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高更猛进的产业发展之后，2016年中国影视的增速开始呈现降温趋势，开始朝着“内涵”发展。电影方面，从2015年IP狂热、票房造假等问题中逐渐回归理性，急功近利的势头被遏制，涌现出《湄公河行动》《七月与安生》等口碑与市场俱佳的商业电影力作，以及《百鸟朝凤》《我们诞生在中国》等艺术电影，以及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动画片《大鱼海棠》等从不同视角进行文化诠释，满足了特定群体的审美需求。电视剧方面，革命历史题材大放异彩，《长征大会师》《绝命后卫师》《彝海结盟》等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革命历史进程；谍战剧也有新的变化，颜值颇高的《解密》《麻雀》《胭脂》等以偶像化策略瞄准青年观众，融合了刑侦等多重策略的《猎人》等丰富了谍战剧的叙事空间，以女儿视角呈现谍战风云的《父亲的身份》展示了善恶较量中的情感冲突；革命传记题材电视剧《海棠依旧》《彭德怀元帅》等以生动、纪实、朴实的风格塑造了周恩来、彭德怀等革命伟人形象；古装剧、历史剧仍然很有市场，《芈月传》《少帅》等通过典型历史人物讲述了变幻莫测的风云变迁；现实题材电视剧更加关注底层、老百姓生活，《安居》《生命中的好日子》等展示普通民众的生活艰辛和梦想追求；都市情感剧聚焦因出国、创业等引发的婚姻、情感问题，《小别离》《小丈夫》《中国式关系》等从不同角度描述了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精神焦虑和价值焦虑。
一、长征题材影视剧大放异彩
2016年是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长征题材的影视剧陆续上线，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取得了不错的市场业绩。这些影视剧以影像艺术的角度，从小我的视角展示宏大的历史，重新叙述长征故事、重温长征历史，从多元的角度体现长征精神。
电视剧《彝海结盟》以红军长征期间刘伯承与小叶丹之间的汉彝合作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共产党人在革命转折、民族团结中的博大胸怀和精神气节。电视剧《彝海结盟》描述了中央红军面对围追堵截的险恶境遇下取道彝区，彝区情况复杂，既有国民党反对派和地方军阀，又有语言和文化障碍，险象环生。危急之际，刘伯承带领红军真诚对待彝人，化解敌特的挑拨和彝人的猜忌，在交往中增进了解和信任，最后按照彝族传统共产党人刘伯承与彝人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使得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在描写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电视剧对“彝海结盟”的表现重在民族交往的细节，比如红军在筹措军粮时不扰民，帮助彝人建立自己的红色游击队，留下了红色的种子和长存的情谊，全面阐释了“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伟大精神。
电视剧《长征大会师》突出了“会师”视角，全景式地呈现了长征中的六次会师，第一次详细展示了张国焘与中央、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之间的较量，正视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曲折，强调了长征会师与建立新根据地、与北上抗日之间的战略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电视剧《绝命后卫师》写红军长征中担任总后卫的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市长陈树湘的带领下，凭借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意志圆满完成了掩护主力的任务，以血肉之躯抵抗数倍于己的追兵，最后几乎全部壮烈牺牲。《绝命后卫师》描写的是大事件、大悲壮，但表现手法更多的是从细节入手，刻画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关注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师长陈树湘既是英勇善战的将军，又具有诗人气质和人文情怀，他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不甘被俘竟扯出肠子壮烈牺牲。政委坚持原则，甚至有点固执、不近人情，以信仰感召队伍、纠正错误，个性鲜明。淳朴的山民赖老石头失去了大儿子，为了保住小儿子把他当女儿养，没想到小儿子也要参加红军，只得跟着儿子参加了队伍。赖老石头们保守而善良，处于社会底层的他们只有朴素而坚持的意愿——生活，活着，即使这种最基本的要求也只有红军能够给他们希望。《绝命后卫师》以“绝命”的悲壮书写个性的英雄，荡气回肠而感人至深，在呼唤信仰的当代社会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2016年影视剧明显改变了原来创作主导的传统，转而向市场和观众审美需要靠拢，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甚至从观众最喜欢、市场最火热的视角进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视野。在创作立场和文化立场上有高度，在影视技术上有突破，更加重视青年人的审美趋向，更加重视底层和普通人的感受和命运，拉近了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个人体验的关系。
