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兵

　　摘 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现实，如何认识与把握现实对象，不仅意味着提问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问题思考路径的改变。文章从“人民”“中国”“伟大”三个核心范畴来考察习近平文艺论述的时代创新，并试图通过读懂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论述，考察当代文艺“问题性”的变化。

　　关键词： 习近平文艺论述;问题性;人民文艺;崇高现实主义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需要面对的情况，需要处理的问题，问题作为时代的口号、时代的声音，变化的不仅仅是问题本身，就连提问的方式与思路、问题背后的目标与价值诉求，以及可能引发的求索与答案，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即使是类似的提问，但是对话的对象变了，处置的语境变了，问题内部的结构关系变了，什么被突出了，什么被隐匿了，说了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问题的话语表述背后都有巨大的内涵变化，换句话说，就是人们认识和把握现实对象的特殊方式变了，理论问题的生产方式变了。借用阿尔都塞改造自雅克·马丁的“问题式”（Problematic）概念来说：“如果用问题式的概念去思考某个特定思想整体，我们就能够说出联结思想各成分的典型的系统结构，并进一步发现该思想整体具有的特定内容，我们就能够通过这特定内容去领会该思想各‘成分的含义，并把该思想同当时历史环境留给思想家或向思想家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1}因此，考察一个时代的理论问题性，往往能够见出其中的变化与创新。

　　就文艺而言，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刘勰 《文心雕龙·时序》）随着时代社会生活、风尚习俗的交替转变，文艺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美学趣味与风格气度都会发展变化，不但文艺创作生产方面有不同，文艺的传播和接受机制也都在发生某些变化，尤其是在科技日新月异，新媒体无所不在的现代消费社会，当代文艺问题性必然会发生激变。因此，我们需要以时代问题为导向，抓住这种新变，创新关于问题的理论生产方式，促进文艺思想的创新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言：“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习近平文艺论述的问题性较之以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有了非常鲜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以“人民”范畴为核心，发展“新人民文艺”：由一般意义上的人民和抽象人的表述转向个人、人民、全人类三重维度的辩证言说

　　文艺服务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和价值指向，甚至可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区别于其他各种文艺理论学说的典型的意识形态特征。

　　恩格斯曾提出，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令人震撼的努力，“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2}。列宁则最早明确提出了“艺术属于人民”，他说：“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3}他还提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而言，写作事业“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4}

　　列宁的这一伟大思想在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不断被发扬光大。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对“文艺为什么人”这一首要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做出回答：“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5}从此，确立了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当代的主流文艺可以说就是“人民文艺”。新时期伊始，197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6}他还进一步申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之路。”{7}

　　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8}“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9}应该说，这是新时代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对“人民文艺”的再一次突出与反复强调，无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统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旗帜鲜明的重申。

　　在革命文艺、革命文化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时代，这样的理论表述是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行进中，在全球消费主义文化的风潮中，在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日益式微，对“人民文艺”的特别突显，却是令人瞩目的，我想这既是对革命文艺传统的继承，更是对一段时间以来文艺发展对人民的疏离与偏离的校正。曾经文艺有些迷失方向，文化产业逐渐取代文化事业，文艺作品的精神价值让位于交换价值，文艺从反抗政治干预转向对市场和资本的投怀送抱，甘愿当金钱的奴隶也不当政治的座上宾;或者认为文艺只是个人的游戏，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在形式探险的路上狂奔，似乎越是远离大众的、越让人看不懂的，越是好文艺;越自我、越私人的，越是好文藝……这样的现实挑战是再论“人民文艺”问题的根本价值，这是必须看到的。

　　更有意思的是，习近平时代的“人民文艺”在内涵上也有了巨大的丰富和理论开掘，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人民文艺”。习近平之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文艺”，其实关于人民的内在成分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一直是语焉不详的，大多从阶级成分或政治立场的意义上有一些描述，譬如 “无产阶级”“工农”“工农兵”“劳动者”“劳苦大众”“群众”“建设者”“爱国者”，等等，主要是在政治或者说革命动员的意义上所做的理论说明。这样的说明可以有效整合不同人群，建构起特定群体共同意识、共同文化，甚至形成想象的共同体的特殊意义。但是，一旦关涉到文艺、审美的层面，必然就会引发相关的问题：“人民文艺”的人民与个人是什么关系，因为文艺是高度个人化的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人民与全人类是什么关系，因为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具有超历史超地域超民族的价值普遍性，能给人以普遍的永久魅力，真正是“不废江河万古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希腊神话和史诗等艺术，“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0}。这些问题在新时代已然成为讨论“人民文艺”不可回避的问题。

