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太光

　　《聂小倩》是一篇好小说。

　　请不要误会，我说的不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而是当代作家张世勤的短篇小说《聂小倩》。不过，要想把张世勤的短篇小说《聂小倩》的好处说清楚，还得从蒲松龄的《聂小倩》说起。

　　蒲松龄的《聂小倩》写的是“幽魂”变“倩女”的故事：聂小倩原本美貌女鬼，为老妖所迫，化为倩女，变幻人间，魅惑男子，或摄其精血，或截其心肝，供老妖享用。聂小倩虽为女鬼，但心性良善，不愿“历役贱务，觍颜向人”，因此，遇到慷爽抗直的宁采臣后，便央求他“囊妾朽骨，归葬安宅”，以便“再造”。宁采臣“毅然诺之”，携聂小倩骨殖还乡，葬于书斋之外，聂小倩因而得以再生。而且，在奇人燕赤霞帮助下，宁采臣剪除妖孽，与聂小倩有情“人”终成眷属。

　　通过简单的转述我们知道，蒲松龄的《聂小倩》与《聊斋志异》中的大多数作品一样，主要是写“鬼狐有性格”（老舍语），写的是鬼有情、人有义，而正是这种具有穿越感的情义使“幽魂”化为“倩女”。客观地看，这种浓郁的情义背景与奇诡的跨界爱情，使蒲松龄的《聂小倩》散发出瑰丽的传奇色彩，吸引了无数后世读者的目光：1960年，由李翰祥导演，香港邵氏影业推出电影版“聂小倩”——《倩女幽魂》，使得这“若教雨盖长相护，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奇情故事名噪一时；1987年7月18日，由徐克监制，程小东导演，张国荣、王祖贤、午马等主演的翻拍版《倩女幽魂》在香港上演，更是大获全胜，先后获第16届法国科幻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葡萄牙科幻电影节最佳电影大奖、第2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等奖项；后来，随着这部电影在内地公映，这个“人鬼情未了”的故事更是到处流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蒲松龄的《聂小倩》这篇传奇经典进行改编时，编剧与导演尽管添加了诸多奇幻鬼怪因素，使故事更加光怪陆离，奇幻炫目，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那就是：叙事从未超脱出“幽魂”变“倩女”的框架，主题也从未超脱出人鬼奇情的框架。客观地说，绝大多数读者和观众在阅读蒲松龄的《聂小倩》，或者观看电影《倩女幽魂》时，也从未意识到存在这种超越的可能与必要。这，一方面显示了经典的强大魅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惰性的普遍存在。而张世勤的短篇小说《聂小倩》（原发《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4期，《小說月报》2016年第5期选载，《中华文学选刊》2016年第6期选载）则运思洒脱，落笔从容，既有效地借用了蒲松龄《聂小倩》中的传奇因素——比如，小说题目相同，小说主人公姓名相同，就使小说平添魅力，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又成功地“改写”了这个短篇传奇，使之具有了不一样的质地、内容和诉求。而这，就是我说《聂小倩》是一篇实实在在的好小说的主要原因。

　　这种“改写”，首先体现在叙事框架上。我们上文已经提到，蒲松龄的《聂小倩》及电影《倩女幽魂》，都是“幽魂”变“倩女”的故事，即出于对人间的仰慕，出于对爱情的渴望，在伟男子及奇侠相助下，美丽、善良的女鬼历经艰险，最终摆脱妖孽胁迫，转世为人，获得令人神往的爱情，也获得令人歆羡的生活。而张世勤的《聂小倩》则反其道而行之，写的是“倩女”变“幽魂”的故事，是人变鬼的故事，即身处甜美爱情、幸福生活中的“倩女”，为了捍卫人间正道，或者说，为了捍卫做人的基本尊严与处事的价值底线，不得不与贪腐等邪魅行为作斗争，以至牺牲爱情，牺牲生命，化为“幽魂”的故事。

