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姝

　　刘起林教授的当代文学研究以长篇小说和文学思潮为中心，涉及历史文学、红色文学、知青文学、文学湘军等众多领域，他的研究以鲜明的问题意识、逻辑严谨的学理范式、守中持衡的价值立场，直面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实生态，从而与消费性、商业化的浮躁、泛化批评拉开了明显的差距，呈现出一位学院派批评家的品位与良知来。

　　一、问题意识与文学现象的多维审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学转型，使时代思潮、文化观念与价值立场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文学生产的机制从意识形态主导走向市场主导，文学状态由“共名”向“无名”的转向；世纪之交，跨世纪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现象呈现出更丰富、多维的现实景观与复杂矛盾。这种状况尤其要求兼具问题意识与学理境界的文学批评来对创作实践进行有力的引领。然而不幸的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起，堕入了市场的合谋，批评家或以道德姿态取代学术逻辑，或凭借西方理论霸占学术制高点，文学批评家明星化、文学批评媒体化和市场化，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不符合流行批评理路的大量现实主义创作、乡土中国的写作、历史题材的创作便被屏蔽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之外。不少研究者往往醉心于学术逻辑的自我推演和循环，而置文学创作的生态与现实境遇于不顾。自我沉溺的文学批评缺乏文学史研究的学理支撑，各种“后”的界定，“新状态”“新体验”等不同概念的更迭，无疑带上了浓烈的市场操作色彩，而缺乏对时代核心问题的直击与审视，缺乏学理化的沉淀与反思。浮躁的文学批评与浮躁的创作一起，陷入精神的平面滑翔。“跟着走”的被动状态，使得表面热闹、姿态新潮的文学批评无法穿越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把握文学史发展的方向，文学批评的成果也就很难与文学史研究对接。这样的文学批评不但丧失了对当下文学现状进行钩沉指引的作用，更缺乏对当代审美文化思潮的整体把握与宏观视野，失却了进行价值判断与真实“批评”的勇气。

　　刘起林的专著《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坚持独立的思想立场，适度运用某些理论，但不依傍中外任何单一的理论和思想体系，而是从当下文学生态本身出发，以对象的客观存在为依据展开研究的思路与框架，是一部从问题意识出发，敢于直面当下文学现象的批评论著。

　　著作兼顾宏观审美境界与微观文学现象，视野宏阔，史论结合，文学解读与学理建构相得益彰，对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诸多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不偏不倚，既指出其成绩，更指陈问题，实现了对当下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多维审视”。刘起林突破了学术界“后新时期”“无名时代”“新世纪文学”等既成的研究框架与学术思路，以“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的转型为社会文化基础，以“跨世纪文学”统驭、涵盖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终结与转型，下启新世纪前十年“新型文学面貌与审美格局逐渐形成的阶段”①，从而将20世纪最后10年到新世纪前10年的文学，作为一个从多元探索向追求“文学盛世”转型的统一历史进程来观照。“跨世纪文学”的体认，避免了“后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等仓促的时间命名，将当下文学纳入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生长性的历史进程考察，能够更为准确地揭橥当下文学的精神实质与价值内涵、审美文化特征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意义。

　　由此“跨世纪文学”的内涵出发，就真正打通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命脉，能够真正从当下文学创作的主流出发，不为批评术语及思潮迭变所蛊惑，发现、探求被文学批评界长期忽视、却在当下文坛占有重要位置的历史文学、农村题材创作、官场小说、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历史题材叙事，对之一一进行深入的批评解剖与学术梳理。刘起林将这纷繁复杂的文学创作与审美现象，置于“跨世纪文学”这一涵盖性更为丰富的概念下加以统一观照，深入剖析了“跨世纪文学”的代表性现象。其中，论述知青作家的精神蜕变②、历史文学在“雅”与“俗”、“古”与“今”之间无以归类的尴尬处境③、历史题材创作的“盛世情结”和戏说现象④，农村题材创作中“乡土现实型”“百年反思型”“乡土寓意型”的艺术演进与深化⑤，现实题材创作中的“底层叙事”⑥，官场小说的类型化叙事与世俗视角及价值含量的问题⑦，凡此种种，都对相关现象与问题做出了深具学理性的评价与判断，特别是对官场小说、底层叙事、戏说历史等类型化文学的审美范式、艺术形态以及境界、意蕴的成就得失，做出了极具美学穿透力与思想价值的积极评价。

