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立足于本土资源，既深情回望传统文化资源，又着力状绘当下社会图景，兼及都市与乡村两个场域，呼唤式微的价值立场，反思市场主导下的社会问题，描摹理想的人生状态，对人之存在及意义展开了多维而细致的书写，承继了湘籍作家一贯的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凭借多元的创作立场与资源，推动着湖南文学的发展。面向优秀传统文化开掘创作空间，并将其作为文学表现主体，无疑是2016年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少鸿的《百年不孤》、唐朝晖的《折扇》、肖仁福的《幕僚》分别聚焦于影响深远的乡绅文化、神秘而小众的女书文化、湘军统帅曾国藩勾连出的幕僚文化，由人物命运指向深层的文化内蕴，以厚重的文化力量托起人物魅力。表现现实的长篇小说依然占据2016年湖南文学的主导，一是面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通过现实矛盾冲突拷问人性，揭露社会问题，追问人的存在及意义，出现了廖天锡《非常商道》、吴昕孺《千年之痒》、周晓波《老夫子》等现实之作。二是面向日新月异的都市人生，杨柳湾《杨柳青青江水平》、余红《从未走远》都能敏锐地捕捉都市热点，内容和形式都体现了当前都市男女爱情、事业的新元素。三是面向乡间的历史与变迁，莫美的《墨雨》和王天明的《沃土》都不约而同地由纷繁的乡村人事直击人性。
一、文化资源的审美化呈现
湖南作家自觉地履行着诠释本土文化的职责，利用文学创作的形式致力于湖湘文化的传承，这种自觉意识即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①而实现文化自觉“第一要自知，第二要自信，第三要自然。”②作为本土作家，他们既是地域文化的参与者，有着充分的自知之明，又积极地投身文化传播的事业之中，得心应手地运用文字进行再创造，显得自信又自然。同时，湘籍作家虽以本土文化气质为个性标签，却不囿于此，他们也在中华文化的广袤土地上绽放出了极具湖湘特色的文学之花，以本土经验注释中华传统文明。所以说，湖南作家对文化资源的呈现是对湖南本土文化的局部展示，更是执着于湖湘经验对整个中华优秀文化的表达。“文学诚然是一种审美-表现活动，但实际上无法与社会的文化过程分离开来。”③文化意识与文学表达的结合赋予了小说双重价值意蕴，实现了二者的和谐统一。
少鸿的《百年不孤》注目于乡绅的百年命运，书写了南方乡绅岑励畬、岑国仁父子乐善好施这一典型的中国故事，再现了民国以来百年的民间社会现实，奏响了一曲积德行善的道德赞歌。小说以时间的纵向推进为主线，兼及重大历史节点上的人事，于细致的叙述中直击人物内心，既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嬗变，又诠释着变与不变的深蕴。作者运用全能全知的叙事视角，讲述了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歷史时期的社会风云和人事变迁，在叙述中自由地进入各个人物内心，通过个体命运反映了大的社会格局。国义、国安、佩琪三人的生命之舟随时代浪潮起伏不定，因时而变的现实境遇以及此中包含的命定意味引人深思，对他们内心情感的细致描写让这些人物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实体，避免了符号化。一辈子坚守乡土的岑国仁与父亲岑励畲则代表了与世无争、恪守仁德的典范，纵使外部环境纷繁复杂、时局动荡不安，也丝毫不会动摇行善的生命准则。开篇的“归来”耐人寻味，县长秘书的身份逼迫岑国仁不得不为肆意杀戮的“革命”拟定处决名单，表面上是因内心不安和害怕而逃离，实则象征了良知的觉醒与德善的延续，正是家族精神的感召让“真正的人生之门就此正式开启了”。为了让岑国仁的回归从形式上获得合法性，作者精心安排了开秧门的习俗。一方面，叩拜祖先、神明的仪式之中满载着敬畏之情、虔诚之意；另一方面也是身为长子的他在集体面前的首次展示。同时，也为其一生隐忍与承受的退藏态度埋下了伏笔，见出了作者对故事细节的精心设计以及小说结构的严谨。黑格尔认为： “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④小说以岑励畲、岑国仁父子乐善好施这一“动作”为轴心，在乡绅文化语境中凸显出这一传统美德的深远意义。明末清初颜茂猷说过：“乡绅，国之望也，家居而为善，可以感郡县，可以风州里，可以培后进，其为功化比士人百倍。”⑤岑家的善行义举并非源自乡绅身份，却因之得到了最集中的展示，除了做中人、设义仓、资助学堂、成立育婴会外，还躬行着不论身份阶级与敌我的友善。岑国仁作为双龙镇最后一位乡绅，他年岁、功德的双重圆满象征了乡绅文化的完美谢幕。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不以情节的波澜起伏取胜，而是在平静的叙述中传达了历经沧桑的从容与淡然，在乡村普通人事的叙述中展现个体对生命价值观的坚守以及矢志不渝的传承。“‘平淡简洁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总是占据着一种优先性的地位，这与现实主义美学占据领导权（hegemony）地位有关。现实主义是一种可还原的叙事，叙事指向社会历史的实在性存在，它与曾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件相连，在人们的经验和记忆的范围内产生同一性作用。因此，现实主义的文本以其语言的透明性直接与现实对等，语言越是平淡简洁，文学文本与现实的可等同性就越高。”