　　这种叙事框架的“改写”，看似简单、随意，实则大有文章，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改写”，张世勤淡化、祛除了蒲松龄的《聂小倩》及香港电影《倩女幽魂》的传奇色彩，或者说，将故事从幽冥虚空拉回沉实大地，从而赋予作品以新意。仅从小说中人物身份的区别上，就可以明了这一点：在蒲松龄笔下，聂小倩虽是一位女鬼，但青春妙龄，宛若天人，其转身更是华丽，由妙龄女鬼，转为逍遥人间的书生红袖，何其潇洒，何其幸福，又是何其理想；而在张世勤笔下，聂小倩只是一位普通打工者，原先在超市做收银员，后来经过努力，才进入某公司做财务，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除了名字吓人、引人外，再无亮点可言，其终末，更是葬身火海，含冤而去，何其苦情，何其悲情，又何其伤情。在蒲松龄笔下，宁采臣乃翩然美男，借用《红楼梦》里的说法，他是衔着玉出生的，因而，“解装兰若”，虽小有惊吓，却逢凶化吉，不仅抱得美人归，而且还将获得更大的功名与福报；在张世勤笔下，宁采臣不过一位流落都市的打工青年，虽然经过奋斗，逐渐稳定下来，但也不过是一位在城乡结合部承包土地种植蔬菜的农民，更令人同情的是，他虽然得到聂小倩的青睐，收获真爱，但却又因一场飞来横祸，“痛失我爱”。燕赤霞就更不用说了，在蒲松龄笔下，那是一千古奇侠，有通天彻地的本领，取妖怪性命如探囊取物——在1987年版电影《倩女幽魂》中，虽然增强了妖怪的法力，增加了除妖难度——也极大地增强了电影精彩程度，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燕赤霞的本领也水涨船高，最后他还是成功地降了妖、除了怪；在张世勤笔下，燕赤霞简直就是一个滑稽的存在，他原本是一建筑工人，受伤后，不能再做悬空的“高人”，只好做了一名栖身储藏室的送水工——不仅不“高”了，而且简直太“低”了，都“低”到尘埃中去了。他也想行侠仗义，可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比如，他本想保护“茶花女”，结果破门而入后，发现“茶花女”正在洗浴，差点儿被当作入室抢劫、图谋不轨的坏人给抓起来。其中的尴尬与不堪，可想而知。

　　由于人物不再活跃于高蹈的虚空，而是挣扎于坚实的大地，因而，张世勤的《聂小倩》也不再像蒲松龄的《聂小倩》和香港电影《倩女幽魂》那样，华美而传奇，浪漫而空灵，而是极其的朴实，极其的现实，主题也是极其的犀利，甚至极其的残酷。我们上文已经简单比较过，在蒲松龄那里，虽然过程诡谲、凶险，但结果却一片光明，而在张世勤那里，虽然过程轻松、谐趣，但结果却相当凄惨、悲凉：聂小倩是守住了底线，捍卫了尊严，没有给“妖孽”们做假账，而且还巧妙地保留了账本，为有关部门查处、惩治“妖孽”们提供了证据，但她也因此付出了最为昂贵的代价——生命。跟蒲松龄的聂小倩先是纵横冥界后又逍遥人间相比，张世勤的聂小倩真是太可怜了，她原本就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不过是想过好人间的烟火岁月，追求甜蜜的爱情，营造温暖的家庭，希望稳定的工作。可是，就连这样平实的岁月她也没能守住，不得不化作一缕幽魂，与宁采臣，与爱情、与家庭、与人间，惜别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甚至不能说张世勤“改写”了蒲松龄的《聂小倩》，他不过是从中巧妙地“移植”了一些文学性因素，以便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现实诉求，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小说理想。

