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籍女作家曹志辉的文学创作多以散文见长。她的散文取材广泛，女性空间、亲情伦理、民情乡俗、天南地北、时代社会、家国情怀，无所不包。近年来，曹志辉以她一贯的人文情怀和细腻文笔，将重心放置在小说的创作之上。她的《清欢》《女歌》等情感系列小说，皆以女性的情感与命运为主线，从性别、城乡、历史等多维度呈现出了当代女性的生存境遇与情感方式，真切地表现了现代女性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面前的伦理困境，并借其显豁的女性意识叩问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存在等人类精神的重大命题，具有较强现实反思力度。
一
《清欢》《女歌》以一个家庭三代女性的情感与命运为核心，分别讲述了娘、冬青、半夏的人生故事。娘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更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贤妻良母。除了日夜不息的辛勤劳作之外，娘还会绣花、唱女书。相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娘在心性、见识、胆魄等方面显然高出她们一截。但尽管如此，对于女性亘古如斯的低贱地位、对于命运的一连串打击，娘也只能选择默默承受；冬青是一个早慧而又倔强的女孩，农村“重男轻女”的陋习非但没有挫败她的自信心，反倒激起了她的上进心。她考上县城重点中学，成为瑶村孩子中的佼佼者。在县城中学读书期间，她生活简朴，读书用功，但却受到英语老师的无端猜疑和同班同学的冷落。她终因无法忍受贫穷带来的屈辱感而自动退学，小小年纪便踏上了一条颠簸不平的人生道路。接下去，在娘的张罗之下，她嫁给了一户家境还算殷实的人家。再接下去，丈夫的好逸恶劳，婆婆的尖酸刻薄、重利轻义，都让她对自己、对环境深感绝望。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回乡小住的春芳，得知春芳在广州打工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于是，她告别了故土，抛下了女儿，孤身一生来到广州，开始了她的下一段人生。在广州，她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以及敢打敢拼的精神，赢得了方经理的青睐；又凭借瑶家儿女所特有的纯良品性，令广州本地商人大伟倾心不已。无论是在事业还是在感情上，冬青都似乎都是风光无限，但这其中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冬青所开的按摩店面临恶意竞争的威胁，她时时刻刻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应对；大伟重情重义，对她一片真心，但她仍然要克制女性所固有的对婚姻的执念，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懂得分寸与进退的人。最让冬青分身乏术的是来自瑶村的那些无休无止的亲情索取：贱狗的疯病、苍耳的无赖、大嫂的愚弱、白芷的受骗……桩桩件件，都让冬青无法置身事外。冬青是作者极力书写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是作者书写得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作者抓住了人物“中间物”①的状态与立场。冬青的求学生涯虽然早早中断，但智慧的光辉并没有在她心头熄灭。身为女性，她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而抗争；身为穷人，她为人的尊严而抗争。但与此同时，孝道、亲情也占据了她所有的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使她成为个体存在意义上的“空心人”。也就是说，冬青虽然有着自觉的女性意识，但她的人格理想依然停留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层面，而不及独立不倚、自主自为等现代人格标准。半夏是一个真诚善良、特立独行，颇有文艺气息的女孩，她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她毫不犹豫地拒绝身边的庸俗之恶，她的生命因为没有背负更多的精神枷锁而显得尤为本真。显而易见，半夏这代女性的生命样态寄寓了作者对未来世界的瞩望。