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4日，由湖南省文联主办，创作与评论杂志社、中华诗词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协办的李元洛《诗美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秘书长夏义生，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文艺报》原总编辑、中华诗词学会原代会长、《中华诗词》主编郑伯农，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管士光等及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湖南、广东等地的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由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余三定主持。与会专家分别从《诗美学》的理论视野、诗学观念、方法论基础、研究成果等诸多方面对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
《诗美学》体大精深、丰赡富丽，堪称是新诗诞生以来，有自觉理论建构意识的整体性诗歌美学研究力作。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百年新诗研究中的“翻译诗体”与“民族形式”之间的纠缠与诘难，大胆融合中西美学与诗学理论资源构建当代诗学理论，为新诗的美学建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人民文学社原社长管士光说，李元洛先生的《诗美学》初版于1987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当时的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0年，该书跨越海峡，在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时隔将近三十年后，该书的修订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改正了原有的和排印中的讹误，并在理论上做了一些补充说明与阐述，增写了“诗的形式美”一章，使研究结构更加完整。在对现当代诗歌充分解读的基础之上，还有意增加了对古典诗歌的解读，对于久经考验的经典作品的加入，无疑为全书的框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修订后的《诗美学》中，李元洛先生分别从15个侧面论述了诗歌美学的主要内容，论题挖掘之深，论题涉及之广，在同类书目之中是少见的。《诗美学》序言的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樑先生用了一首七言律诗，将李元洛先生所著书籍的所有书名汇聚在一起：“四旅千秋三百篇，平民雅士愛情传。缪斯词曲芳菲播，浪漫风骚彩笔宣。歌鼓凤凰游艺境，清池箫剑涌灵泉。散文大品称元洛，天地长留诗美全。”黄维樑先生继而解释道，《诗美学》一共有60万字，而李元洛先生几十年、几十部作品其实就是《诗美学》或言《诗美学》的扩充。“四旅千秋三百篇”是指《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绝句之旅》《清诗之旅》，“千秋”指包括《绝唱千秋》《怅望千秋》，“三百篇”是《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平民雅士爱情传”包括《历代文人爱情诗词曲三百首》和《历代民间爱情诗词曲三百首》；“缪斯词曲芳菲播”中的“缪斯”是指《缪斯的情人》，“芳菲”是指《红紫芳菲——诗词经典导读》；“浪漫风骚彩笔宣”中的“浪漫”有《浪漫芬芳——穿越千百年仍活色生香的爱情诗词》，“风骚”有《风骚百代——诗文化大散文》，“彩笔”既是指作者本人的、既刚健有力又文采斐然的妙笔，又指《彩笔昔曾干气象》；“歌鼓凤凰游艺境”，包括《歌舞湘灵》和《凤凰游》；“清池箫剑咏灵泉”，“清池”是指《书院清池》，“箫剑”是指《吹箫说剑》，“灵泉”的“灵”是指《歌鼓湘灵》；“散文大品称元洛”指李元洛写的文化散文；“天地长留诗美全”中的“全”是说《诗美学》的全面性。黄维樑先生的这则七律，以感性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出了《诗美学》坚实的国学基础；而南京师范大学的谭桂林先生则用统计学的方法将《诗美学》中以各种方式引用过或者提到过的西学人物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他认为这一百多名西学人物几乎包含着整部西方的文学史。他们中既有诗人、美学家，也有与诗、与美学息息相关的艺术家；既有传统的诗学家与哲学家，也有现代心理学、信息论之类的科学家；既有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大家，也有当下西方文学界的弄潮儿；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有西方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既有苏俄各个时期的杰出诗人，也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诗学原则的代言人；既有西方发达国家的诗学理论家，也有诸如土耳其、伊朗、匈牙利、荷兰等弱小民族或西方非主流国家的文化代表；这种分类组合，充分说明了《诗美学》中西方文化资源的丰厚与多样，也充分显示了李元洛先生深厚广博的西学功底以及他在吸取西方文化上的不薄今人厚古人、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的大气度与大境界。