⑥小说从乡绅父子积德行善的人生中还原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生命状态，唤起了渐行渐远的时代记忆，这一切都与平淡自然的叙事密不可分，由此也营造了冲淡、静谧的诗意氛围。地处湘西崇山峻岭之中的双龙镇，即使在战乱之际依然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宁静，诗意画面不单是对自然风貌的临摹，也是岑国仁生命境界的写照——“他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又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在这片亘古绵延的山水里，他自在而安宁。”第三十七章“囚徒之诗”是岑佩琪狱中十年的内心自白，七首恣意抒怀的诗刻画了一个既保留着基本的良知，又深陷斗争思维而无法自拔的复杂形象，惟其如此，才能在忠于人物性格的同时取得如雷贯耳的艺术效果。
如果说《百年不孤》以人的命运写文化传统，唐朝晖的《折扇》则是以记录文化资源的笔法穿插人生奥义。作者以寻访的姿态走进江永的女书村落，围绕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何艳新，以非虚构的方式叙写了女书字、女书歌、女学人及与女书相关的建筑、风俗等，客观地展现了隐秘而独具魅力的女书文化。小说投射的是女性视角下的民间社会，在河渊这个深藏群山的古朴村落中，目之所及的是带着昨日气息的石板路、蹲坐在老房子前的老人、来回走动悠闲自在的狗、迟缓而温和的水牛、走门串户的充满灵性的鸟，还有成为遗迹的关厢门、凉亭、大厅等，静谧、神秘的自然特征暗合了女性的安静和隐忍，暮年的平静往往意味着承受了人世沧桑后的开阔与包容。“所有人都说，女书是诉苦，凄婉哀怨，女书文化是含悲蓄泪的文化。”女书道出了民间底层女性的心灵之声，诉说着她们深藏的苦难与艰辛，也宣泄者她们不为人知的痛苦。与女书关联的女性无一不命运坎坷，她们一生所遭遇的现实苦难都是无法超脱男权挟制的结果。汉字在当地被称作男书，而女人之间感受心灵、互通情感的女书也只在群山之中的十几个村落中不为外人所知地流传。“她们在唯有女人的空间里歌唱，她们写字记录，给女人看，让一个女人读懂另一个女人，她们暂时忘记了男人的目光，系住她们灵魂翅膀的，是女性之间的一种默契。”这些或书写或歌唱的女性，都有各自的悲苦，被不幸打压的她们避开男性公共话语，钻进了专属于女性的天地中寻找着心灵的慰藉，结下了深厚的姊妹之情，创造了神秘的文化样态。与之相关的风俗也是另类视角下民间文化的反映，哭嫁是女书“抗婚”意图的体现，表达女子离娘家的不舍；随嫁的《三朝书》、结交姊妹互通往来的《结交书》是女性这一群体成员之间互相依靠、彼此安慰的见证。相较于兄弟间歃血为盟的壮烈，姊妹情谊更多的是一种浅吟低唱式的凄婉。作者采用通讯实录式的书写方式，用不紧不慢的叙述笔调将一切与女书相关的客观实在物和女书人的生活经历娓娓道来，以非小说的笔法道出了一个个女书人小说式的传奇人生故事。小说分为五折，由宏观的整体概述和微观的镜头描述完成了对女书文化纵、横两方面的独到把握。
也有借古抒怀者。肖仁福的《幕僚》通过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师生二人合力平定太平军的故事，着力展现了李鸿章由幕僚至独立组建淮军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借幕僚文化揭示恰逢其时的知遇对个人成就一番事业的关键性作用，流露出对中华民族传统家国理想模式的眷恋。李鸿章入幕曾府与得到曾国藩器重是出于慎重考虑后的双向选择，二者在各取所需中实现了互利双赢。作者肖仁福长期在党政部门工作，他的创作大多展现机关生活和官场文化，《幕僚》也不例外，同样是官场思维的演绎之作。第一，大篇幅地描写内心活动，与人物现实行为构成强烈反差，揭示官场人际交往的微妙。曾、李二人的初次会面是心照不宣的首场表演，刚遭受惨败的曾国藩对于李鸿章的到来满心欢喜，但他还是先不动声色地试探对方，两人的真实想法都在心理活动中。这些心理活动不但更全面地刻画了人物性格，而且让人物的内心博弈成为了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力地刻画出了复杂而微妙的官场生态。第二，通过标志性特征塑造人物，展现了深谙此道的老官僚形象。作者对曾国藩的“三角眼”进行了五次刻画，除了“三角眼里透出复杂的幽光”是对眼神意味的直接描绘之外，其余四次都是对眼睛物理状态的反映，分别是“半眯着犀利的三角眼”“眯着三角眼，盯住李鸿章，没有出声”“三角眼睁得铜铃大”“鼓着三角眼”。曾国藩出于仕途考虑放弃合围安庆，面对清军全面溃败的结局，他“三角眼里透出復杂的幽光”：一方面这预料之中的结果将提升湘军地位，另一方面又导致湘军孤军奋战，解恨之余也后怕不已。其余则是对李鸿章或欣喜、或惊讶、或佯装嗔怪的瞬时反应，两次“眯着”的内涵截然不同，一是刻意轻视，一是包含认可，但都生动地诠释了曾国藩之于李鸿章的特殊身份，既维持了师道尊严又体现了主帅威严，显得合情合理。第三，对为人做官之道通俗表达与反复直述，如“人在官场，只有两样东西可以做，一是做官，一是做事”“好事不在忙中取”“以众人之私欲，成全个人之公德”等，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临别赠言“沉得住气，耐得住烦”更是浅白至极，却耐人寻味。小说从真实的历史事件切入，运用当代逻辑塑造了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作者笔下的曾国藩为国尽忠也为己谋仕进，谨慎多疑、老谋深算也善听意见，颇具威严又长于以情动人；李鸿章志大才高且位低不嬉、虚心向学，有韧性、重情义。其中，李鸿章使手段将对手逐一劝退的场面较为精彩，利诱曾国荃、离间彭玉麟、唬倒李续宜，表面上为对方分析利弊，实则为了自身利益。同一模式的再三呈现，就艺术效果而言，增添了作品的喜剧因子。
