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与范式转变反映在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到多民族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此前的许多关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研究在“民族性”的内涵和外延之间缺乏明确的区分，导致了民族文学批评指称的混乱。当我们从世界文学格局和中国文学内部来讲，民族性所指完全不同，这有助于今后对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继续深化理解。另一方面，问题意识的发掘是民族文学研究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推动民族文学批评范式转变的首要问题。
关键词：多民族史观;问题意识;范式转变;民族性
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中国社会文化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受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也逐步由单一的 “阶级分析”模式，进入了全新的“多元批评”的发展时期。尽管在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下，民族文学批评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民族文学批评理论建设和民族文学批评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当代民族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不足，不是个别性的问题，而是全面表现于宏观理论研究和整体把握与微观具体批评上”①。其中，由于“民族”及其相关概念的翻译导致“民族”的内涵和外延缺乏明确区分，形成了民族文学批评指称的混乱。就世界文学格局而言，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性，往往与世界性相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性往往是由以汉族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批评特质而呈现;从中国文学内部来看，汉族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使其民族性特征处于隐匿状态，民族性便成为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标示性特征，由此，民族文学批评往往等同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成为主流文学批评的补充性的边缘性存在。对于文学批评在民族维度上认知的错位，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文学批评本土化理论建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为客观、历史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为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的观照范围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立足于“中华性”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一、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与文学批评的
民族维度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逐一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而‘民族这个维度却长期被忽略，沦为一个被社会、文化、政治遮蔽的概念。”②在此，胡亚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学批评中缺乏明确的民族维度。张学昕也在《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立场》一文中就如何消除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的强势侵袭，提出“丧失民族立场就等于丧失了文学的生命。我们的批评家应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在批评活动中表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③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维度的发现，成为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本土化建設的重要路径。然而，在中国的主流文学批评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界，对于“民族维度”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异，此种差异的存在源于对“民族”内涵的不同理解。王先霈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他指出，“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性问题。民族这一术语有几种歧义，其实，说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性更合适”④。
汉语的“民族”一词主要由英文Nation对译而来。关于英语Nation和汉语“民族”的词源考察已有许多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赘述。恩格斯提出，“语族一旦划分（撇开后来的侵略性的和毁灭性的战争，例如对易北河地区斯拉夫人的战争不谈），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 ?ten]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⑤。可见，Nation属于现代历史的产物，在西方主要指与国家概念相对应的现代民族。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首次提出的“中国民族”的概念，及至此后逐步发展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观念，正是受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影响的结果。作为“中华民族”一词早期使用的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将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将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中国的主流文学批评界对于文学批评的民族性强调也正是在此理论语境下产生，是面对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的输入所形成的影响的焦虑的一种反驳。然而，在现实语境中，“民族”一词又多对应着Ethnicity。Ethnicity（族群）主要源自古代原始社会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逐步发展为对民族国家中不同族裔的指称。目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学术刊物《民族文学研究》就是对译为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而与之对应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月刊《民族文学》则译为National Literature。二者都未采用Minority Literature（少数民族文学）的对译形式，且尽管刊物中刊发的绝大部分篇目为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的文学作品或理论家的研究文章，但也有少量的汉族作家或理论家的篇目。可见，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眼中的“民族”涵括了代表主流文学研究的汉族。而主流文学研究中的“民族”则立足于“中华性”，虽然在理论上涵盖了其他少数民族，但在实际的理论阐释和批评实践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则被虚化，甚至漠视。“我中有你，你中无我”，正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尴尬境遇的呈现。
