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来到六朝古都南京。28年前的1989年，我就来过南京。那年，我读高一，在第四届雨花奖全国中学生征文大赛中斩获一等奖，受邀和指导教师王老师赴南京参加授奖大会。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举办单位是江苏教育出版社、江苏电视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全国中学生作文与文学讲习所。征文启事是在发行上百万份的《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上刊登的。当时，照杂志社的主编徐棐老师所言，江苏教育出版社是江苏所有出版社中经济效益最好的，所办杂志影响巨大，而我是杂志的老作者。我在杂志上每发表一篇文章，都会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平均每天可收十来封信。而写信者十有八九是女生。有通报文章读后感的，有请教写作经验的，有倾诉青春期烦恼的，有希望交友的，还有夹寄以前年代比如民国钱币的。起初，我还回信。比如，湘西桑植一个叫叶姗姗的女生，要给我寄玉照。情感如一张白纸的我吓得不轻，认为这是恋爱的危险信号，赶紧回信，要她千万不要寄照片过来。雪片般的来信，成为沉重、甜蜜的负担。我后来甚至连拆信都懒得拆了，干脆不回信了。我的一位同学，曾以我的名义与湖北的一位女生保持通信。我当时没有丝毫的罪恶感，竟把它当成笑谈一笑而过。现在想来，也是当时年少轻狂。现在网络时代的宅男宅女们，断然体会不到当年写信的疯狂与幸福。假如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将每一封信妥善保管好，建一个小巧玲珑、古色古香的博物馆，让每一个稚嫩纯洁的字眼，温暖地照耀急功近利、行色匆匆的我们，让灵魂之旅，慢点，再慢点，让超负荷的地球，慢点，从容点，让绿色的血脉来得及喘息。但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那些被我虐待的信，只能在我记忆的颤抖里，汹涌成悔恨交加的波涛，把我咬啮得反而深邃。其实，我只想简单。读过一篇散文《纸的惦念》，其实只读了标题，不敢细读内容。这个标题贯穿我较长的岁月。因为我的惦念起起伏伏，越来越认为，用纸写信，尤其用毛笔，古意浓，是低调的奢华。就像我对友人说的，二三十岁时，我们是孩子的导师，教导孩子学会复杂，而四五十岁生二胎，孩子是我们的导师，教导我们学会简单。我只能对这些二三十年前的写在纸上的信的漂泊的灵魂说一声，阿弥陀佛。
28年后，我又赴南京，是出公差。我对南京有着特殊的情愫，在飞机上，就想象着南京的一幕又一幕。从长沙飞到南京，只用了一个半小时。我对接机的司机说，28年前的1989年我就来过南京，当时最高的建筑是38层的金陵饭店，金陵饭店的第36层是透明玻璃围就的璇宫，旋转一个小时正好一个圈，门票5元。司机说，金陵饭店早就排不上号了。现在，南京最高的建筑是紫峰大厦，有300多米高。我问紫峰大厦有多少层，司机说也不知道，反正现在南京的高楼大厦太多了。我感叹着时代的步伐真是太快了。我清楚地记得，当年站在金陵饭店的第36层玻璃璇宫，我浑身颤抖。是恐惧引起的颤抖。是恐高引起的颤抖。随着岁月渐行渐远，这抹汗津津的颤抖却越来越清晰，历久弥新。这是南京留给我的最深刻的记忆。记忆是一条忠实的看家狗，总是时不时出来吠叫几声，生怕珍贵的东西被贼盗走。与司机的言谈中，我却没有放出这条看家狗。我珍藏着，不轻易说出口。就像它是一个胸中的疼，不轻易倾诉。
我出身贫寒，自幼恐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哥哥带我去茶叶公司看黑白电视，爬二楼楼梯，我就是战战兢兢的。这种颤抖烙在我幼小的心灵，就像树木体内的闪电，隔那么一段时间就会挟雷霆而来。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我的教室从这间搬到那间，都是一楼。整个学校的两长列教室，都是平房。小学六年级，搬进新修的三层楼房。我记得第一次上三楼时，身子就禁不住颤抖。到三楼，要小心翼翼地扶着墙壁走，不敢挨着过道的围栏，心里是惊悚万分。在那时，三层楼，对我来说，已属高不可攀的高楼大厦，已足以让我魂飞魄散。慢慢地，我才适应。小学六年级毕业时，我在全县一万多名小学毕业生中考了第一名，被省属市属县属重点中学洞口一中录取。当时，老师告诉我考上了，而且还考了个第一名，我禁不住一阵颤抖。这种颤抖的感觉竟然与第一次上楼时的颤抖如出一辙。
