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日下午，由北京大學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卫视及创作与评论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三国”题材历史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高峰对话会暨“北大批评家周末”第28期学术沙龙在北京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交流中心举行。
此次活动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教授主持，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仲呈祥，《当代电视》主编、中国文艺家评论协会副主席张德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易凯，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教授，作为专家学者代表出席。江苏卫视副总监兼采购部主任高王珏女士，《军师联盟》制片人张坚，导演张永新，司马懿的扮演者兼该剧监制吴秀波，作为制作方代表出席。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军师联盟》的热心观众和网播平台优酷网的工作人员也参与了此次沙龙。
当下，电视荧屏关于古装玄幻、历史改编，甚至架空历史的剧目很多，令人眼花缭乱。“三国”题材历史剧《军师联盟》从中脱颖而出，收获了来自业界和观众的肯定。剧集既包含三国时代的风云诡谲，又包含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既表现英雄气短的悲凉，又表现儿女情长的喜悦；既有众多军师谋士的惺惺相惜，又有运筹帷幄的智谋决策。此次沙龙以《军师联盟》这样一部品质上乘的历史剧为切入口，讨论一系列当下重要的艺术、文化问题，诸如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发展，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融媒体时代电视剧的创意生产策略，互联网时代的艺术创新、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等等。电视剧艺术性、历史真实性与商业性的关系如何辩证处理？电视剧如何吸引年轻观众？围绕这些议题，到场嘉宾展开了一场学界和业界的对话，主创与观众的互动。
一、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哲学意识
各位专家学者首先发表了对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哲学意识的看法。
仲呈祥主席认为，《军师联盟》在处理“三国”这段历史的时候，找到了一种新的视角。无论是老《三国演义》（1994年电视剧版）还是新《三国演义》（2010年电视剧版），都忠实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原著。而罗贯中《三国演义》很重要的一条，在历史哲学上是尊刘贬曹的，曹操在里面基本上是一个奸雄形象。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得很清楚，“提起曹操，人们就想起戏剧舞台上奸雄曹操，白脸曹操”，但是历史上的曹操，鲁迅先生说，“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罗贯中跟陈寿的《三国志》不同，前者是文学创作，可以对史实进行作者化的改写，但由于《三国演义》影响深远，今天再去重拍“三国”，很难跳出已有的圈子。《军师联盟》没有选取尊刘贬曹的视角，而是以司马懿这个人物嵌入历史，原本尊刘贬曹视角下没能得到充分、客观展现的人物和他们对那段历史的贡献，比如曹操及其集团内部的谋士，都得到了呈现。
无论何种视角和历史观，历史题材的讲述在历史哲学上的意义是揭示历史运行的内在规律。至于“三国”这段历史，蕴藏的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军师联盟》这部戏保有历史哲学的自觉，让观众去感悟这段历史，去吸取历史的哲学营养和社会营养。
