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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中讴歌不平凡的女性

时间:2023/11/9 作者: 创作与评论 热度: 16901
袁文卓

  作为当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王蒙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步入文坛至今,其创作历程跨越一个甲子。即便是步入了耄耋之年,王蒙的创作激情依然不减,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从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的发表,到不久前中篇小说《女神》{1}的问世,王蒙时刻保持着对文学的执着以及敏感。在《女神》叙事文本里,王蒙主要采用了一种非虚构的创作方法。尽管王蒙与陈布文{2}女士一直未曾谋面,但是小说中的文本叙事早已跨越了时空界限。从《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中赵慧文对林震的心有灵犀,到《女神》中陈布文对王蒙文学创作的鞭策和激励,在一个甲子的文学岁月里穿梭,王蒙给我们传递的不仅是一种对“纯”的萦绕和阐释,更是一种在平凡之中对不平凡女性命运的颂扬。

  一、叙述视角的突破

  叙述视角主要指的是作者在其创作中所使用到的叙述角度以及叙述方法,而通过对叙述视野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作者小说创作的主旨以及小说的深层结构。正如申丹所言:“叙述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诞生以来,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一直是叙事研究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学者们发现,视角是传递主题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3}在王蒙的小说创作中,他经常会使用一些別样的叙述方式以及叙述角度,以达到某种特定的传播效果。比如在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王蒙便率先在中国当代文坛引进意识流小说技法,一时间引起了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的广泛关注,作家们纷纷效仿。具体到这部中篇小说《女神》而言,王蒙在小说开头便采用了回顾性的叙述视角,从湖泊入手直接点明了“全世界最美丽的湖泊当然只能是北海公园太液池。”{4}紧接着由老年王蒙看北海公园的视角,回溯至年轻王蒙对北海公园的青春记忆。作者谈到:“那时候北海远没有太多的游客,特别是老年游客,……而现在到处都是老人,首先是我自己,我已经真的有点老啦。……以前我很年轻,见到的到处都是年轻。北海属于青年。”{5}北海依然是那个北海,那个如痴如醉的天堂。可时光飞逝,作者已从高呼《青春万岁》中的翩翩少年步入耄耋之年。时间和空间的叙述转换将读者的思绪从今回溯至昨,又由昨拉回今。由北海公园的太液湖,到新疆的赛里木湖,再到出访瑞士的日内瓦湖,作者以赛里木湖为参照系将这三者进行了对比性叙述。由北京到新疆再到欧洲,地理位置的转换以及所见湖泊面积及水深的差异,正是对作者认识视野不断丰富和拓展的一种隐喻。文章第二部分描述了近期去瑞士的所见所感,在段末作者更是直接跳了出来谈到:“我坚信我是少有的小说人,你做一个这样的梦试试,如男,如女,如神,如狗,如龙蛇鱼兔,如云烟水雾。”{6}在此小说人和作者合二为一。这段读白不由让人想起作者《杂色》中那段小说人与读者间的直接对话:“这是一篇相当乏味的小说,为此,作者谨向耐得住这样的乏味坚持读到这里的读者致以深挚的谢意。不要期待它后面会出现什么噱头,会甩出什么包袱,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结尾。”{7}《杂色》这样书写的意图在于规避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即想要告诉读者小说中的我并非小说人,以达到一种陌生化效果。而《女神》这里更多采用的是一种非虚构的书写模式。作者接着在微醺状态里穿梭,梦醒时分小说主体人物粉墨登场。文章谈到:“我相信,如遭电光石火,心头一闪,没有任何理由地,因此是绝对地,没有依据、即无厘头地,因此是无条件与不需要举证地相信:她就是你。”{8}

