”的养成，也许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永东他们，自然会用自己的学术努力来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