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

　　在全球化背景下，艺术展览的国际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深入，高品质的项目策划与运营将对此产生推动与提升作用。如何实现国际机构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如何向国际观众传达策展理念，如何使项目具有持续性和延展性，从而达到展览交流的理想效果，赢得国际尊重，培育木本项目，建构中国艺术的国际话语体系，在现阶段显得尤为迫切。

　　一、“知己知彼，精诚所至”——有效实现国际机构合作

　　国际艺术交流展览的立项原因不一而足，其中官方项目包括中外领导人互访期间所配合的文化外交活动、中国与各国政府间签订文化交流合作备忘录、互办文化交流年、纪念两国建交等框架下进行总体规划的文化活动等，也有政府支持参加的国际性重要展览及自创品牌活动，例如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欧罗巴利亚艺术节、“欢乐春节”“感知中国”等系列文化活动。民间项目则更为侧重个体宣传效果与市场接受度，例如各地举办的艺术博览会、以画廊为幕后推手的艺术家群展或个展等。国外来华展览遵循外交对等原则，进行与出国展览同级别、同规模的展示，或受到基金会等赞助方的支持，来中国进行单向推广。

　　由于艺术创作现状、运营模式、管理机制、人员结构等方面有所差异，目前中外艺术机构间的合作往往不能立即实现无缝对接，而需要磨合与沟通的过程，知己知彼，熟悉彼此的诉求和目标。以欧美艺术体系运营机制为例，我们首先应对其中的赞助制度、税收抵扣制度、机构管理决策的董事会制、基金会制、艺术基金运营模式、画廊对艺术家的培育机制、艺术博览会、机构艺术品收藏制度、捐赠制度、会员制、百分比艺术政策、公共艺术的概念、艺术品消费习惯等有所了解。而对于国外艺术机构的运营管理模式，更应加以研究和借鉴。以一座中型美术馆为例，一般由主要赞助人组成董事会，负责进行基础的捐助及筹款，并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任命。馆长以下往往分为典藏部、策展部、会展部、法律部、媒体公关部、拓展部、衍生品商店部以及行政、财务、保安等配套功能性部门。展览项目确立初期的谈判尤为关键，涉及展览主题、内容、档期、规模、人员、预算、影响力预期等，需全面评估得失，必要时进行据理力争、协调协商，并对法律协议的条文字眼进行仔细推敲。在随后的展览策划实施过程中，策展人或项目负责人将与前述各个部门均有交集，进行大量细致具体的沟通协商工作，而细节中的经验与知识是专业度的体现，应不断学习、积累和更新。合作过程中应始终秉承诚恳和相互谅解的态度，双方中任何一方遇到问题时，都应共同积极寻求解决方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为合作奠定善意和良性循环的基础。

　　以笔者就职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为例，其旗下中国对外艺术展览公司成立于1950年，是迄今中国唯一拥有全球艺术展览业务的文化机构，以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向中国引进世界文明为宗旨，承办各类重大国际交流展览数千起。近年来，中展作为主承办单位相继举办“中华五千年文明展”“中国文化大展”“东亚油画的诞生与发展”“赴法中国文化季”“赴德国柏林亚太周”“赴印度中国文化周”“中国国际美术年”“中日文化年”“中韩文化年”“中法文化年”“中土文化年”“中埃文化年”等国家重要文化活动，并成为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中国馆的唯一承办单位，还与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组委会、比利时欧罗巴利亚组委会等国际知名文化组织以及古格海姆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这些国际性展览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从最初的立项谈判到最终的展览实现，无一不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沟通，与国际合作方进行各个层面的切磋与磨合，以敬业的态度和专业的素养获得尊重，信任和支持。

　　二、“因地制宜，润物无声”——面向国际观众传达策展理念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充满期待。事实上，由于美育基础的薄弱，艺术管理机制的有待完善，以及对策展这一全球新兴行业的理解偏差，如何从逻辑结构、文本、展品到视觉呈现完整系统地策划一个展览，特别是面向国际观众清晰到位地传达展览理念，使观众充分理解、享受展览并获得共鸣与启示，以达到策展与文化传播的预期，是值得我们持续深入探讨、不断推进的课题。