二、经济时代的截面式剖析
文学始终以世界和人的存在为表现对象，“五四”新文学确立了直面现实的文学要义，至今仍占据当代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创作的最基本的特征和创作方向是：它始终以‘现实为艺术表现和把握的对象；而不是理想、主观精神或某种观念世界。它还以现实作为创作素材或题材的来源，而不是幻想与传说。”⑦文学对现实的关注体现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关怀，“现实主义文学具有较大的社会认识价值，更多的人生观照价值，和更具体的实践的审美价值。由于现实主义创作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的具体性和较为直接的品格，它同时便又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怀。”⑧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社会生态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紧跟时代步伐创造物质财富是经济社会的主旋律，鼓舞着个体努力奋斗以实现人生价值，另一方面，物质追求往往裹挟着失落感，对价值信仰的剧烈冲击扼住了灵魂的咽喉，由此引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成为文学反映经济时代社会面貌的聚焦点。正如卡西尔所言：“人类世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或自行其是的存在。人生活在物理环境之中，这环境不断地影响着他并且把他们的烙印打在人的一切生活形式上。”⑨
廖天锡的《非常商道》是一部读来别具韵味的长篇小说，地域色彩浓烈，富有时代气息，响动着商业化时代紧张行进的节奏。小说以一个家庭为背景，讲述了李日亮、李日晖、李鹏飞三兄弟在变废为宝的冶炼路上数起数落的酸甜苦辣。他们按照各自的创业理念走不同创业道路，演绎出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商人”形象与“村民”形象的交织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维度。在《非常商道》里，金银湖的“淘金人”既是无奸不商的“商人”，又是淳朴的“村民”，作者将商人的恢弘大气、开拓智慧与农民的狡黠精明、贪图利益品性集合在一起，反映了时代人性的混沌性，我们没法用一个单一的标准去界定好人坏人。当然，小说更多地是弘扬了时代正能量，即在艰难的生存处境下如何突出重围开辟生路，为自己争一口气，实现作为个体人的精神价值。三兄弟中的老三李鹏飞是军人，但更是一个“商人”，甚至蕴涵了英雄的特质。起先，他在冶炼生意场上一直不顺，后来，由于侠肝义胆式的诚信得到南天金矿总裁的赏识和信任，从而衍生出系列生死相托的感人故事。李鹏飞入监前“武装走私黄金”和出狱后“为炼钯越境购买冰毒渣”两件事，足以表现李鹏飞的勇敢精神和开拓魄力，赋予其坚毅豪壮的英雄气质和思维独特的商人色彩。李日亮、李鹏飞一路走来虽伤痕累累，但从不言败。可以说，他们炼出的不仅仅金和银，更陶冶出敢为人先、坚忍不拔、永不言败的可贵精神。作者并不止步于在小说中塑造几个典型形象，而是着力于描写这条“非常商道”中李家三兄弟的艰难和不寻常，描写这条非常创业之路上人性的闪光和蜕变，写出动态进行的历史中的人的心灵的挣扎。人物面对的艰难既有前期创业的酸甜苦辣，也有成功后的大起大落。三兄弟中的老二李日晖当属这类典型。当他经历了白手起家、兢兢业业再到游刃有余、纵横商海时，突然在被忙碌吞噬的生活中感到了精神的空虚，于是其人性中恶的一面开始蠢蠢欲动。于是干出以出卖灵魂来交换物质的勾当，周旋于商场与官场之间，出手慷慨大方，换取巨额回报。物质越充足，灵魂就越空洞。曾经的质朴被黑洞吞噬，内心深埋的物欲、贪欲、淫欲如魔鬼般被放出了潘多拉魔盒。当曾经不敢奢望的物质、女人在顷刻间变得唾手可得，一场欲望的狂欢就自然而然铺陈开来。因此，不仅李日晖和春花的婚姻陷入危机，为躲避法律追究，李日晖本人也销声匿迹。《非常商道》里的故事演绎着“淘金人”在商场的风云际会和自甘堕落，也述说着脱离了法律和良心缰绳的商人们痛苦的自我救赎。在艺术上，《非常商道》努力融合方言，使语言变得更加活泼生动；在情节上，写实与虚构结合，写出了人物的丰富性，既有一批时代英雄人物，呈现经济一线氛围的沉重与昂扬，也塑造了何金明这样贯穿始终的诙谐式的人物。结构上则呈现多线辐射的形状，将视角投注在李日亮、李日晖、李鹏飞三兄弟各自不同的变废为宝的冶炼路的主线上，但写的不只局限三兄弟的冶炼，不只局限在金银湖这个点上，也不只局限在“淘金”这个事上，而是放在一个广阔的空间和时间，比如：虚构的金银湖历史与后来的淘金成为一脉相承的渊源；叙述惊心动魄的金三角博弈与李鹏飞的性格恰到好处的，都真实地再现不同阶层、不同空间的各种人物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图和社会生态图，将更多的信息和思考展示在读者面前。《非常商道》始终围绕“商道”，用现实的疑问和冲突，展现故事的发展与进程，来引导读者对人物内心和当下社会进行深层的拷问。从整体上看，廖天锡创作的《非常商道》是一部主题严肃、故事通俗、地域民俗文化浓郁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当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画面融为一体，既适合大众阅读，也具较好的纯文学品质。