  叙述主体及叙述话语的解放,体现为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主体“我”和第二人称叙述客体“你”的交待:“前提是这篇作品中的我当真是‘我的一半多,而‘她是‘你的一多半。所以我愿意称这部作品是非虚构(non-fiction)小说,说不定我们的同胞宁愿将它视作报告文学。不在意文学的人更在意文体。”{9}在以往小说的创作过程中,鲜有这样“直白”去袒露作家或写作主体在作品中的角色和位置。这种直白实际上是作者的一种叙述策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基于生活体验,而通过作品中“我”(即王蒙)的观察视角去回忆描述曾与“你”(也就是《女神》作品原型人物陈布文)的交往;通过年老王蒙的回顾性视角去审视之前的经历,并在叙事过程中穿插一系列与人物相关的人和事情,人物形象呼之欲出,由“模糊”到“清晰”。文本中频繁出现的四字叠词如:“陈大姐她开局勇烈、闯荡关山、文武战地、急流渡缓、笔墨春秋、经事多端、高处低处、胜暖胜寒、气吞山河、返朴平安、龙飞凤舞、烙饼鸡蛋,伟大忠勇,自在平凡。”{10}这些在对人物形象刻画中大量使用的叠词短语,无疑产生了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这种狂欢化的语言以及叙事话语的解放,一方面体现出了作者对话语的掌控能力,而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者对所刻画对象的熟谙。

  除了对女神形象的描绘之外,作品中还采用了第三种叙述视角——书信。作者在文中引用了三段来信:第一段书信是陈布文尚在中央高层工作期间,亲自给青年王蒙的来信。这对初出茅庐,刚刚踏入文坛的王蒙来说无疑是一种鞭挞和激励。第二段书信是陈布文给好友谢和庚的信,表达了她对老同志的无私关怀。而在给自己孩子们的信里,则浸透着一位母亲对家庭教育的默默付出以及一位长辈对孩子的殷切期望。三封书信相互补充和阐释,共同勾勒出了一个具有完整人格魅力的女神形象。

  当然小说中女神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得益于叙述视角的不断转换,还基于作者采用了一种讲述性的回顾视角。以现在之“我”回顾彼时之“你”的生活经历,并在叙述的过程中不时插入关于陈布文的资料和信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学想象。如文中谈到:“第二天我就收到你的信,……你的信封与信笺上的字迹使我爱不释手,如醉如痴,一时间亲切、秀丽、文雅、高傲、自信、清丽、英杰、老练、行云、流水……各种美名美称美感纷至沓来,我怔在了那里。”{11}陈布文的来信让王蒙惊喜万分,而由其来信的封面字迹让王蒙联想到各种溢美之词。接着谈到了王蒙与陈布文的电话沟通。只见电话那头陈布文爽朗响亮,流利而又成竹在胸的气韵,与王蒙当时设想的革命家以及知识分子身份完全符合。在此构成了文本的第一层叙事,即作为非虚构小说的王蒙与书写对象陈布文的第一次交集。而在小说的具体叙事安排中,文章频繁地采用了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的观察视角。endprint