由这三代女性的情感历程，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当代女性由隐忍到抗争，由蒙昧到觉醒，由自在到自为的成长历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女性群体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与男性群体分工合作又对立对抗的异质部分——由于生理与心理方面的原因，女性在情感、认知方面都与男性有很大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性在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劣势地位，而父权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代代相传，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由此我们看到，不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阻碍男女平等的成规陋习、条条框框就会自行消退。恰恰相反，这些不平等生产机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花样翻新，不断完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代女性的命运曲线又呈现出循环往复的形态。不是吗？冬青的隐忍与孤独，不是重复地走着娘的脚步吗？半夏虽然走出乡村，自主自为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文艺部门的陈旧腐败气息以及亚官场的生物链结构又无时不刻不在阻抑她的生命活力，逼视着女性所特有的纯洁与空灵。半夏的反抗方式就是退守，退守到女书的艺术世界中来，借以躲避物质世界的侵扰与现实秩序的规约。她所忍受的孤独与寂寞，她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同冬青和娘相比，并没有减之毫厘。
二
既然困苦与孤独是女性千百年来不可更改的宿命，那么男性又在女性的生命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先从父亲的角色谈起。冬青的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而又见识浅薄，勤劳本分而又孱弱无能的人。冬青聪明要强，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这本是件光耀门楣的好事，但在他看来却不值一提，甚至是一桩赔本买卖，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与沉重的生活负担使他无法对冬青的未来做出富有远见的规划与指引；半夏的父亲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根本没有对半夏尽到半点父亲该有的责任和义务。虽然父亲的角色在冬青和半夏的成长历程中是缺席的，但她们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而是更加独立和坚强，这要得益于娘的无所不在的强大母性力量的濡养与润泽。再看丈夫（恋人）的角色。娘是自不用说了，爹的体弱多病与老实木讷，使撑起这个家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在她的身上。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多少年来，娘就像一颗大树，将自己的根系深深地扎在泥土中，默默无语地为儿女遮风挡雨。寒风冷雨非但没有压垮娘，反而将她生命深处的坚强与霸气召唤出来，使她更具顶天立地的风姿与气魄。且看在“分红薯”这一情节中，娘是怎样扭转局面、反败为胜的：堂伯先把红薯按人口分成等分，然后再用纸做了签，丢在地上让众人抓，眼疾手快的，瞄着好签抓进手里，高兴地把大红薯装进自己带的箩筐里，挑回家去。冬青自然争不过别人，抓了个末等签，分到的是一堆稀稀疏疏的红薯根。娘赶来之后，二话不说就把将箩筐倒扣过来，任小红薯滚落一地。娘的这一举动，让堂伯慌了神，只得重新从仓库里拿些个大的过了秤，分给冬青家。也不是每次都能这么幸运，更多的时候，母亲也不得不面对苦难的一次又一次的侵袭，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打发时日。在这个时候，母性的强大并不意味着战无不胜，而是体现为对命运的承担，体现为将苦难的日子过成诗的勇气。冬青的丈夫自然是靠不住的。广州本地商人大伟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男性，他真诚善良、重情重义、事业成功，是众多女性眼中的“白马王子”。与大伟的相遇，是冬青感情生活的转折点，但作者并没有按照灰姑娘的模式来设置故事情节。最终，大伟的退出，将这段感情画上了句号。当然，这个结局不乏偶然因素（例如大伟远在美国的妻子前来劝说冬青）的制约，但更是其背后的生活逻辑使然。大伟是冬青精神上的同路人和情感上的归属地，但社会地位、文化观念的悬殊又注定他们无法真正走到一起。对灰姑娘情节模式的反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家独特的女性意识。罗兰·巴特在《现代神话》中指出：“现代神话是经过神话化程序后的话语系统。