　　因而，著作提出“跨世纪文学”，并不是一种仓促的命名，而是建立在“跨世纪文学”图景的全景式纵揽之上，真正贴近文学创作现实，实现批评与创作的有效对接，不遗漏，不偏颇，确属审慎的学理化思考的结果。

　　刘起林的专著《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与叙事境界》则紧扣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红色经典”及其改编，通过学术梳理与学理思辨，将其转化为更具文学史品格的问题，从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红色记忆”的层面，展开对其审美与叙事的考察。从“红色经典”到“红色记忆”的命名变更，显现了刘起林作为学院派批评家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比之“红色经典”，“红色记忆”少了些商业化的哗众取宠，沉淀了更多的学术思考，具备更大的学理范式的包容度。在《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与叙事境界》一书中，刘起林将学界对“红色记忆”的三种界定，通过条分缕析，叙其源流、指其宗旨、辨其异同，从而指出：“‘红色记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一直处于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从‘记忆的角度看，这些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记忆内容，表现出一种由共时性向历时性、由现实向历史不断转换的特征”，因而“在共和国历史的整体视野中，从‘红色记忆这一创作资源本身的内容出发，将相关創作分为革命往事追溯、建设道路讴歌和变革时势考察三种类型。”⑧这样就极大地拓宽了“红色记忆”审美的学理内涵，将其置放入共和国历史叙事的框架中，在国家文化形塑的高度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动态扫描。这是简单乃至粗暴的“红色经典”命名所无法做到的。

　　围绕着“红色记忆”审美的多元价值纷争，刘起林进一步直面如何处理“红色记忆”范畴的错误与创伤问题，指出：“在波澜壮阔却又曲折复杂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由于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同样会出现种种矛盾、错误和失败。”⑨随着错误与创伤的历史化，现实语境与历史话语的扭结，进一步加重了“红色记忆”复杂而吊诡的情态，这就要求文学批评能以更辩证、更清醒、更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学术思考。刘起林认为，我们不能将“红色记忆”只局限于讴歌型的单一审美内涵，应该以开放、多元、动态的眼光与胸襟面对“红色记忆”中的创伤成分，又不应将各种解构、否定性的思潮全盘纳入“红色记忆”的审美范畴。

　　在此基础之上，刘著对共和国六十多年的“红色记忆”审美历史进程进行了整体、全局的观照，进而指出其1949-1976年间斗争思维的逻辑和胜利者的精神姿态，1976-2000年间观念变革、思想解放，从革命文化主导向执政文化主导的转变，以及新世纪以来“红色记忆”重构与历史消费相融合的特征。刘起林从事实形态与精神逻辑出发，梳理和归纳“红色记忆”审美的发展历史与未来趋势，将其视为一个未完成的动态历史过程，在研究中始终坚持了学术阐发和实践启迪相结合的批评方向，鲜明的问题意识时刻引领着他对“红色记忆”审美的整体研究。

　　二、学院批评与学理范式的自觉建构

　　面对价值多元语境中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刘起林自觉以学院派批评的立场，建构起文学批评的学理范式。不同于求新而趋同的浮泛批评，他不沉溺于思潮与概念的更迭，持论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自觉的价值持衡立场，坚持“有所为”的文学批评。他是在对时代精神文化气象与审美格局深入而细致地辨析的基础上，从对当下文学创作“大雅正声”审美品格的期待出发，来审视和理解诸多文学现象，揭示其中的弊端，做出严肃而严正的批评的。在这些论断背后，隐含了论者对能够“深入把握和表现时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时代生活的核心形态”，“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气象”，与民族复兴梦想相应和的时代文学的期盼与引领⑩。

