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海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已然较为清晰地内化为学科发展的潜意识，取得可观成果。而与现代文学血脉相连的当代文学，研究长期由理论批评主导，常被加诸“以论代史”的批评。这一状况的出现受制于当代文学的学科特性，当然不宜简单评判。但随着当代文学逐步走向历史化，史料学建设的问题便凸显了出来。近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已日渐被学者重视，并取得不少成绩，但毋庸讳言，目前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还更多集中于个案实证考察，系统的理論建设较为欠缺，这时候，一部能够站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构建宏观理论框架，并为未来发展提供规划的当代文学史料学著作，显得十分必要。由吴秀明教授领衔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简称《史料问题研究》，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便正是一部具有上述追求的著作。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与现代文学史料学问题息息相关。笔者在现代文学史料方面有过不少探索，在阅读《史料问题研究》时，有意识地以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经验观照此书，颇有收获和感触，所以愿意不揣浅陋，对《史料问题研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问题略陈己见。

　　一、概念界定与史料独特性探寻

　　文学史料学倘能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自己的自律性，从而不与其它近似学科混淆。因此，研究者必须首先解决其与文献学的关系问题。或许是认为二者关系不言自明，目前出版的各种文学史料学（含文字学史料学）著作，大都未标明其与文献学的界限，但讨论的内容与文献学都有大量交叠。①这难免令人困惑。仅有少数著作对二者的区别有所阐释，但也给人不尽如人意之感。潘树广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一书说：“史料包括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而‘历史文献就是史料中文字史料的那一部分。因此，史料的范围比历史文献广。”②张可礼所著《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一书在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文献学分支学科的角度探讨了史料学与文献学的密切关系之后，也指出二者的区别：“古代文献学研究的内容限于古代的文字典籍，而文学史料学研究的内容虽然以文字典籍为主，但又不限于此，还包括实物史料和口传史料等。因此文献学研究的内容尽管很广泛，但还不能涵盖文学史料学研究的内容。”③两种说法大体相同，如果秉持“文献”的传统概念，这种说法自然成立。但文献学家张舜徽便曾说：“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④张舜徽虽然意在否定，但也可见，文献之外延有时未必小于史料。

　　细察各种文学史料学专著会发现，史料学与文献学的差别，基本上完全不在于二者所管辖的“材料”范围有区分，而是在于，二者的知识体系和学科架构大相径庭。文献学已然有了成熟的学科建制，体例上差别不大；史料学则不然，体例面目常常迥异。但好在文学史料学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果我们依据这些成果进行归纳，会发现其中已然具备不少共性，比如，它大体包括以下四个基本部分：一、史料的类型载体；二、史料的生成变化；三、史料的整理应用；四、史料的检索获取。其与文献学的差异因此可以看得较为明朗：文献学作为一门已然成熟的学科，有其特定的学科内涵，以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等为基本内容，较侧重于文献内部的考察；而史料学则更侧重于史料的类型载体、历史流变、搜集整理、检索应用等问题，在和文献学有着基本层面的交集之外，偏重于将史料作为整体的外部考察。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王风认为，文献学不从属于其他学科，其学科逻辑建立在文本性质的层面、而不基于文本内容，不同的文本性质产生不同的文献学问题；史料学则从属于特定学科，“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史料问题”。⑤王风的判断是从概念的内涵着眼，《史料问题研究》则从现代学科建制的宏观视角做了说明：“文献是以传统经史子集为表征的价值系统的一个能指符号和特殊载体。而后者即史料则不同，它是由‘传统四部（经史子集）向‘现代七科（理工农医文法商）转换的产物，不但成为从属于史观的一个次级概念，而且与传统文化尤其传统文化之‘经是断裂的，从总体上被纳入到现代的价值系统中。”（第546页）这种宏观而精要的概述显示出《史料问题研究》对于史料学的概念自觉意识。

　　认清了史料学的缘起和特质之后，自然进入具体建设阶段。史料研究能否从具体的研究，上升为具有自律性和独立性的学科，取决于能否在理论层面对史料本身以及具体研究做出宏观把握。进一步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应该遵循从具体的史料问题上升到普遍的学科问题的路径，在此过程中，将单纯而分散的史料，淬炼为内蕴着学术理路和价值基准，能够持续激发生成学术和思想问题的史料。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在于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基本构成及其独特性。