　　习近平特别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11}把人民落实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个体上，而不简单只是一个政治化的集合概念，从文艺学、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甚至带有认知范式变革的意义。应该说，这是习近平文艺论述对中国“五四”以来尤其是“文学是人学”思想的积极扬弃，彼时，关于人的认识往往可以归为抽象的人本主义范畴。新时期初期“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的呼声虽然显得简单直接，但“以人为本”的思想逐渐得到整个社会的消化吸收。如果看不到审美、艺术与个人的密切关系，总是会与艺术实际有所隔膜。对真实而具体的个人的强调，顺应了当代社会追求个体自由与解放的时代大潮，并且把过去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隐而不显甚或阙如的要素彰显出来，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习近平还进一步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2}也就是说，人民作为一个个具体的真实的个人，其美好生活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这种需要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因此，社会发展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3}文艺发展也必然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根本的衡量标准和发展目标，这是文艺发展使命与责任的有力界说，从而也在具体的现实维度把文艺的个人性与人民性结合起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命题在当代中国的激活，是对文艺个人性的深刻挖掘。

　　但是，艺术从来也不只是个人的事情，正如萨特所说：“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必将遭到最惨的失败;人们在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纸上去的时候，充其量只不过使这些情感得到一种软弱无力的延伸而已”“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尽管笼统地说，作家为了所有的读者而写作，但“作家也在对他的同代人、他的同胞、他的同种族、同阶级的兄弟们说话”。{14}这里，个人与人民的关系不是割裂的，而是辩证统一的。

　　更进一步看，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15}思想中还蕴含着关于文艺人类性的思考，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应仅仅局限于习近平外交思想来理解，这是其整体思想中重要的一环，关乎终极伦理的重要一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怎样生活才幸福”“人如何生活得更好”这样的伦理学的核心命题始终都是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定;同时，文艺最终必然会触及全人类这样终极、宏大的命题，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日益加深，国际交流交往日益频繁，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与挑战。马克思当年看到的“世界文学”来临时的朦胧模样，其形象在今天的世界展示得日益明显。可以说，今天讨论“世界文学”，一个绕不开的议题便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没有一个民族及其文艺与文化可以在这个地球村落中躲进小楼成一统，不问春夏与秋冬。强调文艺的人类性，这本来也是现代文艺、现代审美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正如卢卡契所言：审美“是由人的世界出发并且目标就是人的世界”“是以个体和个体的命运的形式来表现人类”。{16}

　　可以这样说，习近平文艺论述中关于“新人民文艺”的论述，以“人民”范畴为核心，辩证处理个人、人民、全人类这三者的关系，这是对革命文艺思想的继承与综合，也是对长期文艺发展实践正反经验的总结归纳，更是对新时代社会和文艺自身面临的新的问题与挑战的理论回应，这种辩证的思考符合文艺自身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发展的一致性。这种统一还可以在习近平的“梦想诗学”中见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17}“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同。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世界好，中国才会好”{18}。“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19}个人、人民、民族、国家、世界、人类在这里成为一个辩证统一体，我们也似乎看到一个带有共产主义愿景的大同世界理想，“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在那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

　　二、以“中国”范畴为核心，形成古今融通、中外互鉴的整体性文化传统观与历史观

　　文艺的发展离不开对文艺传统的批判继承，任何新的创造，无论是新思潮、新学说的兴起还是新的艺术作品的诞生，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性。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1}

　　毛泽东反复告诫人们“不要割断历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2}。他还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舊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23}割断历史，否定传统，背离民族精神，艺术就没有了生长发展之根。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文艺与文化实践中，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古/今、中/外的复杂关系，无论从晚清国门洞开之际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论，还是1980年代新启蒙的“西体中用”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还是当时的“保存国粹”论，甚至“整理国故”之争，都试图处理现实与中外传统之间的关系。无疑，这一历史进程中，洋即新，古即旧的思维一直是居于主流的，近些年学界有人提出自五四以降中国传统文化断裂论，民间有此判断的亦非少数，虽然有些夸张和武断，但绝非没有根据。尤其是在经历了新中国成规模成体制地把传统文化作为所谓“封资修”文化予以根本否定之后，如何正确面对中外传统，一直是一个根本性的现实挑战和理论命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并没有在实践中被真正贯彻，而且这种略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态度会不会直接为主观随意地而非科学理性对待“古”与“洋”埋下了理论伏笔？