　　通过《聂小倩》，我们可以初步窥察到张世勤的现实诉求与小说理想：那就是对人间正向价值的追求，或者说得直白点儿，就是对正常生活的追求。具体到《聂小倩》中，就是对虽然朴素然而真诚的爱情的追求，对虽然艰难然而温馨的家庭的追求，对虽然辛劳然而合法的工作的追求——尽管最后这一条她没能得到，但唯其未能实现，其诉求反而更加强烈。如果多读一些张世勤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种追求，几乎贯穿在他的绝大多数小说中。《傻瓜的初恋》（《当代小说》2012年第6期）是其较早的小说，小说以一个“傻瓜”的视角将人间的扭曲与污秽展示得淋漓尽致，同时，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跃然纸上。想一想“傻瓜”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不仅五味杂陈，一声叹息。项立明的父亲出了车祸，被酒店黄老板给撞死了，项立明也因此成了“傻瓜”，好在黄老板发“善心”收留了他，不仅把给他父子俩的赔偿金给“保存”起来，而且还在酒店中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厕所侍者。这本来是一个大悲大愤的故事，但作家却举重若轻，将其处理得黑色而又幽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家想让我们——通过“傻瓜”的眼睛——在这里看到更多“黑色幽默”的世間万象。比如，通过“傻瓜”残存的清晰记忆，我们知道他原本不傻，而且还很聪明，只差一分没有考上大学，但因为没有钱，只好跟随父亲来到城市打工，没想到却遭遇飞来横祸，成了“傻瓜”。他还“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如果有钱，就是差十分也能上大学，别说差一分了，这就是他的烦恼之所在。不过，他很快又“高兴”地告诉我们，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找”到了这份厕所侍者的好工作，而在顾客丢弃在厕所里的报纸上，他经常看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报道”——这么一想，他还真是“因祸得福”。不过，让“傻瓜”更“满意”的是，厕所比外边的世界更“真实”——“人真实，味道真实”，“没有半点虚假，根本不用设防”——这可真是句大实话。也正是在这“真实”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极其“真实”的一幕：“这个城市里最大的官”酒足饭饱之余来这里清空回收站时看望、慰问、劝诫“傻瓜”，他郑重其事地问“傻瓜”的年龄，问“傻瓜”苦不苦累不累脏不脏，说他和“傻瓜”“只是分工不同，但都干着有意义的工作”，他还说“人就怕不劳动，劳动着就是美丽的，工作脏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的心灵不脏”。想想酒足饭饱的“领导”，再想想憨态可掬的“傻瓜”，这情境可真是太“真实”了，“真实”得让人觉得出离现实，坠入梦中。在这里，“傻瓜”还看到了令他无法理解的“真实”：一天，“傻瓜”去酒店美容厅找他爱慕的对象雪花时，雪花告诉他，她们这一大帮袒胸露乳的美女正在“评先进”，“评先进”的方法根据每个人业务量大小，业务量大的每天有五六个“客人”，业务量小的，有时候一个“客人”也没有，她们的收入也因此而有所不同，有时候一天好几百，有时候好几天没一分……目睹了如此多的“真实”，“傻瓜”仍然不开窍，还要追求正常的生活，还要追求美丽的爱情，还要追求迷人的雪花。可这一切，终究是镜花水月，必将落空——一天，雪花和美容厅的美女都被警察抓走了。读到这里，不禁长叹：看来，就连“傻瓜”的幸福也不易得到啊！经由这样的故事，作家所憎所恨的——丑陋的人与事，跃然纸上；作家所思所慕的——美丽的人与事，更是跃然纸上。