吴昕孺的《千年之痒》洞开了个体在社会转型之际所体验到的虚无，标题中的“千年”指的是“千禧年”，小说在新旧世纪之交的背景下，铺陈开主人公乌去纱为代表的“后文革”时代人从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图景。将人之存在放置于人生的理想与困境的矛盾中考察，营造人物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内在深层冲突，从精神层面书写个体对于存在的觉醒与意义的追寻。首先，作家将人物放置于新旧交替、破旧立新的文化空气下，为价值真空、理想失落的知识分子精神危机提供背景。小说用一群时代的热血青年举证了世纪之交燥热的文化心理，大学文学社的青年先是高举朦胧诗的旗帜，将北岛、舒婷推入神坛，后来又主张用现代诗打倒朦胧诗，高喊“打倒北岛”的口号，作家借人物之口讽刺了这些所谓的文化新人，展现了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表达了对流于形式、虚于内容的浮躁思想的怀疑。此外，市场经济的全新价值尺度冲击着这一代人从小耳濡目染的价值观，曾经被乌去纱视为良师益友的鲍容楠和鞠安仁，一个钻了市场经济的空子，一个彻底背弃了精神世界的理想，迷失于金钱和欲望之中，他们代表的是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在物质世界诱惑中的堕落。其次，围绕乌去纱展开的多条人物线在不同层面为虚无的确立提供依据，在人物群像对矛盾冲突的推进中，扩散表象与真相交叠的敘事张力，将一条缓慢平稳的以乌去纱为中心的人物主线纳入跌宕起伏的多层冲突中。小说在乌去纱的周围，安排了鲍容楠、鞠安仁、尚能、周万年等人物，每一个人物对于乌去纱的影响和意义都不同。通过多条人物叙事线编织了包裹于乌去纱人生之上的层层面纱，可以说，乌去纱这个名字隐含了一层揭开人生面纱、还原人生真相的意味，当人物最终都走向表象的尖锐对立面，当真相最终一一呈现于乌去纱眼前时，理想与现实、人性的善恶、婚姻与爱情的另一面展现在乌去纱的认知里，表象与真相的冲突让人到中年的乌去纱陷入自我怀疑，将其推入现实层面的虚无感之中。小说还设置了寻找吴盈盈这条深层线索，在“寻找眼睛”和“找不到”的矛盾困境中为人物精神层面的虚无感寻找内在逻辑。一方面，这双眼睛开启了人物自我存在意识的觉醒和虚无感的萌芽；另一方面，追寻楼上那双眼睛是人物最初行动的全部理由和内在动力，也让人物在寻而不得后陷入精神困境。小说的最后，乌去纱终于找到了吴盈盈，然而这个让他惦念一辈子的人，却完全忘却了他的存在，在那双眼睛里根本没有自己的印记，年少时在眼睛里求证的存在再一次被否认，一句“你有病”如当头棒喝将乌去纱从虚幻中敲醒，人物和故事本身都再一次落入无边的虚无之中。面对人生现实和精神层面的危机，作者将20世纪末知识分子的灵魂注入乌去纱的形象之中，将反抗虚无主义的共同文化心理作用于乌去纱的人生，赋予了乌去纱一个反抗虚无的人格，在怀疑中追寻存在的意义。作家安排“寻找眼睛”作为贯穿他一生的内在线索，试图让乌去纱跳脱出现实世界的庸俗，从寻找“眼睛”到“寻找”眼睛的转变，影射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世俗社会里的对存在意义的追寻，发出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音。小说将人物放置于日新月异的时代交替背景之中，以人物精神世界的“不变”来应对大环境的“变”，从而在复杂的物质世界中保持精神世界的笃定，以此来抵抗虚无。作家巧妙地以周遭人的人生之“变”来对比观照乌去纱人生的“不变”，他没有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在昌茜、宋小卫、李美超三位女性面前，经受住了肉体的诱惑和精神的动摇，没有在名利、金钱、欲望中迷失自我。他没有将“沉沦”和“上升”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二元对立来看，而是倾向于平衡两种人生，在现实世界的侵扰下，避开物质诱惑、抵制灵魂的堕落，在日新月异、变幻纷呈的现实世界中努力守住一方精神领地。吴昕孺曾表示：“我任性地在这部小说中，留下了大量看似与主题无关的细节，也任性地不让任何一个故事成形。我希望它们永远处于孕期，永远待产，永远具有各种可能性。”小说以平实的笔调讲述了乌去纱从少年迈入不惑的人生历程，没有安排现实世界中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是通过一些细枝末节的参与、对照，塑造饱满的人物形象。
