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长安（以下简称“方”）：武汉大学诗歌传统深厚，文学院第一任院长闻一多先生，既是诗人，也是学者。武大樱顶有闻一多塑像，他是一种精神象征，或者说诗歌文脉体现。从五四到现在，武大代代出诗人，大家写诗、吟诗，成为一种传统，珞珈诗歌或者说珞珈诗派是现代以来新诗坛的重要力量。学术研究方面，诗歌也是一代代学人们关注的重点，古代文学专业且不说，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我的老师陆耀东先生、孙党伯先生、龙泉明先生、於可训先生等等，都是著名的新诗研究专家，都有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武大是公认的新诗研究的重镇之一。在这样的诗歌氛围里，我对新诗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跟随龙泉明老师读硕士期间，最初几篇习作，都是新诗方面的。
于：扎根于史料，强调“论从史出”似乎成了珞珈代代学人共同的特质。这似乎不仅是一种治学态度，更成为一种精神坚守，也是您对后辈学人反复强调的一点。
方：你的概括非常好，“论从史出”是武大人的一种共识，它是武大务实精神的反映，在浮躁的年代，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信念，一种精神坚守。
学术研究当然有不同的路径、方法，我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尝试着文学研究的，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创新的时代，为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方法论更新成为学界共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思潮。西方各种理论被译介进来，以新的理论透视文学现象，理论成为研究的重要方法。但是我进武大读书后，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老师们都强调学术研究不仅要理论方法更新，更要重视一手资料，要“采铜于山”，认为这是学术研究创新的基础。教研室老师们不约而同地要求我们，必须去阅读民国时期的期刊，借助期刊去真实地感受过去的时代，认为这是回到历史现场的最好途径。所以，读书期间，我常常呆在老图书馆阅读《民报》《时务报》《新青年》《新潮》《创造季刊》《现代评论》《现代》《东方杂志》《诗》等。这些期刊的封面设计、插图、广告等，确实一定程度地展示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现代性”，使我对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有比较具体的认识，而没有以西方现代性理论硬套中国现代文学;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从期刊史料中发现了很多有意义的现象，发现学界少有关注而又颇有价值的材料，使我意识到阅读一手资料才是研究的“捷径”。我是龙泉明老师的硕士、博士，他特别喜欢谈他的老师陆耀东先生搜集资料的硬活，我也常常听陆耀东先生颇为自豪地讲述李欧梵先生到他书房，称他是新诗集第一私人藏家。陆先生为写《中国新诗史》曾与夫人谢咏梅老师到北京、上海、重庆等一些重要的图书馆和旧书店搜集、购买、抄写新诗集，在学界传为佳话。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忌空谈。这些对我影响很大，使我慢慢养成了从一手资料进入研究的习惯。当然，只有材料肯定不够，必须具有穿透材料的眼光，所以理论学习、理论思辨也很重要。从1980年代过来的读书人，大都对理论感兴趣，比较广泛地涉猎了各种理论著作，有文学方面的，也有历史、哲学、政治乃至经济方面的。但我要感谢武大我的老师们，他们让我在理论阅读的同时，沉静下来，研究中追求史与论的结合。我当老师后，当然也是特别要求学生看一手资料，将之视为学术研究的正路。
于：在对您的见刊文章进行梳理和细读中，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现，2002年至2006年是目前您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时期，发表了数十篇有分量的论文，您把研究聚焦于十七年时期外国文学译介传播问题，比如2002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的文章《论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语境中的嬗变》，用大量的史料揭示了苏俄文学和欧美文学在十七年文化场域中的传播状况。您认为“两结合”置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因有冷战因素的介入，同时也有民族身份模糊产生的焦虑感。在这篇文章中，您提及的“民族身份的焦虑”，是理论性话语，同时又是史料性话语，二者之间相佐证、相契合。这种对两种话语的处理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您扎根于史料的同时，又以一种新的视角或者新的思维方式对十七年译介狀况进行重新审视和整编，重归特定时期的历史现场？
方：龙泉明老师1996年主持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即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他给我分了两章，一是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关系;二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我当时感兴趣的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但老师分派的课题任务得认真做啊。一般认为，十七年文坛与外国文学关系较为疏远，只是与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化的关系，但在大量阅读那个时期的报刊杂志和翻译资料后，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十七年期间不仅与苏联文学关系密切，还与欧美文学有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且外国文学翻译比现代时期更繁荣，苏联的、亚非拉的和欧美的作品大量译介进来了。这是被盲视的历史事实。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现象，是当代文学史常识和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在这之前我做过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培养了一种宏观研究的思维习惯，或者说习惯从世界看中国吧，所以我打开了自己的认识视野，将十七年中国的文学现象与问题放在世界文化、文学背景上认识，而那个时候世界处于冷战状态。冷战是意识形态现象，但我认为又没有那么简单，各个国家在意识形态认同的同时是有自己的民族诉求的，将这一观点引入到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十七年外国文学译介研究中，一些较为复杂的现象就容易理解了。民族身份焦虑现象，不只是一个概念问题，而且是一个史实支撑的事实问题。从史料中发现了理论问题，理论话语与史料之间相得益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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