二、现实主义题材升温引发热议
现实主义题材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现实主义也是中国当代影视剧的重要审美类型。近些年来，随着魔幻、穿越、宫斗等大行其道，占据票房和收视率排行榜，现实主义题材有被冷落的趋向，而且在表现方式上也比较古板。2016年，现实主义在影视作品中出现了回归的迹象，艺术电影《百鸟朝凤》《一句顶一万句》等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批判反思，电视剧《中国式关系》《小别离》等对时代发展背景下的中国现实进行了客观反映。
电影《百鸟朝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引发了广泛关注，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其影响超出了电影本身。电影《百鸟朝凤》是吴天明导演生前作品，放映初期由于院线拍片少而影响不大，出品人方励在情急之下跪求增加排片引发热议。舆论关注之后，不仅排片量大增，而且票房飙升至七千万，这对于投资几百万的文艺片来说简直就是极大的成功。反映出中国电影市场的细分化程度还比较低，出现信息不对称和多元化缺失的问题，應该包装和推广具有中国经验和传统文化内涵的电影，建立除了商业院线之外的艺术院线等差异化、立体化模式。从电影本身来说，《百鸟朝凤》就像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寓言，涉及到中国文化和人性的深刻主题，电影透视了以焦三爷为代表的民间艺人和其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期逐步衰亡的命运。作为一部艺术电影，《百鸟朝凤》是导演吴天明拍给自己看的电影，正如电影中的台词：“唢呐是吹个自己听的”，电影在向传统文化致敬的同时也在反思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百鸟朝凤》等艺术电影的放映问题得到广泛关注，并于2016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三届长春电影节上成立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共有一百家艺术影厅和八大展映主题，首批展映活动包括“藏地密码”等主题，涵盖新锐影片和经典重现，囊括中外、内容丰富，引发了全国性的艺术电影放映热潮。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热潮仍然是局部、暂时的现象，在全局和大部分时间，艺术电影的放映仍然十分艰难。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要求和强迫商业院线放弃商业利润去“无私”奉献，艺术电影本身也无法支撑商业电影要求的高额宣发费用，如何解决这种矛盾不单是政府买单那么简单。在当前情况下，艺术电影放映在全国还没用保障，只有北上广等资源高度集中的大城市才有可能。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成立更多的是一种呼吁和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艺术电影的窘迫境遇，但长期看还需要从制度支持、市场培育等多元路径寻找出路。
电视剧《中国式关系》是一部真实反映中国社会现实、深刻探讨中国问题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作品涉及每个中国人可能或正在遭遇的各种“关系”。导演沈岩曾经执导《中国式婚姻》，对于“中国式”有深刻理解，作品以副处级干部马国梁官场失意、婚姻失败、创业受挫等戏剧性遭遇为线索，把家庭关系、官商关系、爱情关系、官民关系等全景式地呈现出来。家庭关系方面，妻子与下属沈运发生婚外恋而离婚，而且失去了女儿的抚养权。事业方面，主持工作多年的马国梁被沈运算计，没能当上处长，而被昔日的下属、情敌取而代之。在与商人交往中，作为设计院主持工作的副处长曾被商人罗世丰等视为座上宾，一朝离开工作岗位马上被无视，所谓的朋友只不过是看中其手中的权力。作品对婚姻关系的反映不落俗套，马国梁与刘莉莉的离婚并不是第三者插足，而是夫妻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离婚后刘莉莉的内疚与对前夫的惦记，并非藕断丝连和对现任丈夫的不忠，而是出于善良和同情；刘莉莉再婚后的幸福，并不因为再婚丈夫沈运犯罪而后悔，而是选择不离不弃。为了突出“中国式”的陌生化效果，电视剧还以归国华侨江一楠建造老年公寓的遭遇和视角进行了反映。