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白玉堂到富厚堂，咫尺之间，一介书生曾国藩跋涉了多久，又迂回了多远？仿佛隔壁山下南岳大庙里的一个虔诚进香者，我久久伫立在情人玉手般拂过槐树和香樟的春风里，聆听着不远处悄然绕过的涓水细细碎碎的诉说，对一百五十年前的曾国藩走过眼前这两座故宅的时空，敬畏间充满童心般的好奇。

　　挣脱连月不开的淫雨阴云，露出一抹久违灿烂的阳光下，白玉堂宛如一个走过沧桑岁月的老人，静默在翠色起伏的山峦前，古朴而典雅。庭院深深，粉墙青瓦，飞檐斗拱，山字墙垛，将这个山村仅存的明清建筑风格，阐释得淋漓尽致，像摊开在我面前的一部泛黄古书。

　　嘉庆十六年（1811年）那个风急天高的深秋日子，落木已萧萧而尽，与门前一塘清水一样沉静的白玉堂里蓦地一声婴儿啼哭，让书房枯坐的落魄秀才曾麟书激动不已。曾麟书承继父荫，家道殷实，饱读诗书，却时乖命蹇，屡试不第，从此将一腔功名之心放在了刚落地的儿子曾国藩身上。如果说曾国藩的几处故宅有风水一说，白玉堂则当之无愧居于首位，只不过它将山川的灵秀之气全部倾注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一辈，令矢志“芳迈群妍”，却终老于乡绅身份的祖父辈曾星冈、曾麟书黯然之下，像霜雪地里迎风的枯草，又眉宇抖动，神采飞扬。

　　漫步在白玉堂三进四横的宽展庭院间，听着猴急的穿堂风从耳边飘然而过，我似乎看到了孩童时代的曾国藩在48个房间与兄弟们穿梭嬉戏，在长满青苔的六个天井仰望窄窄的星空，在专属的素朴书房摇头诵读那些之乎者也。乡野的阳光永远那么宁静，门前的田垄飘散着青草与菜花的芬芳，远处翘首可望的南岳峰顶传来一阵阵悦耳的钟声。我知道眼前的一幕与曾国藩发达前蛰居这里时毫无二致，仅仅是我来迟了两百年。

　　曾国藩有着衡岳和涓水倾注的千年灵气，又能秉承父志，一盏如豆的油灯下发愤苦读，果然早慧而畅达。14岁远赴省城长沙参加童子试，被考官欣然列为优等，令一乡老少皆惊；道光十三年（1833）刚过弱冠之年不久的22岁，又一举考中秀才。发蒙不过14年，他便如探囊取物，轻松摘取了父亲曾麟书一生才拥有的功名。油菜花挨挨挤挤，黄金一般亮遍门前田野的第二年，他凭着祖父辈厚实的家底前往长沙岳麓山下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就读，当年便慨然奔赴令多少士人悲痛欲绝的湖南省贡院，一鼓作气博取了举人的功名，醒目的姓名被工楷张贴于丹桂飘香的巡抚衙门前。

　　中举对一个寒窗苦读的读书人而言，意味着一只脚已踏入了扬眉吐气的仕途，日后即使考不上进士也有机会任学官、作知县，甚或平步青云出将入相。《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当年满腹才华，孜孜不倦于举业，却在森然而立的贡院前屈辱蹀躞了四十余年，最后以一个老贡生的身份带着一行浊泪郁郁而终。而与曾国藩同为“晚清四大名臣”的左宗棠中举后，开始徘徊不前，屡试不第，终生止于举人的身份，却能因时而起，被破格敕赐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实现了一个书生“治国平天下”的终极抱负。

　　曾国藩的幸运源于“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勉带来的博学，似乎也缘于白玉堂灵秀山水赐予的吉星高照。中举后仅仅四年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又在京城的会试殿试中连连告捷，高中贡士、进士，像一尾越过龙门的鲤鱼，迈过了加官进爵的门槛。他先是入选翰林院，接着如履平地，先后任乡试正考官、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礼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和署吏部左侍郎。他像田径场上一个发挥超佳的运动员，十年之内连跳七级，未到不惑之年，尚在青春年华的37岁便已官居二品。他的升官之速，令八百多年前同样少年得意的科场前辈宋代王安石也逊色不少，有清一代则仅他一人。

　　这是白玉堂最风光的一段时光。从省城到京城，一张张大红喜报频频传来，门前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宗祠爆竹声声，青烟缭绕，贺声满耳，酒香盈鼻。十里八乡仿佛山峦间的条条小溪汇于涓水，聚拢来无数歆慕的目光。老秀才曾麟书身着簇新的绸缎对襟衣衫，拈着几茎花白的胡须，接受一拨接一拨远亲近邻的祝贺，从心底涌出的笑意填满了额头间为科场失意而生的一道道沟壑。屋前那株古老的皂荚树和缠在其身巨蟒一般的紫藤，也蓊蓊郁郁，苍翠欲滴。