　　《薄冰》（《当代小说》2012年第10期，《领导科学》2013年转载，内蒙古敖汉旗纪委改拍为同名微电影）也是作家较早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比较短，一共才8080个字，故事也比较简单，就是写一位农村老母亲担心在城里当局长的儿子走歪路，到城里来帮助他走正路的故事。但就是这么个简简单单的故事，作家却讲得语重心长，特别是当我们听到那位母亲提醒儿子注意脚下的“薄冰”时那段循循善诱的话，更是心潮难平。这位母亲是这样说的：“只有看到你做人做事认认真真，板板正正，我这心才能安下来。要不，我回去也睡不着觉啊。”在许多人看来，这段话或许太简单了，不值得一听，或者，即便值得一听，也不过是一句家常话，不值得深思，然而，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这些简单、家常的“老话”的倾听能力，失去了对这些礼义常识和日常道德的尊重与守护，我们才一步步走上了弯路，走上了歪路，甚至走上了邪路，最终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张世勤的小说意义尤其巨大，因为他是在用小说为我们构筑一条无形的价值底线——在价值迷惘的当下，这尤为珍贵。

　　这种价值追求，也是其小说叙事动力之所在。细读张世勤的作品，发现在他的一些小说中存在着一种“城乡二元对立”的隐形结构——不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二元对立，而是文化、价值上的二元对立，即在张世勤的一些小说中，城市往往隐喻着危险、堕落、阴暗、颓废，而乡村则往往象征着安宁、幸福、光明、希望。比如，还是上文提到的《傻瓜的初恋》，作家将“傻瓜”的活动空间限定在一家酒店的厕所中，以“傻瓜”的眼睛审视城市中各色光鲜人物的诸般丑陋，其寓意不言而喻。《薄冰》也是一样，不正是乡村老母的慈爱和智慧帮助她的局长儿子躲过一劫，从而走上宽广的人生正路吗？再比如，《罗曼 罗兰》（《太湖》2016年第3期）写的就是两个为都市所牵绊、戕害而无法过上正常生活的风尘女子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都市真的宛若蒲松龄笔下的鬼魅世界，魑魅魍魉横行，一片愁云惨雾，令人目不忍睹。与之相对应，《远山》（《光明日报》2016年6月17日，《小说选刊》2016年第9期选载）则写了山间生活的纯净与温馨，在这个不长的小说中，人间温情如同山间清泉一样汩汩流淌，润人心脾。小说中青树与父亲的父子之情，父亲和青树与牛之间的人畜之情，尤其是青树赶车出山时那句“爹，转弯了”的提醒，不仅体现了父慈子孝的人间真情，而且连老牛也习惯成自然，将其当成指挥自己前行的话，因而配合默契，举止自如，读起来满是温情，极其动人。父亲的去世，令“远山”中的青树感到无比凄凉、落寞，因而心思黯然，若有所失，然而，红苗的到来，再次温暖了整个“远山”，温情故事继续上演，似乎亘古不变。读着这样的文字，会忘记尘世的喧嚣，忘记乡野的劳累，只会看到变幻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树，看到不一样的鸟，看到不一样的花。

　　这并不是说作家认同乡土文明而反对都市文明。实际上，在相当大程度上，作家笔下的都市与乡土都是隐喻意义上的，是寄寓作家理想或传达作家心声的“装置”，如果追溯到作家的潜意识的话，也不过暗含着作家对日益衰败的乡土的回望，对日益流失的乡土文明的追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隐形结构固然有利于驾驭叙事、传达心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作家的视野，影响着叙事边界的开拓。