《诗刊》原常务副主编、中华诗词学会原副会长、《中华诗词》副主编、《诗国》原主编丁国成则从学科的角度谈论了《诗美学》的“学贯中西”“胸藏古今”。他认为《诗美学》所论，已经不止于“诗作、诗派、诗潮、诗论”了，书中广泛涉及文艺和科学的各种门类。如涉及文艺有散文、小说、戏剧、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雕塑、篆刻乃至电影；还有社会科学的多样学科，例如美学之外的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哲学、语言学、修辞学、比较诗学、接受美学……单是心理学就包括文艺心理学、审美心理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心理学、创造心理学等。苏州大学教授曹惠民先生说，《诗美学》展示出了跨地域、跨国界的华语诗歌的大视野，在读者面前呈现出华语诗美别有洞天的独特魅力。作为当代最早评介境外海外华语诗歌的大陆评论家，李元洛的诗歌研究具有开阔的全球性视野，既有自古至今的时间延展，也有从中到外（境外海外）的空间跨越。在建构诗歌美学的过程中，李元洛对台港海外华语诗人诗作的征引，使读者对现代诗歌美的认识更趋丰腴，进一步体验到了汉语诗的华瞻美妙。湖南省文艺评论家主席余三定教授从全书的宏观构架入手，探讨了《诗美学》的中西交融之美。安阳师范学院的杨景龙先生在分析《诗美学》的宏大结构、完备体系之后，对其“贯通古今，参酌中西”的特质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称该书是“打破古今中外一切疆界畛畦的一部通才通识性质的诗歌美学专著”。
九州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李黎明认为《诗美学》不仅对于诗歌作品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对于东西方的文艺理论，尤其是关于诗歌的理论，也下了很大功夫。可以说，《诗美学》是在对古今中外的诗歌作品及理论进行系统研究之后，推陈出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诗歌美学体系，有如一座美轮美奂的簇新的诗学大厦。湖南省社科院原所长胡光凡先生从方法论基础上探讨了《诗美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吸纳。他说，对诗美学的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开放的多维的视野，采取辩证分析的方法，不但对其本质的界定要作多重的辩证理解，而且对古今中外的诗歌现象及其发展历史，对青史留名的或无名的众多优秀诗人特别是那些领一代风骚的伟大诗人及其代表作品，要从美学的、人学的、史学的角度和层面，进行全面的整体的认识和历史的具体的评价，如此方能形成比较严谨的科学的体系。顾名思义，《诗美学》是着重从审美的视
角，以美学的观点来探索和揭示诗歌的奥秘，从而建构起自己的理论大厦的。李元洛先生所提出的“主客体统一”论和“真善美统一”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学习和运用。
《诗美学》宏大构架是建立在对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文化心态又与1980年代的文化思潮息息相关。因此，与会的专家学者对《诗美学》的探讨并没有止于就事论事，而是从更广阔的社会学、地域文化学方面对其展开了发生学意义上的探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袁中岳先生说，《诗美学》诞生于1980年代，而没有1980年代，就没有这部书。这部书以开阔的视野来对诗歌进行了慎思明辨，同时它也向时代提出了问题——那就是怎样建构诗歌的美学标准。198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段时期的美学热，例如肖驰的《中国诗歌美学》，谢文利的《诗歌美学》，冯中一的《新诗创作美学》等。这些理论成果为《诗美学》的创作提供了深厚与广阔的理论基础，使它才有能力、有资格回答时代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了以上的基础，才有《诗美学》作为“我国第一部有体系的诗歌美学理论著作”的诞生。紧承这一问题，中华诗词研究院研究员王贺、莫真宝两位先生将1980年代的美学热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手稿热”；第二阶段是“心理学热”；第三阶段是“方法论热”；第四阶段是“文化热”。参照“美学热”的几个发展阶段，《诗美学》的创作，恰好开始于“美学热”由马克思手稿讨论发展到审美心理研究的阶段，其创作过程横跨西方美学研究方法“大爆炸”时期，初版之时，则是美学研究由引进西方理论转向民族文化的阶段。因此，此书打上了1980年代美学热中种种思潮的深刻烙印。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夏义生先生则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了《诗美学》得以产生的广阔背景。他说1980年代的“文学湘军”曾经在中国文坛独领风骚。从纵向的角度来讲，“文学湘军”起步于1950年代，在1980年代逐步发展壮大并蔚成大观，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动态的过程；从横向的角度来讲，“文学湘军”所占据的领地并非局限在小说方面，而是包含了诗歌、散文、评论等多种文学门类，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繁荣面貌。故而再谈《诗美学》，从更大范围来讲就是对“文学湘军”的全面回顾以及对“文学湘军”文学史地位的重估。