　　目前国内策展水准参差不齐，尚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策展理念有一定局限。例如一些舶来品艺术观念被直接套用或断章取义，不能直接转化并契合本土艺术创作状况；过分强调艺术理论在策展中的作用，脱离对艺术作品本体的观照，或过于强调观念的贯彻，而忽视对视觉载体的甄别选择；以急于求成的心态进行判断、归纳、贴标签、下定论，脱离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过于服从于出资方意志，缺乏教育引导的勇气、学术责任感和视觉判断力；缺乏前瞻性和长远的展览规划，项目缺乏延续性和累积效应，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品牌的流失。二是在国际上失语或被误读。由于忽视各国文化之间语境不同，价值观不同，关注问题的焦点不同而导致的思维模式差异，从而达不到有效阐释；限于外语语言能力和文化背景的障碍，导致言不由衷，表述不到位；缺乏叙事策略，表达含混不清，无法吸引观众；缺乏自信或过于自大，策划思路不够周详，生硬罗列展品，强加于人；习惯于自说自话，不能够主动出击，导致展览仅限于在华人圈闭合式传播。三是忽视视觉呈现，未充分考虑空间的规划与展陈的细节，设计制作不到位，风格与内容不统一，或展陈形式较单一，仅止于罗列式“挂画”。四是项目管理专业度不够，体现在部门之间各自为政，衔接不紧密；配套活动的设计不够丰富；衍生品开发忽视从设计到制作的完整环节，成品品质不高；公关宣传缺乏整体规划，浅尝辄止；项目人员日常素质有待提高，专业度与积极性不够等。五是技术缺失，例如不熟悉展品交接手续及布撤展要求，展览文本的外文表达不到位，展品标签注解不详细等。解决以上问题还需假以时日，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并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和支持策展人才与展览项目管理人才的成长成熟。

　　参照国内外策展的成功案例，可以概要梳理出策展的几种思维模式，例如：理论先行，典型的展览如著名学者高名潞先生2009年策划的“意派/世纪思维”当代艺术群展，以“意派论”作为理论架构，展品作为理论的视觉注脚；主题展，如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每届由总策展人或艺术总监确立一个兼顾时代性、哲学与社会学思潮的议题，由各参展团体通过作品加以不同诠释；学术专题展，如以艺术语言门类为划分的实验艺术展、新媒体艺术展、版画展、摄影展等，探讨学术发展动向和新现象；时间线索的展览，以历史发展脉络、阶段性发展或编年作为顺序的展览，如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2010年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绘画篇（1979-2009）”、2011年举办的“中国影像艺术20年”大展等；逻辑叙事线索的展览，如中國美术馆魏祥奇先生2017年在东京画廊策划的“云深处：新朦胧主义四人展”，通过作品的逻辑关系营造空间，形成层层递进的观看体验；群展，如中央美术学院刘礼宾先生2015年在寺上美术馆策划的“破图集—中国当代艺术家处理图像的方法”展，共分为13个单元，共有62位艺术家参与，240余件作品参展，对当代艺术的创作方式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个展，如艺术家的阶段性创作成就展、回顾展等；以年龄作为划分，如由正观美术馆发起的“青衿计划”青年艺术家群展等；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艺术博览会，富于故事性的文化类综合展览等。策展思维模式决定着展览内在逻辑结构，进而通过展品的视觉语言、空间与展陈的合理设计构建起展览的外在风格面貌，使之内外坚实完整。endprint

　　为达到国际展览的有效交流，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应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考虑展览所涉及国家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习俗、时尚等各方面因素，对其审美偏好、风俗禁忌、行政区划等仔细斟酌。例如，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大多崇尚金色、白色和绿色，在传统艺术作品中不得出现人物、动物形象，喜爱强烈色彩、繁复曲线和几何图案，关于女性的禁忌较多；部分地区因历史或政治原因在行政区划上有所出入，如需在展览中出现地图应特别注意，以避免引起外交争议；其次仍需注重策展理念的有效传达，分析观众的教育背景以兼顾知识点的普及与观念的引领启发，斟酌展览的概念表述与结构线索的清晰，在展品选择与配置方面注意其中的微妙关联与呼应，重视空间的处理与设计呈现，通过设计对展览主题进行视觉阐释和强化，考虑文字阐述和翻译对于观众理解展览所产生的效果。再者，在交流沟通过程中以融会贯通的姿态实现从翻译-转译到自我表达的蜕变，积极进行机构合作，整合和利用当地资源，调动合作方各部门发挥所长，共同配合实现展览的预期。策展理念传达的理想状态应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通过当地观众熟悉和喜爱的方式，唤起对艺术本质上的共鸣，委婉而充分地体现我们所希望表达的文化理念，优化国家文化形象，智慧地讲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声音。