　　刘起林指出，跨世纪文学的种种现象与诸多问题，如聚焦现实生活的创作中题材选择的历史化倾向，叙事元素捕捉的边缘化诉求，底层意识的匮乏、精神境界的纤薄、艺术形态独创性缺乏等{11}，其中的根本症结在于，一种“病态审美气象”{12}被当作了“时代趋势”被追捧。于是，诸多审美病相出现了。畅销书类型作品的审美境界囿于现实情态及其日常感触，对时尚人生欲望及其病态性寻求与慨叹成为审美核心，精神营养却单调而贫乏。{13}不少作家好写物象世态的污浊、畸形、诡异面，巨细无遗地展示浑浊世相与日常琐碎，并痴迷其中，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审美兴奋感和旷日持久的思维倾向。{14}另外一些作家的创作又喜欢表现强悍型生命形态，于中显示出狰狞和芜杂的精神生命特征，其实包孕着浓重的人类负面生态的精神投影。{15}这样集中地展现种种的人性病象、人间污浊、人世琐屑和人格扭曲，显示了创作主体的精神孱弱，文本整体的凝聚力柔弱。

　　对此文学世相，批评界不但不加以引领与纠偏，反而对之推波助澜，所以，文学批评同样存在着病相。作为文学评论出身的研究者，刘起林对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弊端不仅感同身受，更有着出入其中、自我解剖式的深刻批评。在《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第五章《文学批评的学理境况》中，刘起林将文学批评亦视作当下文学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其非学理化的倾向，分析其时代症结，如“人格姿态强化的言语态度”恰恰“源于主体对自我的学理优越性和思想征服力的不够自信”；“学术技术化、庸俗化的突出表现”正体现着“一种学理原始化、朴素化和把理论实用工具化的倾向”{16}，亦出自“以种种经济和社会利益的算计为依据进行学术选择的心理”{17}。而以“话语权威欲望”制造“热点”与“卖点”，回避时代的核心问题，特别是面对较为传统的历史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创作现象时，既“无法有效地阻止‘现实主义回归型小说家们在体验与激情喷发后的平面游走乃至流于表层、琐屑的‘匠化趋势”，文学批评自身也“难以具备更大的独立启示意义和思想文化价值”{18}，揭示出步趋西方学术思潮的当下文学批评，在面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时方枘圆凿的龃龉状态，这些论断正中主流、精英与大众鼎足三分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批评范式单调与乏力这一关键问题。

　　作为批评之批评，刘起林还对样板戏现象、余秋雨现象等热点问题做出了学理化的分析与文学史的还原，认为“只有将样板戏的各个历史阶段综合起来，揭示并最终撇开政治文化诉求对其审美意蕴的蚕食来进行考察”{19}，才能发现“它们的显性话语当然是表现当代政治文化的内涵，无疑也显示出‘文革意识形态的色彩，但与此同时，样板戏的优秀剧目还具有一种深层话语。这种深层话语的内涵，既包括中外文化和文学上长久绵延的文学‘母题，也包括体现平民日常生活、艺人品格的精神内涵，还隐含着契合当代大众人性欲望的隐晦乃至暧昧的心理意味”{20}。而“余秋雨现象”一方面折射出“对立性、火药味、杂文气”的媒介批评习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余秋雨急于文化传播，忽视文化创造的薄弱之处{21}，从而对论战双方的缺陷均做出了如實的评价。在对创作全局的阐释方面，刘起林抓住跨世纪“转型”和“演变”的关键，从民族精神文化如何多元而健全地发展的高度，对跨世纪文学与批评的态势与审美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既肯定探索过程的种种具体突破及其所取得的审美成就，又揭示其中因探索过程的局限所形成的审美“幻景”和因缺乏对时代文化全局把握而立意多元化、个体化所导致的精神“歧途”。其一以贯之的学术理路与价值思考表明，刘起林对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的缺失不但有着切中肯綮的批评，更有着自觉的引领全局的责任意识，从而使研究兼具学术探讨的理论价值和启迪创作的实践意义。这样一种努力，正是力图使文学重新回到人学，使文学重新承担起现实生活之重，是对时代文学发展方向的一种深切呼唤。

　　对“红色记忆”的审美境界与叙事路径，刘起林同样从学理范式出发，辨析出开国时期“红色记忆”审美的根本特点，即“亲历者”的视角，并从“亲历者”出发，以集体性事业的使命感和社会文化的责任感，将史实描述与记忆实录，升华到典型化地探索历史必然性与意义崇高性的境界。这一观点不同于学界常见的建构“合法性”的论述，因为建构“合法性”是一种他者的叙述，“亲历者”不需要这种所谓的证明或建构；也不同于激情“青春”的追忆，因为追忆的姿态，反而冲淡了革命亲历者那种国家与个人高度融合的自豪感。{22}也正由于具备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刘起林别具只眼地挖掘出以《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为代表的集体性革命回忆实录写作所具备的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刘起林将《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群众性革命回忆录写作，上溯到现代文学时期的群众性非虚构写作——《上海事迹与报告文学》《中国的一日》等报告文学，并从集体性的审美塑形与精神创造的角度，肯定了它们作为“泛审美文化”实践，在“红色记忆”的诗性转换、审美创造乃至“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审视，也有力地驳斥了海外汉学界以《再解读》思潮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革命通俗文艺”的简单判断，从而还原了“红色记忆”审美的开国气象与丰赡面貌。

