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田

　　回到小时候摔过爬过奔跑过的老家，我几乎每次都留意当年最热闹的地方。一条公路、一条大路在那里交会，一条小溪从旁边经过。我眼前又晃过了那一丘路边田，又出现了田边的木楼和木楼的主人。

　　这是一丘位于大路边的肥沃的收成好的一丘田。没有想到，它却像田边的木楼和木楼里的主人一样，成为故乡风物消失得最早的一些内容。

　　我最初对好田差田茫然无知，只是对这田边的人家，有点羡慕。

　　读小学的一个雪夜，我就着积雪的亮光，经过路边田。当我敲响赤脚医生的堂屋门时，身后的风更大了。我一边喊快起来，一边说我隔壁的叔病得更老火了。

　　很大的风，好像尾随而来。我从雪路上留下浅浅的脚印，有的地方还有滑擦的痕迹，而在路边田摔倒的印子非常明显。

　　我隐约听见，木楼的地板低低地响了一声，接着是房门清脆地拉开，堂屋门沉闷地一响。一个和蔼的中年人，背着药箱出现在面前。

　　人们知道，住在大路边的人家，不会冷清。处在大路边的田土，大多种得漂亮。我看出这一点时，是小学三年级左右。当时的小学生们，被生产队喊去学搞劳动。那是暑假，我们在坝子上栽秧，突然遇到雷雨。大家躲雨最快最近的，就是进路边田旁的木楼。火铺上，堂屋里，坐满了人。大家与这家人开玩笑，喝井水、炒黄豆吃，像办喜事一样，而这一家的主人赤脚医生却不在家。

　　随着年岁增大，我在上初中时渐渐看出了个门道。路边田的令人喜欢，除了肥沃收成高，就是方便耕种了。离家距离近，进屋抽支烟喝个水，躲雨躲太阳，方便极了。有时捧一碗饭，在屋檐下坐着，突然发现秧田中哪一团有稗子或疱讲菜茂密了，或高过了秧苗，放碗就可以下田，拔出了稗子疱讲菜，那碗饭就吃得更香。这些田和田里的作物，就像生活中的一些家庭和人，得到一些便利，占着事业的先机。

　　住在路边田旁的赤脚医生，其实像那丘田一样，让人喜欢。他为人敦厚，沉默寡言，遇到人可以随时露出期待需要的笑容。他可以随时随地让人感觉到存在，感覺到他对这一片地方的价值。他四十多岁，个头不高，在我感觉中他一身黑衣黑裤几近像个老人，而他背着药箱行走的样子却显得脚步有力并形象高大。他认得少许汉字，虽然比我们小学生多不了多少，但比我们小学生过得轻松自由。他不要上山劳动，不要下田耕耘，腰痛肩膀痛手脚酸痛的事，几乎可以不沾到边。我们集体出工时，赤脚医生就像一只自由的鸟儿，背着一个小药箱，有时在公社坎脚、中学小学的边上经过，有时出现在洒溪沛溪弯，有时从寨上下来过了我们的门外，几十分钟后，又出现在龙塘边的木楼旁。

　　那些年，在以农民身份可以从事的职业中，赤脚医生无疑是当年乡下最令人羡慕的一个。我小学四五年级想过这个问题，长大后如果没有机会出去参军读大学，如果也没有机会当个地方干部，那我就努力成为一个赤脚医生。这比干农活轻松，尤其是可以为人家解除痛苦，人人都会需要。学习劳动之余，我注意老人们对一些草草叶叶的收集，他们眼里的草药，到底是哪些可以做什么。我舅公有次劳动受伤，我见他从山里采了不少东西回家。晚上我去他家，闻着他药罐飘出的草药香味，听他讲一些草木的故事。打不死，扯不断，大杆小杆，神杆座杆，我至今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他说过一直找不到三百棒，我就要一个在深山有亲戚的同学帮忙，找来了一些细细的却精神抖擞的树苗一样的东西，栽在我家和他家的屋后。我想，有了草药，与赤脚医生的距离就在慢慢地接近了。