江一楠是著名设计师、典型的女强人，当她信心满满地以市场规则原则筹划老年公寓时屡屡碰壁，婚姻遭遇背叛，企业被罗世丰设计控股，最后在马国梁的帮助下才东山再起。马国梁、江一楠等在类似的遭遇中，从误会到理解，从势不两立到心灵相通，在帮助姑奶奶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产生了爱情。还有闫桂英、霍瑶瑶、关强等各色人物，都处于不同关系、不同立场，面对利益、爱欲、权力等作出自己的选择，反映出人性的复杂。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改编自刘震云同名获茅盾文学奖小说的部分内容，作品以牛爱国、庞丽娜的婚姻纠葛为线索，反映了中国当代婚姻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牛爱国与庞丽娜的结合是因为“说得着”，两人之间后来产生矛盾隔阂甚至背叛也是因为“没话说”，“孤独”成为无法言说、难以克服的障碍——牛爱国为了挽救婚姻的没活找话，牛爱国在大佛前的痛苦，母亲出走后百慧的无声呆坐……影片在描述婚姻问题时没有一味渲染消极绝望，而是引入思考和人生意义的深度，牛爱国起初因妻子出轨心生杀机，正如庞丽娜情人的妻子希望“借刀杀人”，直到与老同学交心交谈而放弃复仇，明白了“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的道理。与原著相比，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在情节叙述和人物刻画上都不够完整、逻辑不够清晰，但反映现实、反思人性的人文关怀还是值得称赞。
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的复兴说明中国现实主义传统的底蕴和活力，虽然暂时受到明星制、各种新题材的冲击，但是现实主义仍然有自己独到的魅力和生存空间。更加说明，影视创作要植根大地，面向中国现实，反映社会发展大潮中的人性变迁，折射世间万象和命运沉浮，积极发挥正能量，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三、国产影视精品内外开花
2016年中国影视精品力作内外开花，不仅在国内市场取得不俗成绩，而且在国外市场也获得突破，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迈出坚实的步伐。电影《美人鱼》突破了30亿元大关，轻松打破《捉妖记》内地票房纪录，显示了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号召力。电影延续了周星驰一贯的喜剧风格，同时也引入了环保和童话主题，上演了一场激烈的人鱼大战和刻骨铭心的人鱼爱情。周星驰又一次显示了经典改编的能力，对于童话经典“美人鱼”的改编是全方位的，故事冲突的焦点被设置为人类为了房地产开发的巨额利润而不惜毁灭美人鱼，霸道总裁从破坏生态、追逐名利的反面人物转变成回归人性自然、保护美人鱼的正面人物，其中穿插的各种小人物的喜剧场面和精彩桥段深刻地烙上了周氏喜剧的印记。“美人鱼”珊珊从一个为了保护美人鱼世界而行刺霸道总裁的杀手阴差阳错地感动了行刺对象，最后与其相爱、成为其灵魂救赎者。电影《美人鱼》的营销手段也引发关注，话题营销、口碑营销、粉丝营销、横向整合营销、合作营销等悉数登场，这也是电影票房创纪录的重要原因。
2016年国产电视剧对外传播方面成绩突出，《芈月传》《父母爱情》等作品在国外的播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大力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国影视作品的海外传播，出访非洲、南美等地区时特别推荐《媳妇的美好时代》《失恋33天》等精品力作，为推广中国影视剧不遗余力。目前，中国影视剧的海外传播主要靠网络和电视台，《琅琊榜》在韩国中华TV播出后风靡一时，该剧在表现爱情故事时不落俗套，不单纯地博取眼球，不是简单地描述历史发展过程和人物命运，而是以充满正能量的“平反冤案、扶持明君、振兴山河”为主题，折射出“江左梅郎”义薄云天的赤子之心{1}。要知道韩国是影视输出大国，能得到韩国观众认可值得肯定。还有电视剧《步步惊心》《何以笙箫默》等在东南亚国家播出后，获得良好评价，取得不错成绩。《甄嬛传》在美国上映后虽然收视率不佳，但是能在美国主流视频网站以点播收费的方式播出也是突破，原版《甄嬛传》在美国华人电视台播出后取得一定影响。《芈月传》在国内播出之前，海外版权就已高价售出，在国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都超过《甄嬛传》。究其原因，《芈月传》除了宫斗戏之外，更多的是芈月的个人英雄传奇、爱国主义情怀和励志发奋故事等元素，更具普遍性和吸引力。
可见，随着中国影视剧制作水平的提高和政府的鼓励推动，国产剧的海外传播已经成为中国影视剧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影视剧不仅能够反映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而且能够挖掘和宣传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对于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都具有深远意义。从数量和题材来说，受海外欢迎的国产剧集中在爱情、家庭伦理、喜剧、魔幻等类型上，已经突破了原来古装剧、武打剧等单一、刻板类型的局面，影视剧对外传播的空间已经打开。