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将中华民族看成是一个“民族实体”和“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提法在国内外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华多民族文学也已获得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虽然研究时间不是很长，却产生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既有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这样包容了中国自古而今各民族文学成果的文学史著作，还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研究等方面的论著。21世纪伊始，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完整、多样的总体地图”，对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很快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亚虎等所著的《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区域性民族文学关系，关纪新主编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一书则对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索。20世纪90年代，邓敏文所著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开启了对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究，自2004-2006年“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开始涉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探讨，学界对这一理论观念开始了深入持久的讨论，邓敏文、关纪新、朝戈金、徐新建、罗宗宇等都发表了极具价值的论文，李晓峰与刘大先所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不仅深化了以往对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理探讨、理论建设，更关注到了之前容易被学界忽视的很多前沿问题。由于关注重心的差异，这些研究成果更多是对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宏观探讨，其中对文学作品的考察更多从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进入。这些研究成果为民族文学批评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主要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提出和倡导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概念，不仅有助于推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更能在破除汉民二分思维的基础上，有效吸纳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资源，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的本土化进程。多民族文学在于强调多民族的文学，也就是说要在民族多元的基础上反映出文学的多样性特点。在“中华民族”的基础上，提出和倡导“中华多民族”观念，就不仅是重要的，更是必要的。因而，对于文学批评的民族维度的强调应基于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在中国自身的文学批评建设中，凸显批评的多民族性，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纳入到文学批评的范围内，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放置于中国文学批评建设的理论框架内，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使文学批评能更好地回应国内多民族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为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建设开辟新的探索路径;另一方面，在面对西方强势批评话语的挤压，立足于文学批评的中华性这一基点，以富于民族自身个性的理论话语来与外来批评理论进行对话，避免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殖民性格的生成，在批评中彰显时代特点，弘扬民族精神，既要有坚定的民族意识，又有宽广的人文情怀，在对话交流中建设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文学批评。
二、民族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与范式转变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曾经提出过两个颇有意思的问题：（1）为什么我们获得的材料如此之少，而产生的知识却如此之多？（2）为什么可利用的材料如此多，而我们的知识却如此少？他认为，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确，后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当下的民族文学批评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民族文学批评的乏力或许可以归之于具体创作和批评材料的缺乏，但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民族文学创作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更为丰厚的成果，而民族文学批评却未能出现与之相匹配的繁荣面貌。“相对于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当代民族文学批评却难以应对复杂多样的创作实践而凸显阐释的无力和批评的错位，总体情况可以概括为：‘提出措施建议的多，切实解决问题的少;话题争鸣的多，有思想理论深度的少;玩概念、凑热闹的多，踏踏实实思考的少。”⑥其中，问题意识的缺乏是民族文学批评发展滞缓的重要原因。
问题意识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問题的自觉。问题意识不仅体现了个体思维品质的活跃性和深刻性，也反映了思维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强烈的问题意识作为思维的动力，促使人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直至进行新的发现、创新。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其著作《我们如何思维》中强调，任何富有创新意义的思索总是发端于思索者的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以“问题意识”为中心，采取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合作方式，这无疑对那些在传统的学科框架内讨论问题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问题意识的发掘是当今任何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民族文学研究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推动民族文学批评范式转变的首要问题。
当代民族文学批评面临很多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问题意识”：如，民族文学批评应该如何提出问题？哪些问题是有价值的？其价值相对于何种对象而言？在何种层面上，何种语境下有何种价值？不同的批评范式观对问题如何进行界定与研究？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都应首先回应这个基本问题：“民族文学批评”的内涵是什么？其批评对象的范围如何划定？如前所述，由于“民族”概念在翻译和使用中的混乱，“民族文学批评”基本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缩略式表达，众多关于民族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呈现的基本都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思考，作为主流批评话语持有者的汉族的民族性被自动隐匿。这种状况的出现源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作为边缘性批评姿态的现实境况，民族性是其区别于主流文学批评最具差异性的特质。从整个民族文学批评发展历程来看，“民族文学批评”以“民族性”凸显“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如此称谓置换所带来的将主流文学批评排除在民族文学批评之外的情状，不仅存在学理上的混乱，而且其中所暗含的汉民二分的批评定势将会阻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乃至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因而，民族文学批评建设首先应正视文学批评的民族维度，尽管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上，不同民族，尤其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并不能就此将民族文学批评等同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而忽视作为主流批评的汉族的民族性特征。