　　对于近年来学界习用的以“民间”立场排斥“庙堂文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刘起林提出：“以文本审美境界的各类内涵元素之间必然存在冲突与矛盾为前提，来对作品的意义生成结构进行剖析，通过文本意义编码机制的‘裂隙来达成对作品‘完美性的否定。这种思路实质上是将审美实践仅仅看作了意识形态的技术动作过程，瓦解了精神创造的内在有机性；而且，不少的研究对文本多重意蕴之间存在矛盾、‘裂隙之类的判断，往往是主观刻意为之的，并不符合作品的客观实际。”{23}他认为，十七年“红色记忆”审美之所以呈现出创作意图与文本呈现之间的所谓“裂隙”，实则出自创作主体在革命文化主导下的“同情性理解”，“文本的实际审美蕴含就大大地突破和超越了创作主体的观念预设，表现出红色记忆审美建构中革命文化主导、多元文化并存的独特艺术状态。”{24}这样的评价不但持论更为中正平和，跳出了过于急切的观点纷争，更为符合十七年“红色记忆”的审美实践，也坚持了还原历史的价值判断，显现出学理批评的长处。由此出发，刘起林对十七年“红色记忆”审美在革命文化主导下，多元文化并存、共生的历史状态的揭示，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红色英雄传奇”中的江湖草莽气息、“红色革命史诗”的民间地域文化色彩、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小资情调”与“人性化”倾向，这些阐发都拓宽了共和国十七年“红色记忆”审美的意义框架和价值内涵。

　　三、微观叙事考察与宏观审美把握的有机融合

　　刘起林坚持论从史出、而又以论驭史的原则，力求把理论形态与历史形态、审美解读与社会文化认知、精神辨析与价值基础探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文本分析和超文本考察整合性研究的批评方法，将微观的文本细读和宏观的态势审视、微观的叙事考察和宏观的审美把握结合起来的学术范式。他的每部文学批评论著，几乎都遵循着同样的学理逻辑，跳出“立场”与“主义”的论争，避免价值的简单翻转，力求在更为宏阔的视野与学术框架下，将复杂的文学现象与作品，重新做出同时满足现实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审美判断，并将之进行史的提升，以此批评实践反哺、融入自我建构的整体文学批评观念，由此形成了批评与史论的良性循环。

　　《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与叙事境界》中对“红色记忆”的重新审视，牵扯出了复杂的价值立场问题。这一切，都是通过论著中对一个个典型个案的深入剖析完成的。该书第四章对《红旗谱》的重新解读，关系到如何认识小说原著所蕴含的“阶级斗争”和“生活内容”两套话语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文本的细读，刘起林认为，“《红旗谱》虽然设计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总体阐释框架，但阶级斗争的观念逻辑不过是文本审美境界的宏观价值指向和根本意义；作品中的许多情节内容，实际上是遵循着生活本位的逻辑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底线伦理来展开的”{25}，这恰恰是构成《红旗谱》价值底蕴深广度和审美意义普适性的根本基础。第五章分析《山乡巨变》时作者提出，叙事框架、观念形态层面显现的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功利话语与艺术场景、生活形态中所体现的以乡土文化为基础的民间生态话语在作品中呈现的并置，并不是双重性、矛盾性的，双方实则处于一种和谐融洽、取长补短，克服和超越了对立性的文化融合状态，由此体现的时代精神美和乡土人情美，才是《山乡巨变》意义建构的价值底蕴。{26}再如对近年来戏说“红色经典”、红色谍战剧、红色草莽英雄剧等类型化写作，刘起林认为，这一审美文化方向的“类型”“套路”，回避了向时代文化高峰挺进的艰难性，实际是将文学艺术的“个人独创性”拉扯进大众文化的平均水平，形成了一种媚俗、粗制滥造的审美惰性，难逃世俗化的精神蜕变。这种严正的批评的确切中了当下“红色记忆”审美的病根。通过对诸多“红色记忆”审美现象的微观解剖，刘起林提出，当下的共和国历史叙事已经、并正在发生着文化性质的根本变化，即由讴歌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化转向了审视共和国的执政文化，正面展开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在20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体察与反思，这也要求着一种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诉求相适应的“大雅正声”文化品格。因此，如何既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又拓展和变换具体的审美思路，就成为当前“红色记忆”叙事的根本任务与现实课题。