四、技术革新驱动国产影视转型发展
经历了IP热之后，中国电影又迎来VR技术（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将对中国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观赏等全产业链产生重要影响，2016年被视为中国电影VR元年。互联网巨头首先发力，百度视频增加了VR频道，开始进行VR內容制作，提供全面的技术、资金和流量等支持。阿里巴巴成立VR实验室GM Lab，进行VR技术研发和内容培育。腾讯计划推出面向普通用户的版本产品，包括Gear VR一体机等方案。电影是内容产品，VR技术创新、硬件开发固然重要，但优质内容更应该成为电影创新的方向。
2016年11月16日，北京橙天嘉禾吉彩影城举办了《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观影会，这是由索尼公司双机巨幕放映的3D60帧影片，介绍了索尼F65摄影机及双机放映系统。李安执导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采用了摄影新技术，使用索尼F65摄影机以每秒120帧的超高帧率进行4K下的3D拍摄，成为电影史上第一部使用4K/3D/120帧格式拍摄、制作和放映的商业电影{2}，也是技术规格最高的影片。电影讲述了美国大兵比利·林恩在伊拉克战争中成为国家英雄，被邀请到全美橄榄球比赛中场休息时亮相，影片展示了林恩内心的挣扎和战争记忆，揭示了发动战争与美国利益的关系。与传统的电影相比，新技术呈现的电影画面过于清晰、逼真，细致到每一个脸部表情和细微动作，画面动态更为流畅、观赏体验更为舒适。
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尝试运用圆形画幅进行拍摄，以形式创新带来不同的视听感受，引发业界热议。冯小刚对于形式创新有自觉意识，他认为《秋菊打官司》《小武》等影片采用的手持纪实摄影已经过时，起初打算用管虎导演推荐的方形画幅，当发现《聂隐娘》《山河故人》等影片已经采用后果断放弃{3}。圆形画幅的采用直接影响选景、构图和色彩的运用，甚至影响到语言的选用。冯小刚喜剧在北方的影响力较大，越往南影响越小，采用圆形画幅选景在南方，语言采用南北结合的中部语言（江西、安徽等），可以使南方观众听着更舒服，北方观众也能听懂。因此，圆形画幅的选择带来了整体性改变，也是冯小刚这次创新较为成功之处。从美学角度来说，冯小刚有意摆脱常态，回到中国传统美学的范畴，以散点透视、中国画的方式，表达出挥之不去的意境之美。《我不是潘金莲》大约用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圆形画幅，观众刚开始的几分钟可能不适应，不过很快就能适应这种画幅，当在圆形画幅转变成方形时，反而更容易引起关注。电影中李雪莲到北京时，画幅由圆形变成了方形，冯小刚想表达是的，北京讲的是规矩，而不是人情，虽然这种处理观众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圆形画幅的镜头语言主要采用中景镜头，用固定镜头观察社会生活场景，为观众设置了一种旁观者的角色，让观众看待李雪莲的遭遇和官员们的处理方式，比较符合“吃瓜群众”的心理。
无论从对外传播的角度，还是技术创新的角度，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长城》都是2016年中国电影的重要事件。《长城》是中国内地导演和好莱坞大片厂的第一次合作，投资一亿五千万美元，影片不仅被设置在中国文化符号的长城，而且贯穿了中国文化符号——饕餮、火药、孔明灯、山海经、五禽戏等，美式大片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让人期待。《长城》在内地上映后已经突破十亿票房，在香港上映后也突破千万港元，成绩远超同期影片。当然，票房只是考察电影《长城》的一个指标，创作理念、制作流程等技术革新更值得中国电影借鉴。《长城》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是外邦雇佣军为了金钱和利益到中国寻找黑火药，二是无影军抵御六十年轮回一次的饕餮对中原的进攻。男主角马特·达蒙与女主角景甜坐而论道，达蒙最后被感化和折服，从无影军之间的信任中看到了力量，放弃了多年来追求的利益与贪婪。无影军分为五色——蓝色鹤军，黄色虎军，红色鹰军，紫色陆军，各司其职，各有所长，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表现方式上，《长城》采取了好莱坞大片的工业范式，从饕餮进攻的大场面到英雄拯救模式，中国导演在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电影工业内部的同时，也输出了中国文化符号。可以预见，好莱坞大片生产模式和中国文化的结合，《长城》走出了坚实的一步，必将对中国电影发展和对外传播产生深远影响。