　　二

　　如果没有那场令大清江山风雨飘摇，猝然而起的金田举事，曾国藩或许是一个位极人臣、官場亨通的书生，或者是诗文、书法等样样精通，著书立说能与文臣王安石比肩的鸿儒，立德立言毫无悬念，但绝不会是统军三十万，驰骋疆场，挽狂澜于即倒的统帅，立功的机会几乎为零，也就没有了被日夜堤防的震主之忧。他与白玉堂相处的缘分或许要更长久一些。

　　咸丰二年（1852年），驿站那匹被鞭子抽出道道血痕的疲惫快马，带来了曾国藩母亲去世的讣告。他瞬间涕泗交流，想着春晖般的慈母一生操劳，忍痛含悲回籍丁忧，踉踉跄跄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白玉堂。这时，从金田举事的洪秀全和杨秀清领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太平军势如破竹，已沿湘江北上，攻入湖南境内。事急从权，蛰居乡野不到一年的曾国藩被咸丰帝急如星火般夺情起复，奉旨帮办湖南团练。他刚匆匆而茫然赶到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见面喝茶，勉为其难商量办团练事宜，洪扬的队伍已如长江的洪流迅猛东下，攻占了六朝古都南京，改称天京，定为国都。

　　年青的咸丰皇帝也是病急乱投医，曾国藩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治学于兹有年，治军却从未有过先例，让他帮办一个省的团练，上前线带兵打仗，肩负戡乱之责，或许属于试试看的心理。不想曾国藩似有用兵天赋，独具匠心组建了一支水陆新军，成为“扎硬寨，打死战”的湘军开山鼻祖，竟能与太平天国的虎狼之师相抗衡。他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数省的万水千山，令洪秀全、杨秀清两条好汉深感遇到了真正的劲敌。他也偶有失利，甚或兵败之际急得投湖自尽，被部下手忙脚乱从水中湿漉漉地捞了上来，却能从容重整旗鼓，屡败屡战，最终攻九江，围安庆，破天京，将一团席卷大清半壁江山的弥天大火和烟尘扑灭得干干净净。

　　半个世纪后，另一位湖南青年才俊毛泽东高山仰止般地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曾国藩像一个让垂死的病人重新精神矍铄的良医，挽救了大清濒临坍塌的帝国大厦，也不经意间成就了自己一代军事统帅的功名，将儒家“立德、立言、立功”三大不朽的追求囊括于一身。人生达此，夫复何求？

　　处于田间乡野的白玉堂为战场上瞬息万变的生死一线揪心憔悴过多年，这时也像这个山村所有沾亲带故的长辈一样容光焕发。坪前的老树和紫藤曾因曾国藩的失利而几度枝叶凋零，宛如村里那个斑秃多年的癞头，而今枝繁叶茂，迎风摇曳。门前的一方塘水漾著清波，倒映出如洗的天光云影，沉醉在曾国藩盖世无双的功成名就里。徜徉在老树紫藤和塘水间的青石板上，闻着四野飘散过来的阵阵花香，我似乎还能感受到它们兴奋过的遗迹。

　　三

　　“欲进步需思退步，若着手先虑放手”。曾国藩饱读诗书，以一张张飘着墨香的考卷起于乡野闾巷，没有官宦世家的背景，却从浩繁的卷帙里读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孤寂与险绝，发现了太多血淋淋的兔死狗烹例子。

　　春秋时的范蠡和文种是越王勾践身边不可一日离开的左膀右臂。他们抛妻舍子鞍前马后奔波多年，辅佐勾践卧薪尝胆吞吴复国后，范蠡毅然隐退，归居乡野，做了一名生财有道逍遥自在的富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好友文种，归去途中写信告诫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然而文种没有他的眼光毒，贪恋着来之不易的富贵而狐疑犹豫，未能听进那几句千百年后依然铿锵作响的话语，很快被勾践借故赐剑自杀。

　　当曾国藩扫灭洪杨，位极人臣，先后晋升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诏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候”，授“英武殿大学士”，升“光禄大夫”时，他似乎看到了那柄令文种含恨而亡的利剑闪着寒光，悄无声息地悬在了自己的红顶之上。

　　同治四年（1865年）那个“落叶满长安”的秋天，即攻破天京后的第二年，曾国藩先动员家眷回乡“立家作业”，为自己引退准备退路。这时，他名下的老宅已因其父与叔父分家，被分在了祖父的另一处田宅黄金堂，因黄金堂住处窄狭，其夫人欧阳氏对门前“塘中有溺人之事，素不以为安”，便令长子曾纪泽“回湘禀商两叔”，另觅新址建造房屋。他还写信叮嘱说：“屋宇不消华美，却须多种竹柏，多留菜园，即占去田亩，亦自无妨。”