二
《诗美学》理论视野十分广阔，从中国到西方，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几乎所有诗歌都被纳入其中。但是作者也不仅仅是对古今中外的诗歌进行简单的归纳或将之嵌入到一个相应的美学框架或模式之中，而是有继承也有批判，并在这个基础上完成自己对诗歌美学的建构。能做到这一点，与李元洛先生所秉持的两个诗学观念是分不开的：一是不偏不倚，公允持论；二是侧重于对人类诗学通律的发现。湖南师范大学凌宇教授说，在如何对待中西诗学的问题上，既有全盘西化论者，也有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李元洛先生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文化保守立场，主张中西诗学的交融。《诗美学》所研究的诗歌美学范畴，以及对同一概念的阐释，都建立在中西诗学的相互交汇、印证的基础上。例如在谈到西方诗学的一系列范畴，例如“通感”“想象”时，他总是极力地从中国诗学中寻找与之相应的范疇为西学理论作支撑；在谈到“意境”“意象”“阳刚”“阴柔”等中国诗学范畴时，他又极力地从西方诗学中寻找相应的范畴为之作支撑。这种认识方式，绝对不是牵强附会，而是言之有据的对古今中西人类诗歌美学通律的发现。无论是中西诗学的合力论，还是对人类诗诗相通的发现，李元洛先生所秉持的基本立场是全面继承中西诗学的文化遗产，并从中提取有关诗美的普世价值。南京师范大学谭桂林教授认为，诗是人类最早诞生的语言艺术形式之一，它之所以一直被视为人类精神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就在于这种艺术形式最能体现出人类向往真善美的精神本质。既然李元洛先生评价好诗的第一大原则即“基于真善美之普世准则”之上，那么对于东西方以及世界各民族历史关于真善美之普世准则的探寻也必然是《诗美学》的题中之义。杨景龙先生说，《诗美学》的著者，是一位真正贯通古今中西的优秀理论批评家，惟其如此，才能在古今、中西纵横交错的时空坐标上，找准自己演绎诗歌美学的着力点。他避免了拘墟之士的偏执和自是，视野宏阔，目光如炬，总能看清缤纷的诗美样态的本真，指出追寻、创造斑斓多彩的诗歌之美的康庄大道。他从不剑走偏锋，不故作惊人之论，不追求那种片面的深刻。《诗美学》的每一章节，都是在融会贯通古今中外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前提下，持平立论，指示诗美的鹄的和根本。
基于这两点诗学观念，《诗美学》才能在批判地继承中西诗学的优秀遗产，从而在探索新诗民族化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关于《诗美学》的理论贡献，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文艺报》原总编辑、中华诗词学会原代会长、《中华诗词》主编郑伯农这样评价道：《诗美学》是一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诗歌的重大著作，是一本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世界眼光的著作，是中国当代诗歌理论建设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不是单讲当前的文艺思潮，正是对诗学、对诗歌的基本理论和美学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梳理、剖析，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它对诗歌内部的思想、感情、形式美、意象、意境、鉴赏等诗歌创作与诗歌美学的一系列范畴进行了科学性的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中可见作者深厚的学养、较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和敏锐的艺术直感。《诗美学》讲到了中西诗学的不同之处，其实这一问题迄今为止也没有受到当代诗歌美学的重视。正如书中所言，西方最早的诗学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这一著作中，亚里士多德系统地阐述了模仿说，认为各个艺术门类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们所用的媒介的不同；而模仿的对象不同，则又会出现喜剧与悲剧的区别。模仿说是西方诗学的一个核心理论，因而西方诗学非常重视诗歌的叙事性；中国的诗学理论侧重于诗歌的抒情性，强调诗歌是对生活的表现而不是再现。中国诗歌中虽然也有长篇叙事诗，但它却属于另外一个文艺门类。新中国成立以后，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度成为诗学理论的主流，但“将生活典型化”的创作理念较适合叙事类文学作品，而并不适合诗歌一类的抒情性作品。《诗美学》对中国诗歌的美学精神和美学原则进行了深入而又细微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新诗的美学理论。