　　一次我砍柴摔倒，尖锐的石头划破了左手。我在家换了几次草药，伤口没有好转却流出了脓水。一天下午，赤脚医生刚好从我家门口经过。我喊了一声，他马上来到我家堂屋。他从我的肉皮血印子上，轻轻扒掉咬碎嚼烂的草药，用酒精碘酒一类的东西细细地洗，把脓水和肉皮内的细泥沙清理干净，再给我用纱布包扎。几天后，我手的伤口愈合，可以劳动下水了，这比用草药好得快多了。我有点不可置信，一遍遍地想，呃，他小小的药箱怎么有那么多的好东西？语拙话少的他，还真有这个本事？从村寨人们的口述中，我了解了他的部分医事，我不得不真心地对他佩服。

　　从他家屋边进山的大路，一边是路边田，另一边是从不断流的洒溪。不是周末假期，我们学生不参加队上劳动，但挑水洗菜砍柴，每天总有一样事需要往洒溪或者洒溪弯里去。我每天会看到路边田，看到赤脚医生的家，可赤脚医生还是基本看不到。我想象得出，这个精瘦少言的中年人，会沿着街上、寨上、沛溪弯、洒溪弯，凡是有本村人家的地方，一天一天地走，主动询问，等人家喊他，或在吃饭时睡觉后，被人匆匆忙忙地叫走。遇到他处理不了的大病难病，他才叫人抬往距他家一里多路远的卫生院。

　　我家里人生病，几乎都是找的他。我在内心里，一次次感激这位召之即来的人。

　　在我外出读书工作后，集体劳动没有了，赤脚医生自然也就没有了。路边田和赤脚医生家的木楼，在某年，一同被县里的一个单位征收。那个地方，从此变成了眼前的两层砖楼。

　　孤田

　　第一次给舅公上坟，走过那丘长长的弯弯的阴冷的荒田，我免不了忆起当年劳动的场景。栽秧薅秧打谷，集体中醒目的与不露声色的勤快、躲懒，开玩笑，一幕幕从眼前走过。眼下比较平整的田还没有犁开，杂草一团一团的，涂抹着初春的痕迹。几个深深的牛脚印，注满了浑水，好像一些漫长等待过后迷茫的眼睛。

　　好多年了，我已经对这样一丘普普通通的冷浸田非常麻木，就像对舅公当年远在千里的病逝，没有更多的表示一样。叶落归根，舅公去了他该去的地方。想着田坎上清冷的孤坟独碑，我心中一片悲戚。一大辈子独过的舅公，生前不麻烦别个，死后也不希望人家打搅他。地方，朝向，全是他生前所选。对这个地方，我听家中老人说起时没有什么可说的，只觉得不可理解。

　　这一丘毫不起眼的小田，原在生产队时就没给我们参加农忙劳动的中小学生，留下多少好的印象。面积小，形状不规则，犁田耙田比较麻烦，栽秧也没有好的看相。我上小学时，喜欢到那些热闹的大田去，尤其喜欢在那些参过军的大人身边，听他们讲一些山外的事情。其实有的当兵也是在山里，但我们羡慕他们至少坐过汽车火车，出过远门。而那些时候，我的舅公却离开热闹，主动要求去这丘僻静的孤田，一人或两人安静地做事。在大队生产队按自然寨和田土的所在分为村组后，我们队分为了两个组。我工作离乡，不知这丘孤田分到了哪个组，分给了哪家耕种。

　　清明节给舅公上坟，我们从一住多年的小街出来，沿着洒溪，在万磨坝坎上的花阶蜿蜒慢行，快到板栗山的地界，就到了那丘我几乎遗忘了的孤田。舅公的坟，就在田的后面。坟离大路不远，一个小小的山弯挡着，若不注意就看不见。舅公的坟不高，十多块洒溪的石头，围着一堆黄色的泥土。那堆黄土，在孤田黑色的背景上，越发醒目。在黑泥黄土之间，一块应有的碑石，静静地呆在它应该所在的位置上。灰白的碑石很是简朴，矮矮小小，但立得端正。尤其是两行碑文，就像铺陈在田里的黑色泥巴，自然随意，不加修饰，简单得像口水话一样朴实平淡：终身辛勤劳动，一世淳朴为人。在这丘舅公经常劳动的孤田边，这两句简简单单朴朴实实的话，把他们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这也是舅公八十岁人生最好的总结。往后，孤田和他将形影相吊，互相映衬。