　　《史料问题研究》于此有突出表现。该著近65万字，分篇幅基本对等的上下两编，上编为“当代文学史料的存在与叙述”，详细梳理论述了当代文学史料的基本类型，下编为“当代文学史料若干专题探讨”，分专题对当代文学史料的特性进行了探讨。《史料问题研究》书名并未采用“史料学”一词，而使用了“史料问题”的表述，作者也声言目前建立当代文学史料学条件尚不具备（第16页）。这当然是出于审慎的学术态度。但统观全书，构建“史料问题”体系的努力清晰可见，因此笔者更愿意将之看做一部建构当代文学史料学的专著。可以说，即便作者不愿冠名“史料学”，这部书也是首次对当代文学史料学的体系性建构。

　　相较于现代文学史料，当代文学史料的内涵和外延更不确定，因此，对其基本框架的设定，最能够体现研究者的学术思路和眼光。《史料问题研究》对当代文学史料类型及载体的认知，形构了全书基本框架，全书内容都依此铺展开来。

　　《史料问题研究》上编把当代文学史料类型分为9种：公共性文学史料，私人性文学史料，民间与“地下”文学史料，期刊、社团和流派史料，通俗文学史料，台港文学史料，书话与口述文学史料，版本史料，选本史料。若再加上下编第十三章集中论述的电子史料，则全书实际上把当代文学史料分成了10种类型。《史料问题研究》在论述每一种史料类型时，对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载体）也都给予充分论述。不同于其他史料学著作的史料分类多依据文体、作家、思潮等标准，《史料问题研究》的分类植根于作者对当代文学特性的认识。以上10种类型，分类标准其实不够统一，各类型之间颇多交叉，但这种“含混”实际上正契合了当代文学史料的复杂性，若要全面把握当代文学史料，有其不得不如此之势。比如被重点强调的公共性文学史料和民间与“地下”文学史料，最为鲜明地揭示了当代文学的特性。如果总结现代文学史料，这两种类型自然也都存在，但所占的比重远小于当代文学史料，很难成为单独的史料类型。⑥

　　当代文学史料的另一突出特性是与电子媒介紧密结合，《史料问题研究》对此亦给予高度重视。比如第九章《版本史料》在讨论潜版本和版本修改等问题时，对电子版给予特别关注。第十章《选本史料》在详尽梳理当代文学选本类型时，专门探讨了网络选本和手机选本的特性。第十三章《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与现代科技》则更进一步，以一章的篇幅探讨当代文学史料与现代科技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当代文学史料的最新形态和发展趋势，尤其对“磁光电介质”电子史料的探讨令人耳目一新。诸如“博客史料”、视频影像史料、电子书等全新史料类型，均获得专门探讨。而且《史料问题研究》并不满足于发掘新的“电子史料”，更进一步探讨电子介质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互联网对余华创作的影响、“韩白之争”等问题，均在新史料的视野下获得深度阐释。

　　但值得商榷的是，《史料问题研究》对电子化史料的界定有泛化的趋势，没能很好地区分“电子化史料”和“史料的电子化”，而将二者混在一起论述。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领域，这一现象也比较普遍。实际上，二者不宜简单混同。为了概念的精确，“电子化史料”应该区分广狭二义。狭义的电子化史料，可界定为由现代的电子媒介生产的史料；而广义的“电子化史料”，同时包括由“史料的电子化”所产生的史料。“史料的电子化”指将史料转移到电子化媒介上（比如通过扫描等手段），其所产生的“电子化史料”仍是传统史料，只不过具有了若干新特征。这二者都有电子化的外衣，但内里一新一旧，实质迥异，应该加以明确区分。

　　《史料问题研究》还专门设置了一章探讨现代文学馆所收藏的当代文学史料（第十八章），史料的丰富性据此大大扩充，实物、档案、作家手稿信札等史料的意義均被特别强调。对于民间纪念馆（如“文革博物馆”）的收藏，亦在相关章节加以利用（第414页）。但遗憾的是，也许是受制于现有政策，《史料问题研究》对于中央及地方各级档案馆所藏当代文学相关史料，较少论及。其实在历史学界以及若干当代文学研究者那里，对各级（尤其地方）档案馆所藏当代史料已经有了不少利用。