物化时代带给人类精神家园涂上了一抹灰色，锻造人类灵魂的校园也成了金钱利益场。周晓波的《老夫子》运用点面结合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乡村中学教师王敏之的“老夫子”形象，直击基层教育的腐化现象，在尖锐的批判中也隐约流露出了无奈。王敏之真诚地献身教育，教学成果显著，但在现实处境中一无所有——他体贴妻子、关爱女儿，却没能守住美满的家庭；他兢兢业业、深受学生喜爱，却始终无法晋升。王敏之的内外交困、痛苦挣扎反映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商品经济大潮对社会生态的腐蚀，坚守知识人格、人文理想和道德底线的人被视为异类、“一根经”、摆臭架子，甚至被冠以“老夫子”的名号，成了茶余饭后消遣的对象，承受着强加于身心的巨大压力。那些在灰色地带如鱼得水者反而处处得意，巧设名目收取学生费用的王主任和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关校长在以权谋私之余、双方尔虞我诈之中意外地因学校名列前茅的中专升学率而调任升职，与王敏之在教室倒塌时奋不顾身挽救学生壮烈牺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极具讽刺意味。危房成了校长升官发达的跳板，在他成功跳离后轰然倒塌，并以尽心、敬业的王敏之作为陪葬，令人掩卷深思。王敏之在经历了生活、工作的双重不幸之后仍没能摆脱悲剧的命运结局，他身上体现的仁义、良知在物质大潮中逐渐失去了生命力。作品通过“老夫子”短暂的一生，折射出了师魂堕落、利益至上的灰色校园生态，同时也管中窥豹式地揭示了争权逐利的社会大环境，从某种程度上堪称社会转型的微型标本。
三、都市男女的理想化书写
叙写男女婚恋故事是中国小说的一大传统，明清之际确立了“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即男女主人公才貌双全，一见钟情，题诗酬和，私定终身；中遭小人拨乱或权贵等作梗，备尝离合悲欢之苦；终因才子功成名就，得谐良缘。”⑩当前“高富帅+白富美”式的都市婚恋小说可以说依然延续了“才子佳人”的小说模式，是这一模式的都市化演绎。市场经济背景之下的都市“才子”即所谓“霸道总裁”，集才情与美貌于一体，符合经济社会女性的浪漫想象，“佳人”则不但气质高贵更兼事业女性的气魄和独立的人格，二者既是事业伙伴又是灵魂伴侣，体现了通俗言情小说的特质。通俗文学“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11}以消遣娱乐性迎合市场文化需求，轻松愉悦的阅读体会迎合大众心理需求。同时，这类小说还掺合了家庭伦理叙事，展开了日常生活中的不可避免的摩擦，增强了现实感。新世纪以来，都市言情小说更加注重融合潮流热点，既拉近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又为故事文本增添了富于时代气息的新元素。
杨柳湾的《杨柳青青江水平》在形式上凸显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120封信诠释了四个环环相扣、相互交织的主题——对青春理想的书写，对时代背景的再现，对亲子情感的颂扬，以及对永州文化、民风传统的由衷赞叹。第一，对青葱岁月校园爱情的书写。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结婚，张朝阳和晏琪的相处颇有点“霸道总裁爱上你”的强大气场，虽然中途也有小插曲，但以张朝阳的处事能力最终都化险为夷。虽然他们也有着对未来的迷惘和情感捉摸不定的煎熬，但最终这些恐惧、浮躁、彷徨都在幸福的旨归中得到消弭。小说以唯美的爱情童话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反映现代情感需求为主要目的，充分体现出通俗言情小说的特点。第二，对“互联网+”的商品经济时代创新创业大背景的恢弘再现。张朝阳谋划成立的新药推广公司多方资源和资本融合创造出极大的利益空间，众筹众包、微信平台、二维码、红包、骨粉团等新兴事物都成为了盈利链当中的重要一环，而“美阳阳”公众平台作为线上营销的一大卖点迅速走红，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张朝阳、晏琪等人的成功不仅仅得益于网络电商，还得益于这个群体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第三，对现代亲子关系的叙述。晏琪和婆婆之间的对话情意绵长，两代人温情脉脉，从作者对晏琪这一人物的塑造，可见其对儿子张朝阳和晏琪的深厚母爱。张朝阳和晏琪双方家庭都充满了爱，自上而下地，张朝阳的奶奶、父母对他和晏琪的关心爱护显而易见；自下而上地，张朝阳和晏琪对自己的父母、对方的父母长辈也都孝顺有加，晏琪在写给婆婆李小丽的信中常常会有“亲爱的妈妈”“妈咪”这样亲昵的称谓。除了张、晏两家，屈瑞晴和她的母亲，席广州和他的母亲，甚至连父母离异、离经叛道的肖莹和她远在美国的父母，都传递出两代人之间的缕缕深情。第四，对永州人文地理和传统民风的展示。永州的血鸭、东安鸡、酱板鸭、卤粉等特色美食让人回味悠长，永州的祁剧、零陵花鼓戏、零陵渔鼓、道县说唱等民间艺术让人余音绕梁，永州的舜帝、柳宗元、周敦颐、张浚、元结等文化名人更带给人们划破历史苍穹的精神力量。作者着重写了永州江永瑶族文化，张朝阳、晏琪、谭致立一行人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勾蓝瑶，在这个古朴宁静的水墨瑶寨，他们和当地的姑娘小伙们一起体验了欢乐的洗泥节，过节前的瑶寨祭祀神秘而有趣，瑶寨人对先祖的深情缅怀，对民族图腾的敬仰感恩，让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生存面貌。书信体这种偏重于说话人的叙述方式决定了小说的情节线索由散漫的心理独白构成，《杨柳青青江水平》中的两个发声人李小丽和晏琪都带着各自的主观情感色彩，也从性别的角度出发，映射了女性主义视角下男性、爱情、婚姻、事业、人脉资源等多方面的社会信息。但《杨柳青青江水平》这部小说又区别于普通的女性小说、校园爱情小说、都市财经小说，它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综合体，是80、90年代生人慷慨激昂的青春理想鸣奏曲，同时也是60后年纪稍长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盼和鼓励，更是永州人悲悯善良、勇于创新、守家护国的崇高精神的真实写照。