那时，我是人生第一次出远门。在这之前，只有一次离开过洞口县城。第一次离开洞口县城也是到邵阳市参加全省首届中学生作文竞赛（邵阳是分赛区）。在邵阳力拔头筹后，作文被送到省里评了个一等奖。当时的举办单位是省教委、湖南教育杂志社、年轻人杂志社等单位。
这次出远门，是早上坐长途汽车颠颠簸簸到长沙火车站。在火车站第一次看到外国人。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高楼大厦。想起邵阳那些高楼大厦已不算啥，洞口县的楼房就更不算什么。我手搭凉蓬，仰望高楼大厦，想象着自己立于高楼大厦，无异于立于悬崖，禁不住一阵颤抖。到火车站买火车票，没有直达南京的车票，只能先去上海。去上海的票没有座位。我们先上车，靠在火车上盥洗的地方，还是与列车员好说歹说的结果。我一夜无眠。心情激动而无眠。第二天，到钱塘江大桥时，车上终于空出了座位。我一屁股坐上去，呼噜大睡。到上海一出火车站，一老者就上来拽住我，说我随地吐痰，罚款2元。1987年，我发表处女作，也就是获湖南省首届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的作文，稿费就只8元。上海的老者看我不吱声，吓唬说要拉我去上海市政府说理。我有点懵了。其实，在我眼里，上海市政府是啥单位，一派陌生。王老师提醒我说，交了吧。我就缴了2元罚款。我身上带的一百元是我家刚卖了猪赚的钱。
第一次到南京，住的是江苏饭店。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琳琅满目的好吃的菜肴，我的身子也禁不住一阵颤抖。王老师在宾馆舒服地洗了个澡，对我说，如果你以后因写作保送上了什么南京大学或复旦大学什么的，像这样住宾馆的机会就多得是。我的身上立即涌起一阵崇高的颤抖，就像我老家的巍巍的雪峰山。后来的实际证明，尽管我保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受挫，但我经过两年复读，考上了一所财经类本科院校，毕业后进了一个经济部门工作，二十年来走南闯北，住过的大大小小的宾馆不计其数。但林林总总的宾馆，给我留下印象的寥若晨星。这些宾馆，让我更像一个过客。正所谓，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若说宾馆，还只有1989年的江苏饭店给我留下了不可抹去的记忆。如同初恋，记忆深刻。在江苏饭店，王老师洗澡时赤裸的上身，像电影一样在我心灵的电影院反复放映。确实，那时对宾馆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住宾馆成为身份、地位、尊严和荣耀的象征。入驻宾馆几乎成为我当时人生追求的宏伟目标，也是当时偏科、继续文学创作、渴望保送上名牌大学的源动力之一。隆回县二中有个全国闻名的默深文学社，社长马萧萧是《中学生学习报》评的全国十大校园诗人之一，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了诗集，湘潭大学中文系准备破格录取他，无奈六门课程预考，包括语文，无一门及格，邵阳市招生办不同意保送，只好参军，据说因为写诗，受到优待，后留在《西北军事文学》当编辑。洞口一中语文组的老师总是给我举例马蕭萧。说实话，我只有数学不好，其他还可以。我对免试保送充满憧憬，或者说幻想。因为王老师经常在班上念杂志上的范文时，就会介绍说某某多次在全国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奖，后来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免试录取，某某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录取，某某在《十月》发表中篇小说被北京大学免试录取。听得我总是血脉贲张，颤抖不已。我订阅的《语文报》经常披露被全国各大名牌大学免试录取的写作尖子，让我热血澎湃，一阵阵颤抖。我心里攒足劲，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目标激荡着我的身心，麻酥酥的颤栗从头颅滚到脚板心。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了住宾馆而加强人生奋斗，显得并不崇高，甚至有点猥琐，但却是实实在在，符合农家子弟的卑微而宏伟的心念。