　　可以说，《史料问题研究》几乎穷尽了当代文学的史料类型，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它们的独特性，并清理出一条轨迹鲜明的发展线索，在这一领域堪当首创之功。其中存在的缺憾，最突出的或是，对当代文学史料特性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多限于粗线条勾勒，未能很好地在史料的功能性层面揭示当代文学史料的独特属性。这一现象的造成，主要由于全书对“当代文学史料”这一概念的特性，缺乏贯穿始终的把握。虽然《史料问题研究》有着难得的概念自觉意识，但或许由于全书成于众手，这一概念自觉意识没能很好地贯穿全书。书中许多论述，有时泛泛指向文学史的发展，或限于对史料形态的静态梳理，“史料”本身的属性和功能有时被普泛的文学史问题遮蔽。⑦由此可以说，若想建立成熟的当代文学史料学，学科基本概念清晰的界定，学科基本功能自觉的意识，仍然是必要的前提。

　　二、史料整理与重回历史的张力

　　当代人整理当代文学史料，有着难得的便利，倘若不善加利用这一便利，以致当代文学史料在当代人手中便湮没，研究者无疑没能承担起应负的历史责任。而当代文学在一段历史时期，甚至存在大规模主动损毁史料的行为，新时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也不够重视，以至于今天的当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带有了某种“抢救”的意味（第31页）。⑧“抢救”史料，目的是打捞历史遗产、激活被遗忘的文学细节，其意义如程光炜所言：“‘重新激活那些被读者和研究者遗忘的作家、作品，让他们‘重返公众视野和记忆当中。”⑨

　　当代人整理当代文学史料，亦有着明显的局限。这表现为，一方面，当代文学史料和政治权力关系密切，因而难免和政治史料存在极大交叉，而政治史料的保密性强、档案解密少，史料搜集整理受制于制度的瓶颈；另一方面，史料生产者和整理者生活在大体同时空的环境中，一则因当代史料的未完成性，使得整理不易全面，二则因当事人的在场性，使得史料整理可能产生许多学术伦理问题，客观性易受干扰。

　　《史料问题研究》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工作格外重视，“绪论”即开宗明义：“本绪论试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探究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追问它在当下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学理依据，梳理其自身探索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类型特点，辨析它与思想阐释及研究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其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以便更好地推进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进程。”（第2页）这段话其实不仅涵盖“绪论”，也道出了全书的基本追求。全书对于史料类型的梳理，对于史料特性的考察，对于史料考察方法的探索，都为史料整理工作的展开提供了保证。《史料问题研究》的作者其实已经把史料搜集整理工作付诸实践，从2016年开始，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丛书》（共11卷）陆续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如果说《史料问题研究》偏向于史料整理的理论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丛书》则是具体的史料整理实践。

　　无疑，史料整理是重回历史的有效方式，但在笔者看来，它也经常会和重回历史产生张力。这因为史料整理毕竟经过人工操作，因此必然会与原始史料产生差异；尤其摘录型的史料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剥离了史料所产生的语境，常常导致不利于深入理解史料。当然，当代史料存在的政治性、巨量性和分散性等特征，决定了史料的摘录归类尤其必要，因为即便是专业研究者也难以有条件和精力占有全部原始史料；何况史料选录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既能够体现自家的研究思路和学术眼光，更能通过校勘、辑佚等方式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学术阶梯。但对其弊端，我们不可不高度警惕。也正因此，重回原始图书报刊以及原始档案卷宗等史料，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对于史料整理，笔者认为有两条主要路径，应该同时推进。一是史料的原版复制（既以纸质，也以可检索的电子数据库的形式），一是史料的勾稽辑佚、校勘整理（其中可以有原版复制的内容，但主要系以专业眼光选取并整理的史料）。这二者各有功能，不可替代。对于第一种方式，务求保存原貌。目前出版的一些民国图书报刊影印版，乍看“原滋原味”，其实常有不少缺漏，比如删去广告、插页、版权等看似无关紧要的内容。⑩这无疑破坏了史料的完整性。至于各数据库中保存的扫描版民国图书报刊，虽然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但缺页漏页现象更加严重。对于第二种方式，则要求：一、对整理文献的底本详细标注出处；二、取全部有价值的版本互校；三、若有异文或改动，务必加校勘记。应该说，照这些标准，现代文学的史料整理工作很多都不合乎规范。且不说许多权威出版社的作家选集、全集连版本情况都付之阙如，即便公认校勘精良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亦无校勘记。而鲁迅的作品，常有手稿版、报刊发表版、文集版等多个版本，文字经常有异。《鲁迅全集》只取其一，对异文情况不加说明，严格来说既难称“全”，也不利于学者研究。当然亦有史料整理的佳作，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由王风整理的六卷《废名集》。总体来说，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虽然已蔚为壮观，但相较古籍整理，尚有不小差距。当代文学的文献和史料整理工作，宜取法乎上，努力避免上述弊端。