　　更为复杂的情况还在于，由于当代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倾向等原因，当代中国如何面对现代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化传统？如何正确评判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新时期所谓前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至今所谓后三十多年的文艺现实？如何面对新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如何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所谓“东风西风”循环论走出来，看待今天的中西文明互鉴？可以这样说，如何面对历史意味着如何选择未来，这些问题是关乎中国社会、中国文艺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早年就曾强调，“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24}。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社会上乃至学界，有人以“五四”启蒙和新时期所谓新启蒙理论来看待现代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化，甚至认为革命文化左翼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插曲，只有到了新时期所谓的“新启蒙”才又重新接续了“五四”启蒙传统，无论是革命年代的文艺实践还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探索，都不能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遗产和资源，而应作为历史的沉重负债而被清算，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成绩否定之前三十年乃至整个左翼革命文化与文学，所谓要“告别革命”。当然，也有人用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文艺成就否定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的文艺道路，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向资本主义文艺的倒退;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状况的评价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取得了空前的繁荣，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因为它更加与世界接轨了，更加现代化了，标志是有作家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有极端否定论，譬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也有人认为中国文艺与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被继承被发展的成分越来越少，当代文化存在着严重的营养不良，等等。这种认识的混乱不但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当代中国文艺与文化的健康发展，其实也是某种历史虚无主义在作祟。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25}面对历史既不能有历史后来者的虚妄与骄狂，也不能在历史面前丧失自我的判断。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6}“两个不能否定”的命题为人们正确认识现代中国及其文艺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这里习近平试图解决的是当代中国人的共同意识问题，旨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族群问题、地域问题、宗教问题、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等等因素，社会被撕裂从而引发长期的纷争与动荡，也错过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撕裂社会易，弥合伤口难，这种惨痛的事例不胜枚举。如何看待前后两个三十年，并不像一些“左”“右”人士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历史在这里是复杂的难以非黑即白的，而且因为距离太近，甚至身处其中，切身性太强难以做出真实合理的判断，社会感情也不像算术一样，一是一二是二，而是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甚至与人们的认知都不一定完全重合。任何一种简单轻率乃至实用主义的以此否定彼或者反过来，都会撕裂当代社会，都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带来巨大的冲击，严重影响中国当前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从社会共同体建构的意义上说，这一命题有着政治家的智慧，也与儒家经典思想一脉相承：“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

　　还有一个显然的变化是，现代以来的理论在面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时，相对来说都偏重于对民族传统文艺和文化形式的强调而非其内在的民族精神价值。梁启超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论，认为文艺的革命，“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在形式无法完成革新之前，“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27}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论中相对重视的也是艺术形式方面的深刻的历史连续性：“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28}“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29}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30}。

　　对照来看，习近平认为：“中华文化獨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31}可以说，这是在积贫积弱、救亡图存的急切时代不可能产生的思想认识，只能是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时代才会产生和发展文化自信力，与前人理论大异其趣。习近平可能是论述传统文化内涵、精神价值以及正确的历史态度等问题最为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内在思想精神的角度，以“中国”范畴为核心提出了许多具有高度辨识度的标志性话语范畴：“中国精神”“中华美学精神”“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也包括继承而来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些范畴构织成一个独特的话语系统，形成了认识历史现实的理论框架。在这些话语逻辑背后，没有历史断裂论的踪影，没有所谓前后三十年的矛盾，没有面对历史不知何去何从的彷徨无奈，没有后来者的趾高气扬不知所以，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习惯于以否定前一时段历史来论证自身时代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思维框架，而是建构起一个辩证综合的整体性文化传统观、历史观，以强大的理论气魄，在古今中外的文明交流互鉴中综合创新。

　　习近平是站在全球化时代建立文化自信的高度，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高度，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的高度，来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与作用的。他这样说：“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32}历史在这里汇集成一条奔涌向前的长河，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先人，也滋养着今天奋斗着的当代中国人。这是民族复兴时代的文化立国、文化强国理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