易凯副秘书长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探讨文学作品《三国演义》的故事安排，肯定了仲呈祥主席的观点。易凯副秘书长认为，说《军师联盟》给司马懿“翻案”，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大众基于《三国演义》对司马懿的印象本就有失客观。准确地讲，《军师联盟》不是司马懿的“翻案”，而是司马懿的“文学立传”。《三国演义》是站在歌颂刘汉的立场上写就的，而这部“司马懿传”选取的立场更为中立客观，这样的视角选取对电视剧本身的积极意义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和《三国演义》相比，新的叙事视角展现出人物间势均力敌的权谋交锋，不会出现《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技压群雄的一边倒局面。势均力敌的人物关系保证了影视作品具备精彩的冲突和可看性。《三国演义》在三十七回之前非常好看，因为诸葛亮还没有出场。从三十七回诸葛亮出场开始，他单人展现出的智谋就远超于所有人物。没有与之旗鼓相当的人物，也就没有激烈的冲突，这个阶段故事没有前面那般引人入胜。一百零三回“五丈原”之后，诸葛亮以外的人物的智慧计谋又能显示出来了，故事重新变得精彩。第二，《三国演义》进行到这里，司马家的家风得以显现，司马懿本人的功绩和才智表现出来了。司马懿为西晋的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应该说结束了“三国”的纷争局面，对社会的进步，对祖国的统一起了贡献。至于司马懿这个人，从吴秀波的表演可以看出，不是一个反应特别快的人，他在剧中总是被杨修耍弄，《三国演义》中总是被诸葛亮耍弄。看似落于下风，实则蕴藏了司马懿的大智慧和豁达之心。最好的例子就是杨修，杨修的聪明十分外露，最后并未得到善终，相比之下，司马懿的聪明才是真聪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为了速战给司马懿送女装，司马懿自己就换上了。此外，司马懿在教育孩子方面也颇有心得，懂得看到同一个人身上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王朗于高龄随大部队出征，司马懿知道后对孩子说，王朗这么大岁数还上战场，你们要学习他的勇气。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却认为王朗不足为师，因为他在阵前被诸葛亮一顿训斥，就气死了。司马懿便说，要学习王朗的勇气，却不能学习他这般心胸狭窄。“三国”故事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宝库，每一个人物认真看起来都是有启发性的。对当今怀有理想抱负的年轻人来说，“三国”这个“草根”争雄的年代让他们看到只要肯努力，便可拼搏出一片天地；对已经身处职场的人来说，“三国”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智慧交锋同样对他们的职场生活有所助益。
一部历史传奇剧尽管有“传奇”的杜撰虚构属性在，但对大众了解一个历史人物仍旧是有帮助的。没有《芈月传》，人们可能对芈八子闻所未闻；没有《思美人》，人们对屈原的认识可能仅限于端午节的传说。不管怎么样，能使人们关注到历史，关注到历史人物，对中华文化和历史产生兴趣，起码意义是积极的，比玄幻、奇幻偶像剧要高尚。就像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的，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历史，给我们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能够沉下心来从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挖掘艺术素材，这种创作态度值得尊敬。
最后，易凯副秘书长从观众的角度谈了《军师联盟》美中不足之处。第一，司马懿为了结束乱世所做的努力和司马懿止战的思想在目前播出的剧集里没能体现出来。剧情更像是“三国”版的《纸牌屋》，专注于表现各股势力的争斗。第二，剧情好像没有给贾诩这个谋士以更多的表现，作为一个“三国”前期重要的历史人物，若是不加以表现，似乎有些“不解渴”。
张德祥主编谈到，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三国”这段历史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定格在那个瞬间了，不可能再改变，同时对它的叙述还在不断地继续。也就是说，太阳底下虽然没有新的故事，但是不断地有新的叙事。我们的历史剧所做的工作也是要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历史，重新叙述历史，所以有一句话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都是艺术解读史。《三国演义》的影响太过深远，以至于三国时期人物的形象，他们的价值定位，已经通过这部经典文学作品在人们的印象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具体而言，《军师联盟》的价值在于发现了司马懿，或者说描述了一个更为立体、真实的司马懿。第一，就拿《军师联盟》前二十集来说，可以看到司马懿实际上是一个对政治、对权利并没有很多欲望的人物，他作为一介书生，是在那样一个群雄并起的年代被一步步地卷入了政治斗争，被卷入了历史的洪流。第二，《三国演义》中未能表现司马懿在“三国”后期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对这个人物的刻画总是为表现诸葛亮的料事如神而服务，“死诸葛吓走活司马”。这些都是站在一个贬低的角度，并不能真正反映这个人物和这段历史。《军师联盟》的新意在于找到了一个新的角色，重新解读“三国”这段历史，太阳底下没有新的故事，但是我们不断有新的解释历史，就会带来新的故事。