　　三、“礼尚往来，共生共赢”——项目持续性与延展性的建立

　　1997年11月在美国纽约和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开幕、历时八个月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是迄今為止中国对外艺术展览公司在海外举办的最大规模展览，共展出自公元前3000年迄于清代的200余件文物精品和200余件现代美术作品，其中有些文物和现代艺术品是首次离开中国大陆，全部展品当时价值近3.3亿美元，是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文物和艺术品出国展览。在纽约有450，000观众观看了展览，在西班牙毕尔巴鄂展出时观众达540，000人次，毕尔巴鄂本地人口并没有这么多，也就是说，超过城市总人口1.5倍的观众参观过“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其中从欧洲各国和西班牙各地赶来的观众超过300，000人次。一个艺术展几个月内接待了近1，000，000观众，创造了世界展览史上的奇迹，展览的门票收入超过10，000，000美元。作为展览发起者和出资方的古根海姆美术馆无疑是此次大型国际巡展的赢家，本次展览所创造的直接经济收益、城市旅游收益与长期的国际公众影响力成为其展览历史上出彩的一笔。作为中方合作方，中展专业的展览组织运作能力也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国际赞誉，为日后为数众多的大型国际展览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数情况下，由于官方展览所遵循的外交对等原则，在国际交流中通常体现为两国互办同等规格展览的模式，可谓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为两国观众带来欣赏艺术的良机。在此过程中，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诚恳的合作态度将为彼此带来共生共赢的机遇，可以说每一次新的项目都是建立长期国际合作关系的契机。以文化部支持、中展作为中方总策展组织方的“中国-土耳其文化交流年”为例，2012年为在土耳其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其中的重要展览项目包括在米玛尔·锡南艺术大学文化中心举办的“敦煌文化大展”以及在伊斯坦布尔现代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作为文化年开幕大秀的“敦煌文化大展”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在土方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军械库空间展出，效果甚为壮观。作为回访，次年在中国举办土耳其文化年期间，米玛尔·锡南艺术大学教师创作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向中国观众展示了土耳其艺术与设计的面貌。目前，双方的合作仍在继续。

　　笔者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展”的策展人全程参与其中，从前期筹备阶段安排土方负责人来华考察中国当代艺术，到场地档期的确定、策展方案的制定与沟通、合作协议的商洽签署，直至展览的最终实现并获得良好反响。这个以促进中土文化交流为前提和宗旨的展览，是中国当代艺术首次在土耳其进行整体展示。面对拥有悠久历史传统与现代社会形态、处于东西方地理与文化交汇点的土耳其观众，如何在有限的展览空间中以凝练的笔触勾勒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面貌，以何种角度叙述中国文化的广博深邃与现实的丰富生动，能否产生延展启发的力量，为观众带来体验与提示，是策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议题。同时，展览希望以一种坦率质朴的态度陈述文化的普世价值，避免东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傲慢与偏见”的束缚——比如强调“他者眼光”中的异国情调或仅以商业为主导的流行艺术形态。由此，展览以贯穿于中国文化脉络中的传统价值观作为出发点，关注并探讨其在当代语境下的内在探索与外在表现。展览以“内外兼修”为题，传达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坚持的态度，体现中国文化传统因素对艺术创作的贯穿性影响，艺术家的思考过程与知识背景及现实经验的关系，视觉呈现手段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邀请十六位艺术家以各自独到的表述方式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与思维方式对于当下的意义与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笔者为美术馆公共教育部门进行导览培训，详细介绍策展理念并解读了每一件作品之后，导览员用“启蒙”（enlightenment）一词表达了对中国传统与当代艺术的激赏，体现了艺术无国界的交流共享。此次展览的成功也同样开启了2013中国土耳其文化年的持续合作——展示伊斯坦布尔现代美术馆馆藏影像作品的“新大陆：土耳其当代影像艺术展”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为中国观众呈现土耳其影像艺术的全新观念和独特视角。除共同完成展览项目外，双方还在作品收藏方面进行了成功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国际艺术展览合作既是具体的文化外交，也是专业的沟通交流，更是带动全球化进程的独特途径。它以策展理念为载体传达文化信息和思想价值，通过视觉呈现方式展示设计思维与美学价值，注重合作沟通的技巧与原则，鼓励开拓性、延续性与延展性尝试。艺术交流使时空的距离不再遥远，文化的通道更加宽广，文明的对话持续呈现惊喜与精彩。

　　（作者单位：中国对外文化集团）

　　本栏目责任编辑 孙 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