　　史料无疑是研究的基础，但仅有史料和史料的整理也还不够，必须有合理利用史料的方法，方能激活史料。笔者看来，只有将史料置入具体的历史链条中，才有可能激发史料内在的活力，使其对研究产生积极作用。只有激活了史料，才有可能做到还原历史真实。

　　后现代主义理论常把“真实”视作文本游戏，基于此，国内学界也常对探寻真实性的努力表示不屑。此说自然有其依据，身处中国语境，对“历史真实”的面貌多变当有深入认知，如《史料问题研究》所言：“‘历史真实其实是一种很脆弱的形态。它往往受制于历史自身所具有的‘屏蔽功能。”（第371页）诚然，真实都是书写的产物，罗生门或难避免，但笔者还是相信：谬误总有机会被确定无疑地纠正。逐层剥离谬误，从而逼近事实本然的样态，是史料探索的基本功用。

　　《史料问题研究》论及的一个小案例，和笔者在现代文学史料方面做过的一个考证特别相似，颇堪玩味。《史料问题研究》第十四章提到，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样板戏视作在周恩来的关怀指导下产生的，官方权威媒体也曾特别刊文强调。这一论说当然有其史料依据，但当我们搜集更多史料，把它们一起置入历史链条，便会发现，周恩来对样板戏的过问更多集中于仪式的层面，而最直接和深入影响了样板戏创造的，其实是江青。笔者近年考证过的问题则是：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制止攻击鲁迅、谋划筹建“左联”的党内领导人为周恩来，但笔者通过挖掘史料，考证出其实李立三才是真正的决策者和执行者。{11}两个案例相隔约40年，史料也无交集，但出错的方向竟然完全一致。为何学界和许多当事人都要把样板戲和“左联”的功劳归诸周恩来呢？这便是“以论代史”的结果。因为在绝大多数论说和评判体系中，周恩来都富有团结和统战的精神，而江青和李立三都是极左路线的实施者。思维受到既定规范的影响，真相便被掩盖。在以上两种情况中，错误的认知都有当事人的回忆史料作为支撑，而且当事人的回忆一般也并非有意作伪，只是在先入为主的观念主导下，把所经历的部分事实的含义扭曲了，同时又把部分事实抹去了。

　　其实，在很多时候都并非史料不足才导致真实被遮蔽，而是我们利用史料的方式简单武断，因而不能对史料物尽其用、去伪存真。而只有将史料还原至具体的动态历史链条中，各种史料交叉互证，才能不先入为主、做出有悖历史事实的判断。

　　这里涉及到的是处理史料的方法，其意义完全不逊色于搜寻和整理史料，我们看到，《史料问题研究》在这一方面还有不少深入探讨。比如第十一章《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历史观问题》，结合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以及丁玲、周扬、胡乔木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对历史观、个人情感等所可能导致的“史料迷误”做了出色探讨，揭示出有效利用史料的途径。第十二章《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与政治关系》则通过对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相关史料的细密剖析，通过对胡风平反史料三个版本的对比考察，对经典文学现象做出了新颖解读。所用史料并不稀有，但因为考察细密，紧贴动态的历史细节，识见上均能有所突破。