王一川教授指出，历史题材剧除了通过发掘新的历史视角来回看历史，丰满观众的历史集体记忆，还可以站在更高的高度，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根源和灵魂加以探寻。几年前开始播出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三部的播出时间分别是2009年、2013年和2017年）就是在十五卷长篇小说的基础上改编成的长篇系列电视剧。它一开场，就是要寻找中华文明的正源。和大众所熟知的观点——齐鲁文化，湖湘文化和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正源不同，《大秦帝国》认为中华文明的正源在西北，在陕北，在大秦。当然这个观点一出现就引起了争议，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一家之言，它引起了电视观众以及业界的高度重视。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作为一部娱乐产品的《大秦帝国》能够从这样的高度进行创作，是电视历史剧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收获。也引起了新的思考，直到今天仍在继续，那就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和源头到底在哪里。
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思想性
监制兼主演吴秀波从自身戏剧创作的经验出发，认为戏剧的乐趣无外乎三个层次——“有趣、突兀、合理”。观众打开电视机，演员说的第一句台词让观众觉得无趣，观众就不会停驻在那儿。但是所谓第一个画面究竟能吸引多长时间，接下来就要靠三五分钟之后产生的“突兀”，也就是情节的转折和出人意表。即便到了这个层面也仅仅是戏，戏剧行话叫“下钩子”。戏剧创作的终极层面，必须有创作者借助角色、事件和整个戏剧表述的态度，观众看后认为有“合理”之处，《军师联盟》的创作也是本着这三重标准。
对此，张德祥主编认为所谓“合理”，指的就是电视剧的思想性，即创作者借作品传达的观点，揭示的思想内涵。
王一川教授指出，艺术的终极是思想的表达。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曾经谈到，今天影响社会的主要是大众艺术，大众艺术里面重要的是电影，电影不止是让观众体会事件，电影直接让思想生成，创造一种思想。电影这种艺术思想性同样适用于电视剧。《军师联盟》在创造思想方面，通过一系列人物活动，以及对人物和故事的理解，创造了一种当代人的历史思想、历史观念，带领我们去回看历史，从中找到对我们当代生活方式有价值的元素，把它转化到我们的当代生活当中。今天的人去讲两千多年前的事就是希望从远视的历史中找到对我们今天有价值的东西。
此外，王一川教授认为，历史题材电视剧思想性的传达建立在人物的基础上，一是多重人物矛盾冲突，二是鲜活的人物塑造。首先，拿劇中救汲布这一段来说，就涉及到曹操和两个儿子之间的矛盾，司马懿和杨修之间的矛盾，司马懿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司马懿和自己的大哥还有三弟的关系，司马懿和妻子的关系。同时展开多重矛盾，有情爱之中的，有君臣之间的，有父子之间的，有夫妻之间的，有朋友之间的。这之中的许多细节恐怕都出自作者的杜撰而非历史真实记载，但此起彼伏的展开造成了一种紧张的形式和有趣的期待，同时这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冲突矛盾被剧组讲述得有条不紊、张弛有度。多重人物矛盾冲突促使观众保持观看兴趣，正如吴秀波先生谈到的，先达到第一个层面“有趣”。其次，在《军事联盟》中司马懿是一个丰满的“圆形人物”——众多的人物都在烘托他，有主有次，有条不紊。《琅琊榜》的主角梅长苏则是一个扁平人物，他的丰富更多指向内心化的表演。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都可以诞生精彩的人物，但圆形人物具备更广的故事版图，更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和历史风貌，也就能更好传达电视剧的思想性。总地来说，思想要由一定的故事，且是有趣的故事来表达的，两者最好是结合起来。好的思想就像盐融于水一样，化在活生生的像水流般自然流淌的故事当中。一部好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可以把高深的历史主义思想，像盐融于水一样融于有趣的故事当中，观众观看之余回头还可以发现一点历史启示，就是电视剧莫大的收获了。
