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

　　我和慧瑜认识已经很久了，似乎很难写出对他的整体理解，那可能需要将他“相对化”，梳理我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与交流，但是在我的感觉结构中，慧瑜似乎已构成了我内在的一部分，是我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中介，要将我们彼此剥离开来，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无论是作为同学、同事、同道，慧瑜都是极为出色的，想起他来让人感觉很安心。

　　最初见到慧瑜，是在戴锦华老师的课上，那时候在北大校园中，戴老师和她的课是一个传奇，我也常常去蹭课，有一次就遇到了这个胖乎乎的男孩，他背着双肩包走来，在课堂上很勤奋地记笔记。课间休息时聊天，才知道他就是张慧瑜。在那之前，他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了，在我和朋友主持的“左岸文化网”上，他的网名是“鱼爱源”，很活跃，后来还担任过学术思想版的版主，看得出来他读过很多书，对西方理论很熟悉。他和我的师弟石一枫是本科的同学，不过毕业之后，一枫继续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则到了人大去读书，同时主持着一个影响很大的“文化研究网”。在那个时候，慧瑜似乎一直在用“鱼爱源”这个名字，直到我们都不在网上活跃为止。

　　读博士的时候，慧瑜又考回了北大，跟着戴老师读书，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更多了，我们和共同的朋友何吉贤、石一枫等经常相聚，谈论读书心得，以及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博士毕业之后，慧瑜来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在那之前，我也到了这个单位，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工作，慧瑜来了之后，先是在《艺术评论》杂志，后来又到了影视所专门做研究，我们又成了同事，相聚的机会就更多了。尤其在2011年我在研究院组织了“青年文艺论坛”之后，慧瑜是最积极、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在每个月一次的论坛讨论中，来自研究院内外的青年学者，围绕当前文艺的热点与前沿问题，思想碰撞，闪烁出不少火花。那时候慧瑜的发言总是让人期待，他的发言有历史感，有针对性，有理论深度，也有新的角度，总能带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发。2015年，我离开中国艺术研究院之后，慧瑜也去了美国访学，这一段我们之间的联系不多，但我时常可以看到他的新文章，在我的心中，慧瑜始终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一个思想开阔的学者，一个共同探索未来的同道。

　　慧瑜是一个80后的青年学者，但却似乎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稳重，和一般人印象中80后的浮夸骄纵迥然不同，他也保留着我们山东人质朴敦厚的本性。多年来他也一直保持着胖乎乎的可爱形象，让很多人联想到熊猫，确实他也像熊猫一样珍贵，不仅对我们这些朋友们来说如此，我相信有一天他也会成为学术界的国宝。慧瑜性格宽厚，为人善良，他有很多朋友，在北京的青年学者中，我和慧瑜的朋友可能是最多的，我多的是文学界的朋友，慧瑜多的是电影界的朋友，我们两个之间有交叉的领域则是学术界的朋友。有一段时间我去外地开会，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慧瑜的朋友，有的只读过慧瑜的文章，在网上交流过，没有见过面，甚至以为“慧瑜”是一个女孩的名字。慧瑜的朋友简直遍天下，就像当年的胡适之一样，很多人都可以称之为“我的朋友张慧瑜”。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北京，慧瑜往往也会叫上我，一起喝酒聊聊天。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吴子枫，就是慧瑜介绍的，那时子枫在非洲马达加斯加支教，中间回国探亲，第一站先到北京，慧瑜开车去机场接他，接上之后直接拉到我那时住的牡丹园，我们在一家小酒馆边喝酒边聊学术，谈得非常畅快。还有一年的元旦，我和慧瑜、老何相约一起过节，谈谈对过去一年的总结，畅谈一个通宵。那天晚上，我们在老何家附近的一家酒店，喝完酒之后，便围坐在一张桌子前，长聊了起来。我们谈了中国的变化与世界的变化，谈了学术界、电影界与文学界发生的新现象，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并不时有争论。我们三个人喝着茶，抽着烟，倾听着别人的发言，不时插话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三人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具体而细微的差异，谈起来每个人都很兴奋，彼此激发出不少灵感，在那间烟雾缭绕的房间，我们一直谈到东方之既白。现在回想那时的情景，在那个昏黄的房间，我们在探讨着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并努力做出我们的判断和思考，仿佛 19世纪的知识分子才有的激情。还有一次，在我们一起郊游回来的路上，慧瑜开着车，不知怎么谈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慧瑜问我：“你小时候结拜过兄弟吗？”我想了想，说没有，慧瑜说他小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候他和几个小伙伴“义结金兰”，还真的一起烧香磕过头，像江湖兄弟一样讲义气。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以及离乡进京读书，和那些兄弟也就越走越远，几乎没有联系了。这样的闲聊让我看到了慧瑜的另一面，或者说看到了正在成长中的那个慧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讲义气一直保留在慧瑜的内心，在这个变幻多端的世界，这可以说是一种难得的品质。