　　我与表弟们走过孤田，在舅公的坟头摆好熟肉、米酒、糖果供品，把三炷香插在坟前。“舅公呵，我们看你来了，想吃的东西就多吃一点啊。”表弟说着，作了三个揖。然后，烧了几把香，一大堆的纸钱。

　　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我们爬上舅公坟后的台地。顿时，一番渐至开阔的映入眼帘。宽阔的万磨坝，一丘丘绿色的水田，追随悠悠吟唱的洒溪，向热闹的小街铺展过去。万磨坝两边的山岗，草木葳蕤，菜园斑斓，尽收眼底。

　　我知道，眼前的每块田地，都曾经人欢牛叫地热闹过，也都留下了舅公勤劳的足迹。在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小街上，勤快的舅公常常在山上田头最早迎接晨曦，最后送走夕阳。我不知道舅公是哪一年，从十多里外的伞寨来这里定居。可小街的岁月，却融入了他几乎一辈子的寒暑交替、喜怒哀乐。

　　舅公中等个子，年轻时帅气，早早就出门在外，在七十多里外的老晃城开过小店，快解放时担心打仗才回到这里。他有过老婆，耕耘数年却无儿无女，最终孤独一生。有人建议他带个小孩，他从不回应，但在六十多岁后有了过继一个的打算。我先后见过几个从深山来的十多岁、二十多岁的人，在他那里吃住，一起劳动。我读书工作在外，那些人怎么来怎么去，却不太清楚。最终，那些前后来他家里接受考验的，没有一个留下来，都默默地回了山寨。

　　说舅公勤劳一生，他坟前的孤田可以作为见证。大集体的年代，舅公除了积极参加劳动，其它方面也令周边的人家望尘莫及。比如自己养猪、种菜、砍柴，在街上的小集市卖一点买一点，亲戚邻居有红白事情去送一个礼。照他的讲法，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之外，他更乐此不疲的，是一天天默默地去做好人好事。

　　表弟手朝夯溪洛上下指点，说那些地方的路、岩坎、小桥，舅公修得最多。我也清楚地记得，那时回家过年，白天去他家没人，只在洒溪的周边，才可能发现他修桥铺路的身影。就是这丘孤田边的花阶路，田边的沟坎，都被舅公一次次地砌石修整。

　　像那丘默默无闻的孤田，舅公身体力行多做好事，行善积德，却不愿扬名。他一个孤老头，不愿意享受乡村的照顾，由于会勤俭节约，生活过得去，还无私帮助过许多的人。有时赶场天，一些不认识的外地人遇到困难，他帮忙后马上“闪人”，感谢的话也不想多听一声。

　　舅公内心的活动丰富旺盛，就像他坟墓周边的草木，像他坟前孤田里年年旺盛的庄稼。这丘田不显眼，但黑泥肥厚，草木浓密的最里边，有一股不动声色从不干涸的泉水。这里光照较少，庄稼成熟稍慢一点，但产量却比较高。舅公热爱田里的庄稼，热爱眼前的一草一木，就像热爱身边的生命。他没上学读过书，却零星认得一些汉字，懂得不少的才艺。他是个好人，在强者面前刚强，但更难得更值得敬佩的，是他出自内心善待弱者。那些年周边有几个智障人、聋哑人、残疾人，有不懂事的小孩碰上，觉得新鲜，做出一些欺负的举动。舅公会训那些小孩几句，把他们赶开。或许年老后的舅公感到自己虽无儿无女有点可怜，而那些特别的人，他觉得比他还要可怜。