余红的《从未走远》讲述了叶子琴继承丈夫遗产成为海源公司老总而遭遇的命运沉浮。围绕叶子琴面临的事业困境和情感纠葛，展现了女性的坚韧以及对真爱的坚定追求。《诗经》有言：“士之耽兮，尤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已为人母的叶子琴仍无法不牵挂失联五年之久的初恋，写着无法寄出的信，回味着“永远在一起”的诺言。沉浸于曾经的美好意味着从精神上反抗当前的不如意，作者以温情脉脉的方式道出了爱情与婚姻分裂带给女性的内心煎熬。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终结了这一痛楚，也展开了兩性、事业、家庭三方面交织而成的纠结现实。面对咄咄逼人的债主，向往爱与自由的女园艺师一夜之间被推向了生存的谷底，加之婆家的不信任与刁难、公司内部人员的背叛、竞争对手的压力，考验着一个初临事业困境的柔弱女性；叶子琴和韩少峰为挽救公司而同甘共苦、互生爱慕之情，却受到了闺蜜夏静瑶的死缠烂打和挑拨以及男方家庭的坚决反对；儿子徐一鹤的亲生父亲是初恋王浩源，真相败露引发两家争夺血脉的复杂纠纷。这些矛盾冲突构成了情节的波澜起伏，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爱情与事业是人生的两大重要课题，叶子琴因爱情促成了事业，因事业巩固了爱情，最终成为令人欣羡的人生赢家，但从叶子琴遭遇的坎坷来看，她并没有被命运眷顾，一个柔弱的女园艺师蜕变成挽救公司的事业女性，依靠的是不向现实屈服的坚韧与魄力，这种给人以希望、鼓舞人前行的叙事充满了正能量。小说故事仍属于时兴的漂亮的魅力女和帅气的事业男完美结合的都市浪漫题材，但在细节安排上仍见出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叶子琴钟情的植物“地子鹤”，一方面象征了公司“给大地一片清新，天空一片蔚蓝”的美好生态蓝图，既符合女主角的身世，又回答了她之所以不惜一切坚守公司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下雾霾问题的反映，传达了渴望健康生态的大众愿望，表明作者不但擅于描写都市爱情，还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标题“从未走远”寓意人心永恒不变，甚至带有生命轮回的意味。“当你带着对一个人的执念走进另一个世界时，你是不负责任的，这种结合不会快乐，所以现在还来得及。”叶子琴带着对初恋的执念初次踏入结婚的殿堂并无幸福可言，第二次面临同样的抉择时她才坚定不移地忠于初心，义无反顾地奔向韩少峰的婚礼现场，验证了何为真爱。
四、乡间生态的管窥型状绘
乡土至今是文学的母题之一，“所谓‘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1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年度的湖南小说创作也涌现了部分乡土小说，依托记忆和资料重组来书写农村人事，无论是以湘中农民运动叙写革命历史，还是从土地变迁的角度书写人性，都凭借小说中的湘楚因子而散发着乡土气息。所以，也有观点认为“凡是以广泛的乡村原野为创作背景，以乡村生活为题材内容，表现近一个世纪以来乡土中国的时代变迁，关注农民的命运沉浮，反映农民的痛苦挣扎与反抗斗争，塑造乡土舞台上的农民形象，带有鲜明的地域风情色彩，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小说创作，都是乡土小说。”{13}当然，写乡土最终的目的还是写人性，“一部传记的价值，在于它所揭示的事实的新颖与准确。一部小说的价值，则在于揭示某种存在直至那时始终被掩盖着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小说发现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隐藏着的东西。”{14}人性便是每个人身上隐藏着的东西，揭示人性体现了作家对人的深切关怀以及对历史的深入反思。
墨美的长篇力作《墨雨》通过全景式地描写一个湘中小镇的农民运动，映射整个时代的革命面貌，是一部视角独特、震撼人心的厚重之作，称得上是中国乡村农民革命的缩影。既具有通俗文学的外壳，有引人入胜的情节、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又具有纯文学的内核，深潜对民族命运和人性的审视，体现出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史料价值。在具体叙述内容、人物塑造和表现主题方面，呈现出其自身的独特元素与魅力。一是在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渗入浓厚的乡村生活气息和湖湘地域色调，将激烈的矛盾冲突和独具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融合在一起。小说记录的是杨柳镇的农民运动，对农民原生态的生活劳作描述得尤为细腻，语言上更是带有显著的湘中农民口语的地气和热力。作者把小镇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人情交往、插田扮禾、兑工帮工的劳作方式等写的真实可感。