　　在学术上，慧瑜的勤奋有目共睹，在短短数年内，他就推出了《影像书写》《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历史魅影：中国电影文化研究》》《文化魅影：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重构》《风吹影动》等专著和评论集，平常散见在各报刊的论文就更多了。慧瑜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影视与文化研究，他有深厚的理论根底，也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他主要通过对影视作品的分析把握当代中国的思潮，以及文化想象与时代变化的关系。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将那些人们习焉不察、熟视无睹的社会现象和文艺作品结合起来，揭示其中蕴含的价值与深意，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物形象、不同影视类型的出现，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从而将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加以显影，让我们看到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正在向什么方向演变。在这个意义上，慧瑜关注的从来不是对某一部影视作品的艺术分析，而是以理论的高度穿透当下中国的现实，以历史的视野关注文艺最前沿的作品与现象，这样他所做的分析便不是泛泛的无根之谈，而是以他的全部学识为根基，对当前中国及其文艺的研究与判断。当然慧瑜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他似乎更关注理论与历史研究，较少涉及当前中国的文艺问题，我还记得，在读书时，他关于《资本论》文本分析的一篇文章曾得到不少師友的赞誉，而他的博士论文《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以“视觉的现代性”为核心，讨论了不少理论与历史问题，其中关于鲁迅“幻灯片事件”、瞿秋白《多余的话》、丁玲《在医院中》的分析颇为精到，让我们看到他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他对启蒙、革命、中国主体的多重性等做出了新的阐释，探讨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独特经验对当下中国的重要意义。

　　从2014年开始，慧瑜开始在皮村文学小组讲课，每周一次。他周日晚上到达那里，给爱好文学的工友们讲课，他主要讲的是文学史和经典作品， 并对工友们文章进行点评。他乐此不疲，每周来往奔波着，与工友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他说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纯朴的精神和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这是他在主流文学或学术界所看不到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感觉也收获了很多。2015年，慧瑜出國访学，他在文学小组的课也停了，他找了不少朋友接替他去上课，我也去那里讲过一次，但是其他人都不像他那么长久。他在美国的时候，我在文学小组的微信群里看到不少工友对他的怀念，以及他隔洋与他们的互动，那些深情而纯朴的话语，让人感到是那么珍贵。回国后，慧瑜继续到文学小组讲课，在那之后不久，文学小组突然一下子火了，因为出了一个范雨素。范雨素的文章《我是范雨素》在微信朋友圈上成为热门，范雨素一下也成为了诸多媒体争逐的对象，作为文学小组的辅导老师，慧瑜也一下成为了热门人物，关于他的采访、报道突然多了，慧瑜成为了范雨素事件的一个重要解释者，参与了范雨素事件的整个过程。那几天，我看到慧瑜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有时深夜给他打电话，他说还在写稿子，让我很担心他的身体是否能吃得消。范雨素事件之后，第一次文学小组的活动，慧瑜约我跟他一起去，我一口就答应了。那天当我打车到达皮村的时候，慧瑜正和文学小组的几个同学吃晚饭，在打工文化博物馆入口右侧狭窄的过道中，一张破旧的桌子上，散乱地摆放着几个菜，慧瑜和他们边吃边聊，此时范雨素已经躲了起来，媒体关注的热潮还未消退，文学小组的活动便成为了焦点，不断有人过来询问活动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报名参加，慧瑜耐心地告诉他们时间、地点。等时间快到了，我跟慧瑜一起来到另一个院子里，在那间简陋的教室里，慧瑜简要回顾了范雨素文章发表以来的媒体报道，又带领学员细读《我是范雨素》，阅读一段，分析一段，讨论一段，会场上氛围很活跃，不停地有人插话，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慧瑜的态度始终是安静的，不因为处于风暴的中心而有所变化，面对媒体的追问，他始终不卑不亢，诚恳，自然，亲切，一切都是他平时的样子。那天文学小组的活动结束后，又有不少人来采访，我等了一会儿，才跟慧瑜一起坐上皮村送我们去坐地铁的面包车上。坐在地铁上，我们才有机会坐下来聊聊，我询问他这几天在风暴中心的感受，他说没想到一下子成为了网红，感觉有点累。那天我们默默地坐在地铁上，也没有多说什么，地铁到了站，我们也就分别回家了。

　　很多人因为范雨素事件而知道了慧瑜，慧瑜的追求体现在这个事件里面，但又不止于此，他有着更大的追求，在我的认识里面，慧瑜对当代文化的主流是不满的，他在积极地探求着另外一条道路，也就是工农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工农化的道路，他之所以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文学小组讲课，其实蕴含着这样内在追求，这不是打破劳动分工意义上的，而是带着他对世界的全部认知与价值判断所寻找的一种出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世界在飞速地发展、变动，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与想象，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图景却越来越不清晰了，美国不是原来的美国了，欧洲也不是原来的欧洲了，中国也不是原来的中国了，我们该往哪里走呢？在我们国内，老工人，新工人，种种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未来的发展在哪里？在一个大时代，很多人都陷入了沉思，慧瑜带着种种精神上的困惑和疑问，来到了皮村，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敏感和问题意识在这里寻找着，探索着，他倾听着新工人的心声，和他们一起探寻着未来的出路，这是关乎中国未来的一种出路，也是关乎世界未来的出路。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探寻方向，我们的根深深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土壤里，却回望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传统中国和革命中国，眺望着在眼前渐次展开的21世纪的风景，在其中承担起承前启后的重要使命，我想在慧瑜身上所体现出来，正是这样的使命感，他探索的方向将为我们带来更多可以展开的命题，不断鼓舞着同行者，也不断启迪着后来人，我相信，伴随着慧瑜的成长，他一定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思想成果，以及更清晰的道路，在未来的时代指引着方向，标识着我们这一代人探索的道路。我想等我们这一代人终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时候，慧瑜一定可以笑着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这是一个时代先行者和前行者的微笑，“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作者单位：《文艺报》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