　　我试图回忆当年寒冷的夜晚，在我家或舅公家向火（在火塘边或火桶上烤火），舅公说过的故事和唱过的歌，试图从中找出一些他对生死的看法和感受。但除了一些过于忧伤的平面化的碎片化的语句，没有找到什么内容。无疑，当时舅公比本地人见过更多的世面，能力和聪明超出旁人，连下乡知青都对他表示尊敬。人们叫他“师傅”，有时开点玩笑，但也名符其实。人多嘴杂的事，麻烦的事，人们习惯问他，看他怎么说。可能因为经历和见识的缘故，舅公佩服当地一个有文化的地主。我听见舅公多次说到那人的机智和诗句，还说那人对家里的长工、短工怎么怎么好。一些夜晚，舅公用山歌的调子，哼唱过那个人的诗词。

　　一生勤勤恳恳，由于解放前去过县城，舅公从没当过集体的职务。但他无疑是一个优秀的百姓，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他动脑筋种田，种田交税，与左邻右舍亲如一家。人们认为的坏事，他不会去做；古今提倡的好事，如今愿做的人越来越少了，可他生前，却做了许许多多。

　　在孤田的上方环望，山前坝上，再也看不到舅公做好人好事的身影了。在他孤碑的周边，苍翠的枞树杉树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一株株旺盛的羯鸡窠梅秀榭（侗语称谓的一种野草和一种野树），情绪浓郁，交头接耳。

　　我的目光越过田坝，越过眼前的那些桥和路，在夯溪洛那边的山头，久久停留。半个小时前，我们刚在那边上坟。高高矮矮几十座坟墓中，有我的祖父、叔祖母、妈妈和大舅。还有我舅公的姐姐，我的亲外婆，也长眠在那个地方。这些老人生前客客气气，非常融洽，我不知道舅公为什么不与他们一起长眠。舅公生前，与那一片向阳热闹的坟地几乎低头不见抬头见，只要去坝上去菜土，走任何一条路，抬头都能看到山上的亲人。一年到头，不知他会去那里多少次。他相信人死了魂还在，所以每逢七月半，他都会摆供品、烧香纸，丰盛地对待阴间的亲人。面对生前身后的他们，舅公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我想我终会明白，舅公死后，为什么不去那个地方，不去与他们热闹地相聚。

　　我读初中时曾与人在孤田收割稻谷，手握一株株粗壮的谷秆，打下一颗颗饱满的谷粒，心头生出不少欢喜。插秧时脚下的冰凉，薅秧时双手的疼痛，早抛到了九霄云外。唯有收获，才讓一天天一季季的劳作，让天旱的担忧和下大雨的忧虑，在这样一个生活的节点上，想开放下，舒心展眉。舅公的临终选择告诉我，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人生圆满，但他生前的习惯，死后还想照样坚守。

　　在舅公孤零零的碑前，我感到孤田的泥土里，埋藏着一些生命的信息，在一点点地涌动。它们沿着时序的道路行走，一直飘着泥土的芳香。

　　蚂蝗田

　　我被一封“公病逝速回”的电报，从读书的学校叫回了家。八十多岁的祖父春节期间病危，在我开学时已好转不少，想不到他在开春后还是没能挺过去，没有翻过那道坎。匆匆三日，祖父的丧事按习俗办好，大家忙完了累够了，而妈妈治不断根的气喘病，却严重了不少。

　　我过两天就要回校上学，面对咳个不停整天不能休息的妈妈，劝她：“我和爹陪你去医院看看，跟队长请两天假吧。”

　　妈说，身体一直都这样，没事，今年工分少，要多做一点。

　　这天，队长喊出工的声音又熟悉地响起。我外出几年没参加过农活，早就不知道農忙的滋味了，听说是去大河边的长田栽秧，按定额记分，就跟妈说去给她帮忙。

　　在我的记忆里，那丘田对大人小孩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我读小学中学时农忙劳动，最怕去那里栽秧打谷。田太长了，每栽一厢秧割一厢谷，腰弯久了直不起来，手则被田泥或稻秆磨得发亮脱皮，腰痛手也痛。在所有的农活中，我最怕的是去那里栽秧。田泥深，泥里成串的蚂蝗非常敏感，纷纷向我们手脚响动的地方聚集。人们一两分钟不拔脚看看，黑黄的黑红的蚂蝗会叮得紧紧的，从瘦瘪瘪开始吸血，变成胀鼓鼓的东西，在脚上撕扯不去。唉，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到来的，一旦感觉到痒痛，它已经把血吸饱啦。