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一体”的发展历史。20世纪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使得中华多民族文学交流更为频繁，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文学展现出一系列相近的创作征象与书写特点，几乎很难找到纯而又纯的“单一基因”的民族文学标本。对于文学批评的民族维度的考察，应坚守民族间性立场，关注各民族文学批评之间的交叉与融通，不同民族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不同，民族间的优势影响现象也客观存在，然而，中国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成果，这已然是不争的事实。李晓峰从多民族历史观、文学观、民族观、国家观和哲学观等方面展示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构成要素的多元性和整体性。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和确立，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方法和范式的重大转型。因而，民族文学批评应该是从民族维度切入，以中华各民族文学创作为批评对象。鉴于民族文学批评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多民族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实践，以其对于民族文学批评多民族性的强调，有助于推动民族文学批评乃至民族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多民族文学批评”是在既有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研究基础上的推进，从“少数”到“多数”不是“55+1”的简单叠合，而是在获得关于各民族文学批评互融共通的认识前提下，体现出的对于民族文学批评范式变革的自觉追求。
多民族文学批评观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有其不同的价值功能，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不能以固定的尺度去评判与衡量，更不能以主流话语和强势话语作为预设的批评标准来衡量一切民族文学的优劣。只有充分认识文学的多民族属性，并回到民族文学的语境中才可能做出契合于作品自身特质的评价。当然，回归到民族文学语境并非将作品囿于特定的民族文学视野之下，而是立足于民族性的基础上，考察民族文学中的民族间性因素，即考察各民族之间在文学上如何相互影响，尤其是具体到文学作品中，分析其他民族文学因素如何渗透进某一民族文学作品，或者具体的文学作品如何吸纳了多个民族文学特质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就涉及到如何确定民族文学批评标准的问题。刘俐俐在《“美人之美”为宗旨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几个论域》一文中明确提出的确定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标准层次性的五大原则颇具洞见：“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与民族文学自身进步发展同在的原则;民族文学最高标准与民族文学发展中的水平相互兼容的原则;各民族文学与其生活生产相关性形成的价值与文学研究可能意识到的超越于文学的多方面价值相互兼容的原则;各民族文学独特审美追求与多民族一体总体文学相结合的原则。”⑦
三、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到多民族文学批评
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到多民族文学批评，突破了以往民族文学批评所常有的大小民族二分思维的对立。大小民族二分法不仅妨碍了正常的文学交流和知识积累，也成为造成民族文学批评弱化的思想根源。如，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文学，其研究的范围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传统文化、民间资源、风俗习惯等等。这种二分法也严重地忽视了文学发展和交流的客观状况，这必然导致批评的偏颇。“重建文艺评论的公信力、重新确立文学评论中相对稳定的价值评判标准，最基本的还是要重视文艺评论的客观性。”{8}多民族的提法意义深远：
首先它代表对象的开放，体现着在叙说中国文化的民族构成时对过去一元的“华夏论”和二元的“汉与非汉”模式的突破，它显示着主体的多元，从而超越了各民族那样的数量罗列，为表述上的多向交流拓展出对话空间;再次，由于“多民族”所构成的是互动和互补整体，从而为从族群和地缘的多样性角度考察古往今来的“华夏”和“四夷”（乃至周边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提供了整体性的论述观点{9}。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到整个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下来观照，打破传统的汉民二分思维，对于民族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启示。比如，将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和生态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发掘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生态理念，如李长中主编的《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等;将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视角结合起来研究，唤醒或强化更多民族女作家叙事艺术的探索意识，如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叙事方式探讨的系列论文;将文学和族群文化与族群认同结合起来研究，解析作品中的人类学风格，更多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文化符码。这些研究凸显了批评理论的创新。
多民族文学批评概念的提出源于近百年来中华多民族文学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整体现状。多民族文学批评实际上是将中华多民族文学作为考察对象，将汉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放置于同一层面，把各民族文学视为一个多元的整体。比如，多民族文学批评可以从故事、叙述主体、时空、听觉叙事和叙述可靠性等维度作为突破口，对中华多民族文学中的独特现象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从而总结中华多民族文学独特现象及其共同规律。分析中华多民族文学是如何表现民族性、民族记忆、民族传承、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民族交流等基本问题，同时，强调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的交流互动，相互影响。在多民族文学故事讲述中，凸显出民族文化、民族思维的交汇，避免了从单一民族文学从低到高的发展的推演，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理论的视域下，能回避主体与客体对立的问题，深入到对意义的追问。以基本问题的方式寻找突破口，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可以尝试建立中华多民族文学批评理论。多民族文学批评将能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相应的理论佐证和文学批评实例。这对于深化文学理论和民族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1.文化伦理观念与文学发展关系。中华多民族文学是一种事实意义上的存在，长期被忽视。近百年来，中华多民族卷入了同样的历史河流中，前期，跨文化伦理的冲突被社会历史的推进而遮蔽，或者说取得了某种一致性。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趋同使得文学书写有了更多共通性。尽管文化伦理冲突依然存在，但却随着民族交流的加深而日趋得以调和。