　　三、史料辨伪问题与史料学学术伦理建设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包含数量丰富的回忆录和日记（《史料问题研究》所言的“私人性文学史料”），在现当代历史档案不易接近的条件下，其意义更加非同一般。但回忆录的真实性常备受质疑，即便日记，真实性也常成为问题。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谢泳曾总结出一个史料真实性序列：“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12}上述序列自然还很简略，但确系经验之谈。笔者赞同这一等级划分，但想略作补充的是：第一，“伪史料”亦有史料的价值，端看如何使用，有时故意作伪反而更能窥见当事人心态{13}，而纯粹的“伪史料”几乎没有；第二，“第一手的档案”也并不完全可靠。笔者考察过不少大革命后中共上海党组织的档案，便发现了不少错误，比如把知识分子党支部的性质标记为工人支部。而一旦档案史料出了问题，纠正起来将异常困难。笔者之所以能够发现党支部性质标记错误，也依赖于恰好有其他档案史料可资辨正。这也很好理解，因为档案史料也是由人来记录整理的，出错当然难免——尤其是在史料内容复杂、外部环境又恶劣的时候。若档案史料存在有意作伪，则纠正难度更超出想象。同时，档案史料也常常存在含混之处和缺漏之处，必须经过审慎考辨才能使用。当然，这样说无意于否定档案史料对于研究的高度重要性，只是想强调，绝不是有了档案史料，所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对于当代文学史料学而言，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史料的真实性问题更为复杂。《史料问题研究》一书对此有着自觉的意识。《私人性文学史料》一章探讨了当代作家对日记的修改问题（第109-111页），《民间与“地下”文学史料》一章则论及所谓“地下”史料的甄别问题（第121页），但对其他类型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史料问题研究》的探讨还嫌不够，而且缺少对当代文学史料真实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和具体应用方针的探讨。对当代文学史料之真伪的系统鉴别，显然不是《史料问题研究》一书所应该承担的；但对史料真伪的考辨，作为史料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从整体上推进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其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还是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论重视。这一方面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客观历史条件，比如档案史料的封闭性等，不能苛求作者，但对于《史料问题研究》而言还是一个遗憾。其实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对辨伪问题同样没有充分提高到理论层面加以探讨。就此而言，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史料学建设，在辨伪学方面，都需要在汲取文献学丰富学术经验的同时，根据自身特点加强理论建设。

　　任何学问和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伦理，史料学当然不例外。《史料问题研究》也在多处涉及这一问题，惜乎未加展开。若能专门开辟章节讨论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将使《史料问题研究》更加完善。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学术伦理，无疑更加复杂，对研究者的要求也更高。在笔者看来，研究者一方面要努力保持独立客观的学术立场，另一方面要慎重对待特定条件下史料的情境性，并充分意识到个体认知的限度。努力保持独立客观的学术立场，是任何学术研究都要遵守的伦理，但对于与研究对象基本上处于同时空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有格外强调的必要。不仅研究对象可能以权力或金钱等手段直接干扰研究的客观性，意识形态、社会舆论、个人情绪化好恶等都可能影响独立客观的学术判断。慎重对待特定条件下史料的情境性并意识到个体认知的限度，表面看与独立客观性原则矛盾，实与之相反相成。这一准则是知人论世的学术规则使然，关联着学术评价的合理尺度，体现出对历史的“同情理解”以及对个体认知局限性的自觉，恰恰是好的学术研究所应内蕴的准则。{14}对于时常经历非常状态、常处于意识形态漩涡中心的当代文学来说，其史料学研究谨守这一伦理规范更加必要。

　　谢泳在论及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道德问题时，提出了两个原则，也可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借鉴：一是尊重“史料的首发权”，二是保证“史料来源的公开性”。{15}这两个原则其实也相反相成，但与笔者提出的两个原则有鲜明的当代文学特性不同，这两个原则的普适性更加鲜明。“史料的首发权”不仅指单纯的史料发现，也应该指史料的考证发现。这一点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史料工作的最终表现形式往往是一个实证性结论，可以脱离考证过程而被他人采用。不像其他学术研究，结论和论证往往是一体化的，较难被他人完全脱离论证过程而采用——当引用者打算完全绕开研究者时，也将面临更大的被指控抄袭的可能。笔者在从事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时，曾考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人物柯尔施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1928年就被创造社成员彭康翻译成书出版，并对他及后期创造社产生深刻影响，而此译著此前一直被认作他人著作。成果发表几年后，有学者开始利用这一史料，并做论文探讨这一问题，所论内容亦与笔者发表过的论文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完全不提及笔者的贡献。这也许便不太符合史料学的伦理。当然，笔者的类似遭遇还不止这一例。史料考证工作本身就投入高而产出低，若成果还被他人“无声”拿去做了研究的阶梯，更恶劣者直接成了他人的成果，则难免令从业者心寒。