　　我们挑着绿茵茵的秧苗，光着脚，涉过冰凉的河水。几个爱开玩笑的中老年人，这时以开我的玩笑为乐。有的把城里干部第一次下乡诸如穿鞋下田的趣事，转弯抹角挂在我的头上，以此来构成一些笑料，重温乡间的融洽和善良。他们知道我家人在失去老人的悲痛中，只想让我们开心一下。

　　我妈的定额本来是一个人的数量，我去了，人们又给了一些，好使我们多得些工分。我们估算着，把秧苗按一定距离一把两把地扔进田里。妈妈先下的田，起了一横六蔸。我从她的右边下田，也起了一横六蔸。一阵刺骨的冷，通过黏稠的田泥，包裹着我们的双脚小腿。我们靠手脚不停劳动，增加热量暖和身子。随着左手分秧右手栽秧，在手起水响的瞬间，一蔸蔸横看很直竖看也很直的秧苗，稳稳地站立在田泥里。妈六蔸我六蔸，栽两排退一步，十二行笔直的绿色，在我们的眼前慢慢地延伸铺开。

　　我沉浸在手起水响的愉悦里，突然感到小腿肚上奇痒无比。我抬起右脚，看见三个饱胀的黑里带黄色的蚂蝗，叮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用力抠，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抓下来，放在田坎的石头上。再看左脚，两个刚到不久的蚂蝗，好像很陶醉，一阵阵用力吸着。我左手使劲一抹，它们跌在了水里。我怕它们再来，摊开手从水里捏住它们，也放在了石头上。

　　往下，我难以聚精会神地栽秧，因蚂蝗的骚扰而心顾几头，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

　　妈妈本来就有哮喘病，这时经冷田水的浸泡，还不停地弯腰插秧，开始一阵紧似一阵地咳嗽起来。我要她上田坎休息，她不肯。她看有人栽到了前面，半天能够完成任务，心里显得很是着急。

　　“唰，唰，唰……”“咳，咳，咳……”耳边的栽秧声，不时夹杂着我妈的咳嗽声。一些既无可奈何又像心脏受到重压般的感觉，突然明显地出现，占据着我整个的心灵。

　　高考头年，也是在这丘田里，我参加队上打谷。腰痛手痛令人难受，可我需要学习，特别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心里的焦急已难以形容。当时学校上课少质量不高，学习资料也没有，暑假是自己学习还是参加劳动，颇费周折。恢复高考两年，家乡几乎所有的考生名落孙山，人们已不抱什么希望。就我而言，眼前也仅是有那么一线小小的曙光。怎么办呢？家里生活需要工分，但我的未来，是唯有考上，才是出路。

　　大队支书家是我们队上的，他和队长在开会和劳动的场合从没有讲过，学生应该在家学习。

　　我跟父母讲，想在家学习。他们觉得高考太难，但还是由着我，只要我兼顾一下砍柴挑水做饭就行。学校放假，我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支书没讲什么，队长也没多讲一句。可是，在蚂蝗田打谷栽秧那天，工分高，我妈觉得机会难得，我也觉得这一天重要。

　　见我跟在挑秧队伍的后面，队长说：“欢迎欢迎，明年考起大学，不要忘记我们农民啦。”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笑，支书从前面回头说：“你们莫笑，我看，老茂肯定考得起。”

　　可有人觉得，他们每天的工分，比我们寒窗数年最后冲刺的高考分，还要重要。我即刻觉得，眼前的蚂蝗田，开始与我有了距离。

　　好在我考上了，吃了“国家粮”，逃离了农田和农民的身份，也逃离了和妈妈一样的农村生活。几年后再下蚂蝗田，听着妈妈揪心的咳嗽声，我的心里又重新复杂起来。

　　妈妈继续咳，腰卷缩成小小的一团，弯得像一株挂着果子站立不稳的矮树，也像一只被生产队的稻谷装满压歪了的箩筐。一天天严重的超负荷的劳动，像一丘丘“蚂蝗田”的蚂蝗，吸干了她的青春，吸去了她的健康。