这类话语的共同特点是具有遮蔽性，对能指和所指的历史内涵进行遮蔽，使偶然性显得不朽，其实质是充当意识形态转化的工具”。②灰姑娘的情节模式就暗合了这类话语系统的套路：将王子与灰姑娘的身份地位与文化背景遮蔽，抽取出婚姻救赎女性这一男性中心话语。作为一个有着自觉女性意识的作家，曹志辉显然深谙女性独立应该建立在经济独立基础上的人格独立上，因此她舍弃了婚姻救赎这一男权主义话语体系，将女性独立与自我救赎相联系，从女性本位主义的立场之上探索女性的觉醒之路。在曹志辉的笔下，不仅身份地位有所悬殊的王子与灰姑娘无法完成拯救与被拯救，就连同平淡无奇的婚姻也无法为女性提供现世的安稳。《玉扣》里的季若愚是一个满腹才情的知识分子，当年顶住父母的压力与男青年李明睿相恋并结合。婚后，季若愚在事业上积极进取，在家庭中事事以丈夫为重，却不料丈夫在她备考博士的过程中与另一名女子有染，并向她提出离婚的请求。这对季若愚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想当初，如果不是李明睿的深情告白，不是他的誓死相随，自己又岂能违背父母的心意，毅然决然地与他结合？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千古如斯，她季若愚又怎能幸免？秋风中的画扇之所以让人感觉凄凉，是因为它曾记载过初见时的美好，断碎了玉扣之所以让人黯然神伤，是因为它一开始的完整与无瑕。然而，如果玉扣一开始便是赝品呢？这也正是小说结尾的一个黑色幽默——季若愚弯腰捡起玉扣的碎片，原来曾经那么珍爱的玉扣，不过是块玻璃。这一结局类似莫泊桑的《项链》。《项链》讽刺了上流社会无处不在的虚伪，更为可悲的是，主人公玛提尔德却为上流社会毫无价值的一瞬浮华空抛了十年的青春岁月；《玉扣》则像清晨的一缕阳光，穿透了男人心中的魑魅魍魎，也点醒了迷梦中的女性——所谓纯真的爱情，不过是女人心造的幻影。
三
像许多女作家一样，曹志辉的文笔细腻而绵密。她不厌其烦地在小说中描绘俗世生活的一幅幅画卷：瑶家的婚丧嫁娶，女书的吟唱，家庭的琐事等等，甚至一日三餐，食谱药单，花卉盆景，她也信笔写来，并加以精雕细刻。这些俗世场景叠加在一起，仿佛给人这样一种感觉：生活就像奔涌不息的流水一样，或高歌猛进，或低吟徐唱，但始终自西而东，誓不回头。因此，生活不需要外在意义的支撑，活着本身就是目的，现象本身就是意义。这一观念，远则承接沈从文，近则接近王安忆。沈从文放下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紧贴普通人的俗世生活，发现了普通人生命的“庄严”，赞颂了自然人性的生机和活力；王安忆则在谈《长恨歌》的时候这样说道，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生活的演变。在谈《天香》时，她也有类似的观点：小说不是诗词赋，它是曲，表现的是俗情。由此可见，王安忆写的也是“过日子”的日常生活，扬的也是俗世生活以及自然生命的活力。但除了与以上写作传统的续接之外，我认为曹志辉情感系列小说中的“俗情”写作还别有用意。一则，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女性的生活范围主要局限于家庭，她们对烹饪、刺绣、养育孩子等家庭大小事务自然更为熟悉，对阿妹节、婚礼等标志着女性生命节点的习俗仪式也较为敏感，因此着力表现这些俗世生活细节，更能够表现出女性特殊的对世界的体验方式和认识方式。二则，曹志辉情感系列小说除了表现俗世生活之外，还借助女书所营造出来的空灵世界，诗意地探讨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以及如何重建理想人性的问题。理想人性不能凭空而来，它需要以真实的生活为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纷繁芜杂的现象之中发现人性中的真善美，在审判人与被审判人的角色互换中拷问出灵魂的深度。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俗情”充当了一个载体或言媒介物的作用。
曹志辉对女性生活空间以及生活细节的极力书写，是与她对女性理想人格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在她看来，女性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们担负了母亲的使命，终其一生为儿女操劳；是因为她们即便在最艰难的处境之下，也能够想尽办法，给儿女带来温暖和快乐；是因为她们能将爱子之心推及亲朋乡邻，广施恩泽，不求回报；是因为她们能在苦难之中结成同盟，相互取暖，相互守望。这些人性的光芒既体现着瑶家女子的人格操守，也彰显着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的价值标准，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众所周知，中国人对理想人性的追求，是以“家”为单位来进行落实的，因此表现家庭伦理中的“孝”“悌”，是历代文学作品的主流倾向。