杨柳镇四面环山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杨柳镇农民勤劳、淳朴的品性，较好保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他们兑工帮工的劳作形式，是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几乎无人打破。开秧门进行的独特仪式和打山歌的传统，更是渗透出浓厚的湖湘地方文化色彩。在北伐战争即将触发的前夕，小镇一场前所未见的墨雨似乎是某种征兆，具有寓言意味，虽然引发了村民的不安和恐惧，但镇长组织的两场规模空前的祛灾法事，既给杨柳镇增添了热闹和祥和，又为村民找到寄托和信仰，消除了心中的疑虑和担忧。作者将杨柳人微妙的生活细节与独具特色的地域原始文化融合，赋予杨柳镇别样的地方性格和更多的隐秘诗意，展现出浓郁的风情、浑厚的乡土气息。这些劳作风格、民间的山歌、祛灾法事等民间元素的穿插化用，既丰富了小说的故事内容，又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含量，增强了作品的地域性特征。二是小说客观忠实的描述，反照出农民思想的蒙昧、落后以及乡村革命残暴、混乱与疼痛的一面，引起我们对农民运动新的反思。《墨雨》对乡村农民革命的钩沉独树一帜，它让我们共同参与见证了那场运动，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在运动中的盲目愚忠及革命的非理性因素。杨柳镇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豪与劣绅，梅浩然、张麻子、猫贩子都占有较多土地，但他们没有剥削压迫佃农的恶劣行径。梅浩然学养深厚、品格高尚、忧国忧民俨然是杨柳镇的一位乡贤，他自费开办学校，推进平民教育，支持北伐战争、减租减息等运动；张麻子作为镇长，始终维护着小镇的安宁，配合农民运动的发展；猫贩子尽管吝啬，但凭借自己的勤劳积累财富。他们虽然是农民运动要革命的对象，但极端的暴力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张麻子、猫贩子的枪决看似顺应民意，实则是以书落壳为代表的革命者的夸大捏造和虚假宣传，他们的革命方式背离了救国救民的初衷。作者的叙述看似平淡，实则将褒贬寓于叙述之中，冷静地审视着乡村革命引发的悲剧与阵痛，在显示农民运动的生气的同时揭示了政治话语的虚假性和残酷性。三是将对民族命运、农民革命和现实人性的深邃思考寓于全知视角的叙述中，使小说的意义更加宏阔。杨柳镇开展的农民运动正是对民族出路的一次大胆探索，开民智、反剥削的运动主张，激起了农民革命的热情，但农民自身的局限性，无法领导革命，更难以改变民族的命运。书落壳作为地痞流氓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但他们参与革命为的是攫取权力，利用革命排除异己、公报私仇，在推翻土豪、劣绅的同时，自己又变成了作威作福的剥削者。因此，杨柳镇的农民运动最终走向了失败。作者以全知视角对广阔复杂农民运动的描绘，使小说叙述节奏舒缓自如，书写从容闲适，既最大程度还原了当时的历史氛围，又对民族命运和农民革命的意义进行了深沉思索。纵观整部小说，它凝结了莫美多年的思考，作者有意写出人性深处的故事，梅浩然、书落壳、红春子等个性鲜明的人物，既呈现了人性的多维景观，又使作品更具温度与张力，的确“为中国文学长廊增添了新的雕像”。
相对《墨雨》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王天明的《沃土》围绕湘北农村赵家屋场和王家屋场四十年间的变迁，多维地展现了乡镇人物在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的矛盾和妥协，通过土地和农民命运变化的书写，发出了对精神故乡流失与物质故乡毁灭的一声喟叹。赵家屋场和王家屋场这种南方典型的以宗族维系的聚居村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都成为了招商引资的宝地，两个县围绕引资所展开的一系列争夺，引发了在土地上的激烈冲突。小说通过穿插记叙赵家屋场和王家屋场两代人的生活变迁，以及对“旧屋场”土地态度的变化和遭遇的各种矛盾冲突，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农民群像。老一辈农民刘庆国、王金吾、赵爹等，对土地有着超乎寻常的挚爱。他们有着传统农民勤劳节俭、忠厚老实、本分朴素，坚信黑色的肥沃土地是衣食住行的依托，五谷丰登、鸟语花香的田园生活是人生的天堂，即使在市场大潮席卷之时，也不为金钱所动，始终坚守脚下的土地。但时代的发展让他们无法成为新型农民的主流，于是这份坚守承载着难以言说的悲凉。相比之下，第二代农民赵爱地、赵红军、赵英子、全备、赵秀珍、王沙等则出现了分化。赵爱地、赵秀珍两人葆有着传统农民的品性和气质。赵秀珍为弟弟爱地的升学牺牲自己，关爱无家可归的疯女人，为两个继子的婚事节衣缩食、东奔西走，象征了如沃土一般的母性精神。赵爱地是赵家屋场唯一的大学生，但与土地相伴才最令他感到踏实，人如其名，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与热爱。虽然对自身的处境也有过愤慨，有过无公害种植的失败，有着一定程度的蜕变，但他对土地的虔敬一如既往。面对征地的种种闹剧，面对河南、河北借秀珍死亡之名的强横索要，他都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朴实与忠厚。與爱地、秀珍不同，红军与英子更多地带有蜕变时期农民的影子。