　　我靠着年轻手脚快，想尽量在田里多栽一点，以自己的辛苦尽量减少妈妈身体的痛苦。我那最后一次在长田的农忙栽秧，既是近距离地感受妈妈艰难和病痛的劳动过程，也是对农村人艰辛和无奈的触景生情的思索过程。

　　我无可奈何地同情妈妈，还在往后同情在农田里忙碌的一个个熟悉的飞快老去的人们。

　　蚂蝗田留给我的回忆，从此就有了对当年农村多劳少获的埋怨和身不由己的悲哀。

　　妈妈较早地去世后，我多次回乡却再也没有去过蚂蝗田。我后来听说，那丘田没有了当年集体“双抢”的热闹，也由于距人们的家比较远，渐渐地被乡人遗忘了。

　　大田

　　大田在家乡的所在位置，不如街头的路边田那么让人眼红，但也是使人惦记并充满魅力的。我无事时面对地图，喜欢看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穿越山水，有时还会把目光停留在家乡的位置。我曾经想，若把过境街头的公路作为当地一级道路的话，那大田边的路，在一条条纤细的盘山路田坎路前，无疑就是不错的二级路了。这条沿着洒溪穿过田坝的大路，很早前的许多地段曾经被人们用鹅卵石砌过花阶，花阶的前方有大大小小的村寨和乡镇，这还是不绕经县城就可以通往贵州玉屏等地的近路。除了这条通往远方的路，大田在几十米开外的地方，还有一条四季从不断流的洒溪。在溪的上方，人们拦了水堰，使沿着山脚潺潺而来的溪水一路灌溉，从容过了大田再继续往前。路又好水又近，耕种又很便利，大田在坝子上属于旱涝保收的良田。

　　人们一直惦记着的大田，大约一亩多宽，它说不上四四方方，但也周正，犁田耙田栽秧打谷，比较顺手，效率远高于其它的稻田。在大家眼里，这是名符其实的好田。

　　大田首次进入我的记忆，是读小学的时候。当时我独自一人经过，看见一个穿着黄色衣裤的青年在犁田，周边没有生产队其他劳动的人员。我知道他是槐叔家的老大，参军几年不见，长高了，国字型的脸也明显比乡人们的红润而有神采。我喊了声河哥，他笑着应我，看样子已猜不出我是哪个。

　　后来我才想到，一丘颇为醒目的大田，他一个人在“哌啊哌啊”地招呼牛犁田，或许是他个人的主意。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过，就是与一辈子脸朝泥土背朝天的老乡们不一样，力气、技能、速度，肯定比没见过世面的人们强。也可能是支部书记和队长的意思，他在外几年到底怎么样、学到什么本事、能不能培养，需要安排一些事情去观察和考验。

　　我当时不懂得这些，心头和小朋友们一样澄明如镜，非常敬佩他出过远门。活动在劳动人群里的河哥，着一身穿过的黄军装，说一口夹杂着书本上普通话字音的土话，劳动的动作、走路的姿势都精神十足，与大家有着许多不同。

　　我能够亲近大田近距离接触河哥，是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大人看我们放学后结伴砍柴像模像样，有的一挑五六十斤，觉得新一代的劳动力可以用了。栽秧薅秧打谷，便成了我们农忙假暑假的主要生活。

　　河哥在劳动时从不和他的父亲槐叔一起，他像一个预备干部，天天在支书或队长的边上。一次在大田栽秧，支书队长开会去了，学生们围在他的边上，想听听他讲部队的往事，好开开眼界，满足一下心中的向往，谁知他低着个头敷衍我们。我们大家很不满，商议如何加快栽秧的速度，有意地斜栽过去，从两边把他合围起来。幸亏他发现及时，没有被我们包围，几行秧只被减少了一蔸。许久后我们才知道，大队民兵营长的位子，已经另有他人。