　　《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同样史论结合地辨析中国文学“跨世纪”状态的演变特征、文化逻辑、价值得失，以及应提倡的未来发展方向。论著中丰富的文学批评实践与案例分析，一方面体现了作者极高的文学感悟能力与审美体验才华；另一方面，这些文学批评实践与案例分析对全书建构的“跨世纪文学”学术框架做了极为有力的充实，使文学史的叙述具备了文学批评的鲜活血液。如以“失乐园”的生存处境与创作心态来概括知青作家的创作嬗变，从而对其“受难”意愿、“殉道”精神，乃至于强化精神生存与认同世俗生活的两极分化都做出了深层心理动因的揭示。由此解读《雪城》“德性伦理”本位的价值倾向{27}、王安忆对“城”与“乡”的象征性书写，其“强烈的怀疑与检讨的心理倾向”背后的“个人生存和心灵境遇”基点{28}，便不仅显示了作者文学批评的深厚功力，亦显示了作者用文学批评的典型案例构筑当代文学史的努力与诉求。历史文学研究是刘起林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他对《曾国藩》《白门柳》《张居正》等历史文学扛鼎之作的批评，如认为“《曾国藩》是清理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结出的一个成果”，文学评论界按照既有的文学尺度对其的忽视，恰恰说明“在中国现实中转换传统文化和融合西方文化的有效机制”尚付诸厥如{29}。“《白门柳》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从艺术构架的设计、主要人物的选择、意蕴内核的确定，直到精神氛围的营造等，都体现出一种从人类历史财富清理的高度，对封建文化进行整体审视和批判的思想意识”，从而“扩展和深化了历史文学的精神内涵，使之真正有力地显示出与时代理性可能相匹配的精神探索深度”{30}。《張居正》“紧紧扣住对封建政统皇权专制和人治文化本质的揭示，来剖析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宿命般不可更改的宰相权位状态及其人格格局、功业限度这类传统文化的内涵”{31}，从而达成了基于时代理性与历史理性的深刻反思。这些论断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点出了具体作家作品的成就得失，更从文学批评的语境，文学史考察的角度，指出历史文学之于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其他如《村庄秘史》之于现代暴力文化的乡土透视，《国画》《沧浪之水》《苍黄》之于官场小说人格类型、文化生态及审美境界的突破与局限，均为批评与史论结合的确论。论著紧贴当下文学创作实践，以“论”的审美体验，结合“史”的理性超越，实现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沟连，此种努力正体现着一种“入史”的自觉。

　　刘起林的文学批评，建立在对具体个案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从审美辨析与叙事考察入手，将诸种文学现象与诸多文学作品置放入文学史的宏观框架中，既入其中，又出其外，探骊得珠。这说明，只有在问题意识引领下的文学批评，才能既有鲜明的现实关怀，又具学理范式的深度与厚重，从而完成文学批评应有的引领与指导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刘起林即将出版的新著《文学湘军的跨世纪转型》《当代历史文学的主体意识与文化精神》，同样也是这样的论著，将为当代文学批评又添上新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①刘起林：《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②③④⑤⑥⑦⑩{11}{12}{13}{14}{15}{16}{17}{18}{19}{21}{27}{28}{29}{30}{31}刘起林：《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第63-86页、第271-311页、第122-162页、第255-259页、第163-168页、第340-343页、第242-270页、第335-345页、第337页、第338页、第339页、第196页、第207页、第200-201页、第230页、第238-241页、第52页、第63-64页、第95-97页、第99页、第113页。

　　⑧⑨{20}{22}{23}{24}{25}{26}刘起林：《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与叙事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第6页、第223页、第32-34页、第42-43页、第43页、第80-81页、第110-114页。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