　　令人高兴的是，在《聂小倩》中，我们看到作家已经很好地化解了这种隐形结构，而在一种更加开阔的艺术与现实视野中建构小说的世界。我们上文已经提到，作家对蒲松龄小说的化用，尤其是对聂小倩、宁采臣、燕赤霞几个人物名字的借用，可谓生花妙笔，这既得益于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得益于作家对现实深度与广度的理解。可以说，没有这样的双重理解，这种化用或借用就无从实现。仅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更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在《聂小倩》中，我們看到，即使是在都市中，即使都市中依然“妖孽”出没，危险重重，但聂小倩、宁采臣、燕赤霞却没有退却，不仅如此，反而固守爱情，固守生活，固守理想。在这样的框架中审视燕赤霞，他还真不是一个“低人”，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高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侠客”——眼看着连最卑微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可他依然没有放弃做一个好人的初心，仍然想方设法关心他人，保护他人，受尽误解，遭遇冷眼，却初衷不改，想一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现实，则这个人物的侠肝义胆、义薄云天不言而喻。聂小倩和宁采臣也一样，他们不仅在诱惑多多的现实中守住了爱情，守住了生活，而且还守住了做人的尊严，尤其是聂小倩，为此不惜牺牲生命。仅此一点，就让他们虽然卑微但却真实的生活晶莹闪烁，耀人眼目。说句实在话，在价值暧昧的当下，在“高尚者的墓志铭”无处可见，而“卑鄙者的通行证”却随处可见的当下，我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人物横空出世啊。表面上看起来，这是聂小倩、宁采臣、燕赤霞守住了爱情，守住了理想，守住了尊严，而往深处想，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作家开阔了视野、深化了认识、坚定了理念的必然结果。我们还会发现，正因为如此，作家落笔才既入木三分又从容有度。越是回味，这种感觉越是清晰。在《聂小倩》中，除了几位主角借用了蒲松龄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外，几个边缘角色，却要么化用外国人的名字，比如“白多芬”就是对贝多芬的戏仿，再比如“茶花女”这个名字就来源于法国著名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的《茶花女》，这既是对小仲马著作之名的呼应，也是对小说女主角玛格丽特的呼应。乍一读，只是觉得这样命名诙谐有趣，令人哑然，可再往深里想想，又觉得不仅如此。因为，这样的人物命名，除了很好地展示了人物的性情和个性外，也很好地点染了世道和人心。比如“白多芬”这个人物，她的言行不一，她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她的轻飘恶俗，恰恰是对“贝多芬”“伟光正”人格的背弃与亵渎；再比如“茶花女”，如果我们将这个“二奶”与《茶花女》中的交际花之间加上一个约等于号，则这个人物负载的信息就更加丰富、复杂——与其说这是一个人物，不如说这是一个象征，一个暗示。更进一步看，她们与聂小倩、宁采臣等中国古人名字一起，拼贴出一个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小说世界，从而把聂小倩、宁采臣的爱情、生活悲剧发生的现实背景很好地描摹出来，作家的匠心及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从容，可见一斑。我们看到，作家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世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在中篇小说《英雪》（《收获》2016年第2期，《中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4期选载）中，作家已经完全融化了这种技术性的壁垒，将对美丽人生的追求放置在人物的命运中去展现，放置在人性的压抑与扭曲中去展现，视野更加开阔，叙事更加饱满，情节更加细腻，表达更加自然、有力。小说题为《英雪》，但如果仅从情节上看的话，英雪似乎担不起这个重任，因为她只是在小说开头和结尾的章节中出现过，在小说主体部分几乎隐形——这里，几乎全是“我”与朋友闵繁浩及纳小米、文晴晴等人的情感纠葛，心灵暗伤。但是，如果细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作家这样安排的匠心所在：正是在“我”、闵繁浩及纳小米、文晴晴等人无尽的情感纠葛中，英雪从一位天真的女孩儿成长为一位妙龄少女，从一位穷家的女学生成长为一位现代女性，从经济的无尽窘迫中迈入肆虐的物欲中……也就是说，“我”及朋友们的故事不过是英雪成长的背景。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英雪，内心中有着怎样的纠结与扭曲。因而，我们可以说，英雪在一头一尾的出现，包容了整个叙事，或者说，英雪的心灵暗疾其实是我、闵繁浩、纳小米、文晴晴等人物心灵暗疾的集中显现，化用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一句诗来说就是：在这迷茫的大地上，又有谁是幸福的呢？或者，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这社会熙熙攘攘，美丽无法躲藏。”其中的悲伤与绝望，一览无余。

　　但诚如先贤所言：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

　　作家写出这生活的悲伤，不就是为了吁请正常的生活与价值吗？

　　由此看，作家已经漫步在一片更加宽广的文学大地上了。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