  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相得益彰。一方面显示出作者对文本中时间概念,以及故事情结发展的把握游刃有余;另外一方面也很有效地还原了作者当时的创作意图,以及对文中人物形象主体的描刻。这是一种对传统叙事时间和方法的超越,也显示出了作者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在《女神》的第四部分以信件为媒介中有一段时间叙事:“感谢你的儿子给我提供了这封一九八五年信的照片。……这是一封在二○一六年只能算作是三十一年前的信。……至于你给王某写的信,是一九五七年,是上面这封信再上溯二十八年所写,也是在计划实现全面小康、消除贫困的二○二○年的六十三年前的一封信。”{12}以上时间概念组合的频繁出现,文本叙事与时间叙事的交叉,以及话语的解放和流动在王蒙的《女神》叙事文本中随处可见。王蒙与陈布文始终未曾见面,因此他只能够通过想象去猜测陈布文如相貌、住址等相关信息。而当作为小说人物的“我”终于在多年之后(通电后的五十九年以后)真正有机会目睹“你”的照片:“这样的大气,骄傲自信而又平和淡雅,更主要是端庄。”{13}由五十九间之年王蒙与陈布文的对话,由此联想到她的容貌和仪表。由想象中对形象高大、人格高尚女神形象的描摹,到五十九年之后终于见到真人照片后的惊喜。跨越近六十年所造成的叙事效果,不仅给作品中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对读者来说,也造成了一种悬念。而这种阅读体验无疑更好地调动了观者的思绪,从而达到了一种主客互动的叙事效果。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该作品的接受与认同。在王蒙的笔下刻画了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对林震心生好感但却欲说还休的赵慧文,到《青春万岁》里具有崇高革命理想的袁新枝;从《爱弥拉姑娘的爱情》中勇敢追求自己幸福的维吾尔族姑娘爱弥拉,到《最后的“陶”》中面对传统和现代冲突下却毅然选择出国留学的哈萨克族姑娘哈丽黛。王蒙笔下刻画了众多个性独特、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在《女神》中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可谓独具匠心。作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篇末写到:“我看到了它们的主人,那个个子不高的女子的脸孔,她有一张东方女人的脸,她的眼窝不像多数欧洲人那样深邃与拉长。她眼睛不大,但左右两只眼拉开了一点距离,她双目的布局舒展、开阔而且英武,她的目光却是谦和与内敛的。她的下巴微带嘲弄地稍稍翘起,她的身材无与伦比。……但是我确信,她走过我时飞快地看了我一眼,而且她认得我。我相信……她就是你。”{14}这里的“她”即是作者书写的对象——女神。这是作者在“微醺”状态下对女神外貌的构想。用作者的话来说:“我的特点是梦里保持着虚构的清醒与思维,而在清醒的主体意识中随时可以跳进梦的河流与星空,哪怕深渊。”{15}这种梦里保持着一份清醒的思维,以及在清醒状态下保持着一种随时入梦的心境,究竟梦是现实,还是现实入梦,亦或是人生如梦,作者仿佛带我们进入了“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意境。意欲我心如庄子一样,为蝴蝶晓梦而迷惘;又如望帝化杜鹃,寄托着春心哀怨。王蒙不仅是一位杰出作家,更是一位研究庄子的学者,因此在他的小说叙事中难免会化用类似典故。

  小说接着选取了几个与女神相关的片段和场景。首先谈到的是“我”(即王蒙)与女神(陈布文)之间的交往。当时初出茅庐的王蒙,凭借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轰动文坛,接着机关报纸上刊登了有关这部作品的座谈会发言,第二天王蒙便收到了陈布文的来信,这算是初次交流。在典型环境中刻画典型人物,表现人物的典型性格。文章接着谈到了在一次全国的中共党员登记过程中,针对不少人趁机虚报党龄和入党介绍人的情况,而作为老革命的陈布文却实事求是讲明了自己非中共党员的事实。并坚信十年前没有入党是因为自身条件未达标,而现在依然不够资格。正因恪守原则,陈布文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转而去学校教书,以至后来离开教岗成为一位家庭主妇。而当别人问起其中原委的时候,陈布文只是淡然地谈到:“我不想以假乱真,我想多支持ZD,我想好好看护孩子,我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啊,我喜欢做饭与擦玻璃。你不在意让污渍一道道的玻璃变成全然的光明与透亮吗?为什么越是简单得如同一加二等于三,明白得如同吃饭喝水一样的事情,你们越是觉得捉摸不透呢?”{16}这种纯净清澈的回答仿佛超然物外,不为世俗名利和诱惑所累而追求自己朴实的人生哲学。而这种人生哲学背后是一种对自我的坚守。陈布文安于平凡不夺名利,始终坚守自我的纯真和自我的园地,正衬托出了女神高贵的品质。