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宾馆对我来说，只是人生中大大小小的驿站，风过无痕般的驿站。而我作为过客，就是那一阵一阵的风，风累了的时候，最喜欢的还是蜷缩在老家的村庄打盹。村庄成为乡愁的象征。每个小长假，包括春节，我最喜欢的还是回到我的村庄。七八月份城里最酷热的时候，睡在我的村庄里，晚上还需要盖上一床被子。只是去年夏天回到村庄，晚上睡觉时，身上竟然可以不盖被子。我看到村庄被城镇化的高楼侵略占领了，气候变暖，悲哀袭上我的心头。作为村庄的风一样的孩子，孩子一样的风，我失眠了。风的血液里拍岸的乡愁失眠了。我的身子像是一抹颤抖的乡愁。
“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关于宾馆，自那次从江苏饭店回来后，我曾豪言，如果春节在北京饭店搞桌团圆饭该多好。我的豪言一出，受到大哥大嫂的赞赏加讨伐。赞赏的是，我有壮志盈怀。讨伐的是，团圆饭还是摆在乡下好。说实话，那时的梦想就是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我的二哥二嫂花钱买了城镇户口，丧失了农田，开心了好一段时间，到头来却发现这是一个骗局。城镇户口只是一个空壳。要知道，现在要买个农村户口，才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就我自己来说，在城市学习生活了24年，发现城市的幸福指数并不高。每次回老家，我都很珍惜在乡村的日子。当然，目前乡村受城市的污染也不能小觑。但乡村始终是我精神的母地。对于城里的任何一所宾馆，我都不是归人，而是过客。那等在季节深处的乡村是桃花的开落。
记得那次到南京，我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切对我都是那么新鲜。参加授奖大会，获特等奖的是日本朋友信田祐之。信田祐之在华东师大附中读书。后来，我写了篇散文《衔来一片爱——记日本朋友信田祐之》，在《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发表后，收到了全国各地许多读者来信。如今，时过境迁，但信田祐之的形象，斯文利落、和平友爱的形象，历历在目，宛如就在昨天。
1989年的南京之行，我和辅导教师王老师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安排下，游历了明孝陵、雨花台、夫子庙、总统府等名胜古迹。但让我铭心刻骨的是到当时南京的最高建筑物——金陵饭店。金陵饭店是南京的标志性建筑。在36层玻璃璇宫里可以俯瞰整个南京城。我记得我进金陵饭店的电梯时，我的身子就开始瑟瑟发抖。其实当时我真想拒绝上到36层的璇宫。但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到了璇宫，我的整个身子颤抖得厉害，两条腿得得得得地抖个不停。我尽量不走到璇宫边上，不敢靠近透明的玻璃墙。我看到其他人镇定自若地坐在玻璃墙边的茶几上喝茶，我的心里稍微镇定了些。但我还是不敢放纵地看外面的风景。我如临深渊。我感觉自己的掌心出了汗。我感觉两条腿轻飘飘的。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就要蹦将出来。我如坐针毡。我心里盼望着快点结束这36层的璇宫之旅。我的恐高症让我痛不欲生。工作后，有次年终单位聚餐，选择在二十几层高的中山大厦的璇宫餐厅。我战战兢兢地选择靠里的座位，不敢往玻璃幕墙多看，连起身敬酒也不敢。可我又不能把痛苦的恐高秘密分享给同事。我常常忆及童年，家里阶级成分不好，总被人骂作地主崽子，我不知道地主崽子何意，只感觉不是什么美名，我格外懂事。在火盆里一动不动，憋了尿也不敢动，为的就是守住熏在灶塘上的几块腊肉。还有，五六岁时，我总是坐在猪圈外的一根凳子上，就是怕圈里的猪出来惹是生非。让我悲伤的是，后来我家养了一条名叫大白的狗，晚上守猪圈，有个晚上我们去晒谷坪看露天电影，大白被人枪杀了。留下的悲伤，几乎贯穿我的人生。每每想起，我的身心就颤抖不已。
我常突发奇想，那一抹颤抖是大地母亲连接我的脐带。颤颤悠悠的脐带。如同现在年轻的父母，送给下一代的礼物就是脐带血，在医院冰冻起来，以备若干年后宝贝孩子不时之需。
这么说来，那一抹颤抖，是地母赠予我的无形、无价的礼物。让我始终葆有一颗敬畏之心。让我始终做到位卑未敢忘忧。让我始终保持淳朴的农民形象。
也许，那一抹颤抖，就是风筝之线，我就是那风筝。我要贴着大地飞行。或者与大地保持足够亲近的距离飞行。