中华多民族文学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展现出了中华民族内在的伦理困扰、道德焦虑和文化认同危机。文学发展与文化伦理观念转型始终密切相关。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于对传统文化伦理范式的反省和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确立。文化伦理变革直接影响到文学价值的标准确立。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形象的反映。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是各民族文化、各文化要素在历时传承和共时整合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存在形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二者相互依存。民族精神只有反映时代精神， 才能使一个民族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时代精神只有与民族精神相结合， 才能生根， 转化为催生民族向上的不竭动力。多元族群和异质文化也是中国社会的特征。中国社会逐步认识到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每一个族群的文化具有独特的重要性，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学习、相互包容、相互尊重是文化交流和进步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共同创造一个多元、和谐、开放、健康的社会的需要。这表明中华多民族文学是文化伦理立场的多元与交融。
2.随着全球化及现代性的快速推进，作家的身份意识不断觉醒和深化，少数民族地区也或主动或被动地纳入现代性发展逻辑这一总体社会文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作家也具有了更为明确的身份意识。部分文学创作过多受制于单一的身份叙事，局限于狭小的地方性知识景观的再现，但也有不少作家积极拓展自己的书写视阈，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民族性与现代性等多重张力语境中建构个体、民族与国家等多元主体身份认同，在叙事策略中显示出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及文学主体的复杂性，即既具有其独特立场、民族性言说，又有着对于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共同性的人性及情感体验的书写。因此可从多民族文学叙事策略的民族性与多元化、多民族文学中的民族身份认同和人类意义探求、多民族文学中“叙述者”的地方性表述和普遍性追寻、多民族文学本土化与他者化的交流对话等方面进行。
3.时空是文学的基本要素，更是彰显中华多民族文学叙事中民族性的重要场域。近百年来，文学时空观念的更迭愈发频繁，文学叙事中的时空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对于叙事时空的审视为多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批评维度：一方面，在民族特异性元素逐渐消融的语境下，紧扣叙事文学作品中的时空要素，有助于研究当代民族文学中面临的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叙事时空的关注，将与既有的叙事理论中所涉及的时间和空间问题的探讨形成交叉，有利于把握多民族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与艺术特性。多民族文学作品中的时空呈现类型纷繁多样，从而传达出不同民族在民族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多维精神向度。可以从中国文艺审美思维的时空二维性与现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发展、民族宗教信仰中的时空体认与文学表达、多民族文学中记忆的时空性等方面进行，还可以探讨多民族文学中时空呈现主要类型，比如本土空间与民族怀旧心理、社会空间与民族求变心态，文本空间与民族身份的艰难追寻等。
4.视觉与听觉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两种主要方式，也是多民族文学叙事中的基本元素。少数民族传统的聚居生活方式、部分民族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媒介的相对落后（视觉艺术不发达）等因素导致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中听觉叙事的发达，体现为故事讲述者与对象之间，往往是在场的“讲”与“听”的关系，而不是缺席的“写”与“看”的关系。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化，加之当今图像时代的推波助澜，导致人们的文学表达和感受方式出现严重的视觉偏斜。听觉叙事如何与视觉叙事等其他方式共融，建立立体的叙事感知，更好地展现多民族文学叙事对于民族传承、历史记忆、自我的文化身份建构。听觉叙事有助于寻找失落的身份，建构富有价值的民族身份。可以从口传文学中的故事性质与听觉感知叙事;多民族文学叙事研究中的失聪现象;多民族文学叙事诗学中的声音景观与意义传达;听觉叙事在表现民族心理、建构民族身份中的意义和价值。
5.中华多民族文学叙事诗学中的叙述可靠性批评。随着近百年来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及文学传统的自身流变，对可靠叙述的颠覆成为许多作家文学实践和读者文本解读的一种共同趋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阿来的《尘埃落定》为代表的“天真叙述”“白痴叙述”等不可靠叙述样式在多民族文学叙事文本中日趋增多，中华多民族文学叙事呈现出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并存的文学场景。叙述可靠与否的判定涉及文学活动中多种角色复杂的伦理立场和价值判断，文本形态的复杂性需要对其形成机制进行细致解析。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现代性进程中多民族文学叙事变革;从可靠叙述到不可靠叙述;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差异原因;叙述主体的一体与分化;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形成机制辨异;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美学特质辨析;叙述可靠性变化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构建。
6.中华多民族文学叙事交流与影响。近百年来，中国多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日益密切，几乎很难找到纯而又纯的“单一基因”的民族文学标本：一方面，多民族文学叙事极富魅力，凸显文学交流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文学交流的结果必然会影响或消磨自身的独特元素，从而导致影响的焦虑。例如，对于阿来文学作品民族属性的讨论，正是民族文学交流的深入发展及其造成影响的焦虑双重表征。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难以隔断的多民族文学交流与民族文学繁荣;多民族文学叙事交流与民族性的保持;影响的焦虑与民族身份认同、构建、共生共赢;全球化视域下的多民族文学交流与影响的焦虑。
中华多民族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中华多民族文学批评是对当代批评理论的拓展。多民族文学间具有相通性，也具有异质性和互补性，凸显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丰富多彩和文学价值的独特意义，中华多民族文学批评的提出正是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從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到多民族文学批评，是价值的两个维度的体现。就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本身而言，它主要研究对象是民族身份与民族价值，以及民族文学的独特现象，它在民族身份塑造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特殊的意义。就多民族文学批评而言，它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华民族整体的价值理念，关注文学的普遍价值与现象，也就是突破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二元价值的对立。强调多民族文学批评，只是强调价值的共通性，并不能以此取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本身，它们的价值和作用方式是不同的。
注释：
①姚新勇：《对当代民族文学批评的批评》，《文艺争鸣》2003年第5期。
②胡亚敏：《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③张学昕：《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立场》，《人民日报》2001年8月18日。
④{8}王先霈，杨柳：《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科学性和民族性》，《文艺报》2015年6月29日。
⑤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⑥李长中：《当代民族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⑦刘俐俐：《“美人之美”为宗旨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几个论域》，《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9}徐新建：《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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