　　站在总督府的巍峨高台上，一抹血红的夕阳斜挂在西边山岭，满天织锦一般烂漫的霞光与翩然而下的归飞倦鸟，令曾国藩对千里之外衡山脚下的故土荷叶塘，有着前所未有的怀想与迷恋。他浮想联翩，感慨万千，憧憬着息影林泉，与衡山和涓水相伴的日子。他蓦然想起了才子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句，羡慕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那份悠闲，所以交代曾纪泽“多种竹柏，多留菜园”。

　　四

　　如果说白玉堂是曾国藩秉承儒家的精神人世的出发地，富厚堂便是他效仿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追求道家避世境界的最终归宿。

　　曾纪泽带着父亲的珍重嘱托，与两位叔父曾国潢、曾国荃商量后，将与白玉堂十几里之隔的富托庄屋移兑过来，以十年之功精心营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乡间侯府，命名为八本堂，取其父曾国藩八条家训之意：“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条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忘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后来，曾纪泽又根据《后汉书》里“富厚如此”的话，改称“富厚堂”。

　　一百五十余年后，当我也以一介文人的身份，循着曾国藩多年后鹊起的声名，肃然站在富厚堂悬挂的“毅勇侯第”烫金匾额下时，仍然震撼于它的古朴与内秀。从外表看，富厚堂的围墙不高，青砖实木，黑色瓦楞，与白玉堂或者别的地方一般明清乡绅的旧宅区别不大，仅有朴拙之美，但缓缓步人里间，深深庭院里层层叠进的回廊式建筑与诸多屋宇，诸如八本堂、求厥斋、旧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八宝台、辑园、凫藻轩、棋亭和藏书楼等，令我感受到了一个大清总督与太子太保的无声威仪。

　　富厚堂总占地面积达四万多半方米，主体建筑也有近一万平方米。完工之后，曾国藩得悉花费了七千串铜钱的巨资，与自己悄然归隐，全身避祸的初衷相去甚远，十分惊骇，生恐退隐避祸不成，反而引来不期而至的杀身之祸，更担心千秋万世后的口碑讥谤。他在每日必写的日记中记录了这段心路波澜：“接腊月廿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

　　其实，与同时代的富商乔全美及其子孙花费巨资打造的城堡式宏大家园乔家大院相比，这座乡间侯府虽有些许雕梁画栋，却还算不上格外富丽堂皇与张扬奢靡，曾国藩的忧虑自然不全在于此。

　　这些凝聚着当时一流工匠心血与智慧的建筑中，仅有二层楼房的思云馆是为奔父丧返家的曾国藩亲手所建，且住过一段时间。房屋建成后，他取“望云思亲”之意题写匾额，挂在门楣之上。每一个清风徐来的清晨或者白云漂浮的黄昏，曾国藩面山而坐，手捧书卷，翻几页古书，看一会流云，听几回清风，恬然惬意，早已忘怀了战场杀戮与官场得失。他不免有了借“在籍终制”之机终老故里的念头，不想再走出梦萦魂牵过的荷叶塘，走出这片宁静而温馨的山山水水。

　　然而，大清帝国依然是多事之秋，京城深宫里那对深信“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孤儿寡母，不肯就此放曾国藩归山，一道道诏令被封进五百里加急文书，顺着富厚堂前的羊肠小道凛然催逼而来。曾国藩只得收拾行装，重新出山，最终病逝于南京那座金碧辉煌的总督府。唯一令曾国藩欣慰的是，他终究能在功高震主之下得以善终，实现了自己“退步”的初衷，也算是封建官场这架绞肉机器里一个难得的奇迹。

　　多年后，我漫步在富厚堂倚靠的半月形鳌鱼山上，抚摸着那些或许目睹过曾国藩身影的参天古树，眺望大门前月台上飘扬的大清龙凤旗与湘军帅旗，我仿佛听见了曾国藩沉重的呼吸。他为功成名就后日夜忧思的退步之念，仍然篆刻在每一棵青翠劲挺的毛竹与每一块生满苔藓的青石板上。他从白玉堂到富厚堂，走了整整48年，也走过了脚下与心灵的万水千山。

　　人生俯仰一世，无论贤愚不肖，功名富贵也罢，潦倒困窘也罢，到头来终究归于尘土，化为与蝼蚁为伴的尘埃。但一些人的智慧，却能如天上闪烁的星月一样长存天地间，照亮后人的生命之旅，譬如这座宅院的主人曾国藩。离开富厚堂夕阳下已渐渐暗淡的侯门，我还在不时回眸，像不舍一坛积年的老酒。

　　张雄文，湖南冷水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株洲市作协副主席。在《湖南文学》《名人传记》《散文选刊》《鹿鸣》《西部散文选刊》《新民晚报》等报刊发表百余万字，被《作家文摘》等数十家报刊转载，入选多个版本文集。出版有《无冕元帅》《名将粟裕珍闻录》《踏雪泥集》等书四百余万字。

　　责任编辑 谢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