　　如果说尊重“史料的首发权”是为了“私权”，保证“史料来源的公开性”则是为了学术研究的“公利”。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史料自然应该尽可能地公开。不同研究者获得史料的能力不同，只要能力的差异不基于制度性歧视，则应该尊重这种差异；但是，在完成了个人的基本研究之后，应该把史料公开给学术共同体。在这一方面，不少前辈学者为我们做了好的榜样。但笔者更担心的是，随着行政事业单位的档案和内部资料等被学界日渐重视，很可能会出现一批有特权的研究者，利用其他学者不被允许看到的史料从事研究。当然，最根本且迫切的，还是呼吁档案制度的进一步开放和规范化。

　　行文至此，可以略作小结。概括言之，《史料问题研究》一书论述广泛、框架宏大、阐释深入，在当代文学史料学领域具有开创性，其中的论述视角、框架和方法等，可以预见将为后来者提供借鉴，推动这门新生学问以及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其中的不足，就全书总体而言，一是过于追求全面，常常形成一种倾向于平面扩展的书写模式，对探讨深度有所削弱；二是有时没能很好地区分文学史研究和史料研究，导致文学史梳理过多附着于史料梳理之上。倘能进一步集中论述，精练部分内容，在吸收文献学、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史料学经验的同时，树立更加自觉统贯的学科自律意识，全书或将更加完善。缺憾的造成其实也有客观的原因。史料学的体系性建设，需要充分的文献搜集整理和考证实践作为基础，无疑当代文学在这些方面还欠缺积淀。{16}如果说目前问世的现代文学史料学著作的问题常常是实证研究大过理论建设{17}，《史料问题研究》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与之相反。《史料问题研究》全书的理论建构力度和概念自觉意识，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著作中罕有出其右者，但其背后实证研究基础的薄弱，制约了进一步的学术开拓。但毕竟，《史料问题研究》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后来者必将有新的突破。

　　注释：

　　①笔者考察过的相关专著有徐有富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高小方：《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王兆鹏：《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4年；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年版。

　　②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③张可礼：《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④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⑤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⑥对现代文学史料类型划分的学术史梳理，参见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69-175页。从中清晰可见当代文学史料类型与现代文学史料类型的差异。

　　⑦这一现象在现代文学史料和文献研究领域有时表现还要更加明显，比如徐鹏绪等所著《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一书，因为全书对文献类型的划分主要基于原始文献、二级文献（研究文献）、三级文献（研究之研究文献）的层级标准，导致该书后半部分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现代文学研究史的梳理。参见徐鹏绪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⑧另可参见丁帆：《亟待抢救的共和国文学史料》，《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⑨程光炜：《“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以“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为题在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⑩可参见王晓渔对《新月》杂志影印版（上海书店1985年版）的勘误，王晓渔：《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209页。

　　{11}参见两篇拙作：《“左联”筹建问题的史料学考察》，《文艺研究》2014年第7期；《鲁迅与早期“左联”关系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

　　{12} 谢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13}比如茅盾在其回忆录中所述大革命后蛰居庐山的经历颇多作伪，细加辨析不难探知茅盾彼时的“矛盾”心态。可参见笔者考辨论文：《茅盾与革命文学派的“现实”观之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

　　{14}从两位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名家的心理焦虑中不难窥见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伦理原则的复杂性。洪子诚在其《材料与注释》系列文章写作过程中，产生了如此的道德焦虑：“我们不是生活在‘文革，也就是说‘检讨材料有着私密的性质；公开使用它们是不是合适？……还有是，使用这些材料，不管你是否愿意，使用者显然处于一种道德优势，道德高地：这是应该成为事实的吗？”参见洪子诚：《当代文学的史料问题》，《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程光炜则对自己在史料研究工作无法排除“感情视角”如此反思：“我知道这种‘感情视角是非常不应该出现的一个错误。但是，更令我苦恼的是，作为‘当代史的‘當事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把这个‘感情视角剔除出去”。参见程光炜：《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当然，两位学者都找到了自己的方法来平衡情感与事实之间的张力。

　　{15}谢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16}当代文学的史料整理和阐释工作近年来成绩突出，比如洪子诚以注释形式对档案材料的疏解、陈徒手对多种类型当代史料的发掘利用、程光炜对“田野调查和开掘”的提倡和实践等，在内容、体例和方法上都有力推动了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

　　{17}参见付祥喜：《建设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仍然任重道远——评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文艺研究》2016年第8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