　　队上开始搞定额劳动后，在大田的工分是最好拿的，但也会觉得做起事来是最累的。分任务时，哪几人能在队长那里争到大田，会高兴几天。往往这个时候，河哥像我家那个极有个性的舅公，提出一个人或两个人去包另外的田，而对大田不屑一顾。我知道，他们是不想热闹，需要清静。他们或许觉得一个人做多做少都是自己的，而不是谁做多了谁做少了没有区别，谁占谁的便宜，过后生出意见。

　　分田到户时我在外地读书，队上的人很照顾我家。我家人少，不奢望大田，大家就把大田边的一丘田分给了我家。一个暑假我在田里打谷，问过边上的大田。分田时，当时队长的兄弟心愿强烈，但河哥一家更加盼望，他家有几兄弟，劳动力多，也很需要较高的收入。吵了几场火，河哥家终于对大田如愿以偿。

　　随着回乡工作以及调离家乡，我没有下田劳动的机会了。一次春节回家，发现当年建起最早砖房的汽车站不见了，班车一溜而过，停在了街头的小桥边。下了客车，我看见桥头修了一栋新木楼，河哥从堂屋出来，喊我：“椿嗯，回来啦，进屋吃碗粉再回屋去。”他放下扬起的手，走到门外香气扑鼻的灶台前。我回家心切，脚步不停，连连摆手说谢谢，连连祝他的粉店生意好、多赚钱。一天我去坝上散步，在大田边停了下来。好好一丘田，被一分为二了。河哥父母去世后与弟弟分了家，这丘好田，他与一个弟一人一半，还有一个弟中学毕业后考起贵州的学校，分在那边工作不回来了。

　　这是一个冰凉的冬天，虽然冰雪的景象在年前已经过去，但在山上田间，还留着许多寒冻过后的痕迹。年轻人已经一群群外出打工，上好的稻田，再也没有以往的冬田储肥酿水备耕的景象。分田以后，一条条田间路田坎路明显变烂变窄。田里一些稀稀拉拉的白菜萝卜，有的强壮不够，略显病态。看得出，大田的一半在收完稻子后就一直荒着。看来，这些田对乡人们的生活影响变小了，它的分量在人们的心中越来越轻了。

　　我本来想去河哥家小店坐坐，但怕他太客气，也觉得他着急发家致富，影响他的生意。听家里人讲，他那里生意不错，位置好，来往的多是吃盘子菜的。赶场天，他还要请一两个帮工才应付得过来。

　　今年春節我又去了大田边，看到了一个大的变化。围绕着大田，洒溪的坝上两岸的山上出现了一幅幅立体的图画。一条条清油油的藤蔓，蛛网一样爬满了葡萄架。藤粗，叶不密，一定上年结过不少的葡萄，处处现出丰收后留下的景象。我近年吃过家乡的葡萄，一粒粒紫色的颗粒晶莹透亮，像阳光下默默露着光泽的宝石，吸引人的眼球。一粒入口，满嘴甜蜜，让人止不住地不断品尝。可惜我当时没有向家里人问一声，这是不是大田或它边上的田结的果。

　　今年葡萄采摘前，我接过河哥侄子的电话，他问我有没有空回去，说村里举办葡萄节，到时候会很热闹，村里已邀请了湘黔边界的一些客商。我还没有说话，他强调，他大伯河哥是节会的顾问。我在心中默了一下，到时肯定没有空，只能请他向顾问转达我的谢意和遗憾。过后听说节会办得很成功，我又像吃了家乡葡萄一样甜甜的。

　　这些年的发展变迁，让我感觉到河哥与大田之间，好像有一些什么东西，一直把他们紧紧地相连着。

　　姚茂椿，湖南新晃人，湖南省作协会员。在《湖南文学》《芙蓉》《山东文学》《文艺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作品。出版诗集《放飞》和散文集《苍山血脉》。

　　责任编辑 冯祉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