古典诗文专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室原主任林东海先生说，《诗美学》不仅仅停留在对诗词的鉴赏上，还从诗学、诗话的层面，吸纳西方的理论，对诗歌的美学原则进行梳理、归纳、解析，将中国古代诗歌、现当代诗歌以文化的眼光加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诗理论大量引入西方文化观念。新中国成立之后，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度成为诗学理论的主流。迄今为止，中国的新诗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诗学体系，在这个局面之下，李元洛先生的《诗美学》不能不说是一次积极有效的尝试。希望在《诗美学》之后，中国诗歌的文学概念和文学原理能够逐渐确立起来。中华书局编辑吴艳红认为李元洛先生的《诗美学》是对中西方诗论、文论的巡礼，具文艺美学的开创性，现当代诗论迄今为止还没有等量级著作的出现。
《诗美学》的出现，为新诗的美学建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与一般的理论性著作有所不同，《诗美学》的结构、行文方式近似于体现直觉思维的诗话，而这也正是该著探索新诗民族化道路的一大实践。《诗刊》编委、《诗国》原主编朱先树认为大多能够流传下来的诗评，都是以詩话的形式出现的，《诗美学》就是这样一本著作。管士光先生说，《诗美学》采用诗意的语言、诗意的阐述，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这和李元洛先生内在的诗人气质以及他的散文写作实践都是息息相关的。中华诗词研究院研究员王贺说，我们所阅读的诗学或者美学著作，大多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推导，无疑这种推导具有形而上的魅力，但这种推导也因为忽视与具体文本的结合，而稍显酷不入情。该书则较好地平衡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将理论与文本巧妙融合，在文本解读中可以看到其背后的理论支撑，经由文本解读对现有理论进行适度拓展，丝丝入扣而又顺理成章。与此同时，该书引用大量的古今中外名篇，堪称一部优秀的诗选。它用诗学理论解读文本，完成诗篇的经典化，用细腻的文本解读化解了形而上理论的尴尬。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袁中岳先生。他说，《诗美学》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对诗歌美的形而上本体进行探讨，而更多的是从形而下的层面对诗歌美的探究——究竟美在哪里？作者怎样来创作美？读者如何来欣赏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体验之上的。而也正因为如此，《诗美学》在划分概念范畴、设置章节结构式时，也并不是按照严密的形式逻辑来进行，而是按照诗歌的情感逻辑以及诗歌创作与鉴赏的先后过程来进行。此外，高昌、林峰、杨景龙、吴艳红等几位学者还对《诗美学》的文本之美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骆寒超先生则从更加微观的层面，用印象式、感悟式的评论方式，谈了他对《诗美学》所涉及的一些美学范畴——“感情美”“意象美”“意境美”“语言美”“形式美”的认识。
最后，对于《诗美学》再版的现实意义，与会专家学者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华诗词学会秘书长、《中华诗词》副主编林峰说，《诗美学》的再次出版，是李元洛先生不断求索的成果展示，也是李先生晚年为诗词界和文艺理论界献上的精美华章，《诗美学》也必将成为载入史册的文学理论经典。李先生对诗词之美的全方面演绎，为我们系统阐述了诗美理论鲜活于当下的必然性和诗美与当代生活的关系。《中华诗词》执行主编、《中国文化报》理论部主任高昌从诗歌美学的原点论出发探讨了《诗美学》再版的当下意义。他说李元洛先生名字中的“元”在《说文解字》里释为：“头”“首”，也就是“当头”的意思，另外也有“开始”的意思，还有“广阔”“元气”“本来”“向来”等多个意项；“洛”可以解释为“河图”“洛书”，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源头。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来解释，《诗美学》应属于诗歌研究中的原点性著作，也是一部较早探索新诗美学的著作，对当代诗歌创作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在“审丑”“炫丑”之风甚嚣尘上的当下，《诗美学》以清澈、干净、纯正的学术眼光和美学姿态为我们树立起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诗美学》耐心、严谨地着力于文本研究，远离喧嚣、自成体系，为当代诗歌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创新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联）
责任编辑 佘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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