  小说中对京剧的描写也颇具匠心,这其实是一种对苦难人生的隐喻。一句“苦哇”背后隐藏着太多的辛酸。正如小说中谈及的:“三十三岁以前,‘苦哇的声响令你觉得略略怪异与可笑,三十四岁以后,你终于明白了戏剧的‘苦哇叹息是怎样有力的总括与庄严。”{17}女神而之所以喜欢上京剧,是因为人生如戏。陈布文最喜欢的是《霸王别姬》,并时常一个人扮演当中的所有角色。正因为这种方式让她在感受生活的同时,也可从中得到些许慰藉。而小说中对女神一声“苦哇”的描写着墨颇多,不由让人想起王蒙在自我发配新疆伊犁时经常在睡梦中大叫的情景。这一段经历在王蒙前妻方蕤(崔瑞芳)女士的文章《我的先生王蒙》中有过记叙:“这些年,他落下了这么个毛病,常常在夜间将睡着未睡着之时,下意识地突然喊出一个怪声:‘噢!吓得我浑身发抖。他叫完后,睡了,可我拿不准他什么时候会再叫,只得支着耳朵等着。他睡着了,我却瞪着眼睛,捂住心口,难以成眠。”{18}这段回忆表明当时王蒙的思想压力和精神负担可见一斑。小说中对陈布文那段京剧唱词“苦哇”的描写,与王蒙在新疆伊犁时期经常在睡梦里大叫“噢!”的情景是否有联系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王蒙对陈布文当时的境遇感同身受。换而言之,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与小说女主人公达到了书写默契。

  而在小说的第九部分,作者对女性的歌颂通过直白的叙事语言以及人性刻画显露出来。从而女神精神层面的意义也得以进一步升华。“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英雄辈出、仰天长啸……这样的革命运动中,尤其是深受更多压迫的女性,其斗争、其激情、其坚韧、其忠贞,更是绚丽夺目。法国大革命时期被雨果颂为‘比男人更伟大的米歇尔,德国共产党的创建者、第二国际的左翼领导人罗莎·卢森堡,被列宁称为革命之鹰,辛亥革命中的鉴湖女侠秋瑾……加强了革命的正义性神圣性人情味与感召力。在这样的风云人物当中,有一个你,我现在说出名字来吧。我的非虚构小说或者你们一定叫‘报告文学也行——《女神》,取材于艺术家张仃的夫人陈布文。”{19}至此,该篇小说的主旨——歌颂女性,平凡中讴歌不平凡的女性,以及书写客体陈布文大姐的典型事例似乎都已交代。但当我们接着作者接下来的叙事就会发现,小说中的女神绝非仅仅局限于歌颂陈布文。换而言之,陈布文只是这些不平凡女性中的一位。文章在后面还谈到了不久前去世的钱钟书夫人杨绛女士,以及于小红的一篇怀念其母亲孙历生的文章。王蒙当年与孙历生是同班同学,并且对孙历生的才华有着相当高的评价。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有太多值得歌颂之处,正如小说中谈到的:“都是些有灵气女子。相比之下,你过得还好,其实相当好。”{20}endprint

  这种歌颂女性主题的书写似乎在情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王蒙2015年7月出版的《奇葩奇葩处处哀》中,就曾讲述了一位局级干部沈卓然在妻子去世后,在亲朋好友的介绍下再次择偶而遇到四位奇葩女性的故事。而在作者笔下,女性再也不是男人的附庸或是点缀。因为这群女性有高度的自我主体意识,敢于积极主动地去追求和探索自己想要的生活。再回到《女神》的这篇新作中对平凡女性不平凡人生经历的讴歌。王蒙用自己的笔触再次发掘了女性身上那种高尚而又纯净的美,那种超然物外的灵动和悠然。正如《人民文学》编者在对《女神》的推介中谈到的:“纯,这个字眼醒目于《女神》,经由动荡奋斗达至高端绚丽,安于诗书家务落得清纯透明。在高层(资历)的惶惑内省和基底(信念)的宁定持守之间,万物生焉;在历史(时代)的风光和生活(旨趣)的归隐之间,四时行焉。天真天机之于人的完美,便是漫道之行、应运之生中难得的始终如一的‘纯。……当代小说中的中国特色故事,到《女神》这里,以初心之纯以及‘非虚构的繁复,让真切的声影婉转豁朗于世界的江河之畔、湖海之滨。”{21}