技术创新驱动艺术改革不是一个新话题，追问“故事和技术到底哪个更重要”也不会有统一答案，但是技术革新驱动影视创新是时代发展的方向，不可逆转。技术能让电影电视提升和丰富艺术形式，产生新的思维方式和呈现方式，甚至颠覆原有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标准。从黑白电影到巨幕电影，从IP到VR，电影从技术到内容都在加速度发展，人类的影视梦想不断变成现实。但是，无论如何改变，中国影视艺术都要加强对中国故事的讲述能力，加强关注社会、关注底层的力度，为中国、为世界呈现符合时代潮流的故事和形象。
五、动画电影、纪录片逆势上扬
201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增速明显放缓，整体上低于市场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动画电影和纪录片等显示出强劲的增长态势，表现极为抢眼。
长期以来，由于动画影视的制作周期长、资金需求大等问题，中国动画片长期处于低幼化、简單化、喜剧化等倾向，《喜洋洋与灰太狼》《熊出没》《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都是其中代表。其中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受众面小，拉远了与成年观众的距离，直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出现才有所缓解，让人看到了扩宽观众面的希望。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摇滚藏獒》等不仅获得票房佳绩，而且在艺术上有所突破，扩大了动画电影的受众。从经验上说，这些动画电影都是良心之作、精品制作，带有混血气质的《摇滚藏獒》用时六年，主要靠本土制作的《大鱼海棠》耗时十二年。《大鱼海棠》源自中国传统的《庄子·逍遥游》《女娲补天》《山海经》等经典，想象出一个四十五亿年前的海底虚幻世界发生的故事，人间男孩鲲为了救助化身红鱼的椿而丧命，椿守护其灵魂、让他重回人间，深爱椿的湫牺牲自己、成全鲲与椿，是一个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悲情故事。《摇滚藏獒》以一只藏獒的视角，讲述了从看门狗到音乐家转变的奋斗故事，更接近好莱坞影片的英雄成长模式。相比而言，《大鱼海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④，受众面更广，能够涵盖全年龄段；而《摇滚藏獒》基本设置于都市空间，基本面向低幼龄阶段，涵盖面较窄。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初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不温不火，但经过Bilibili等视频网站推广后点击量火爆（几天内点击量达几十万，累计超过两百万），网站评分奇高（达9.4分，超过同期热播的《琅琊榜》《太阳的后裔》等）。纪录片《我的故宫修文物》第一次以平民视角讲述了文物修复专家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叙事节奏明快，从平凡人物身上寻找不平凡的传奇故事，深入心灵、观照当下，以朴实、本色的口吻描绘珍贵、神秘的文物，更接近生活本相，更接地气。纪录片不仅讲述文物修复专家的工作，而且描绘他们工作之余的休闲娱乐，为专注执着的工匠精神增添了温情人文的气息。相比之下，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影像剪辑、叙事策略和艺术转换等方面并不成功，在可看性和包容性上并不达标，值得深思。
中国纪录片的火爆与政策支持和市场培育密切相关，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从《舌尖上的中国》系列开始，纪录片的口碑和市场都得到很好的培育，很多作品远销海外。在政策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上星卫视在每天的黄金时段播出三十分钟以上的国产纪录片，北京、上海纪实频道相继上星，再加上网站、电视台等播出平台不断发力，纪录片市场有望继续增长。
总之，中国影视叙事在现实主义、技术创新和对外传播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影视艺术的转型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注释：
{1}李正亚：《中国电视作品海外传播成功原因研究》，《当代电视》2016年第10期。
{2}李维：《<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带来全新观影体验》，《现代电影技术》2016年第12期。
{3}胡克等：《<我不是潘金莲>四人谈》，《当代电影》2016年第11期。
④王冬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再出发》，《学术论坛》2011年第7期。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枣庄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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