又也许，那一抹颤抖，就是地球的引力。我始终是地球的子民。渺如尘芥的我始终逃不过如来佛的掌心。
金陵饭店的那一抹颤抖，始终在我人生的地平线上，总是睁大眼睛瞪着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哪怕这些年走南闯北，那一抹颤抖对我的瞪视从未消失，就像地平线始终与我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若隐若现。
印象最深的还是1989年金陵饭店36层璇宫上耗时一个钟头的颤抖。这抹颤抖已缠绕我二十八年，也将伴随我的一生。如果用另一个我来观察我，真是猥琐至极。后来，凡是险峻的地方，我都不敢去。比如1998年我工作后，去西安，坐飞机没事。本来会议承办单位准备安排代表们去华山游一游，但考虑到当时有许多下岗职工麇集在华山附近，遂取消。我暗自庆幸没去。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去过华山。从媒体报道看到华山之险，我就有点不寒而栗。前两年，友人怂恿我去西藏一个星期，我思考再三，推说自己高血压，会有高原反应，去不了。因为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去西藏，一下飞机就打点滴，打完就乘飞机返回长沙。尽管我知道有人写过散文感叹“你不知道西藏的天有多蓝”，但一抹颤抖袭上心头，不敢成行。
金陵饭店的36层璇宫之旅，那抹颤抖，铭心刻骨。1991年，我保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失利，转入复读班，复读两年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未果，考上了一所财经学院。读大学时，我迷惘了一段时间，遂拿起笔来创作长篇小说《独木桥上》，除了讲述复读8年的“猪八届（戒）”等真实故事，还对免试保送的弊端进行了鞭笞。
复旦在我的心中是神圣，也是圣洁的。我记得，和我一起到南京参加雨花奖颁奖仪式的北大附中的王澄同学靠自荐方式保送进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她本是学理工科的，但喜欢写作，曾获北京市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高三时，她将获奖证书复印，寄给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几所名牌大学的新闻系。只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给她回信，称很感兴趣，但考虑到她是理科生，只好作罢。到了5月份，她的班主任听说此事，提醒她，北大附中可以保送啊。她赶快寄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说明保送意图。马上收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寄来的表格，填好，北大附中盖章同意保送。6月份，复旦大学招生办致函北京市招生办，要求保送北大附中王澄同学。北京市招生办答复，北京市保送工作已经结束，不予受理。复旦大学专门派员赴北京市招生办，再三申请保送北大附中王澄同学，终于获得批准。7月7日高考前，王澄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王澄进复旦后的第二年，我靠学校推荐上复旦新闻学院。我的材料寄去后，复旦新闻学院复函表示“很感兴趣并高度重视”。但后面我大哥打电话到复旦新闻学院找到院长，院长说新闻学院已同意。再打电话时，院长把电话转到招生办，招生办的说肖念涛的保送已成为整个复旦大学的焦点，这个招生指标作废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母亲纯洁地说及复旦指标作废一事，我就禁不住幸福地颤抖。我们天真地做着各种猜测，对复旦充满了崇敬。
我上了财经学院后，给王澄写了封信，她回信说很羡慕我。我天真地给复旦新闻学院院长写了封信，异想天开地希望转学到复旦。当然没有收到回信。
王澄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所属的《市场报》。我给她投过一篇稿子，写的就是我于财经学院毕业时，被省财政厅和省地税局抢着要。