红军不再像爱地那样胼手砥足地在土地上谋生，而是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他炸油条、开商店、办预制场，收入越来越多，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英子虽然没有直接从事商业活动，但她同样脱离土地，在不同男人身边过着所谓浪漫的生活，寻找着发财获利的机会，她精于抓住时机盖房造屋，深谙牟利之道。较为特殊的是全备，他身体残疾，却好强斗勇、世故圆滑，是官民之间的链接和中介。因与百姓有着血缘与地缘的关系，他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诉求，向政府质问安置房的建设，带头阻工以求取更多的利益补偿。因与官府的关联，他成为了政策得以贯彻与实现的依托，劝说村民支持土地征收，并主动迁坟，同意征地。但从根本上来看，自身利益才是行为取向的源动力，他的所作所为都出于满足自我虚荣及实际利益的需要。“土地不是唐僧肉！”可以看做基层干部开展征收工作的严肃警告，但更应当理解为农耕传统针对土地乱象的捶心告诫。土地征收只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环，作者之所以将土地问题作为小说主题来表现，如果仅仅认为这是他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使然，则没能全面把握作品的深层意旨。席卷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动摇了土地作为农业之本的根基，金钱、利益至上的观念堂而皇之地成为行动指南，在此背景之下，一部分人将土地视为大发横财的工具，另一部分仍忠实地守护土地，保持着敬畏和热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折射了人性的不同侧面，私建乱搭、破屋翻新、旧房扩建、漫天开价等现象实际上是人们在巨大的经济落差中践踏道德、人性的丑陋表演。在艺术风格上，《沃土》具有朴实无华的语言及从容不迫的叙事风格，作者善于在波澜不惊中闪现刀光剑影，在方寸之间凸显人性善恶。他笔下的乡村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他描写的人物血肉丰满，让人见之不忘。在回忆和时空的穿插叙述中，将故意打碎的人物命运串联起来，表现方式上既显锋锐又具启迪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的批判力量，围绕土地所展开的一系列矛盾冲突，让人感受时代之痛和人性的可悲，给人以无限思考的空间。作为一部兼顾历史与当下的长篇乡土小说，整部作品始终将关注点集中于土地和人的命运，体现了小说家对历史的把握以及对现实的关怀。
纵观201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无论是依循文化的路径，探寻道德传统、书写士人理想，还是依托现代话语资源，立足于都市和乡间的二元生态，无一例外地都源自作家“不吐不快”的强烈诉求，源自丰富的生活体验及敏锐的问题意识。“文学作品之成为文学作品，在能写出具体的境界，生动的人物和深刻的情致。它不但要能满足理智，尤其要感动心灵。”{15}2016年湖南文学写出了开阔的湖湘境界，塑造了又一批形象鲜明的生动人物，在历史与现实的土地上彰显着湘楚情致。
注释：
①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②潘年英：《在田野中自觉》，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③童庆炳：《文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④[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7页。
⑤陈宏谋：《五种遗规》，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469页。
⑥陈晓明：《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156页。
⑦⑧吴秉杰：《现实主义沉思录》，《北京文学》1997年第6期。
⑨[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
⑩纪德君：《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模式及其演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1}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13}康长福：《二十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流变》，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14}[法]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译：《被背叛的遗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15}朱光潜：《谈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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