陈旭光教授从“以人为本”出发探讨了《军师联盟》的思想性。第一，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应指向人的内心世界和人内心的历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艺术理论、文艺理论界曾经提过一个术语叫做“向内转，就是走向人本体，走向人的心灵情感世界，走向人内心的历史，而不是外在的战争史。“三国”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精髓，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打打杀杀，《军师联盟》没有着力展现血腥残酷的战争场面，而是智斗，没有硝烟的战争，描摹了中国历史悠久的一个阶层“士”。《军师联盟》表现了中国的士文化，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观，无论出世还是入世，想的都是国家和生民。第二，《军师联盟》的“以人为本”是以家庭伦理和情感为本。朝堂争斗的题材，很容易处理成男版的“宫斗戏”，将权力和智谋的阴暗面过分放大。《军师联盟》并未落入这个陷阱，它有明显的道德价值评判，明确地树立了积极的价值观。
导演张永新用《军师联盟》中司马懿和崔琰喝宫陪汤一场戏来说明主创对魏晋时代“士”阶层内心世界的刻画。崔琰说此汤味道很好，司马懿回忆说，董卓之乱时自己带着家人回老家温县，就是靠宫陪汤活过来的。崔琰话锋一转，“像你我这样的人在这个乱世里，尚且靠它而活，更何况百姓呢。也许后世人说我们是愚忠，但是哪怕是愚忠，只要我们做到了这点光亮，也会给后世人照点亮。”接着，崔琰说出了他的最后一句话，“仲达，这就是人间滋味。”然后司马懿不再说话，闭上眼睛。司马懿和崔琰没有再看对方，各自闭上眼睛，秋风吹起，窗外飘零一地落叶。这场戏我自认为是剧组全体的主创，对中华文化里魏晋时期“士文化”的最高礼赞。这是崔琰的风骨，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风骨，这是我们“三国”历史的风骨。
吴秀波先生进一步解读了“以人为本”的意涵，从戏剧创作的精神来说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矛盾，矛盾分角色外部矛盾和角色内心矛盾，这就是主创人员选择拍摄“三国”的一个原由——因为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充满了矛盾，在角色外部矛盾上有太多的素材可供选择。至于角色内心矛盾，其实我们不管读《三国志》也好，《三国演义》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好，鲜少用现在的态度和现在的立场去解读人物内心矛盾，不像西方文学经典那样花大笔墨进行人物心理的刻画。曹操一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并没有说出他自己内心的矛盾，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所有“三国”外部矛盾展现当时“三国”所有角色的内心矛盾。就拿司马懿的小乌龟来说，小乌龟就好像这个人物的图腾，象征着司马懿求安求稳的特点。我们知道，人类所有的矛盾以及征战，无外乎来源于人性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人类欲望的膨胀。从历史上来看，司马懿无疑是隐藏欲望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从他推行的政策可以看到他求安求稳的特点，龟的属性恰恰很接近于司马懿的属性，非常安全。至于为什么起名叫“心猿意马”，追求安稳并不见得不是一种欲望，相反，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欲望。第二個层面是情感，观众在戏中看到每一个角色的内在和外在矛盾，不管是曹操、杨修、司马懿，还是张春华。但矛盾层面不是最终的目的，矛盾层面的功用是要带出观众的情感。演员哭得再难受，再感动，如果观众此时不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自己的情感，那这部戏就是失败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戏剧每一个角色都有他专属的角色态度，有人是汉臣，有人是魏臣，有人是男性立场，有人是女性立场，这是角色态度。归根结底下来，一部戏不管有几个好人，几个坏人，角色有多么多元的态度，最后都统摄在主创者的态度之下。戏剧无外乎就是主创者通过戏剧故事，利用戏剧矛盾，将自己的戏剧态度与观众情感做一个沟通，其实这是一个寂寞的人、一个有困惑的人才会做的事。如果说所有的道理都能用嘴讲清楚的话，戏剧也就不存在了。总之，陈教授说的“以人为本”，我以为存在角色、观众和创作者三重境界。
三、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受众与传播