即便是高举反家族制度大旗的鲁迅，也难免在《孤独者》《在酒楼上》等作品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伦理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温情的深深留恋。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淫的女作家，曹志辉必然会将女性理想人格与传统道德标准相联系，也必然会关注女性生存的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用细腻的笔致书写出女性的性别经验与生存体验，在近似絮叨、如话家常、密不透风的字里行间真实地展现亲情的暖意以及母性的伟大。女性的理想人格是与亲情伦理交织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实体性的层面；女性的理想人格还与人的超越性境界紧密相连，这是一个形而上的层面。在曹志辉的情感系列小说之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作者对这种形上层面的不懈追求。例如，《清欢》里的昆曲女艺人清欢，才艺超群，人品卓然，就像降落在凡间的仙子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尽管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她也遭遇了单位不景气，丈夫下岗等俗世烦扰，但她仍然坚守艺人的道德底线，甚至保留着她所饰演的昆曲角色的清高与矜持。最终，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清欢不得不放下矜持，为换取不菲的报酬而去美术培训班做了名裸体模特。尽管作者为清欢这一行为寻找到了一个最无懈可击的理由——清欢是为了凑够孩子的学费才去做裸体模特的，但她对昆曲艺术以及其代表的理想人格必不长久的无限怅惘之情也是溢于言表的。《女歌》里的三代女性是女书的传人，她们淳朴善良，任劳任怨，又精通音律，擅长歌唱。她们将自己生活中的喜悦与哀愁，将对自然的赞叹，对亲情的留恋全部付诸女书的歌谣之中，从而获得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情致与境界。这种对音乐艺术以及自然万物的推崇是与瑶民的原始宗教的起源息息相关的。在中国南部的版图之上，连绵起伏的群山和星罗棋布的大泽，是保护瑶民远离外界污浊世风的一道天然屏障。他们性情淳朴，喜爱歌唱；他们敬天礼地，皈依自然；他们从艺术和自然之中获得灵感，将自然人性奉为社群伦理的基础，并将自身融入艺术和自然之中，从而获得一种形神相亲的超越性体验。其实，这种与音乐艺术和自然相融的超越性境界，也是老庄思想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再往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也将此形神相亲的境界视为宇宙人生的最高境界。当然，这里举出与艺术、自然相融的超越性人格理想的目的，并不是拿曹志辉对女性理想人格建构与之做简单的比附，而是意图在这个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来审视作家的文化观念，凸显作家的文化观念特别是女性意识的独特之处。一个值得关注的写作倾向是，曹志辉情感系列小说往往在文本的隱示层面将男性与女性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男性代表着外部世界，代表着征服、占有，女性则代表着内部世界，代表着隐忍、牺牲；男性代表着物质世界，代表着欲望、污浊，女性则代表着艺术世界，代表着纯洁与无功利性。在女性理想人格建构这个方面，曹志辉立足本土，反顾传统，将亲情伦理、人与自然等文化元素纳入其中，彰显出了较大的思想格局与人文情怀。70后很多女作家在书写情感的时候，往往过分放大情感的私密性，而忽略情感背后的时代与文化；还有一些女作家过度追求文学表现的先锋性，而忽略了文学背后的真实生活。曹志辉的情感系列小说，既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又能够结合时代，紧贴生活，真切地表现出一代人的精神宿命与存在困境，值得学界的进一步关注。
注释：
①“中间物”源于鲁迅在《写在〈坟〉后》一文中所讲的“一切事物，在转变中， 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本文借用这一说法，意在喻指冬青界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女性意识与生存状态。
②[法]罗兰·巴特著，许蔷蔷、许绮玲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联）
责任编辑 冯祉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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