我一直幸福地颤抖着分析，如果我是北大附中的学生，或者说长沙某所中学的学生，凭我发表的作品和获奖证书，保送复旦大学肯定是小菜一碟。可我只是县一中的优秀特长生。
我对复旦的呵护，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呵护。那点残存的自尊或者自傲的呵护。天真的呵护。尽管多年后，通过上海的朋友，了解1991年复旦大学对于肖念涛的保送，有关人员记忆犹新，说那个免试保送指标并没有作废，而是长沙的一位学子用了……
为了避讳、稳妥起见，我在小说里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改为“曦园大学新闻学院”。
尽管如此，我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始终心怀感激。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很有写作天赋，中学时代就出版了散文集，我建议他将女儿保送重才爱才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他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书记是长沙老乡，告诉他，保送制度废除了。我唏嘘了一阵。这位文学少年，最后上了培养出诺奖得主莫言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在在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读研究生。
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反思。一反思，就对高考充满真正的敬意，对诟病高考者义愤填膺。
作为贫寒学子，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只有通过公平的高考。高考就像坐飞机，尽管封闭在高空，却安全踏实。
当时高考是独木桥。千军万马挤走独木桥。狭路相逢，勇者胜。
贫寒学子在开放的鲜艳的旗帜飘扬的深渊边上颤抖，自然而然。
天空为什么颤抖？
因为圣洁的白云翱翔。
大地为什么颤抖？
因为河流带不走生性宽厚的山脉。
我们为什么颤抖？
因为爱情的马蹄声被辽阔的等待的草原一点一点慢条斯理地吞噬。
其实，我很感激我1989年在金陵饭店36层璇宫的那一抹颤抖。那抹颤抖，就像在自己追慕的女人面前的颤抖。那个高不可攀又想攀的颤抖。那种卑微的身体呵护的并不卑微的灵魂的颤抖。那种敬畏式的颤抖。
再次来到南京，我却宅在賓馆的房间里，没有游历的兴致。近年来的经历告诉我，其实中国城市的同质化严重，千城一面。这当然是一种文化的堕落。我们对古朴的建筑缺乏爱心，缺乏敬畏之心，徒存毁灭之心。再建，又是统一的模子，冰冷的水泥建筑，牢不可破。接我们的司机就说了，金陵饭店在南京已不算啥。当年的金陵饭店也是一个鞋匠下南洋做生意发了财，建起来的。如今已被高楼大厦的浪潮淹没掉了。
我想，也许1989年的那一抹颤抖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颤抖。也许南京，或者许多像南京一样的城市不会仅仅成为钢筋水泥的丛林。千篇一律的丛林。也许，纯粹文化意义上的南京，或者许多像南京一样的富于文化矿藏的城市，会在文化传统的祭台上涅槃重生。
我们都是过客，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而文化传统一旦成为过客，一座城市就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我被闪电般突袭而来的那一抹颤抖击中。
闪电掷出的雷霆漏下的零星的语音绽放如花……
肖念涛， 1972年出生于湖南省洞口县，工商管理学博士。1987年发表处女作。作品散见《大家》《芙蓉》《创作与评论》《散文百家》《海外文摘》《中国文化报》《湖南日报》等。出版长篇小说《独木桥上》、中篇小说集《冰清玉洁的丰盈》。散文《灵魂山水》入选《2002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现任湖南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湖南散文》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 谢然子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