  文章中以“我”的叙事口吻回顾了陈布文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所作出的抉择和努力。从最初时期为政府工作的革命主义、提携后进;到教书时期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再到主动退职甘为家庭妇女,陈布文这种至纯的人生哲学在王蒙《女神》笔下得到进一步的提炼和升华。作者通过回忆重组了陈布文在各个阶段的经历,为我们从多维度认识女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阅读视角。而这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描摹,与叙事文本的高度契合也进一步增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三、主旨阐发——以三个关键词为中心

  《女神》的叙事视角以及人物形象刻画,无疑为我们全方位了解陈布文提供了一种最直观的审美参照。在此基础上,主旨的表达和传递也随之进入我们的批判视野。不同于王蒙之前的小说,这篇作品的主旨穿插杂糅于小说文本中的叙事话语里。我们可以提炼出几个重要的关键词。分别是“复活记忆”“幽谷蕙兰”和“纯”。

  第一个关键词是复活记忆。全篇文章,作者采用回顾性的叙事视角复活了《女神》原型人物陈布文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作者的短暂而又难忘的几次交流。正是这几次交流让作者萦绕于心,构成最初的书写动机。作者希望歌颂和赞美像陈布文这样平凡却又伟大的知识女性。 “一个年代,一个陌生亲人,几篇文字,一封短信,一次电话中的笑声,一生的念念不忘……时间没有消磨,而是在加强你的魅力。失望与不成功比情投意合、心想事成更会获得诗神缪斯的宠幸。人生中没有得到的,正是文学中苦苦经营着的。无价的精神资源得自失去了本应珍惜的所有。最期待的狂欢是失去的一切复活在文学艺术中。文学是人类的复活节日。复活,从而更加确认了也战胜了失去。文学是力量是使得没有对应办法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生成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动。”{22}这段饱富哲理的文字倾吐了小说人在创作时候的思考与自我反思。文学表现的主体和对象,往往是现实生活里不曾得到的倾述。王蒙这篇小说的立项,源于陈布文在五十九年前对王蒙的成名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来信指点以及鞭挞。而作者也曾两次来到过瑞士日内瓦湖畔,那个陈布文魂牵梦绕的地方;由湖到追忆故人,再由故人引出故事,这是《女神》书写的一条暗线。

  本文主旨表达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幽谷蕙兰,甚至你只是在记忆里感到那芬芳!这是一种超然的人生哲學,急流勇退并非所有人能够做到。而以陈布文为代表的一批新女性,无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小说人的尊重。在小说中作者曾两次引用女神(陈布文)给好友谢和庚信中的那段话,这也是本文的点睛之笔,更是文章主旨和“女神”精神的高度凝练。信中写到:“现在的年轻一代,可能不易明白你的这种感情了,可能必须经过翻译才可以略懂一二了。真的,就好比,大家都买一把塑料花,讲究一点的,还给塑料花洒上香水呢!而你却要(作)幽谷蕙兰,甚至你只是在记忆中感到那芬芳!……”{23}幽谷本意指的是幽深的山谷,最早见于《诗经·小雅·伐木》中“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而蕙兰则指的是兰花的一种,是比较珍贵的物种,性耐寒。而此处的幽谷蕙兰被用来形容女神高贵的品质。陈布文女士在早年反抗包办婚姻,逃婚去参加革命,十八岁到达延安。曾从事过鲁迅研究和文学创作,解放后步入高层并曾做过周恩来总理身边的机要秘书,可谓前途无量。但却于三十二岁离开了高层文秘岗位而去学校教书,三十四岁彻底回归家庭。三十六岁以后虽也曾陆续发表过文学作品,但却甘愿静静平凡地做一名家庭妇女。即便是在旁人看来陈布文已经退出了体制和社会,似乎早已成为了游离的游子。但这种人生选择的背后其实传递的就是一种朴素的人生哲学。在困难时期陈布文毅然地选择革命,胜利之时却能抛弃名利激流勇退。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却甘愿相夫教子燃尽生命的火焰。这种人生选择与幽谷蕙兰的品质在根本上一致,这亦是本篇小说欲歌颂和称赞的精神旨归:平凡中讴歌不平凡的女性。