戴清教授指出，当今时代是媒介融合的时代，当下的观众最大特征是极化。这个极化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典型的忠诚化，也就是粉丝经济。以网络文学为基础的IP转化，它们的高票房建立在粉丝群体的基础上。第二个是极化的另外一个极端，即以年龄为特点的观众分层。比如偶像剧，它的观众只集中于年轻年龄层。这类电视剧的观众是一个十分细分的散碎的群体。《军师联盟》恰恰实现了观众群体的最大融合。一方面《军师联盟》拥有忠实的粉丝群，不仅限于剧中演员的粉丝群，还包括泛“三国”的粉丝群体——喜爱“三国”历史、《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观众。一方面它弥合了不同观众群，跨越了代际的鸿沟。从受众理论来看，《军师联盟》取得的成绩是在情理之中。
陈旭光教授认为，《军师联盟》走过了跨媒介传播的几个领域，从“三国”历史的经典文化领域到影视领域，再到“三国杀”、戏说“三国”、“水煮三国”的网络文化领域，最终又回来反哺影像文化。《军师联盟》是走过这个跨媒介传播过程而诞生的影视作品，它的造型设计、摄影手法，包括服装文化，都考虑到了网络时代受众的收视习惯和收视美学，也考虑到了网生代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同时不忘回归伦理、情感、道德本位。《军师联盟》对网生代观众和融媒体时代影视作品的探索，对其他同类题材电视剧有一定参考价值。
四、历史题材电视剧真实性与艺术性的辩证关系
此次沙龙最后的观众提问环节，在场专家学者和主创就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性如何取舍的问题展开了集中讨论。
导演张永新认为，历史题材电视剧处理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应当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宗旨，也就是在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背景和历史转折上严格遵循史实，不虚构不杜撰，在人物细节上可以为了服务于戏剧任务适当虚构。举《军师联盟》第一集为例，华佗为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进行剖腹产，与此同时曹操的头痛顽疾也发作了，召见华佗。主创在剧本创作阶段曾经考证过华佗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剖腹产手术的问题，因为这是医学发展的既定事实，不能发生“穿越”。通过查找史书，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裴因的学者，他写过《史记集节礼》，其中记载魏皇初五年，也就是曹丕在位第五年的时候，淮南地区有一位夫人怀孕难产，用的就是剖腹产。当时的文字记录是“在右侧腹下开，数月后母子痊愈”。尽管这个记载比华佗生存时间稍晚但时代相同，为了使华佗这个人物串起司马懿、曹家，完成首集介绍人物的任务，我们选择创作这个情节。这便是我以为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吴秀波先生接着谈到戏剧创作和历史研究的区别。戏剧是非真实性的叙事，却是真实的情感和态度。我们做戏的时候一直坚持这样一个思路，就是如果讲一个好人，希望观众记得他的好；如果讲一个坏人，希望观众记住他是怎么变坏的。所以戏剧的交流，最重要因素以主创态度跟你做情感上的交流，这是戏剧跟学术研究的分别。
仲呈祥主席从哲学层面阐发了历史真实和精神真实的关系。历史思维的原则是实事求是，越严谨越接近历史真实越好；艺术是人类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艺术的原则是历史活动当中人的精神形态的真，情感形态的真，心态诡计的真。因此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与学术研究不同。与此同时，审美和学术研究也存在关联。好的审美思维常常在吸收史学思维最新的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转化为审美创造的内在驱动力。
仲呈祥主席还借用习近平主席在第十次文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称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既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桠上跳跃鸣叫，又像雄鹰从高空俯视大地。也就是说一方面细节要鲜活，符合人物的真实，情感的真实，符合历史的逻辑；另一方面要像站在高空像雄鹰一样，站在一个高度审视这样一段历史，找到司马懿、曹操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史，精神的真实，心态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这也是人物能够成立的根本理由。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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