  本文主旨表达的第三个关键词是:纯,至纯与空灵。于平凡和生活中体味这种至纯与空灵的境界,作者对女性的讴歌以及对人性的礼赞呼之欲出。文章末尾的那段话,不仅是对王蒙笔触频繁关注女性的一个注解,更是对本中篇小说《女神》主人公精神的高度提炼和称赞。文中谈到:“有许多出色的女子,有所成就,同时,有的强调冤屈,强调复仇,自恋自怜,愁肠百结;有的强调清高,强调高高在上,强调自己避俗人唯恐不及,仍然躺着中枪;有的强调他人即是地狱,却硬是躲不开可厌的他人。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可能愿意为他写一本书。如果你嫌弃他,你说一个‘不字难道还不够吗?最好的方法是连‘不也不要说。滔滔不绝地说自己,写自己,描绘自己,这样的做法能够表现出超拔与清纯吗?”{24}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而文中这种虽有成就,但却强调冤屈、复仇、清高的女性并非作者想要称颂的。无欲无求,作者向我们传递的这种“纯”是一种强调普通、甘愿平凡并且愿普度他人的一种女性。也就是一种如《女神》中的原型陈布文大姐那样的“幽谷蕙兰,只是在记忆中感到那芬芳!”的至纯品质。endprint

  讴歌平凡中不平凡女性的命运始终是王蒙《女神》中一条清晰的脉络和思想意旨。从“复活回忆”到“幽谷蕙兰”再到“至纯空灵”,这三个关键词构成了《女神》文本阐释的三个维度,同时也暗合了作者心目中对女性的某种期许。作者以《女神》为题向我们传达的不仅是一种对陈布文精神的回顾,更是一种对具有丰富阅历而又能甘愿平凡女性的赞美。从这个层面来谈《女神》这部作品的精神意义和文学旨归,便上升到一种对甘于奉献的女性群像的颂扬。从某种程度而言,王蒙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具有某种独特的自我主体性,她们拥有鲜明的个性,卓越的才华,在平凡的岗位和岁月里彰显了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王蒙的《女神》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值得我们不断去探索和深究的。

  注释:

  {1}《女神》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2016年第11期,后于2017年5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增添进陈布文的三篇短篇小说,另有两篇张郎郎和张寥寥的纪念文章,以及一封书信和陈布文小传作为附录。

  {2}陈布文(1920—1985),中国当代作家,曾任周恩来总理秘书;为国徽设计者、著名艺术家张仃夫人。

  {3}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

  {4}{5}{6}{8}{9}{10}{11}{12}{13}{14}{15}{16}{17}{19}{20}{21}{22}{23}{24}王蒙:《女神》,《人民文學》2016年第11期,第4页、第4页、第7页、第8页、第8页、第19页、第8-9页、第12页、第12页、第8页、第7页、第14页、第14页、第19页、第28页、第3页、第29页、第29页、第28-29页。

  {7}王蒙:《杂色》,《王蒙文集·中篇小说(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页。

  {18}方蕤:《我的先生王蒙》长沙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双向互动”(项目编号:16JJD750019)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13ZWA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佘 晔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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